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事而情：张军诗歌情感的自觉叙述

2024年08月21日

魏文文

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历史语境中，从“诗言志”开始，无论“诗缘情而绮丽”，还是“诗者，吟咏性情也”，传统“诗”从本源、内涵以及审美特征上看是都是抒情的。但是，我们在阅读一首诗时，却又容易陷入“抒情”“叙事”“叙述”的漩涡。事实上，如果将“抒情”作为一种诗歌表现手法，与其相对应的则是广义的“叙述”，不仅侧重于“事”（包括客观描述景象与事物等），还包括事象、事态、心事等。因此，如果说“抒”是诗人对自我感受的言说，那么“叙”则是诗人诉说切身感受的手段，二者往往呈现为水乳交融的状态，“抒情要么包含在叙事之中，要么产生于叙事之后。诗人之情，除一小部分直接抒出外，绝大部分是渗透、隐含在事的叙事之中……”不可否认，在诗歌文体中，叙事是叙事诗的基本功能，且所叙之事相对完整，若抒情诗叙事色彩浓厚，却容易造成语言的散文化以及诗意的匮乏，因此如何协调“叙事”与“抒情”，十分考验诗人的创作力、想象力，乃至智力。

张军是一位成熟的诗人，他深谙叙事、叙述以及抒情之间的奥秘，他的诗看似抒情，却又能时时精准地把控情感；看似叙事，又不过分拘泥于“事”，而是让事与情处于某种交融的“叙述状态”，以达到抒情与叙事的平衡。此外，如果仅从视觉外观来看，张军诗歌的体量并不大，以简洁的短句为主，其中又有一些诗句只承担陈述事实的功能，在冷静的陈述中诗人让一些场景和一系列事件随着语流缓缓推进，这种连贯性、有序性的叙述成为情感催发的主要动力。张军所叙之事大都穿梭在“日常的渺小”与“伟大的温情”之间。“日常的渺小”多为一些日常生活之事，或是现世生活中的小事，或是穿越时空的童年趣事，或是独忆逝去的亲情与乡愁，又或是生命一簇的感动，一景一物，诗人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穿梭，在回忆与梦境之间编织起真挚、炙热的感情，这种切己性的感受成为诗人久未重逢却又在诗中相遇的“伟大的温情”。写作本质上是一种回忆，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现时性”，尽管有时候它是短暂的，诗人的笔触却为这份“伟大的温情”镌刻下深刻的记忆：是“夜晚挂上山巅/杨柳又倒映在水中”的岱湖；是“年久失修锈迹斑斑”的空房子；是映出“父母曾经匆忙的脸”的水凼；是“需要用尽一生，才能走回故乡”，诗人一次次进入故乡的语言世界，但是现实的无力感促使“我变成一只没有颜色的甲壳虫/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诗人通过穿越时空的意象组合唤醒了读者对他人与世界的重新感知，在感知中达到诗歌与日常生活、个人记忆之间的亲密无间的状态。张军的诗歌在用词与节奏的把控上恰到好处，被称为“有温度的写作”（北魏语）和“纯粹的写作”（丁瑜语），这种“温度”和“纯粹”来源对“日常性”和“物性词”的双重营造，如谢默斯·希尼所言：“构成真正创新的是词语营造的既陌生又家常的感觉。每一个表达，每一个节奏，每一个韵脚都各就各位，如山坡上的石头般牢固可靠。”

诗歌沙龙上，张军的《野葡萄》得到了读者的偏爱，“浓密的冬青树冠里/缠绕着野葡萄藤/像我母亲油灯下纳鞋底/穿过去/引过来/把叶子往高处纳/把酸涩纳出甜味/下午的阳光洒满叶面/半夜三更的露水如期降临。”诗歌是诗人与万事、万物对话的结果，“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语言，诗歌的基本内容并不来自自我，而是来自世界，来自事物，只有当我们全心全意并且无私地关注它们的时候，事物才会用自己的语言和智慧向我们说话”。因此，诗人写诗，是迫于生命内在语言的需要，而叙事则是诗人对超越时空复杂的人生与情感的精确书写。在“事件”要素上，诗人将“缠绕的野葡萄藤”与“母亲油灯下纳鞋底”并置，形成了地理空间、心理空间以及个体经验的多重复合，叙述空间随着“缠绕”与“穿过去/引过来”动态铺展，带来了现场的画面感与身临其境感，读者亦通过诗中的细节描写、场景叙述见证母爱的温柔与感动。当然，古今中外写母爱的诗句多不胜数，与一些宏大、赞颂的诗句不同，张军试图通过互文的方式搭建起内外呼应的两种场景，缩短心理空间与审美距离，避免因日常性、庸俗化的叙述消解诗意。另外，这首诗的特殊之处还在于，诗人建构了一种特殊的“对位法”，借助细腻的语言与视角，本能地通过物的真实、词的真实，将物人格化、情感化与人本质上的物化同置，取消了物与人的距离，从而使语言获得了一种潜在的且巨大的暗示能。“下午的阳光洒满叶面/半夜三更的露水如期降临”，诗的结尾处依旧宁静、质朴，诗人继续轻轻地建构起语言纵深处的诗意，“如期降临”的露水最终达成了语言、事件以及生命存在的有机统一。

张军诗歌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他独有的抒情与叙事的调性，是一种具有平和与冲澹的叙述调性，在对“日常生活”“生命悸动”的发掘中，诗人自觉摒弃了畸联、变型、隐喻、移植等修辞，在叙述的进路中寻找一种纯粹的语言，即诗人在本来的言说中进入纯粹的叙述状态，当然这也是诗人寻找诗意、情感自洽的过程。

（本文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