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传言

昨日，洪山区丁字桥南路佳和云居小区门口，一位环卫女工因为阻止一位小女孩在路边大便，遭到小女孩母亲和奶奶的一顿暴打，两人的暴行不仅吓哭了小女孩，还遭到现场群众的谴责。( 11月17日 《武汉晨报》)

环卫工原本是城市环境的缔造者，但是却在现实中屡次遭遇困境。当环卫工人前去阻止不文明行为的时候却遭到暴打的惨剧，不得不拷问中国到底在公共领域还有多远的路要走？因为小孩子随地大便毕竟是不文明的，但是，由于没有严格的处罚措施而变得有恃无恐起来，这反应的应该是事件背后的公共意识的严重缺失和家庭教育的严重错位。家长不是在有力劝阻孩子去禁止这样的行为，反而在纵容这样的不文明行为。

当深圳地铁中惊现“大便弟”的时候，其父亲竟然很淡定的站在旁边。固然有着公厕建设方面的原因，但是，家长也不能刻意去纵容这样的行径；当人们在随地吐痰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已经破坏了公共环境；当人们在公共场所肆意喧哗的时候，也根本没有注意到已经侵犯了公共空间。这些在国人的眼中似乎都是司空见惯的，如果加入“中国式”的话就更可以理解其中的玄机。从根源上看，这种行为的表现背后掩饰着的是公共道德的缺乏，但是，私德却是无限发达的，因为没有家长愿意让孩子在自家的地板上大便。

这是家庭教育的错误，更是社会环境的使然，也是深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道德机制的发挥余威作用的结果。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的性格分为很多阶段，而中国人在性格发展中正是没有逾越肛门期的最好明证。肛门期要加紧对外界环境的释放，对其进行强有力的约束，如果不加以约束就会形成在表面上看是随地大小便的行为，内心深处形成的却是不尊重公共道德的困境。尽管，弗洛伊德的观点有些世俗，但也正好切中时弊。我们的各种“中国式”难道不是肛门期没有训练好的结果吗？

其实，这种训练应该从小孩子时期开始，但是这种训练本身也属于家庭教育的一部分。当孩子们走到社会中去的时候，如果周围的环境中的人都是这样的表现，无不是也会效仿之。此时此刻，如果再没有强有力的外部约束，那么，就只能随波逐流去。诸如香港对于随地吐痰的处罚是最高5000港币，新加坡的处罚更是严重之极。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没有良好的社会教育，要想更正“中国式大便”这样的文化制度安排，也唯有依靠这样的强制手段，舍此便没有更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