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7月，清华大学新一批教师续任/解聘工作已经完成。校方大概没有预料到，方艳华老师的转岗和闫浩老师的离开引发学生热议。“非升即走”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教师评价体系中学生的发言权有多大，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7月28日《中国青年报》）

“非升即走”作为激活高校教师活力的有效制度，其能够在欧美高校存在半个多世纪说明了其生命力。然而，这样的制度在中国高校却屡屡引来非议。而非议的焦点并非制度本身，而是“升”的标准，即职称评定标准上。从目前的标准看，所谓的职称评定无非就是科研能力，而科研能力的衡量指标最终会落实到发表论文或者出版专著的数量上。而这样的标准与一线教学似乎没有任何关系。这就必然导致一个尴尬的局面：一线教师教学水平再高，再受到学生欢迎，若没有论文发表，同样面临着被解聘的命运。

职称评定标准以论文和专著为数量指标没错，但如果教师仅仅专注于此，而轻视教学。如此以来传道授业的师道尊严也将面临考验，而只是一味追求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更为人们诟病的是，如今的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已经成为产业链，只要出钱就能刊发。如此以来，教师争取科研经费，拿着经费去发表没有质量的论文，同样可以完成职称的晋升。而这样的晋升除了充满利益和功利外，似乎没有任何价值。既不能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也不能给学生带来思维和学业上的突破。

可见，“非升即走”的制度应该革新职称评定的标准，能够将一线教学本身也纳入职称评定的比例中，让学生有充分发言权。同时，将发表论文的数量进行量化。在教学和科研之间实现有效平衡。在这方面，浙江大学的“心平奖学金”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它专门奖励一线教师，最高达到100万元。如此可以让一线教学的老师能够有充分的发言权和地位，更能够实现学校的教书育人的本来职责。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职称评定上到底应该谁主导？一般来说，在高校治理中，政治的归政治、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才是一条必须走的道路。具体到职称评定上，高校应该有专门的学术委员会来进行评价，但实际情况却往往是行政主导了职称评定的过程。如此以来，“非升即走”的制度就演变成为披着浓浓行政色彩的游戏，自然就会引起争议，尤其是那些教学水平很棒却没有按照职称评定标准发表论文的教师。（王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