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岁我回到济南，在我爷爷家居住，上学。到了山东，我非常想念我的小姨，想念我的姥姥姥爷。天天在我爷爷奶奶跟前提出想回老家。学校放暑假我爷爷奶奶就给我买好火车票，把我送上到烟台的火车，回姥姥家度假。那时候我小姨已经退学在家务农几年。我看小姨下地，就非要跟着小姨去体验生活，姥姥小姨拗不过我，就让我跟着到地里去玩玩。我跟在小姨身后，干了不到一会就体会到干农活的辛苦，火辣辣的太阳，好像要把人烤干，玉米叶子划得皮肤生疼，让汗水一侵，火烧火燎的痛。小姨让我到地头有风的地方等她，当小姨脸上滴着汗水，衣服湿淋淋的，已经被汗水浸透，手里还提着用草叶串着的一些蚂蚱，满面笑容的从玉米地里钻出来，领我一起回家时，我真不知道小姨怎么还能笑的出来。
农村的夜晚非常安静，姥姥姥爷早早躺下，我和小姨坐在院里，数着天上的星星，小姨给我讲故事。晚上我和小姨睡在里屋的土炕上，农村的蚊子多，又没有蚊帐，小姨就点燃艾草绳熏蚊子。身上让玉米叶子拉的伤，又痛又痒，蚊子的歌声吵得我睡不着。我就问小姨：“小姨，上学、种地你喜欢什么。”
小姨说：“我喜欢上学。”
我就问：“那你为什么不上学，要回家种地。”
小姨说：“上中学要去县里，你姥姥姥爷身体不好，年纪又大了，需要有人照顾。”
我说：“不是还有大舅，大舅母一家吗。”
小姨说：“他们已经分家单过，再说他们也有孩子，顾不过来。你姥姥姥爷身边离不开人。”
是啊，大舅舅已经另立门户，我大姨三姨都远嫁他乡，四姨虽然嫁的不远，可婆婆一家非常吝啬，也没法回来照顾家里。我小舅舅去了新疆，找我父亲帮助他安排了工作，也已经结婚成家。两位老人确实身边需要人。可小姨年纪那么小，在家下地劳动，她也太苦了啊。我父母定时每个月给我姥姥家二十块钱。虽然那时候二十块钱是个不小的数，可架不住两个天天吃药的病人。我姥姥姥爷因为有病常年药不离口，不能下地挣工分，如果没有人挣工分，分口粮时就非常少。那时候生产队是基本口粮与多劳多得的分配标准，我小姨为了家里多分点口粮，为了两位常年有病的老人，不得不离开学校。当时小姨学习非常优秀，为了这个家，谢绝了老师的挽留，毅然放弃了读书的机会，无怨无悔的担起了养家重任。当时我就非常敬佩我小姨，心里默默许愿：我工作后一定想办法把姥姥姥爷接到我这里来，让小姨重新去学校读书。我相信她一定会考上大学，事业有成。
我参加工作，没想到来到地质队，干上一个四处漂流，居无定所的工作。那一年我准备好回老家过春节，可单位春节不放假，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三月我接到小姨的来信，姥姥永远的离开我们，临死前几天给我留的白面，还不让小姨动。看着信我就放声痛哭起来，同事领导都来劝我，领导特地批准我回家探亲。那时候通讯非常不方便，我到邮局打长途电话到村里，小姨告诉我，姥姥去世时特别留言，让我好好工作，不要请假回去。姥姥已经入土为安，她也决定去东北我三姨那里。一晃好多年过去，我们都结婚生子，我一直与小姨保持通信联系。
我问过我小姨：“你在家干那么累的活，有没有感到苦。”小姨说：“怎么能不苦呢，我也想过去读书，可如果我不在家，两位老人谁照顾。”我们胶东女人一般都不下地干农活，姑娘、媳妇都是在家绣花、编织、喂猪、做家务。我姥爷常年吃药，根本不能下地，我小姨就只能挑起这副重担。我小姨的生产队，常年在地里与男劳力一同干活的也只有她一个女的。我小姨告诉我，下地不算什么，最难的是上山打柴。我们那里有个昆嵛山，就是小说《苦菜花》里提到的那座山。平时封山，每年的秋天开山，让老百姓上山捡拾修剪下来的枯枝与松塔，准备冬天烧炕取暖。昆嵛山离我姥姥家好几十里路，生产队忙完地里的农活，就结伙一起去上山打柴。离得远，半夜就要爬起来带着工具，带着干粮，顶着星星离开家。当背着松枝，扛着装着松塔的袋子下山时，需要特别小心，每年都有站不稳、踩不住滚下山的。挑着一百多斤重的柴火，几十里路走到家，就到了半夜，肩膀压的生疼，浑身累得就像要散架。休息一天，再接着去。下雪以前必须准备好一冬天的柴火，如果雪来的早，就得冒着雪花去。
当年我照顾生病的爷爷奶奶，最后没有为遗产、抚恤金与谁争吵，就是因为有小姨这位好榜样。想一想小姨伺候我姥姥姥爷多年，放弃了自己的学业，放弃了大好前程，送走了我姥姥，什么也没要，只身离开老家，我还有什么可争的。当我自己照顾住院的父亲、弟弟，看着两位妹妹拂袖离开时，我心里也感到委屈，可一想起小姨，就一切都释然了。 当年我小姨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一般家庭这麽大的女孩子，还是在父母跟前撒娇的年龄，可我小姨却挑起照顾、赡养两位老人的重任。天天起早贪黑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还要为两位老人求医买药，护理照顾，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心里又该有多少委屈。可她没有一句怨言，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小姨就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照亮我走的路。也是我学习的榜样，让我知道该如何做人。
多年不见，我们自然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小姨问我：“你为什么安排你妈在那个医院住院。”我告诉小姨：“那里离我弟弟家近，也就是我妈妈居住的地方很近，当时是我爸爸打的120，住到那里的。”小姨说：“离你家太远了，来回一趟三、四个小时，你这样天天来回跑，太辛苦。能不能转到你家附近的医院。”我说：“这要与我爸爸妈妈商量，看他们同意不同意。”我怕父母不同意，那里毕竟就在我弟弟家跟前，不知道他们舍不舍得离开我弟弟。第二天我与父母商量，没想到他们竟然同意了。我母亲提出以后要跟我住，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觉得母亲也就是还在与我弟弟怄气，也许过一阵也就烟消云散了，毕竟我弟弟是他们的心肝宝贝。我就先答应下来，看以后的情况再说。
我准备联系铁路医院，我家帅哥让联系济南医院，济南医院就在我家马路对面。刚过了年，还没有过元宵节，医院床位不紧张。我给我父亲也办了一个住院，与我母亲住在一个病房，这样既方便照顾我母亲，也可以一块查查体。转院前我与我父亲一起回我弟弟家一趟，告诉我弟弟，要给我母亲转院。我弟弟躺在床上，嗯了一声。我父亲又拿了两床被子，找出几件衣服。办理好转院，看我母亲已经能正常吃饭，我小姨又住了两天，就让他孩子定好机票，回本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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