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摄影大师讲座中途离席难堪了谁？

刘文明

近日，国际摄影大师、世界著名当代摄影艺术家斯蒂芬·肖尔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题为“转变我人生的五次经历以及它们如何促使我成为一名艺术家”的讲座。讲座进行中，当他看到“有非常多的人从头到尾都在看手机”，“跟大家说一声抱歉”表示“有一点点冒犯”后，宣布讲座“到此结束”，并随即走下讲坛离席。此事引发热议。（9月25日《搜狐新闻》）

在高校，学校或者二级院系邀请中外业界大咖、大师或者专家学者来校举办讲座、报告，是一种普遍的学术交流和教育手段。越是开放型、高水平、研究类的大学，这样的讲座报告越多，在时间上基本天天都有，在内容上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一天都有很多场。通常来说，若果讲座、报告属于通识类、人文类，感兴趣的听众可能就很多，主办者就不愁到场听众，不怕“冷场”。如果专业面比较狭窄，内容过于小众，感兴趣的人就会很少。出于对讲课人的起码尊重，这时候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主办方动用行政手段，采取任务分配方式，组织相当数量的教职工和学生“救场”填人。

非发自热爱本心去听讲座、报告的人，往往难以听懂、难以提趣。而越是听不懂、提不起兴趣，越是感觉不自在、坐不住。这是人之常情常态。教职工们的自我控制力稍强，往往还会顾及自己的修养、讲座人的面子，照顾报告者心情，至少不会表现出“不耐烦”和“听不下去”。但是对于学生而言，情况可能就大不一定。如果事先没有教育交代好，如果没有让学生的手机统一存放保管，而是任由他们把手机带进现场，如果中间的管控不勤、提醒纠正不到位，那么必然出现的结果就是，置讲座、报告人及其讲课于不顾，我行我素地玩起自己的手机来，消磨时光，或者打游戏，或者刷视频，或者聊天，或者直接呼呼大睡。

以教育的视角看，讲座、报告人与学生听众的关系，也是教与学的关系。教、学之间，报告人和听众的关系，本来应该是一种师生、讲听之间以知识、文化、见识见解、价值观分享为核心载体的供需关系。如果“学生客户端”主动需求度小，或者压根儿就是“零需求”，只是因为“场面需要”而被动式“到场充数”，这种需求关系就被打破，教学关系“随之坍塌”。

实际上，教学关系除了供求关系这个逻辑基础外，还特别讲究形式上的互动和共情。一方面，讲课老师、讲座、报告人要深入了解、研究受众对象的需求、接受程度等各种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设计合适的授课内容和对路的教学方式；在授课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内容“有料有货”，还需要讲得“有滋有味”。另一方面，组织者要加强学生教育和引导，尤其是现场管控提示；学生则要强化听课礼仪，以学习者的空杯心态，尊重讲课人，敬畏课堂，“既来之则安之”，善于倾听，至少不能“看手机”。

央美的这次讲座，因为讲座者的“失情”、校方管理教育的“失控”和学生的“失礼”，三方共同“发生作用”，再加之报告人是77岁之高龄的外国人，讲、听之间又隔了一层“翻译”，从而直接导致了“意外翻车”。很显然，这一突发的事故中，“难堪”的还不只是大咖本人对中国现代的大学教学以及大学生了解不多不足，所讲内容的“不时髦”“不前沿”“不实用”，以及他的率真固执“不通人情世故”和“不留情面”，更有组织者央美的“不周不全”和听众央美学生的“不恭不敬”。不过，凡事都要辩证地看，这场“翻车”未必就是坏事，刚好可以为现在的高校树一面镜子，促使高等教育者进行一次理性的“冷思考”，比如，讲座报告到底该怎么办，有料有味的大咖如何请，高素质、大格局、宽视野的学生该怎么培养，等等。

注：本文发表在2024年9月29日《番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