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农业大学和山西省农科院最近有两个大手笔，让我们刮目相看，这个弄得好一定会有丰硕的成果，而且我们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也有了危机感（笑）。一个就是你们两家现在进行的融合改革，把山西农大和山西省农科院合署到一起。我们的老校长孙武学说，你们论证这个方案的时候他也参与过，你们现在的注册地变更到太原，进了省城，而我们的未来农业研究院（在西安）还在规划中。原来全国只有我们杨凌一家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现在增加了三个，一个是江苏南京的白马，另外一个就是山东东营，再加上你们山西晋中。这两个事情结合起来，我认为把山西农大和山西农科院整个盘活了，当然陈书记和书记都在这里面起了推动作用，如果说前面是耕耘性的和操作性的建设的话，到了廖书记的时候终于办成了这件事，这对山西农大和山西农科院的新发展，规划了新格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一个，刚才赵校长给我们介绍了山西农大太谷校区的情况，一所大学能办在国家级文保单位里的还是很少见的，我们学校的三号楼那是省级保护文物。另外一个，我们杨陵的宣介词中常用“绿色硅谷”，我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反感的。我们有这么悠久的农业历史，比附硅谷不合情理。山西农大1907年建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1934建校，那个时候的硅谷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查了一下，大概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才有了硅谷科技这个英语词汇，我们如果从后稷教农稼穑开始，我们有4000年，从尧舜禹算起历史更悠久了。比附硅谷，很有一些降低辈分的味道，爷爷叫了一个孙子的名字（笑）。山西农大主张在太谷校区统筹规划，打造“山西农谷”，这个创意太好了！生物科学比电子科学要复杂多了，那里边所包含的复杂的生命过程及其未知因素是电子科学不可企及的。有人说21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实际上里面很多就涉及到我们的农林牧医各类学科。现在的好多综合性大学都要办农学院，北京大学要办农学院，中山大学要办农学院，他们一方面是想为中国的农业解决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或更在意于农林牧医的科学研究价值，能推出一些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发表一些高影响因子的论文。浙江大学现在很厉害，实际上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和浙业农业大学三校中，贡献份额最大的或是原浙农大涉农生物科学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觉得围绕太谷校区打造“山西农谷”，这样一个总体的愿景和想法，是高瞻远瞩的规划与设计。

建立农业博物馆，在太谷校区或者是在山西这样一个省份里面，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山西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太重要了。战国秦汉讲三河之间，就是河南，陕西，山西交界的这一块儿，这一块当时是我们国家的核心区。司马迁讲其他地方地广人稀，而这里是人众地少。当时秦国要徕民的时候经常把这里的人吸引过去，所以它整个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另外一个，我们如果把它放到黄河文明这样一个体系里面去说的话，山西所处的这样一个地位，刚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就是你上面的东西我能接受，下面的东西我还能吸收。山西、陕西这两个省，黄河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的东西，而且不像河南，山东地区有大规模洪涝决堤的情况。因为与黄河联系紧密，山陕有秦晋之好，戏剧里面也常讲到河东河西。山陕民间比喻世事变化的时候，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实际上是黄河有时候河道向西摆切到了我们那边，你们山西黄河沿岸就多出了很好土地；有时候河道变更到你们这边，我们那边也会多出许多土地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山西农大农业博物馆布展方案由南农的卢勇教授团队去做，又邀请我来做评委，把两大农史研究机构的力量都用上了。加上卢和我又是师生关系，我就很乐意参与他这个事，也尽可能提供一些相关的意见。

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学校领导对博物馆的功能就要站在一定的高度去认识，尤其是在农业历史的博物馆这个问题上要提高认识。我们现在的农业历史文化资源，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正处于流逝或消失的过程中之。我甚至提出农业历史文化资源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变成稀缺性资源，我们过去耳熟能详、司空见惯的一些东西，现在或将来就不一定能看到了。举一个例子，我们陕西有八百里秦川，从前到了夏季的时候，千顷麦浪那样一种多么雄壮的景观，到现在到关中已经看不到了。因为现代化的建筑、现代化的道路、现在化的设施把它分割成小块儿了，再也没有那种登高一看一望无际、遍地金黄的感觉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事儿，既是一个学术性的事情，也是一个功德性的事。我们可以存留下一些传统农业的东西，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看得到。否则我们的子孙都不知道我们的老祖先是种的什么样的地，用的什么样的工具，当时的生活方式怎么样了。在现实中传统的农业文（实）物很难保留下来，在博物馆里给它们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就像一些大熊猫在野外不能生存了，我们把它圈养起来，起码让它不会灭绝。我在讲农业历史的时候，一直讲农业文（实）物，而不太单讲农业文物，要把几百年，几千年前的农具全部保留下来也不太可能，考虑到一些木骨质农具、铁农具，受材质自身的影响，有时候很难保存下来。但是我们祖祖辈辈辈用的这些东西，很可能具有系统完整的传承渊源，如果在生产中还能发挥它的作用、还能用的话，那就一定和传统农业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学校合校以后拨了六个亿的资金，其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做成了我们的博览园，有五个馆，19000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对此当时好多教职工也有不同的看法，合校后要盖楼、要上专业、要增添设备、要改善教职工待遇的时候，花大笔钱盖博物馆，好像有点不合适。但我们的学校的领导还是很有远见的，建成了目前国内高校体量、面积最大的农业主题博览园。清华北大固然很厉害，但是清华北大没有我们那么一个博览园，越往后，大家越觉得它的意义和价值重大。博览园实际上起了这么几个功用：一个是存续历史的功能，另外一个就是典藏农业文（实）物的功能，第三个是提升学术品位的功能，第四个是推介宣传学校的功能。一个学校那么多学科专业，外边来的领导、专家与游客很难形成总体印象，到博览园里走一趟，马上有了认识与了解。

我们原先已建成的博物馆，有北京的中国农业博物馆、南京农大的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再加上我们西北农大的农业历史博物馆，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南京、一个在西安，刚好这几个地方在历史上都曾经作过首都，所以这几个馆在内容展示上有一种整体性、全国性特征。加上和现有的几家农业历史研究机构相匹配，它作为反映整个中国农业历史成就的整体性的博物馆是合宜的。但是如果我们后面新建的一些博物馆都这样的话，将来可能会有一种重复与同质化的倾向出现。所以后面我参与一些新馆论证的时候，就会提出相关建议，并注意突出农业地域与类型特色。青岛农大的农史馆，我建议可以把重点放在齐鲁农业历史上，华南农大原来原来叫广州（东）农业博物馆，我建议他们叫华南农业博物馆，你们的博物馆我提议叫“黄河农业博物馆”更好些。

你们现在的“黄河农耕文明博物馆”，可能把这个“耕”字换成“业”字更好一些。如果单谓农耕，会局限于种植业，山西丰富多彩的农业类型农业样态表现不出来。山西的给人们的印象是很特别的，我在《开讲啦》讲我们陕西的关中，讲中国的河流，都是东西向的，但山西有一条汾河，它刚好是南北向，它从北到南因为纬度的变化农业类型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所以要讲山西农业的时候，一定是农、牧、桑、盐、商都有，把晋商这样的一些内容都要包含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叫黄河农业文明博物馆，那就体现了一个大农业的概念。实际上中国早期的贸易在这里之所以非常繁荣，就是因为有晋陕河谷这样一个通道，晋商为啥这么发达，这个原理很像排球赛里面的二传手，晋商实际上就是农牧之间二传手，把北面的牧业产品从北边运到我们农区，把我们农区的东西运到牧区去，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实际上晋商和陕西的商人走西北、走西南一样，因为有差异才有贸易沟通交流这样一个需求，这就需要从农业的多样化里面把它体现出来。

现在的这个整体规划我看了以后，我认为这里边对山西历史讲的比较多了，但是大家注意一下，我们既然叫黄河农业文明博物馆，那就一定要有一种大格局，以三晋为中心，承上启下，黄河下上游的农业历史都应兼顾到，我们是放眼整个黄河流域筹建这么一个博物馆，这个名号将来叫起来也响亮。我们呈现出中国母亲河、文明的摇篮全方位的历史状况，把这个展示平台放到山西农大，放到太谷校区，这个定位比只讲山西格局大。不能说我们山西人我就光讲山西，建一个山陕会馆，你们博物馆里面把陕西也拉进来有什么不好？这个视野才更大一些。所以这里我同意以文物（实物）作为展示或者支撑的东西，但是整个格局要放大。

另外一个，刚才你们讲了一些农业历史现代化的展示手段，从我布展的经验来看，我不太主张这个农业的博物馆里边，过多运用电子的、信息的手段，简单用一些触摸屏，把它浓缩成一个软件，或者互动机器人，这些可以，但是一定得体现出厚重的历史性。我前两天开农史年会的时候，应大会之邀我讲了一个铁犁牛耕的学术报告，颇引起了一些反响。现在简单的铁犁牛耕大家几乎都不研究了，结果我从里面发现许多有趣的地方。我说铁犁牛耕是一种复杂的革命，把这里面的一些趣味性，包括我们各种农具的力学原理，科学原理可以展示出来。我们挖地的时候是纵向破土，犁地的时候是横向破土；挖地的时候是间断性作业，犁地的时候时连续性作业，确实相当复杂。我们过去把铁犁牛耕看的太简单了，如果把这种趣味性展示出来，刚好能让那些把电子、信息游戏玩腻了的人突然发现还有这么一番天地。

从我两次布展经验看的话，文本知识只是一个前提性，后面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非常详细的推敲，不是说我们设计好就一定能按照计划执行，有时候设计好挂不到墙上，或者展示出来效果并不好，那就要一个一个具体地推演与敲定，在布展实践中充实与完善。建设一个好的农业历史博物馆，一要有一个好的展示大纲，二是要带着一种深厚感情，三是要全身心的投入，同时要对农业的方方面面有深入的熟悉与了解，这样做出来的效果才会更好。

在陈列布展的历史时代划分里面，我感觉到你们把中国古代农业里面最出彩的战国秦汉隋唐时代放在一起有点太长，反倒把没有那么多支撑材料的三代分开来了。建议把秦汉、隋唐时代分开，这样可以更好地展现历史时期的两次农业发展高潮。作为山西特色，要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细化一下。魏晋南北朝，我们过去都讲这是一个黑暗时期，实际上魏晋南北朝在孕育隋唐盛世的时候起的作用很大，山西起了重大的作用。当时少数民族兄弟把牛羊从草原上赶过来，调整了农牧结构。我们从前是一个单维的农业文化，缺少畜力，铁犁牛耕普及不了，从魏晋南北朝时候才有了改变。所以别人不讲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山西作为一个民族通道，这一块儿应该大讲特讲。

另外近现代这一块儿，我们要放到1840年以来这样一个大格局里去理解，或者是我们基于一般学术意义上的时代划分。要讲共产党或者抗日根据农业，同时也要讲国统区的农业。比如，孔祥熙我们不做全面评价，但他对山西农业与山西农大的进步与发展做了那些事、产生了那些影响，山西农大人应该给予客观平实的记录与反映。起码应该有一点文字，有一点图片展示。这个东西都是留给后人看的，没有那样一个人，可能就没有孔祥熙旧居这样一个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当年的阎锡山在山西农村推行的“六政三事”，使得当时山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甚至还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的历史要记录下来，在正式的校史里、在我们的黄河农业文明博物馆里边应有所体现。

从目前这个本子来看卢勇这个团队做的很不错，但是一定要对建设一个博物馆的复杂性有所认识，不是一个文本写成、论证通过了就可以完美建成。要真的这个把这个博物馆建好，还有好多地方要落实。而且你们这个布展团队要向做我们农史馆的那个团队学习。西农博览园场馆体量很大，到后面布展的时候给的经费并不是很多，我跟那个公司的老总说，你把做农史馆当做一个学习熟悉农业历史的过程。能做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后面什么博物馆都能做。中国古代就是个农业社会，把农业生产生活，农牧结构，各种各样的东西弄清楚了，我们中国的历史也都清楚了。他们做完我们的农史馆以后，现在在全国各地做了许多涉农博物馆，都做的很好，当然也赚了钱。我们的农史馆，不可能像陕西历史博物馆、山西历史博物馆那样有大量的国宝级文物，人家那里不需要太多的艺术表现。而我们的展示有时候需要美化、需要营造一种氛围，所以布展的难度和对布展团队要求会更高一些。把做好这些事情，当做学习的过程，为以后积累一些经验，这是我为布展团队的一点叮咛。

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录音：赵越云  文稿整理：王宇燕 2019.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