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个月里，长沙两名流浪者相继冻死。流浪者为何宁愿拾荒度日也不愿去救助站？ 1月7日，三湘都市报记者戴鹏以流浪者身份进入长沙救助站，却遭3人围殴。1月9日下午，戴鹏做客新浪湖南，讲述他那一场救助站的“恐怖之旅”。（1月9日《三湘都市报》）

希望记者的本次卧底遭遇仅仅是全国救助站的个案，但是，被救助者应该是最具发言权的群体。从各地的流浪者宁愿冻死也不去救助站的现实看，救助站已经病入膏肓，也已然演变成为一种全国的通病。那么，原本是希望对于城市中那些流浪无着的人实施救助的机构会摇身一变成为流浪者满怀梦魇的场所呢？

从名称和制度设计上看，2003年孙志刚的死亡导致了一个新法的出现，收容所也由此更改为救助站，然而，从今天的现实看，名字的嬗变并没有带来实质的改变。所谓禁止打骂救助者的规定为弃若敝屣般丢弃了，剩下的就是在毫无监督和约束的私密空间内肆意妄为，这种肆意妄为的目的变成将需要救助者虐待方式最终让其离开救助站。那么，救助站作为民政局下设的机构到底有没有必要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呢？任何肆意妄为的行为根源无疑就是来自于没有约束的权力欲望膨胀的结果。

当郑州市大桥下两名农民工死去的时候，人们一方面在追问到底是哪个部门的责任导致了生命的消失，另外一方面到底有没有被救助也成为广泛热议的话题。如今我们似乎明白了，关于救助与否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他们不敢。按照记者的卧底来看，进入救助站基本感觉不到温暖，除了体罚就是责骂，人是有尊严的动物，即使在人最窘迫的时刻也如此，而流浪者也是有尊严的人，在救助站里的遭遇无疑将他们的尊严抛弃在地上，这正是他们不愿意去救助的根本原因。

救助站原本是代表着整个城市的胸怀，对于那些弱势群体有着基本的人文意义上的关注、关心、关怀是一个城市基本的素质，也是现代文明的进步所在。救助站的角色从收容所完成了名字上的过度，但是，在实质内容上却是远远没有完成过度，其根源就在于这种从收容制度到救助制度并没有相应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造成了权力的肆意妄为，导致以最终将需要救助的人赶出去为终极目的的场所，这无疑是我们城市文明的一种悲哀。（文●王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