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莺：SARS时期的那场永别
2013-04-14

10年前的这个时候，SARS（非典型肺炎）已经开始肆虐，那会儿我还是个内科的⼩住院医生，想也没想过为什么，就主动要求到非典简易隔离病房工作。之所以说简易，是因为我们刚到那⾥的时候连道⻔都没有，就在急诊科的一角收治病⼈，然后自己动手，⼈人全副武装在⾛廊里加装简易隔断⻔。电钻声吱吱钻⼊耳朵，⾛廊那头传来的光⼀点⼀点被阻挡在隔离⻔外，现在想来，多少还是悲壮的。但那会⼉充满了⾰命乐观主义精神，没有隔离服，就穿两件⽩⼤褂，把领⼦⽴起来，⽤胶条层层粘住。没有N95⼝罩，就多戴几层——一次性⼝罩加两层厚厚的纱布口罩，戴上⼏乎就不能顺畅喘⽓，所以隔半个小时我们就会走到隔断⻔旁边，摘下口罩，透过⻔上的⼩窗拼命吸两口空气，转⾝再接着去看病人。
那会⼉没有微博，上网还用的是拨号，所以各种消息只能从媒体得知。即使知道真实情况已经惨不忍睹，我们也⽆能为力。大家只是在上班前彼此道声：加油！保重！下班后也会在单位指定的宿舍⾥玩会儿扑克。医院对我们真心好，每天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不随便外出，⼏乎吃的用的全都提供。

时间⼀天天过去，上班进病房，巡查病⼈，记下患者的主诉，测量⽣命体征，修改治疗方案，收集新病⼈的鼻咽部病原学，记录病程，开药，开化验，⽐较患者胸⽚，给患者带⽆创呼吸机，抢救，⼼肺复苏，强⼼药，最后看着救护⻋直接将遗体装进密闭医疗袋拉去⽕化。整个过程⽆声悲壮却⼜是倔强的。

有天我下了夜班在宿舍⾥睡觉，⼿机响了，是他。他是我⼀个患者的丈夫，结婚没多久妻⼦查出肾癌，已是晚期，住院化疗时我是她的主管医生。那会⼉我还不像现在这样⻅惯了⽣死，也不知如何才能安慰这样年轻的绝症患者，所以每次进她的房间，我总会多花些时间和她聊天。在给她穿刺放胸水时，会不停地和她说话来减轻她的焦虑不安。就这样我们⼀来⼆去成了朋友。我知道她这样的情况基本上没治，我⼀次次给她放胸水，眼看着她⼀天天没有了⽓力，也实在找不出什么合适的话来安慰她，只是尽量操作的时候动作轻柔些，说话的语速再慢⼀点。进入SARS隔离区后，这还是她丈夫第⼀次给我打电话。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所以接通电话后我没有说话，等着他主动和我说。

他带给我的却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消息——她因为肿瘤转移到肺内，加上出现感染⾼热，呼吸困难，⼜因为前⼏⽇去过外院急诊科看病，有过接触史，⽆法和SARS鉴别，所以要被送到医院隔离。他现在能求助的人只有我。

我⻢上从宿舍的床上跳下来，对他说：送到我这里来！我正好在SARS病房！她被裹得严严实实的急救人员推进来的时候，我已穿戴整⻬等在隔离区⻔⼝。担架上的她已经⽆力抗争什么。我上去握住她的⼿，对她说：别怕，我在这⾥！她点点头，看不⻅我的眼泪在眼眶⾥打转。

也许她只是肿瘤转移呢？看着隔离区内横七竖⼋躺着的病⼈，我问护⼠长，能否把腾出来的超声室当作病房？得到护⼠⻓同意后，我迅速推来⼀个⼤钢化氧气瓶，接上氧⽓，把她抬到了床上。

不忍⼼看她的眼神，我出去找到她爱人，接过⼀沓胸⽚和肺部CT仔细看了起来。他和我心⾥都清楚，她那样的情况，进去了就再也没机会出来。简单聊了几句，我转身要进去。他叫住我问：她最后不⾏的时候，我能陪着她吗？我顿时语塞。按照规定，患者若在隔离区内去世，是要直接拉走⽕化的，之前绝不能让健康人进来。⼀旦出现感染，那是致命的错误。他见我犹豫的样⼦，眼泪啪哒啪哒掉下来。我叹了⼝⽓，对他点点头，转⾝身⾛开了。以后的⽇⼦，我依旧重复着工作程序，每天巡视病人、查体、记病程，给家属打电话告诉患者的情况，通知噩耗。

看着她眼中的光⼀点点消失，我知道时间不多了。我将他叫进来，仔细地给他穿上隔离服，戴上⼝罩帽子，叮嘱他⼀定要控制情绪，不能摘下口罩。我站在⻔口看着他们最后道别，弥留的她努⼒想要伸出⼿，阳光从窗⼝照进来，洒在她苍⽩的⼿上，几乎透明。她眼中的光亮了⼀下，⼜忽的黯淡下去。他压抑地抽泣着，我只能看到他抖动的背影。我努⼒控制⾃⼰的情绪，看着走廊那头医护忙碌的身影，发着呆。过了⼗几⼆十分钟，我进去把他拉了出来，在他⽿边轻声说：最后的事情交给我吧，你去⻔口等着，还有她爸妈，别让他们太难过了。关上隔离区的⼤门，我回到她的床边坐下，⼀直到她咽下最后⼀口⽓。然后通知太平间过来处理后事。

天⽓转热的时候，SARS也渐渐平息，我和她的丈夫⼀开始还间断有联系，后来渐渐不再来往。我相信他开始了新的生活，就像她当年在病房⾥跟我说他俩的故事一样，那一定是愉快喜悦的新生活。我相信她也⼀定希望他能开开⼼心地⽣活下去。

我甚⾄非常理解他不再联系我的原因，我知道他宁愿将悲伤埋在⼼底，不再想起。以后很⻓一段时间，路过当年给她专门设的那个单间病房，也就是旧急诊大楼的B超室，我都会想起她。很多事情发生过，我希望有的再也不要发生。

于莺是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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