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一九七八年八月下旬，我和二十余位同时考取上海音乐学院的东北同学，一起乘火车前往上海音乐学院报到。

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我们一行同学并未觉得劳累,大家都为马上开始的大学生活而兴奋着.一下火车，我们这些手拿行李的同学都不认路，常年出门的我自然就成了拿主意的人，考虑到手中行李太多，无法上公交车，我决定租人力三轮（上海叫黄鱼车）前往学校，于是，我们两人一辆，一下就租了十几辆，排成一排的十几辆人力三轮走在上海的马路上，蔚为壮观，街上的行人纷纷侧目。当这个人力三轮车队到达位于汾阳路20号的上海音乐学院时,学校的老师同学也是一片哗然.后来得知,我们包一辆三轮的车资是二元,而租用一辆上海牌轿车是一元八角.

刚刚进入学校,一切都显得既陌生且新鲜,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操持着不同的地方方言,大多都是兴奋而期盼的等待着学习生活的开始.由于我们是文革后的首届正式招生,考生年龄上有所放宽,刚刚十八岁的我,在同届同学中年龄是最小的,本科生中大我七.八岁的同学大有人在,而进修的同学,有的已是四十多岁.大家同在一个校园下,同吃同住同学习.

上海音乐学院座落在上海的市中心，学校门前的汾阳路连接着两条东西向的主干道淮海路和复兴路，汾阳路的街道两旁，都是成年的法国梧桐树，在这条闹中取静的路上，经常会飘出各种乐器的声音，而一到傍晚，总会又三三两两的情侣，漫步在学校的墙外，喁喁私语在树荫下。

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院长办公室的小楼，对面就是学校礼堂，据说是以前犹太俱乐部的舞厅。院内的图书馆和附小，都是法式建筑，在草地和树荫的掩映下，散发着浓浓的异国情调。两栋教学大楼则略嫌丑陋，但我相信这是最具特点的楼，每天的上课时分，直至晚十点熄灯前，两栋楼里的每一间房间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小号、圆号、长号、定音鼓、小军鼓、单簧管、双簧管、长笛、巴松，及各个声部的声乐练声，当这些的声音汇合在一起的时候，人类语言是无法形容这样的声音冲击的。我曾有朋友来访，几分钟后，就被这样声音的冲击波冲撞的抱头鼠窜，而入夜，当白天每个墙缝都能发出声音的大楼，突然安静起来的时候，你会在心里隐隐有种恐怖感，感觉楼里在孕积着巨大的能量，像要随时发生大爆炸，好似末日将要来临一般。

我的钢琴主课先生是李瑞星,在学校，凡是对德高望重的老师，不论男女，均尊称为先生，而叫老师的，则大多是青年教师。李瑞星先生曾是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的获奖者,他的儿子李宪明是我的同班同学和同门师兄.很自然,我们两人马上就走的很近.

李宪明自幼生长在上海,外形是个很标准的江南小伙子,一手钢琴弹的出神入化.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和我骑着单车，走遍上海各景点,遍尝学校附近的各色小吃.接触中，感觉到他是一个社会经验很丰富的人。

我们这班的钢琴系同学共有八名,五名来自上海,两名哈尔滨,一名海南.宿舍里住六名同学.除了主课一对一上课外,和声课是我们同班同学一道,其他的课都是和别的系的同学一起共同上课.

上课伊始,除专业课我认真对待外,其他的课堂上我就开始展露我那调皮捣蛋的技能了,由于学校的共同课课堂气氛很轻松,我的一些调皮捣蛋举动和俏皮话经常会引得老师同学一起大笑,试举一.二,供大家一乐:

由于上课时不认真听讲,且影响到别的同学,在第二次上基本乐科(视唱练耳)时,老师单尔馨(当时六十余岁的教授,女性)施施然地走到我的课桌前,从她的包里拿出一块巧克力,对我说:杨诉同学,你想说话的时候,就吃巧克力,不要说话影响别的同学,巧克力不够我包里还有.我在全班同学的大笑中,脸颊通红.

一日上和声课,已临近下课,老师在黑板上给我们抄题留作业,我因当时正在闹肚子,千忍万忍之下,最终还是有一屁“嘭”然溜出,老师(我校作曲系老教授杨勇先生)倏然转头,视线直向我射来,我马上身体挺直,将头猛然一转,两道谴责的目光,瞪向坐在我身边的女同学,表情为:你怎么在课堂上这么不小心呢?天啊!她竟然脸红了起来,老师见状,顿时柔化了目光,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继续转身给我们抄题.下课后,我那位女同学委屈的哭了起来,而后十余天不和我讲话.

那时，学校有时会发电影票给学生观赏内部电影，某日，系里黑板上通知干部进修班的同学领电影票，本科生没有。顿时，学校的同学议论纷纷，尤其是本科生更加忿忿不已，大家都觉得正当的权益受到侵害，因为当时国家规定，大学生享受国家干部待遇。当日晚，上海戏剧学院五位同学来到我校，联络我校的五位同学，协商组织两校同学向校方抗议事宜，我阴差阳错的成为我校的五位组织者之一，经过我们一晚会议商定，发动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本科的同学于次日罢课，并组织两校的本科生同学游行至新华社上海分社，直至校方取消不合理的观看内部电影的规定。会议结束前，我们十位同学又作了具体的工作分工。

次日早晨，上海戏剧学院的游行队伍开进音乐学院，与集结在学校广场的音乐学院同学汇合。当院领导和团委的干部看到如此规模的学生集结，均大吃一惊，茫然不知所措，没有一人敢来劝阻。我们打着“还我观影权利”“本科生也是国家干部”的横幅，队伍浩浩荡荡走入上海市区，当游行队伍走在上海闹市的街道上时，公交和汽车停驶，路上的行人均驻足观看。

经过一小时的游行，队伍来到新华社上海分社门前，经交涉，我们向该社的负责人递上我们的请愿信。随后，两校同学分头散开。

一周内，该观影规定改变，学校宣布：本科生同学与干部进修班同学享有同等待遇。

时至1978年底，两个学校的同学为庆祝这次罢课游行所取得的胜利，决定在音乐学院举办盛大的交谊舞会，12月31日，两校的同学齐聚音乐学院礼堂,在欢快的音乐伴奏下,大家一起跳起了集体舞,没过一会儿,一对对的舞伴就翩然走下舞池,跳起了被取缔了多年的交谊舞.

这次的舞会影响深远,也是上海市在文革结束以来,第一次在高校举办的大型交谊舞会,自这次舞会后,上海的交谊舞会开始解禁,各单位舞会和家庭舞会开始在上海大行其道,.

由这次活动和舞会开始,上戏和上音的同学开始了频密的往来走动。我们经常被邀去戏剧学院观赏他们的小品表演和话剧片段，戏剧学院的同学也经常来我们的琴房听我们练琴和欣赏周末的演奏会。大家也经常交流阅读心得和艺术感受。期间，我和当时上戏表演系的孙淳\傅丽莉\梁国庆\苏在强等同学往来频密,相处融洽，这种友谊，没想到在三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保持着，而且相信会保持一生。

七十年代末,国门刚刚打开,各种思潮各种信息如潮水般涌来.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有广告播出时,都会让我们兴奋莫名.通过看台湾电影(更多的是看录像带)和一些电视连续剧,开始一点点地观望和了解了外面的世界。记得当时几部印象深刻的电视剧是:<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排球女将>等.受这些思潮的影响,我也开始盲目的留长发、蓄须、穿喇叭裤，当时确实觉得自己很是时髦（那时没有时尚的说法）。第一个假期回家时，妈妈见到一年没见的儿子作如此打扮时，忡楞了半天没说出话来，许久，妈妈和我说：

“杨诉，麻烦你，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你规避一下，另外我和你爸出门时，你不用跟着。”

我问：“为啥？”

“就你的这套打扮，让人看见，会被人认为是有娘养没娘教育呀！”

由于经常的调皮捣蛋，在食堂吃饭从不排队，又在学校参与了几次小型斗殴，很快我就在学校臭名昭著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