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程烈士人生经历

1921年5月17日（农历四月初十），张鹏程出生于武胜县真静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其父张迪生老年得子，心中无比欢喜，他希望这个独子像柏树一样长青，于是，能识一些字的他给这个婴儿取名张树柏，号铁生。孩子读小学时，他又希望孩子长大后像鲲鹏一样展翅高飞，前程万里，故又取书名为鹏程。

张迪生务农的同时，在家里还开了个染坊，为周边农户漂染当地出产的各种土布，但他经营不善，染坊没开几年就亏本停办了。生母张陈氏，在生下张鹏程后不久，就因劳累成疾而病故。因此，张鹏程是在继母唐桂芳的抚养中长大。

1930年，张鹏程已经9岁，这时候的张迪生早已病魔缠身，才想起要让孩子读书识字，将来有所作为，于是把小鹏程送进了真静小学读书。由于启蒙晚，个子高，他在班上常被其他小孩取笑，然天资聪颖的张鹏程却不在乎这些，他刻苦用功，勤奋努力，学习成绩很快就在班上名列前茅。在校期间，他对语文和书法尤其喜爱，放学路上，他常一边走路，一边背诵诗词，回到家里，就开始提笔练习写毛笔字，由于家穷，他舍不得磨墨，就蘸水在地坝的石板上练习写字。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位于县城（今中心镇）的县立初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让国人看清了日本侵略者的嘴脸，由此，中国人民奋起开始全面抗战。正在读初中的张鹏程，激愤于心，深感国弱被歁的耻辱，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肩负起抗日的责任，团结一致，才能战胜侵略者。于是，他毅然中断学业，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并随军驻扎在成都附近。然而，满怀抗日救国思想的张鹏程，以为来到了军队，就可以走上抗日杀敌的战场，谁知，每天的操练后，却被长官灌输的是反共思想，他反感之极，加之平常耳闻目睹国民党军官的种种腐败行为，他那颗燃烧起来的抗日救国之心一下子被浇灭了。他由惶惑、惆怅，到愤慨、厌恶，仅仅一年多时间，他便不愿再当兵。后终于借故离开了腐朽的国民党军队，回到了家乡。

1942年农历四月十六日，刚满20岁的张鹏程与一个叫颜其珍的姑娘结了婚。一年后，经友人介绍，进入了他当年读书的真静小学教书。在任教期间，由于他思想进步，不按照国民党的教材讲课，加之常组织学生上街演唱抗日爱国歌曲，经常表露出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被校方多次斥责和警告。一次，校长把他喊到办公室，气急败坏地向他吼道：“你说，你擅自把学生弄到街上去唱啥子歌曲，该当何罪？”张鹏程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在放学后组织学生上街为百姓演唱抗战歌曲的，难道演唱抗战歌曲也有罪吗？”校长却横蛮地说：“即使这样，没得老子的允许，就不能带学生去唱。”张鹏程说：“当下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校长大人居然有消极抗战思想？不应该呀！”校长恼羞成怒道：“你敢给老子扣帽子，不想教书了？！你不要以为老子不晓得，你在茶馆公然为共产党说好话，小心老子举报你通共。”张鹏程大笑道：“你真是木脑壳，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尽管去举报好了。”当即怼得校长说不出话来。不过，对张鹏程极其不满的校长，还是在张鹏程教满第三个学期之后，以他只有小学文凭为由，将其辞退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又积极发动了反共内战，老百姓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又陷入到了水深火热之中。张鹏程对现实深切地感受到了彷徨和失望。这时，党组织派遣张伦到真静、农旺乡一带活动，暗中发动群众，组建农民协会。在张伦风里来，雨里去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认识了张鹏程这样思想进步的青年。在张伦的帮助教育下，张鹏程的思想发生了飞跃的进步，让他从此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天下的劳苦大众才能过上好日子，中国也更有希望。从此，有了奔头的张鹏程不仅加入了农会，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丁、搞粮、抗税”的斗争。

1947年下半年，张鹏程按照地下党“争夺地方政权，掌握武装力量”的指示，利用国民党选举国大代表，选举乡、保长之机，凭借他在农民群众中的良好信誉，与国民党党员黎彤陔竞选真静十五保保长。虽然张鹏程得到多数群众的拥护，但奈何黎彤陔却买通了国民党上层，结果竞选失利。尽管张鹏程未能如愿，他却由此认清了国民党假民主的实质，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沠的仇恨，也更加激发了他对革命的热情

虽然失利，但他并不气馁，也不屈服于反动势力，而是利用农民协会做后盾，坚决与反动的乡、保长作斗争。一次，黎彤陔带着几个乡丁把农民张金全、杨森林拉去做壮丁。张鹏程闻讯后，迅速组织了几十个乡亲，手持刀枪，赶到李家沟，把黎彤陔等人团团围住，叫黎彤陔立即放人。黎彤陔见事不妙，只得把两壮丁放了。临走时，他瞪着眼对张鹏程骂道：“你敢聚众闹事，抵抗征丁，胆子够大，小心点，老子会收拾你的……”就这样，在张鹏程的带领下，只要乡丁们下到保里来拉丁，乡亲们就群起抗争，不准拉走一个人。因此，自从农民协会成立后，乡上的人一说起要到十五保去拉丁，就感到头疼。

1948年8月22日，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书记王璞来到合川金子乡，在嘉陵江边王家院子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武装起义。会议决定8月25日在合川金子、武胜真静同时起义，并布置23、24日各游击队分别在金子、钱塘、沙鱼、会龙、真静、农旺等地收缴地主和各保的枪支、进行战斗准备。

会后，指定张鹏程和另外一名同志负责抄写《起义军布告》，布告中说：我们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受苦受压迫的人民而战斗的，其目的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沠，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希望国民党一切军政人员立即觉醒，弃暗投明，否则，将受到人民的惩处，没有好下场。张鹏程书写的每一张布告，字迹清秀，刚劲有力，倾注了他的心血，也表达了他拥护起义的坚定决心。

8月25日，起义军旗开得胜，一举攻占真静乡公所。张鹏程所书写的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宣传标语贴满了真静的大街小巷。他与宣传组的人员一道，一边写标语，张贴标语，还一边向周围群众大声宣传：“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穷苦百姓自己队伍，我们的目标，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沠，建立新中国……”

张鹏程他们手上握着笔，肩上扛着纸，紧跟在起义军后面，起义军打到哪里，他们就把写好的布告、标语张贴到哪里。一幅幅布告、标语，就像一颗颗子弹，威力十足地射向敌人，使其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这次震惊全国的武装起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最后失败了，革命遭受了挫折。国民党实行“宁可错杀三千， 不能放走一个”的血腥镇压，到处抓捕共产党员和起义人员。真静“反共义勇队队长、乡长康宁，积极协助重庆内二警在真静乡挨家挨户搜查起义队员。9月16日中午，在保长黎彤陔的带领下，乡丁们偷偷包围了张鹏程躲藏的院子，逮捕了张鹏程。

康宁、黎彤陔抓住张鹏程后，得意忘形，在乡公所大办宴席庆贺，准备当晚就将张鹏程枪杀，以便除掉他们早已怀恨在心的“眼中钉”。谁知酒足饭饱之后，正要枪杀张鹏程之际，却接到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特工室主任冉逸殊的电话，要他们务必第二天将张鹏程押解到县上受审。

张鹏程被押送到武胜监狱后，冉逸殊立即亲自对张鹏程进行了审讯。张鹏程早有准备，义正词严地地指着冉逸殊大骂。凶神恶煞的打手们把张鹏按倒地上，用木棒在他身上乱砸乱打，打得他皮开肉绽，昏死过去。敌人又用冷水把他浇醒，他醒后依然大骂不止。冉逸殊气急败坏地指使打手们将其吊在房梁上继续拷问，试图用严刑让他屈服。但是，张鹏程骂得更凶更厉害，打手们的鞭子像雨点般抽打在他身上，直到绳子断裂，张鹏程摔下来昏死过去。

敌人对张鹏程施用了老虎凳、十指钉竹签、灌辣椒水等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但依然没能从张鹏程的口中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敌人对他没办法，只好在审讯录上写下：“张犯鹏程，始终漫骂不绝，大闹公堂不止……”

1948年10月4日，对张鹏程无可奈何的敌人只得将他转押至重庆，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楼二室。虽然身陷囹圄，但他表现得更加坚强。一天，绰号“猫头鹰”的特务徐树森把张鹏程带到审讯室，假惺惺地告诉他，只要他能揭发另一位被捕的地下党员，他就能减轻刑罚，并给他各种好处。张鹏程听罢，轻蔑地扫了一眼“猫头鹰”，昂首说道：“要杀要剐随你便，要想从我这儿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那是做梦。呸！”气得“猫头鹰”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挥舞着手中的鞭子，狠狠地抽打张鹏程，直到张鹏程遍体鳞伤才住手。

艰苦的狱中生活，加之不断遭受酷刑的折磨，导致许多难友身染重病。张鹏程愤愤不平，多次与难友们一道与狱方斗争，抗议其迫害“政治犯”的可恶行径。同室难友彭如松重病不起，他主动帮助他熬药，端饭送水，擦身驱蚊，无微不至地服侍他、安慰他、照顾他，由于得不到及时医治，彭如松的病情开始恶化，不久就含恨离世。张鹏程和同室难友眼含热泪，把他的遗体整理好，然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难友的遗体。

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即将解放前夕，特务们根据蒋介石的手令，对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难友进行了集体大屠杀。特务们用冲锋枪、机枪对准狱室中的难友进行疯狂扫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张鹏程仍然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他慷慨激昂地呼喊着革命口号，倒在了敌人的枪声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