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一路飙升的茅台酒已经超出寻常百姓的承受范围，客观上沦为变相的奢侈品。正在召开的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上海市多位人大代表建议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酒。（ 1月16日 新华网）

随着政协委员的一声“禁令”，茅台股市一阵“狂跌”，可见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甄别可见一斑。笔者禁不住要问：禁止喝茅台与禁止公款吃喝之间到底有多大的鸿沟需要逾越呢？茅台本身仅仅是一种酒的品牌，尽管其已经晋升为“奢侈品”的行列，但是如真将其禁止公款消费，自然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关键是，仅仅禁止一种奢侈品能够杜绝真正的公款消费吗？无疑是一种痴人说梦的行径。因为公款消费的根子在公款上而不是消费哪一种酒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应该禁止的非但不是茅台酒而是“喝”本身。试想，连公款吃喝都禁止了，什么茅台、五粮液岂不是都在禁止的行列了呢？如此简单的算术岂不是连小学生都知道？那么，奈何政协委员们不知道呢？这还在于他们明显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在治理三公消费上，国务院和党中央无不是三令五申，怎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上级的命令总是执行不力。于是，政协也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会议，大家聚集在一起，吹吹扯淡的话，聊聊家常的事情，一哄而散，皆大欢喜。你说要禁止茅台，我说要禁止五粮液，看上去热热闹闹，不亦乐乎，实际上，不痛不痒，隔靴搔痒。

笔者以为，对于禁止的茅台的行为仅仅作如是观而已，不能深究。因为从杜绝真正的三公消费上入手，除了制度给力之外，更在于强有力的贯彻执行。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之下，要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氛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无数的“潜规则”形成的制度惯性已经深深侵入到体系的脊髓中去，内化为一种习惯或者说是一种非正式制度约束，在正式制度的强有力的攻击之下，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从治理三公消费，尤其是公款吃喝上就可见一斑。从中央到地方，年年喊，月月治，但是，效果根本不明显，这才是真的病症所在。

所以，要治理公款吃喝，不能止于表面上的说什么禁止某一种酒。而应该是直接禁止“喝”本身。公款吃喝，无非是吃喝。当吃喝禁止的时候，其掩盖下的形式也必然会荡然无存。到那时，人们会豁然发现，原来治理公款吃喝是如此神奇而简单的事情，不仅立竿见影而且功在当今利在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