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生活 是非盈利性新闻机构“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roject）与VICE正在进行的合作项目，让生活和工作在刑事司法系统的人们以第一人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每个周五连载“狱中生活”专栏。

“马歇尔计划” 刚刚获得2016年普利策新闻奖100周年的解释性报道奖荣誉。

我今天要换牢房了。今早6：30牢门第一次打开的时候，一名狱警下达了这个命令。他从名单上念出了我的名字和囚犯编号。很快我就把所有的书 —— 我的字典、同义词典、《插图版北美鸟类百科》（Illustrated Birds of North America）—— 以及所有随身物品都堆放在牢房外的手推车上。

我体会到一种并不陌生的感觉，仿佛一部分的我被撕了下来。我试图忽视这种感觉，让自己动起来，在我所熟悉的6英尺长、8英尺宽的空间里走来走去。

我把一堆书放进手推车里。接着往里面放我的塑料夹式台灯、小风扇，陪在我身边超过25年的小铜佛，以及16年前一位囚犯在临死的前一天送给我的小铃铛。

我必须得搬走，别无选择。狱警不允许我拒绝，即使我只是动作慢一点，他们也会失去耐心。

这几乎带有讽刺意味：尽管本州每五个囚犯中就有一个活不到漫长的刑期期满，但他们还得不断地换牢房。总有一些犯人在管理层的心血来潮之下，像浪潮上的浮标一样，被他们从一个牢房推到另一个牢房，从一所监狱推到另一所监狱。

不过我还是成功在这间牢房里呆了五年 —— 这是我服刑三十年来在同一间牢房呆过的最长时间。可能那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我如此强烈地体会到被撕裂的感觉。

现在我在装我的照片。这一张是前任监狱长和他妻子的合照，他们这些年来探望过我好几次，接纳我进入他们的家庭，公开支持我应当被释放。

监狱里没什么是牢固可靠的，没什么能让人指望，因此像这样的一张照片 —— 或者一间属于我的牢房，可以称之为 “家” 的地方，我永远可以回归的地方 ——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宝藏。

我害怕的另一点在于要搬去的地方：那是监狱中最古老的牢房区，早在1999年我就在那里住过一年半。那是一座四层的陵墓，经历多年风吹日晒之后，它的红砖已经褪色，砂浆也被侵蚀；即使灯火通明的时候，那个地方也感觉像在闹鬼。拱窗在25年前就用砖封了起来，天花板上的波纹钢板已经生锈了。下雨的时候，滴下来的水是茶色的。

无数囚犯和狱警的鞋都踩过这片牢房区的水泥地板，因此通往中央走廊的地板居然变得向上倾斜了。不过这样也好，因为每当这栋楼的水管爆了，地板就变成了水沟，把牢房流出的水排走。

这片牢房区分成了几个四层高的古老囚室单元。牢房的墙由于岁月和湿气的侵蚀而破损，多处都进行了修补。墙还没有完全坍塌的唯一原因，就是它们的厚度足有一尺。

冬天很冷，狱警和囚犯之间容易产生摩擦。狱警穿着厚外套值班的同时，却执行不让囚犯多拿一条毛毯的规定。

有的犯人年老体衰，鲜少离开牢房。他们没法下楼去食堂，年轻的犯人就得给他们带饭。

就在这个牢区，一名犯人在床上躺了两天没下来，狱警才发现他已经死了。他胸口还堆着好几天的信，没有打开过。

这天早上我在收拾行李的时候，一名狱警告诉我要搬去224号牢房。我认识跟我换牢房的人 —— 我的朋友韦德（Wade），他被判63年有期徒刑。

年纪轻轻就进监狱的人，没一个能活到那么久：生活条件非常糟糕，医疗服务严重短缺，心灵极度空虚。自杀的诱惑太大了，我们很难活到暮年。而且说到底，年轻的犯人也并没有必要非得给韦德或我带吃的。

如今我懂得那种撕裂的感觉是什么了：这是监狱在夺走我生命的感觉。那就是监禁，它在一点点把我的生命撕掉。

我把自己的东西装进手推车的时候，意识到我在这片高墙之内呆了多久了。我想知道，在撕无可撕之前，我的生命还能剩下多少片？

亚瑟·朗沃思现年51岁，关押在华盛顿门罗的门罗惩教中心（Monroe Correctional Complex）。他20岁时因犯下重谋杀罪，被判终生监禁，不得假释。

• 作者：Arthur Longworth
• 翻译：李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