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当时,家里每月给我寄三十元人民币的生活费,我要用这三十元买饭菜票,买烟(当时只能买得起每包两毛八分钱的飞马牌香烟),间中,还要和同学出去下下馆子,偶尔请女同学喝个咖啡吃个掼奶油什么的,基本上在收到生活费的一周后,就变得裤兜比脸还要干净.在无钱的煎熬中,最大的痛苦就是饥饿.好在我在同学中有着很好的人缘,尤其和一些个女同学的关系尤其好.每次食堂开饭时,我都信心百倍的拎着个空饭盆欣然前往,然后很有礼貌地站在食堂出菜的窗口,当有相熟的同学端着打好的菜时,我都会亲切地走上前去,用垂涎的眼光看着人家的饭盆,关怀地说:打的什么菜呀?我尝尝.此时,这位同学往往都会带着微笑给我拨一些到我的饭盆里.

长此以往,我渐渐发现有的同学在食堂一见到我,就开始闪躲.每当我发现有这样的事情,我就会对该同学直呼其名,叫过来后会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知道吗?能和我做同学是我们的缘分呀,现在的同学情分,也许会是你今后一生的美好回忆,哪能不珍惜呢?来,你把你碗里的这块红烧肉让我也分享分享.

由于受自尊心的驱使,感觉长期这样的巧取豪夺不是很合适,于是我就开始施展小时候流浪时的技能和创造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我们学校的饭菜票是一种很薄的塑料片,在饭点繁忙时,食堂的师傅把收到的菜票都堆放在出菜窗口的内侧.于是,我找来一块猪肉皮,高速地在饭盆的盆地摩擦,一直擦到肉皮变为膏状,当感觉粘度已能沾起金条的时候,我开始实施我的“粘票”行动。首先，我递上一个菜盆，告知师傅买个青菜（当时四分钱一份），当师傅转身装菜时，我迅速用盆底有肉皮膏的盆在堆放的菜票上一按，然后拿上青菜转身走开，到无人处，小心翼翼的将粘在盆底的菜票取下，然后像个富家子弟般地重新走到窗口，大声地吆喝着：两个大排骨，一份肉圆！一次，我正在实施“粘票”时，被一个师傅看到，当他正在困惑于揭不揭露我的时候（那时全校都知道我是个调皮捣蛋的惯犯），我用我两道冷峻的目光，直直地刺向他的双眼，在我的眼光中，那位师傅的目光柔和了，他接着转身而去，装做啥也没看见.

在音乐学院期间，我一直和梁孟琴保持着高密度的通信，但这场恋爱始终遭到妈妈的强烈反对，我甚至一度和家里闹得很僵。

上海是个很小资的城市，而上音在上海是个很著名的学校，我们戴着校徽出门时，经常会碰到主动和我们搭话的人，其中竟然有年轻靓丽的女孩，这样的事在当时中国的其它城市，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我在学校是个坏学生头，身后经常跟着一群调皮捣蛋的同学，在温文尔雅的音乐学院里，我会显得很突兀。每天的主要内容就是体育运动，羽毛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足球我全参与，同时也是羽毛球、排球和足球的校队队员。

和梁孟琴的事,家里(主要是妈妈)继续反对,我们继续保持着高密度的通信.

由于在学校很招摇,全校几乎”无人不识君”,经常会有校内外的女生向我表示好感,我一开始的时候,基本是一笑而过,但在轮番轰炸下,有时也是偶有陷落.

也许是青春期荷尔蒙的作用,我好像很难坐下来练琴.用功的同学一天有练10个小时的,我每天最多能练30—40分钟,不但不觉羞愧,还经常沾沾自喜的大放厥词:每天练10个小时,正常人也练傻了!就算练出来,也是个匠人呀!

记得一个初夏的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在校门口聊天,一个在我校进修的女同学在学校的大门外突然怒骂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小伙子,原来那哥们儿是个马路求爱者.当那人作势欲打时,我们几个同学一同发作,那人骑车就跑,我操起一辆旁边同学的自行车便追将上去,在复兴路将其别倒后,按回到学校传达室的里面一间小屋,我和一位新疆军区歌舞团的进修同学李铁,分站在小屋的两个对角,我一拳把那个人打过去,李铁再一拳把他打回来,那哥们儿只会双手抱头,惨叫连连.

突然,我看见我校的保卫处长火烧屁股般地跑来,一边跑还一边喊:”杨诉,别打了,这样会出人命的!”我被同学拉出来后,冲到这个处长面前,一把攥住他的衣领:”你他妈的懂不懂规矩,有喊着人的名字拉架的吗?”估计就是这次,我算是和他结下了梁子,后来在校的很多麻烦事,拜赐他在后面的挑唆.

没过多久,我就又因为打架\旷课等问题,被学校赠送了一个”记大过”的”荣誉称号”.并被告知,再打架一定是开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