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人生》

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做人先于做事，

做人是做事的前提和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显示出独具特色的一面。对君子人格的崇尚与培养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主题之一。君子人格反映出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义利观、道德观。众所周之，因此，君子文化就是要教育人们做人要做君子而不要做小人。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以德育的形式代替宗教的传统，对理想君子人格的塑造和追求正好体现了这一传统。君子人格融温良恭俭让为一体，并具有慎独的自警意识。君子贵和尚中、善解能容的处世哲学，君子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等都在理想的君子人格中得以体现。因此，孔子的许多至理名言，在今天仍然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用语，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怀德，小人怀土”等等，这些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思想言语无不显示出君子人格的强大魅力，并引导一代代中国人把追求君子人格作为个人修身养性的标准和为人处世的方式之一。人生像一首诗，有甜美的浪漫也有严酷的现实；人生像一支歌，有高亢的欢愉也有低旋的沉郁；人生像五彩绚丽的舞台，有众星拱月的主角也有默默无闻的配角。面对世事沉浮想要"胜似闲庭信步"，就得有宽宏大量的襟怀。

中国文化的本质和源流，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宽容性。宽容是文化跃迁的缘因，是文化的生生不息活力和文化内在的演变逻辑。在民族历史上具有宽容品格的中华文化，获得了辉煌发展。当马克思主义传到东方、并且植根于中国这块特殊的文化土壤，中国的命运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向复兴和发展的伟大实践。通观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认识文化的宽容与跃迁的规律，把握文化发展的时代方向，对于当今中国文化建设和社会和谐的构建，对于认识文化的永恒价值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都有着重要的认识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千百年来,中华儿女就以自己的无限忠诚履行着对祖国的责任和义务,并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报效祖国的伟大实践中体现自己的爱国情操和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激励着人们前赴后继,为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进步不懈奋斗,是我们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各民族都涌现出了不计其数的爱国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为后人所颂扬和垂范。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学森、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袁隆平、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等等；这么多爱国情操无不为一代代中华儿女所传颂，无不被一代代华夏儿女所发扬光大。

在中国历史上，尚贤文化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尚贤即是以贤良才能的人为尚。墨子说：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都希望国家富足，人民众多，政治清明。曾经是中国传统吏制建设所推崇的一大传统，尚贤思想引导着一代代中国人对知识、能力与人才加以敬重。历史上尧舜禅让的故事开了尚贤文化的先河并一直为人们所传颂。尚贤文化的核心是“赏贤使能”,就是尊崇和任用有德行、有才能的人。

如孔子的礼贤下士主张、荀子的赏贤使能思想等，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墨子对尚贤思想做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梳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尚贤文化。墨子的尚贤思想是针对当时的世袭贵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贵族官员现象而提出的一种政治主张，其目的是让普通民众中的贤良之士有机会参与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他认为,即使是一般农民和工匠,只要其具备一定的学识、才能和良好的品德，就应该得到举荐和任用，并给以相应的权力和足够的俸禄，让他去为国为民效力。墨子认为,尚贤使能是“为政之本”、众贤则是“为政之要”、举贤是“为政之能”。一个国家贤良之士的众寡以及是否做到尚贤使能，是关系着国家的强弱或兴衰、社会的稳定或混乱之根本。他说:“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在他看来,贤良之士是崇尚道德的“仁人”,是有学识能善辩的“智者”,是国家之“珍宝”,是社稷之“栋梁”。墨子心目中的贤良之士，就是德行忠厚、道术渊博的德才兼备之人要做到赏贤使能，就必须打破原有的尊卑贵贱、亲疏远近的等级界限，对有贤德之人“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其实，就墨子的尚贤思想来看，尽管其带有较为浓厚的理想色彩，但其主张对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人才选拔仍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图片来自网络）2024.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