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大社区”的探讨

4月16日上午到所在社区办理年度社保认证，借机到居委会主任办公室探讨早想探讨的一个“大社区”走势的问题，起初她以为我有什么具体事，她知道来意后没有特别刻意放下电脑的手头，有一搭无一搭地回复着我的问题。

三年疫情我们都感觉到了最基层的社区的作用，一种防范、一种管理、一种不可或缺的组织与号召。以后再类似的疫情恐怕不会多见，但三年疫情带给我们社区的作用谁也不会否定的。其次，急剧变化的我们的社会客观情况是：各个新兴的小区大多已经不是过去的以单位为主了，基本是相住几年也不相认的邻居；即便是老旧小区，变化也很大，亦是陌生的邻里；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不同家庭模式居多，当然也还有租住户，且流动性较大，故“大社区”的走势一定会强劲而起，它一定会成为社会稳定的极其重要的基本一环，具体来说老人的养老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家庭的和睦问题；邻里的和谐问题等等都会起于此。

在交流过程中，给自己的一个强烈信号是至少本市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动静，体制很僵化，问题出多了或者矛盾尖锐了推给司法而已。从此获得的南方的做法是用钱来解决已经出现的小区“一老一小”的问题，我们也仅仅是落后于此而已。是这样吗？

我所理解的“大社区”不是要增加什么公务编制，也不是使现有的社区人员更累，而是“双向”调整，一是浮在市府机关的工青妇组织编制人员下沉到社区，二是利用各社区的闲置房屋或地段有限收费为小区住户服务。至于要解决的居民大量的非涉法矛盾，如家庭纠纷、邻里矛盾等等就会被“大社区”“吞噬”掉了，“大社区”管理顺了，风气好了一定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社会风气的清新、清意。

我们探讨的时间不长，因为感觉不到她的认真，果然，自己连说着“打扰了”走时，对方都没有抬一下身子。

2024年4月19日18时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