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50年代，季羡林在北京大学讲授语言学。

      一天，一个学生来向他借一本语言学方面的书。季羡林犯了难，学生要借的这本书是极其珍贵的孤本古籍，如果在翻阅的时候稍有污损，都将是不可估量的损失。面对学生渴求的目光，季羡林又不忍心拒绝，便对他说：“你一个礼拜后再过来取，行吗？”学生欢欢喜喜地走了。

     一个礼拜后，学生如约来到季羡林的办公室。他接过季羡林递过来的书，感到非常意外，这根本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沓几百页的装订得整整齐齐的信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楷。季羡林愧疚地笑道：“很对不起，我没有将原本借给你，原本太珍贵了，我打算以后将它捐给国家。这本书我概不外借，我怕万一被损坏，以后对国家就不好交代，我想你一定理解我的做法。今天给你的是我的手抄本，尽管看起来有些麻烦，但基本上一字不错、一字不落，是可以一用的。。。”

      那位学生一听，异常震惊，连连向季羡林鞠躬致谢。。。

      想到著名学者，一代“国学大师”，被媒体誉为“国宝”级的人物；生前为学是这样的严谨，处人是这样地平易。从日常生活和教学中我们就能看出他“非同凡响”。至少我们从这件事中读出他为学的“风范”，师生的真情再现-------细微之处见精神。

---------我们读出了一个“爱”字。

一个学者对自己国家的深深挚爱。一本“极其珍贵的孤本古籍”价值有多大，分量有多重，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本书，对于一个长期研究语言学的学者，内心是多么喜欢，在心里“特殊位置”可想而知----越是真爱学问的人越是珍爱自己的书籍。就是这样无比珍爱毫不可犯的珍藏本，为的是以后“捐给国家”，“不借”给学生是“怕万一被损害，以后对国家不好交代”。。。这种看似平静平常却寓有“大爱、至爱”的拳拳的爱国之心不需多言，无用多表。和其他“利益利害”不可相提并论。不是吗？他何止用一本书来表达爱国心-----季羡林死后遗书中称：不给子女留一份钱，把所有的珍藏捐给了北大。

      一个学者对学生的真爱。对于一本十几万字的书籍，要把它完完整整地抄录下来，还是毛笔的“蝇头小楷”，完成抄作该有多大的耐心、多大的工作量啊。整整一个星期，季羡林日夜伏案，才能完成这样抄录工作。没有对学问的爱，没有对学生的爱，怎么能做到那身心贯注的抄写？身正为师，学高为范----在这里更多不是课堂上的循循善诱谆谆教诲，而是“坐下板凳一笔一划一行一页”的具体“行动”，爱学生不只是喊在“口上”，表现“脸上”，而是化作平时课内课外、分内分外的点滴“行动”上。早就听说过一名学生到北大报名，慌乱中喊来一位“校园人”给照看行李，那位学生做完事后，正欲表达谢意，却有人来到“校园人”跟前直呼“季校长”，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貌不惊人和善可亲的“老头”就是北大校长-----季羡林。

-------我们读出了一个“信”字。

      一个对自身“出言”后的守信。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水浒》中的“忠、信、义”；“人无信而不立'。。。中国文化、中国人都讲究一个“信”字。忠诚而守信用肯定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石。老师之“传道授业解惑”更应讲求守信。教师的威信也来自一个“信”字，有“信”才有“威”。季羡林在学生面前说“一个礼拜后再来取”，自己并不是说说看，或真的做不到的时候再找个理由推说。他知道老师说话的分量，更知道老师有这份“导学”的义务。但他完全当初可以向他说清实情，当场婉言拒绝，学生也是理解的。------季羡林并没有这样做。“有这本书就说有”----这是第一个“信”；“一个礼拜后学生真的能取到了”------这是第二个“信”。这时候的“信”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与艰辛。他特别是讲到有书不借的道理-------“是怎样就怎样”，这是第三个“信”。这种与学生推心置腹地说白，使人丝毫看不出他的吝啬，反而有了他那种一般人不具有的豁达与大度。只有“舍”出自己的时间精力来抄写，国家的藏书有了保障，国家才有了“得”。

      一个深得学生敬重和信仰的人。从短文百来字中，我们读出了他对学生为学的敬佩和深情。那种不忍心拒绝，那种挑灯挥毫拥有的心情和耐力。。。我们从小学课文《夹竹桃》中就能感觉到他的家国情怀，从高中课文《幽径的悲剧》我们也能被大师深厚的人文精神和生命底蕴所震撼。而文章的语言又不事雕饰，真正达到了语从口出，真情自现的境界------这就是“文如其人，言为心声”的又一典范。

     原来大师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些“大”，而是时时处处从“小”入手，从“细”落实，季羡林以这样出人意料的方式满足了学生的“借书”要求，确实令人敬仰、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