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传言

今天凌晨，宁波镇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网络发言人发布《关于镇海炼化一体化项目有关情况的说明》，对备受关注的镇海炼化扩建工程及有关情况进行说明。从10月初开始，陆续有部分村民就该项目落户后的相关环保及村庄搬迁问题到区政府信访。10月22日，湾塘等村近二百名村民，以居住点距离化工企业过近为由，集体到区政府上访，要求尽早将村庄拆迁纳入新农村改造计划。（10月24日 人民网）

宁波PX项目的这一幕让人们不难想起，2007年厦门PX项目因市民反对以及政协委员建言搬迁，导致政府宣布暂停工程，并创下了公众与政府博弈成功的经典案例的事件。同时，2011年，大连福佳大化石油化工有限公司PX项目防波堤发生溃坝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针对PX项目的是是非非因为涉及到公共安全和环境污染而成为一个公众话题，最终引发民众“用脚投票”来表达内心的愤慨。

对于PX本身来说，国内充斥着各种专家的言论。这些言论仍旧不能消除公众对PX项目的疑虑。早在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PX定义为“第三组致癌物”，即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对人类致癌。从PX项目自身特点出发，其选址的原则有“三近”：离炼油企业近，离下游PTA工厂近，离大江大海近。按国际惯例，PX项目应建在远离城市100公里之外，但是，从厦门PX项目和大连PX项目的选址来看，恰恰是选在临近市区范围开建。宁波市民的反应也无不是出自这样的疑虑。

尽管专家指出国外PX项目的例子，日本横滨的PX装置与居民区仅一路之隔，韩国釜山的PX装置距市中心4公里，新加坡的裕廊石化区也有PX装置，距市区约10公里。但专家同样没说的是，国外这些PX项目，经过了多么漫长的研究与论证，拥有什么程度的安全保证，对环境有没有造成影响。国内PX项目审批之顺利，环保测评通过以及建设、生产之神速，以及在现实考验面前所体现出来的脆弱防护，都让国外那些例子失去了说服力。对PX危害的估计不足，以及对处理事故能力过于自信，早晚会导致悲剧，而当悲剧发生时，唯一能寄希望的就是100公里之外的距离了。

诸如大连怨声载道的PX项目，是过去在以GDP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指导下，用“神速”的审批速度和建设效率完成的。甚至在有关部门验收之前，已经开始投入生产。PX带着原罪出现，环境污染威胁必将伴随其左右，即使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威胁也一直存在。但污染并非不能控制。如果政府能从立项之初开始行使监管职责，让立项决策过程透明，让包括审批、环评等在内的所有本已明文规定的程序不形同虚设，同时，企业若从自身做起，不把环保成本作为可压缩成本而不断降低，PX项目未必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鼠”。

理智地说，PX项目并非洪水猛兽，从经济发展角度看，PX项目有其存在道理。国家发改委在2006年出台的“PX‘十一五’建设项目布局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十一五”期间，国家将安排4个PX改扩建项目，新增产能183万吨；此外还有6个新增PX项目，新增产能415万吨。预计全部项目建成投产后，中国大陆的PX产能将突破1000万吨。投资近百亿元建一个PX化工项目，站在地方政府角度来看，增加税收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还在于拉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然而，PX的“原罪”早已注定，它在政府官员眼中或许是个能够创造巨大GDP的光鲜项目，但缠绕其身的环境污染阴影却始终不曾挥散，环顾世界石化行业，污染并非其天生注定的。如果企业本身给予环境保护足够的重视，如果政府执法机构能够切实肩负起日常监管职责，让包括审批、环评等所有本已明文规定的程序不形同虚设，PX项目未必会让民众闻之色变。大连P X项目的审批、环评速度曾创行业之最，这其实都是令人耻辱的纪录，它折射出看似再严密的制度设计，都抵不过权力之手的轻轻一拨。从法律到现实的最后一公里永远那么漫长，在复杂现实中早已异变为没有灯光照耀的黑路，只能任凭权力和金钱肆无忌惮地交易，而民众、环境、社会乃至政府职责、法律条文统统都成为可兑换的筹码。大连发生溃坝的福佳大化P X项目在环保验收之前已经投产，就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反证。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在厦门PX项目被迫迁址的过程中，市民表现出参与公共项目讨论的极大热情，当地政府也对民意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为类似事件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在2007年6月1日厦门市民上街“散步”后，同年12月13，厦门市政府举办“市民座谈会”听取公众意见，在获得多数反对后，最终做出迁址决定。纵观厦门PX事件的全过程，最让人难忘的是民意和政府的互动性。也正是因为畅通的渠道，知情、透明的过程，最终让公众回归理性，让政府尊重民意。

厦门的PX项目解决方案无疑也给各地方政府在对PX项目立项的时候树立了典范。类似于PX项目这种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的事件，政府的闭门式决策和沟通渠道的不畅通正是导致公众不满和恐慌的原因。在涉及公共安全项目的建设方面，地方政府决不能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和政绩将市民的安全置之不顾。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只有保障民主决策和公众知情权，才能消除市民的不满和恐慌。否则，群众只能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到那个时候矛盾和冲突将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