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想，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与思想立场二者是否完全一致？我的结论是有些人一致，有些人并不一致。社会身份与思想立场不一致，并不代表此人的思想立场就有问题。
那个写过《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本来是个贵族，1856年他竟然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这是干什么？按道理，为了维护贵族的利益，你不能解放农民，你解放了农民，肯定损害自己的利益。就算你自己伟大，但你一开这样的头，不是让所有的贵族都跟着受损吗？这简直就是本阶级的蛀虫。还有不可思议的，1866年他竟然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原因是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不就是一个士兵与一个军官的事，
跟你托尔斯泰有什么关系？你还辩护，是闲的没事吗？你怎么不站在军官一边？人家毕竟挨了耳光。托尔斯泰的所为就是人民立场。他想问题从来都站在底层，为底层的利益鼓与呼。照常理，从托尔斯泰的个人利益来考量，他完全可以不行不说不闻不问。毕竟他自己衣食无忧，居于社会中上层，但他的人民情怀不容许他沉默。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
1901年托尔斯泰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他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1905年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从托尔斯泰这一系列的文与行来看，都与他贵族的身份不相称，但却可以看出他处处的人民立场与家国情怀。从贵族阶层来看，托尔斯泰简直大逆不道，吃着贵族的饭，却要砸贵族的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的社会身份已经让位于他思想的人民立场，他的人民性是第一位的。历史证明，这样一个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是有益的，他希望社会能有更好的改进，有更大的进步。
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
社会身份与思想立场是完全重叠的，但有时却是背离的。当然我们可以说，托尔斯泰的经历是早已过去的历史，一去不返了，是个案。我举双手赞成。只是我想，如果身在托尔斯泰的阶层，处在他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身份会不会让我们寻找到真正的人民立场与家国情怀？
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都让我们扫除眼前的障碍，挣脱思想的束缚，对着人民的立场走过去，首先告诉自己，我先看看人民的情况，再考虑其他。让我们用自己的头脑，去搞清人民利益的根本，并把一切都排在人民的利益之后。
托尔斯泰的经历，给我这样的启示：看思想立场时，不要看社会身分份。看社会身份时，也不宜推断思想立场。一句话，最重要的是一个人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做事。那就让我们的思想跳出自己的时代，以历史之镜，照亮现实，人民立场的大道必会在你面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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