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告诉我，我母亲去世前给她孙子三十万，这些钱，现在好像没有多少，可在十年前还可以说不算太少。我虽然纳闷，一家人靠我父亲一个人不高的退休金，怎么存下的这些钱，但我还是非常随意的说：“应该给他，只有他家生的孩子姓徐，我们姐妹生的孩子都不姓徐。”这话我是从心底发出来的，就如同我母亲告诉我，她给我小妹妹的孩子前前后后一万几千，我只是随口说了句：“你的钱愿意给谁就给谁，我没意见。”在二十一世纪初，一万可以说是一笔巨款，等于现在的多少，大家都明白，那时候我父亲的退休金也就几百块钱。我只管教育好我自己的女儿，不能要老人的钱，老人手里有点钱，活的踏实。人生应该靠自己的能力与劳动挣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是她结婚，我父母给他们一千块钱的贺喜，我也动员他们又添了二百块钱，用孝敬她姥姥姥爷的名义退了回去。

        我这个人好像对钱的喜爱度非常低，可我好像除了下岗那几年生病，免费医疗的福利也被丐哥哥夺走，因为没钱住院，才有过知道钱的重要性，再就没有因为钱难为过，也从来没有对钱动过真情实感。后来回想起来，也许就是因为当时没钱住院，才免除可能被切子宫的痛苦。这可能就是祸兮福之所倚吧，或者是老天爷对我的关爱。我好像手里也从来没有缺过钱。在我父母家，我还小，不接触钱。到我爷爷家后，我爷爷奶奶每个月给我一块钱的零花钱，我几位叔叔们从部队回家探亲也给我几块钱的零花钱，最多一次十块钱。六十年代那可真不是小数目。工作后，我又是到了地质队野外工作，每天有五毛钱的野外补贴，加上工资，属于收入不算少的。我们还有很好的福利，工作服、鞋都是夏有单、冬有棉、雨天还有雨衣雨鞋，自己的外衣基本穿不着。走到那里，单位安排住处，交电费，自己不用花一分钱。天天工作生活在小山村里，能花钱的地方也很少。

        每个月发了工资，我留下生活费，就把钱寄给我父母。七八年我结婚，父母给了我一千块钱，当时单位很多同事都羡慕的不得了。后来我母亲告诉我，是我寄回去的钱，都给我存着，他们又添了点。八零年生孩子，我父母又给我一千块钱，回济南又给我女儿二百块钱。从我结婚，父母就不让我再寄钱。家里的钱都是孩子她爸爸管，买东西也是他负责。八六年离婚时，他说只有一千的存款，要留给孩子，我也就没有要。我只是带着电视机，与我父母给的两个箱子，我自己找人做的两个半橱，还有我在野外用的被褥，衣服离开了那个家。结婚时买的缝纫机，自行车，立橱，床，我母亲给的被褥，毛毯，挂毯等都丢下了。

       后来我粗略的估计，离婚时银行最少也应该有四五千的存款，我母亲给的二千二百块钱就没有用着的地方。我们两个人的工资一个月有近一百三，每个月给孩子奶奶十五块钱的养老费。住着不到五十平米的楼房，房租才不到二块钱。水费不用交钱，单位自己供应。电费只有几个照明灯，加上一个电视机，没有其它电器，应该也是寥寥，没有几个钱。肉、鱼、蛋等都是几毛钱一斤，菜都是几分钱一斤。每个月的生活费，一个人的工资都用不了。因为我不管钱，只能他说有多少，就是多少。

       我母亲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生气，我就劝我母亲，钱都是身外之物，只要人好好的，每个月有工资，还怕手里没钱吗。我母亲就提出，她原来有工作，为了我们姐妹们，才辞去工作。现在没有退休金，我们四个孩子每个月应该给她发退休金，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从一个月十块钱，到后来一个月四百，每年我都是超额完成任务。就是我下岗那几年，单位停发工资，我宁可出去照顾病人挣钱，也雷打不动的保证交齐母亲的养老退休金。直到后来他们搬进公租房，母亲看我给他们买家具、家电花了不少钱，再说我父亲的退休金也翻了几翻，就不让我再交养老钱。

        母亲几次告诉我，我小妹妹当着我的面，给她钱，我以离开，我小妹妹就又找理由“借”回去，我也是左耳朵听右耳朵冒，懒得装心里添堵。当年有人挑唆我，我爷爷奶奶生病，是我伺候的最多，爷爷奶奶的遗产，我应该去讨个说法，我却无动于衷。这次，我母亲给他孙子钱，我依然心无波澜平如静水。想一想他们存下这笔钱也不容易，平时他们一定非常节约，虽然大部分吃的、用的都是我送过去的，但肉、鱼这些生鲜食品我基本没有送过，看来他们也很少买着吃。

      我只做好自己该做的，问心无愧就行。我与我家帅哥带着老父亲去昆明，老父亲看到这六十五年昆明翻天覆地的变化，感慨万分。给我讲当年牵扯一个特务案件，到昆明提审沈醉。讲昆明解放前后的一些故事，可惜我没有详细记录下来。老父亲第一次坐软卧，第一次到餐车吃饭。而且是朋友找铁路方面的关系，往返都是列车上安排的招待餐，每餐四菜一汤。

      第一次乘坐高铁软座，是去杭州参加文化交流。住在五星级宾馆，老父亲第一次享受到那么丰富的自助早餐。多次对朋友说起，脸上展现着笑容，洋溢出满满的幸福。走在西湖边，老父亲迈着军人的步伐，自信而坚定。看到当年新中国《宪法》的诞生地，老父亲说起当年参与起草的老人都已经作古，不禁感叹“新中国的成立，是多少烈士的鲜血，多少领导者的智慧铸就。”拜访当年的老兵，中国美院原院长，中国美协顾问肖锋夫妇。一起回忆当年战斗的故事，说到当年行军，宣传队打着竹板在路上鼓劲，两位老兵激动的一起念了起来：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跑掉.......

       去临沂，参观《115师纪念馆》，老父亲说那里可是当年他们心中的圣地。全国的圣地是延安，山东的圣地就是临沂。看到老照片，老父亲想起很多老首长的故事，一直侃侃而谈。只可惜当时我没有准备录音设备，也记不清那么多人名与事情内容。到了莱芜纪念馆，见到陈毅司令员的塑像，老父亲立刻来个立正敬礼。陈毅司令员是我老父亲最崇拜，最敬佩的首长。老父亲每次提起陈毅司令员，总是充满感情的说“这是位有担当，光明磊落的首长。看似挺威严，但对我们这些警卫战士很和蔼。”根据老父亲的叙说，我整理出几篇关于陈毅司令员的小故事。（在前面发的：老父亲的故事，系列里几篇写到陈毅司令员）

      那几年陪着我家帅哥参加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只要条件许可，我就尽量带着老父亲参加。幸福总是那么短暂，没想到我家帅哥身体出现问题，先是经常胃疼，吃药不管事，就到医院打几天吊针。接待台湾朋友的酒宴，他坚持带病参加。结束时他竟然站不起来，几位画院副院长去送客人回来，把他架到车上送到医院住院。医生让做胃镜，他坚决不做。医生单独找我谈话，让我做好思想准备，从他消瘦的情况，初步诊断可能是胃癌。并且让我摸摸他的胃部，确实有一个鹅蛋大的硬疙瘩。打了几天吊针都不见好转，我看了他的药单，问医生为什么没有用奥美拉唑，医生说那个药不报销，只能用艾普拉唑（当时他还没有医保卡，看病是先交钱，后拿着单子到单位报销）我说不报销我自己拿，先让病人不疼了再说。用上奥美拉唑，慢慢的不疼了，渐渐能吃进去饭了，胃里的硬疙瘩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身体也就一天天好了起来。

我家帅哥住院期间，老父亲到医院探视，让我安心照顾帅哥，他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帅哥恢复健康，生活重新走上轨道。帅哥原来的住房又赶上拆迁，因为是房管局的房子，虽然没有全额补助，但还是领到几十万的拆迁款。正所谓福兮祸所伏，我又遇到一个烦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