一

农业类型的存在，它首先是自然与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为纬度和距离海洋的远近，全人类的农业大致分为三种农业类型：一种是草原文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旱作农业类型，第三个实际上就是稻作农业类型。稻作农业类型再往南，大家知道的就是热带雨林，但实际上还是和高温多水联系在一起。这样一个大格局的形成，首先是自然因素在起作用，在某种特定的环境里边，人们只能顺应自然形成某种农业类型。我们中国幅员辽阔，由北到南依次形成北边的草原、中原的旱作、江南的稻作三种农业类型，这是一种由纬度不同所带来的变化。

实际上农业里面还有一种就是经度所带来的变化。经度的变化、海拔的变化，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农业类型的形成。经度的变化，在我们国家来讲就是由此带来的离海洋远近的变化。我们的东南沿海、我们的东北降雨量相对应的多一些，到了河南山西就少一些，到了陕西到了甘肃就更少一些。虽然是经度的变化，但是实际上因为降雨量、海拔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从东往西也有类似于纬度这样的变化。只是说纬度决定的草原旱作稻作类型，是由北到南推；而受经度影响的稻作旱作草原类型，是从东往西推而已。

农牧产业沿经纬度的这两个推移交叉重合起来，就是我们过去讲的龙门碣石这一条线，形成一个半农半牧弧形地带。史念海先生把这条线再作延伸，沿着陕西向西进入四川、云南、贵州，在中国整个形成一个半弧形的地带，这个类似于我们讲过去西亚的半月形地带。这是这样一个大格局，首先是由自然决定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服从自然规律。当然不排除人类的某些调试与改变，但是总体上是“顺天时，应地利”的结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大格局的概念以后，我们可能缘此对中国农业类型做一些基本的分析与了解。

但是在自然界几大农业类型不是截然分开的，各个基本类型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些过渡地带。在三大农业类型之间，其码会形成农与牧、旱与稻两个接触地带。农和牧的这个接触地带，我们首先不能把它理解为一条线，在产业上不可能说这条线的南边就是种植业，而这条线上的北边就是畜牧业。在农区和牧区接触地带，会根据自然条件的不同形成一个产业过渡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半农半牧区。我国的半农半牧区，分布在东北和华北的西部地区以及西北的东部地区、西南的周边地区。大致是沿着大兴安岭东麓、辽河中上游、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东缘、祁连山，一直延伸到青藏高原东缘两侧。中国的半农半牧区面积目前还缺乏比较精确的数字统计，如果考虑到龙门碣石至长城沿线的南北纵深，粗略估计应有百万平方公里左右。

我们学习农业历史，反倒是要关注与研究不同农业类型之间形成的旱稻兼作地区与农牧过渡地带。过渡地带与过渡阶段，它的动态与多样性特征，实际上给了我们做学问的很大空间。纯粹的草原文明，我们可以尽兴地进行一些描述表达，我们纯粹的农区，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实际上是排除了其他因素以后，做的一个有限目标与内容的研究。反倒是两个以上的类型之间发生了一些交叉、发生了一些联系，情况就会复杂一些、研究难度就会加大。这个时候，我们有既要照顾到A又要照顾到B，A和B是怎么共生、消长与发生关系的？这里面需要进行一些比较分析与判定。就是说做学问的时候，一个静态的、确定的目标好研究。如果两个以上的目标交互发生作用，它需要我们具有一些处理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与办法。如果处理兼顾得当，往往可以由此做出很大的学问来。实际上一般的农业历史研究也是这样，原始农业好研究，传统农业好研究，现代农业也好研究。农业是怎么样（从无到有）起源的，原始农业怎么逐渐演变成传统农业，这中间变化的过程相当复杂；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这个过程也是非常复杂。能把它们说清楚，对农业历史也就通了。有了这样一个意识，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与看法就会和别人不一样。

大凡中国的大学里面都有历史系历史文化学院，早期国家形态的出现是他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有一次在东北举办学术研讨会，我这个搞农业历史的也被应邀与会。在大会发言时，我认为在某一个具体的农业类型里，我们不排除早期文明的自然出现，但是在实际中很可能是在不同农业类型交接地带的碰撞中最早出现的。一个游牧民族如果长期处于一种族群状态，如果没有外来的一种压力，那样一种血缘关系就不可能变成一种政治的或者地缘的关系。同样是一个农业民族、农业部落，如果没有一种外来的压力的时候，它也就没有上升到军事联盟、上升到国家形态这样一种必要。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比如说游牧民族入侵了，正常的生产生活不能有效的进行了，需要一种非常时期的组织、动员与安排，以应对某种危机。简单的房宇，不能抵御游牧民族的冲击，那就有了筑城防守的必要。个体涣散的力量不足以应对群敌，就需要推选一个首领指挥我们行动。这样一来，原来族群成员之间的平等的关系已经没有了，首长对大家有了发号施令的权力，这或是早期国家形态出现的契机之一。这样的一个观点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也被新的史实所佐证。

我们现在说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发展，这是基于文献的表述。陕北石峁遗址的发现，我们用传统的观点没法予以解释。石峁遗址面积约425万平方米，工程量之浩大超出想象，成为已知史前城址中最大的一个。石峁那个地方就在陕北榆林，按照我们现在一般的认识与理解，早期文明不可能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而应出现在中原内地。石峁遗址，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1900年之间，距今四千多年。与此相似的还有延安芦山峁遗址，分布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距今约4500年。陕北的气候环境作为一种大格局，应该说在人类历史时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变化，理应还是在农牧交错地带。在当地这样的一些遗址的大量这个出现，只能用农牧类型的接触、碰撞与融合去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