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我与大我

                                    ———电影《十月围城》人物形象评析

  拨开历史的面纱，去窥视埋藏在尘埃深处的记忆。那些战火与动荡，离别与死亡，都是一场场涅槃中的劫灰，一个新的时代，总是要从最黑暗的角落中缓缓走来。他们何其不幸，生活在那样刀光剑影的岁月中，经历着各种悲欢离合。但他们又何其有幸，可以在翻云覆雨的时代里画下了最浓烈的一笔

  电影《十月围城》主要讲述了在1906年的中国香港，一群仁人志士为保护孙中山、保护革命力量而费尽心血、牺牲自我的故事。本片可以说是一部带有主旋律意味的电影，但是在导演的巧妙安排和思想表达之下，并没有落入一些传统主旋律电影纯粹歌功颂德的俗套。在我看来，本片的核心是一种个人的小我与时代的大我所激烈碰撞而擦出的火花，导演也是基于这一理念出发，通过表现每个人在当时动荡社会中的行为与表现，来阐述那个时代的精神和革命者的伟大。本片除了对于革命热情与牺牲精神的表达之外，更是导演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哲学意味上的思考。

  电影的一大亮点便是导演对于这些保护孙中山的仁人志士的角色安排，他们并非每个人都是纯粹的革命者，都是甘愿为革命、为中国的前途而牺牲自我的人。在导演的设计里，他们的个人形象非常丰富，都有自己的种种悲欢离合。如，商人李玉堂，他在电影的前期是一个典型的重利、怕事的商人形象，影片中他与狂热的革命者儿子李重光的矛盾非常显露，而这一矛盾的表达，除了突出影片情节，与之后李玉堂的转变作为对比之外，更是丰富了这些仁人志士的自身情感的表达，突出了一种真实性。李家的仆人阿四，他并不知道什么是革命，只是对于李家父子非常忠诚，后来仍旧为革命勇敢献身，将对于主人的忠义升华为了对于国家的忠义。只看重金钱的赌徒沈重阳，他保护孙中山也并不是因为具有革命精神，而是为了与自己女儿的一份亲情。包括为了完成父亲遗愿的戏班女儿方红、寻求自我解脱的公子刘郁白…这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都从不同层面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常态，他们每一个人的动机都不甚相同，但他们最后都投身于一种革命浪潮当中，在导演的这一巧妙安排之下，突出展现了本片的价值观念，在革命的浪潮之下，每一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被影响，被感染，这是时代发展的特质。而革命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推翻什么或者建立什么，而是为了唤醒广大的人民群众，去激发全民族的热情。

  本片中一个突出的矛盾便是李家父子的矛盾，这个矛盾也构成了本片的一种冲突的核心和一个情感的释放点，刚开始李玉堂得知儿子去街上宣传革命后当场扔掉了儿子的传单，这一时期代表的是一种新旧势力的抗争，是一种封建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碰撞，而后期李玉堂受到陈少白失踪的影响进而觉醒，开始为策划保护孙中山而奔走，这样的一种转变并不只是李玉堂个人的转变，而是整个社会行为意识的逐步改变，纵使这种改变是缓慢且艰难的，但是在导演的设定中，观众仍旧从李玉堂的身上看到了这样一种革命的希望，这是李玉堂对于时代大我的贡献，突出且丰富了本片的内涵和价值。在影片最后，李重光的被害身亡、李玉堂的抱头痛哭则更是对于自身小我的表达，一种悲痛的生离死别不仅很好的诠释出了李重光那样的仁人志士的奉献牺牲精神，同时也表现了那些革命者作为普通人的血肉情感，更加突出了导演在影片中对于小我与大我的思考，小我的牺牲是为了成全大我，进而成全千千万万个小我。

  影片中导演对于反派人物阎孝国的刻画也是独具匠心，在影片中，阎孝国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他虽然是此次刺杀孙中山行动的主要策划者，但是在导演的安排中，他的所有行为均是出自于心中的爱国热情，他信奉清廷，认为孙中山才是革命乱党。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他也是为了国家的大我而勇于牺牲小我的英雄，只是因为信仰和观念的不同。在影片中，他与革命志士陈少白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敌对关系，在他抓住陈少白之后并未将他杀害，可见他仍是一个重情重恩的人。在影片最后，他在临死前杀死了孙中山的替身李重光，他对陈少白说：“学生，已报国恩”，由此可见，他同样具有坚定的爱国信仰和精神，他勇于为自己的国家去牺牲，就像李重光一样的革命志士勇于为革命献身一样。导演由阎孝国这个角色，表达了更深刻的价值观念，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因为信仰和观念的不同，总会有斗争和战乱，而每一个为了大我而牺牲小我的人，都是值得肯定和颂扬的，在为信仰而牺牲的行为中，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对和错的。

  在导演的安排之下，本部影片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自身的故事，这许多故事不仅丰富了影片的内容，更是导演放低姿态，对于在革命潮流中广大人民的关注，为那些铁血英雄注入了许多柔情，同样也是革命的觉醒作用的一个体现，他们每一个人都完成了一个从小我到大我。从愚昧到革命的自我觉醒的过程，而将这许许多多的自我觉醒延伸开来，便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自我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