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6日凌晨，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在例行的维护检查中爆炸，一时间烟火冲天，甚至照亮了几英里以外的天空。附近居民后来形容，这场致命爆炸中的彩虹色火光，是他们见过最为壮丽的胜景。过了几分钟，工人们从烈火、燃烧的沥青和崩塌的反应堆中艰难走出，他们所承受的辐射量，早已超过了一般人一生所能承受的极限。三十六个小时后，几百个受辐射影响的村庄被要求疏散至附近其他地区，这时，人们还错误地以为，他们不久之后就会再次回到这里。然而几天之内，辐射性尘埃就已经散播到了几千平方英里以外的欧洲地区。

近30年来，切尔诺贝利附近的疏散区，包括普里皮亚季（Pripyat）城区在内，依然荒无人烟、杳无人迹，大多数地方都原封未动。但在2011年，乌克兰政府宣布，正式允许参观者游览这一直径30公里的放射性区域，它被称为 “隔离区”（Zone of Alienation），面积大概有纽约城的四倍大。尽管许多好奇者已经在公告之前就来过了这个世上最严重的核灾难的发生地，但消息还是迅速在人群中散布开来，很多人通过迅速发展起来的私人旅行公司，预定了自己的行程。

2007年，迪伦·哈里斯（Dylan Harris）创办了鲁宾花旅社（Lupine Travel）。那时，提供 “隔离区” 游览项目的公司只有三家，他的旅社就是其中之一，每月平均大约有10个人通过这家旅社来到 “隔离区”。据与我沟通的旅游从业人员估计，自2011年以来，这个数字上涨到了每年1000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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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照片来自罗尼·巴斯巴尔（Ronnie Bassbär）

广告册上宣传道，这场旅行既能让人体会到 “鬼屋游玩般的有惊无险”，又有着 “荒无人烟的严重辐射环境特有的神秘刺激”。毋庸置疑，正是这种末世光景与超高辐射等级的结合，推动着核旅游业的繁荣。目前，至少有二十多条正在运作的国内外旅游线路，加之以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当局对出入区域的控制，具体数据不得而知。

乌克兰一家网站上的切尔诺贝利旅游版发言人尤里·科瓦尔奇科（Yuri Kovalchyk）表示，夏季无疑是最热门的旅游季节，但也有很多才华横溢的摄影师喜欢在秋季造访隔离区，因为此时树叶不会遮蔽这里的独特景致。

隔离区充满了奇诡的声响：没有鸟鸣，只有脚下踩碎玻璃的声音和盖革计数器（探测放射性的一种仪器）的蜂鸣声下接连不断的相机快门声。有的游客也会自带计数器，在辐射程度高于正常水平20倍以上时就响个不停。旅游体验堪称原汁原味，游客们除了在废弃发电站的食堂里用午餐外，还会在隔离区荒凉的苏联风旅馆里度过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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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这些已经见怪不怪的印象之外，已经成为夏季旅游热门目的地的切尔诺贝利仍然被各种神秘传说所笼罩。我与意犹未尽的回头客、经验丰富的导游，以及世界各地的核辐射专家聊了聊，揭开关于游览隔离区的人们、目的以及安全程度的误解真相。

“有些人将关于切尔诺贝利的电影和现实混为一谈了，” 科瓦尔奇科冷冷地说道。“这些人可能会感到失望。”

毫无意外地，来切尔诺贝利旅游，所有人最害怕的都是辐射。罗尼·巴斯巴尔（Ronnie Bassbär）是一位意大利保险公司职员，也是 Facebook 上 “切尔诺贝利亲密接触”（”ChernobylUpCloseandPersonal”）主页的维护人；他告诉我，在调查辐射对健康的影响之前，他还以为 “你只要一过去，就死定了”。

恰恰相反，来自乌克兰和世界各地的核辐射专家表示，游客们对核辐射安全问题完全不必感到担忧。一次常规的切尔诺贝利旅游所吸收的辐射量，不过每小时几微希沃特，导游们热切地指出，这点辐射量比你在穿越大西洋的飞行过程中受到的辐射都少得多。“当然了，隔离区的中心区域仍然存在着高辐射量的地方，” 所谓 “切尔诺贝利隔离区旅游官方提供商” ChernobylWel.com 网站上的常见问题区如此解释道，“但如果您遵照建议路线和导游指引进行游览，您的切尔诺贝利和普里皮亚季之旅将绝对保持在辐射安全范围之内。” 专家基本同意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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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乱吃那儿的蘑菇和野果，也不乱逮那儿的野猪吃，就待在允许游客待的地方的话，那就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世界卫生组织辐射防护项目的负责人基思·贝弗斯托克（Keith Baverstock）博士告诉我。他还补充道：“我去过那里，也很愿意再去一次。” 其他应对核泄漏的安全预防措施还包括：不在室外进食、饮水或吸烟；不偏离路线、裸露皮肤，或使身体和财物接触地面。

贝弗斯托克是联合国2002年对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的重大报告的联合创作人之一，这一报告令全世界开始关注白俄罗斯甲状腺癌疾患数目的增长。他告诫我，核辐射的许多后果尚处未知，这其中就包括辐射的社会心理学影响，以及辐射性尘埃诱发癌症的总发生率。许多旅游者也许会被核辐射的可视性损毁后果所震惊，但这实际上并没有他们所预想的那样严重。

尽管很多热门电影和电子游戏都将隔离区描绘为一片后启示录风格的荒原，但实际上，切尔诺贝利仍然是一座正常运转的城市，甚至人口还不少。这里仍然有一座迎接敬神者的教堂，大量的工人每天搭乘交通工具来到隔离区，拆毁废弃的反应堆，并为反应堆加装新的控制设施；还有几百个人不顾政府的命令，拒绝离开这里。“这里基本就和其他乌克兰城市一样，只是没有孩子，缺少很多娱乐设施，” 巴斯巴尔说道。

也许是不满于道路交通的繁忙和商铺的兴盛，有些被称作 “潜入者”（stalker）的当地人会经常溜进那些城市外更为荒废的区域，这里是隔离区的中心地带，对他们而言却似一片葱郁苍翠的保护区，他们在此搜集物资、远足、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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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切尔诺贝利论坛（Chernobyl Forum）发布的一份报告称，“隔离区意外地成为了一处生物多样性的独特庇护所”。科学家们描述，切尔诺贝利的野生动物似乎生息繁荣，普氏野马、驼鹿、野猪、狼和猞猁在此游荡，但科学家们也并不确定动物们的 DNA 是否发生了改变。贝弗斯托克警告说，野生动物们未必 “那么自由自在”；科学家们已经发现，这里的鸟类颅骨大小发生了变化。

鲁宾花旅社的创立者迪伦·哈里斯说，哪怕是在遭受放射性污染的普里皮亚季，自然展现的强大恢复能力，依旧让人们感到震惊：“每一年，这里都越来越让人认不出来了，水泥地面分崩离析，树木与植物夺取了他们的领地。” 他说，他的许多游客都是城市探险者，他们享受着搜寻和探索现代废墟的过程，在它们的衰败中寻找美的所在。实际上，这篇文章中采访的所有游客，都恰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城市的探险者，他们所有人都形容普里皮亚季是一座 “凝固在时间中的城市“，是 ”所有城市探险者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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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得以留存的前苏联遗迹中，数普里皮亚季的废弃游乐场最为著名，它本该在灾难来临之后的几天开张。它明黄色的摩天轮，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阴暗的反讽式标志，常被游客们收入镜头。附近高度放射性的金属碰碰车纹丝不动，暗自腐朽。苏联 Duga-3 雷达信号塔耸立于城中，俯瞰着这片冷战幻想的废墟。这套强力的雷达系统，被北约称作 “秤砣”（the steel yard），曾被用来干扰欧洲和美国的广播站点。报纸、课本、散落的药物、干涸的泳池，以及1986年代的儿童服装，全部被乱丢在这些建筑旁边，更增添了这座城市的时间胶囊效果。

城市探险者们蜂拥至隔离区，不是来为这片废墟惊讶，而是为了亲自体会这番现实，感受核灾难的后果。科瓦尔奇科说，通过 UkrainianWeb 来隔离区旅游的人，通常并不满足于照片和电影里对此抽象而反乌托邦式的描绘，他们是那种需要 “亲眼见证” 这些现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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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访隔离区，是亚诺什·洪科宁（Janos Jonkonen）长久以来的愿望。自从在芬兰度过的孩提时代以来，洪科宁就对 “各种后启示录式的光景，空无人迹的世界和现代化的废墟” 所着迷。就像是很多和我聊过的游客一样，后冷战时期的流行文化点燃了他的幻想。成长于这样一个濒于相互毁灭保证边缘的世界，亚诺什看了80年代的末世电影，读了充满启示录想象的小说，也调查了核辐射的科学影响。这时，事故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 而对像芬兰这种经历过辐射性尘埃的国家而言，这个名字还意味着更多。

和洪科宁以及其他很多造访切尔诺贝利的游客一样，罗尼·巴斯巴尔也一直在意大利北部的家乡为城市探险而深深着迷。这种迷恋与他对 “衰败，病态而不寻常的事物” 与生具来的兴趣相结合，普里皮亚季便成为了那个 “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把我所有爱好集合在一起” 的地方。但对于事故发生时年仅五岁的巴斯巴尔而言，切尔诺贝利一直像是个 “童年时代的飘渺幻影，一件不为太多人知晓的大事”。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真的可以去到那里。

巴斯巴尔和洪科宁都说，从他们听说有造访隔离区可能的那一刻，他们就知道自己必须来到这里。洪科宁在2010年十一月通过 “独步东方” 旅社（SoloEast Travel）来到隔离区，还计划以后能取得一张通往戒严区域的许可证。巴斯巴尔通过哈里斯的公司鲁宾花旅社，在2012年春天第一次来到这里。他回家之后，就计划着再回来。“我简直入迷了，” 他说。自此以后，他又回来了七次，总共在切尔诺贝利度过了42个日夜。在这几次旅行之间，他阅读了关于这场灾难及其后果的相关资料，也越来越了解了隔离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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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说，像巴斯巴尔和洪科宁这样积极调查准备，并强烈希望再次造访的人，在通过他的旅社来到隔离区的人们中并不罕见。他说，切尔诺贝利和其他靠废墟景象吸引人的地方不同，它的游客对这场灾难的生物学、历史学和政治学意义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哈里斯的客户以男性和 “千禧一代” 居多，约有90%的行程都是由年龄在25到40岁之间的人预定的。

科瓦尔奇科也强调了这条旅游线路的教育意义，高于他们所谓的感官体验。“我们的游客多数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关心世界形势的人，特别是切尔诺贝利的游客。” 他说道。毕竟，为了弄清核辐射的影响，几乎每个游客都会在旅行前先做点调查。“旅途中不会有人问 ‘切尔诺贝利是什么’ 这种无知的问题。”

以这些重大灾难发生地的游客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们告诉我，这种 “黑色旅游业”（dark tourism）通常是为了满足人们更深刻地体验某一事件的愿望。富兰克林·马歇尔学院商科教授和黑色旅游业学者杰弗里·波德森（Jeffrey Podoshen）认为，黑色旅游业的核心在于，人们去游览反乌托邦，是为了去反思、共鸣和纪念死亡与悲剧的历史价值。“人们害怕这样的灾难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便转而主动寻找灾难，” 波德森说道。“切尔诺贝利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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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曾是苏联工业的灯塔；而普里皮亚季，这座被抛弃的现代城市，则代表着其他屹立至今的城市往昔完全有可能踏上的另一条轨迹。确实，洪科宁也回忆起普里皮亚季和他成长的芬兰城市之间这种诡异的相似性。预制组装式的公寓楼、80年代的审美观，普里皮亚季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他荒芜、毁灭版本的童年故乡。

安德鲁·吉布森（Andrew Gibson）是一位英国自由摄影师，曾两次游览隔离区，他认为，“黑色旅游” 的废墟景象是吸引人们的关键，这片区域是  “世界上最严重核灾难的后果” 的现实，能够迅速消除一切欢乐的气氛，天灾或是电子游戏的仿照与之无法相比。“光是消化这些场景，就能耗尽你全部的注意力，除了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你都很少有精力和他人交流，” 吉布森说道。

像其他很多游客一样，他不太愿意用黑色旅游这个标签，因为这夸大了感官体验；而他说到自己与这里历史厚重感的共鸣，几乎与波德森所说的如出一辙。“不管看起来有多么饱受摧残，普里皮亚季的生机在1986年就已经停止了，” 他说。“对于一个已经消失的政权，你就只能走到这么近。” 他还形容说，这是一种“ 极其强烈” 的 “独行于一个曾经充满生机的地方” 的感觉。

科瓦尔奇科也同意这些 “深刻的感受” 在旅途中很常见，惊讶、羞辱、关切、迷恋，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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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一次旅途中，巴斯巴尔说他站在曾经的直升机落地熄火的地方，还在废弃的小学教室间游荡。他爬上高楼的房顶，试着接受 “已经没人生活在这里” 的事实。 “我不是个轻易动情的人，” 他说。“但我第一次见到幼儿园的寝室里，那么多行锈迹斑斑的小床时，我简直要流泪了。这个地方弥漫着一种深切的悲伤，很难用言语表达。”

2010年，洪科宁从隔离区返回家乡时正值盛夏，夜不成眠。他回忆起这些旅行后的日子，整夜地看着照片，读着普里皮亚季昔日的居民写下的记录。“听起来大概很是滥俗，” 他说。“但我真的在那里留下了自己的一部分。这是一次非常深刻的体验。”

但有些人认为，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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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东部的军事危机使得旅行者不再愿意踏足这里，再加上隔离区内的森林大火，今夏切尔诺贝利的颓废之美是否还能吸引几千名摄影师和旅游者慕名而来，还是个未知数。鲁宾花旅社、UkranianWeb 和 ChernobylWel.com 纷纷表示，战争开始的一年半以来，旅游人数大幅下降，后者援引的数据显示，这个数字下降了80%。

两周之前，乌克兰森林大火距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不足12千米，检测员记录下了辐射隔离区内的辐射尖峰。乌克兰国家核监管局监测到，疏散村 Polis’ke 的放射性铯浓度是致命浓度的十倍之多，却发布声明称只要风力和风向不变，致癌辐射对隔离区附近的居民不会造成危险。这是自四月下旬以来，这片区域遭受的第二场森林大火，也是二十多年来，大火第一次蔓延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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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告诉我，这些大火也许不是个例，而是一种趋势，气候变化使得火灾更加常见。哈里斯认为，尽管局面还在掌控之中，但他的公司正在 “对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未来有必要，将延期旅程”。科瓦尔奇科补充道，虽然 “不论从哪个方面看，旅途都没有问题，但他的公司还是感受到了阻力”。

也许客流量的下滑正带来了旅行的好时机。有些人认为传统的旅行方式太过拥挤，与他们想要追求的 “荒芜探索” 期望不符；还有很多人说，他们希望第二次旅行时能够采取自助或者私人定制的形式。早在2009年，当这条旅行线路还不是那么普遍时，英国设计师安德鲁·亨特（Andrew Hunt）就已来过这里；他表示如今，这座城市已经变成了 “一个热门游览地”。

“感觉有点像是博物馆了，” 他这样说道。“我觉着这样很是悲哀。” 一位旅行博主形容说，这里已经成为了专坑游客的陷阱，摄影师们在 PS 里调整着风景的模样，只为得到一张 “理想” 的照片。他写道：“如果我跟的这个团还算有点特殊性，那就想象一下年复一年，每年都有10000名旅客造访此地时的效果吧。”

所以如果你正在寻找不太拥挤的新鲜地点，又还没定下今年夏天的行程的话，切尔诺贝利目前也许还是个安全的目的地。“赶早不赶晚啊，” 巴斯巴尔推荐道，“这个真的地方快要完蛋了。”

• 作者：Ava Kofman
• 摄影：Ronnie Bassbar
• 翻译：张玲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