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歌去了美国，在美国，那种越远的地方，关照我们自己的生活可能越有一种很好的对比。我自己也有过的经验是，我待在美国的大学的时候，突然想起写一部我家乡的小说，而且家乡那些平常我觉得没什么味道、没什么意义的生活，突然在异乡那种文化背景下，那种味道和意义突然就显现出来。所以我想《我们家》写在美国，也是一件特别合乎情理和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本书我看过两遍，在《收获》杂志我看过一遍，在出版发行以前，我又看过一遍。我觉得在《五月女王》之上又有发展。《五月女王》总体来讲，如果一定要硬性归类，是一个成长小说，把个人放的更多。但是小说家不能总写个人，我们看到颜歌处理的题材有发展——当然也在写“我”，但更重要是我们家，是别的人。小说家把笔触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别人身上去，这中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尤其是经历这种变化的时候可能会失败，但是颜歌好像很轻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跨越。
　　
　　但更重要的跨跃是，这本小说中对方言的处理，或者说颜歌对地域文学的驾驭。过去我们也看见过很多用四川话写的小说，但是那些四川话小说，好像主要是加一些语气助词，整体叙述腔调还是普通话的叙述——加几个语气助词，加个四川话的语把子，诸如此类，有时生怕别人不明白，还在后头加个括号，自己给自己加注。这种情形，我想一方面可能认为我们的这种语言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味道，但是同时又对我们的这种语言缺乏一种充分的自信。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家》——在《收获》上发表时叫《段逸兴的一家》——我觉得语言上有一个巨大突破，就是怎么样处理方言。

　　我突然想起一个美国作家的故事，也是一个女作家，叫奥康纳，她也有口音——大概英语也有很多口音。当她第一次在纽约向《纽约客》杂志投稿的时候，那些说英语普通话的编辑们，听不懂这个南方女人在说些啥子。但是呢，今天我们中间没有人否认，英语世界也没有人否认，我们中国读英语小说的人也没有人否认说，奥康纳写的英语小说是不对的，我们至今认为，奥康纳也是一个伟大的南方小说家，或者说如果一定要排个座次，可能是仅次于福克纳的一个南方小说家。如果以我个人观点来看，可能她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比福克纳的更精彩也说不定。当然我不是大学教授，我不敢做这种结论，我讲我个人的一个观感。
　　
　　我觉得颜歌第二个跨跃是，《我们家》确实为我们的地域文学、四川地域文学，提供了一种可能，让大家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方言是一个壳子，一个承载思想的壳子，它提供了一种表达可能，也造成了一种表达的限制，但是颜歌这部小说很轻易就把这种表达的限制突破了。所以，今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评委们，我也是评委之一，大家读到这部小说的时候，都很惊喜。可能文学运动也有自身的规律，今年我们还有一部很精彩的上海人写的小说《繁花》，也是在这一届上与颜歌一起得奖——只是颜歌委屈一点，先得新人奖，（笑），当然她还年轻，以后还可以得更多的奖——《繁花》也提供了一种地方经验，也有大量的上海方言。所以，方言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语气助词的使用。
　　
　　今天来这里，要我说一句四川怪话，我先把最容易的说出来，我就说“锤子”。其实，四川小说也可以写得很锤子的——用四川话也可以写出来很锤子的小说。祝福颜歌，我希望这本书卖得好一些，比以往的书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