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有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杨凌（陵）是民间对隋文帝杨坚陵的俗称。杨凌虽是帝陵所在，但值得称道的倒是杨凌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巨大贡献。近年来有称杨凌为后稷故里、农科城、绿色硅谷者，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凌的某一特色，但大都有意犹未尽之感。唯“中国农业圣地”说，或能彰显杨凌在中国农业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古今中外以“圣地”相称者，不外两种情形：一是神灵诞居之地；二是对人类历史有重大贡献之地。杨凌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后稷“教民稼穑”，自商以来祀之若神；杨凌在历史上曾数有功于中国农业，迄今仍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大作用。藉此标准，杨凌堪称“中国农业圣地”。

一、农业文明肇始之功

农业起源后，经历了漫长的原始农业时代。活动在关中地区的周先民率先摒弃了原始农业粗放的自然生产状态，最早将农艺措施运用于生产实践，进而带动了整个关中乃至黄河流域的农业发展。关中乃至黄河流域能较早步入文明并长期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周民族早期在杨凌一带的农业经营功不可没。《史记·周本纪》载，周始祖弃因农业成就，被帝尧推举为农师。帝舜“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并且“世后稷”（世袭农官），负责、管理华夏族的农事活动。后稷教民稼穑，是中国农业第一次见诸史载的农业教育与推广活动。农业是古代社会经济贡献率较高的生产部门，周族以执农不弃而君临天下。周朝国祚延续八百余年，后世无逾于此。周民族创制的农耕礼乐文明，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曾对中国古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中国农业以后稷为标志而渐入文明时代，有邰作为农神诞居之地世受敬祀。有邰地望，根据文献记载在今陕西杨凌一带。陕西考古、农史工作者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考古表明：以武功郑家坡遗址为代表的先周文化，主要分布于漆、泾、渭水流域。在目前发现并已确认的40多个先周农业遗址中，杨凌、武功约占半数以上，说明杨凌是先周农业文明的核心地区之一。尤其是在杨凌西南约 2.5公里处的疙瘩庙遗址，发现了原始农业文化、先周以至秦汉农业文化的叠压关系。其文化层厚达三米，出土的陶器上有“邰市”、“邰亭”印文。这一叠压关系反映了先周文化与原始、秦汉文化的继承与传衍关系。秦汉曾于杨凌设邰城、邰县、今杨凌周围有揉谷乡、姜原村，地望源流清晰可辨。有邰地望的考证与研究，对杨凌而言意义非常重大。确定有邰的农耕文明发祥地地位，为把先周历史研究重心仍放在关中地区、为维护杨凌的“农业圣地”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二、农业历史赓续之功

    杨凌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的第二次作用体现在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魏晋南北朝之际，随着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整个黄河流域出现了以民族大迁徙为特点的社会动荡，此时的中国农业发展遭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一是战乱对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二是少数民族的游牧经济对中原农耕传统形成强烈冲击，大量农地被开辟为牧场，粗放的经营方式有所抬头。自周秦以来形成的农耕文明不绝若线，难以维系。这一时期中国农业若发生逆转，很可能影响中国历史的总体发展进程。然中国农业历数百年战乱而不衰并孕育了此后的隋唐盛世，武功苏绰有兴灭继绝之功，是中国农业历史上值得称道的人物之一。

    苏绰祖籍武功，其父曾为邰城郡守，杨凌卜村也是苏氏茔地之一。苏绰曾出任西魏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主持经济、行政多年。苏绰对中国农业的庚续之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直接参与当时政府经济方针政策的制定，这是直接和生产相联系的；二是他为宇文泰政权制定了著名的六条诏书，被奉为施政总纲，诸如“治身心，敦教化”、“尽地利，均赋役”等等，旨在发展农业生产，弘扬农耕文明；三是他出任少数民族政权要官，劝喻少数民族君民逐渐接受先进的农耕文明。同时对少数民族先进的东西也不是一概排斥，促进了胡汉民族融合的完成。研究魏晋南北朝农业历史，陕西有苏绰，山东有贾思勰。贾思勰比较侧重农业科技与生产层面，而苏绰更多关注农业政策与思想。他们皆有大功于中国农业历史之赓续，拱为农史东西双璧。作为世族，苏氏后裔多参与隋唐经济行政，于隋唐盛世有襄赞之劳。

三、农业近代科教之功

杨凌对中国农业第三次发挥作用，则以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成立为主要标志。1934年“西北农专”诞生时，西北各地灾荒连年，哀鸿遍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国难当头。有识之士以“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相呼吁，把“兴学兴农”视为救亡图存、以舒民困之要务。于是有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之议，是为西北高等农林教育之始。中国农业数千年以传统、经验科学为特征。兴办学校，传播、普及近代农业科学知识是“在中国旧文化发源地上建立中国新文化”的重要举措。

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选择杨凌的理由是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自然环境是杨凌由北而南的三道塬可代表西北高、中、下不同地势，宜于各种农业生产类型试验；渭河北岸有草滩可为牧场；南岸水田漠漠，可植水稻；南达秦岭，树木苍郁，可备森林研究。历史文化环境则在于杨凌是后稷教民稼穑之地，周秦文明发祥于兹。“且邻马融扶风之绛帐镇，张横渠之绿野亭，眉县李柏诸儒故里亦相接近，学术环境允称美善。而隋文帝之泰陵、唐太宗之悬弧处均毗连左右，创业君主之迹昭然可考”。学校先有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并入，后与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原北平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学院畜牧系合并，1938年更名西北农学院。抗战时期杨凌地处后方，大批农、林、水科教人才云集于兹，辉煌一时。史学界评价二十世纪初西部开发成就，视为硕果者有二：一是西北水利建设之勃兴；二是西北农业科教之发展。

解放后国家在杨凌先后建立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业科学院、林业部西北林学院、陕西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陕西省农业学校、陕西省林业学校、陕西省水利学校，杨凌成为中外闻名的农业教学科研基地。至1999年，杨凌为国家培养各类农业科技人才6万多名、获省部级以上农业科教成果4千余项、累计经济效益   亿元，为西北乃至全国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农业现代发展之功

为了进一步优化配置杨凌的科技和教育资源，发挥整体优势，为西部大开发提供高水平的人才和科技支持，1997年国务院决定建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9年批准组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是“科教兴国”、“科教兴农”的重要举措，是西部大开发的基础工程，意味着杨凌又将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它的巨大作用。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在谈到21世纪中国农业发展与杨凌的历史使命时，要求杨凌示范区“深化科教体制改革，发挥示范区的整体优势，实行农科教、产学研的紧密结合，把科研成果迅速而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为发展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林牧和水利事业作贡献”，并满怀希望地说“杨凌具有必要的条件，可担此重任”。

由地处杨凌的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中科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科院、陕西省林科院、西北植物所合并组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农林大学。学校进行的产、学、研一体化试验，对中国科教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推动和示范作用。几年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挥资源整合优势、突出农林水特色、走产学研结合之路，教育质量、科研能力、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得到全面提升。在农作物、畜牧优良品种选育、西部生态环境建设、食品安全、旱地农业和节水农业综合技术开发等研究领域，获得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其中“世界首批成年体细胞克隆山羊”、“从人胚胎干细胞分化诱导得到心脏跳动样细胞团”、“安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提高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系统总体功能的研究”、“西农8号” 西瓜新品种、“西杂1号”杂交小麦新品种等重大科研成果接近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研成果与人才培养，将为西北乃至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发展再立新功。

孔子论及管仲时曾说，“微管仲，吾将披发左衽矣”。评价杨凌的农业历史地位，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微后稷，吾将刀耕火种矣；微苏绰，中国传统农业历史或逆转矣；微杨凌农业科教，西北乃至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或为之减缓矣。倡明杨凌“农业圣地”地位，对于增强我们的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尤为重要。我们要把握机遇为21世纪中国农业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