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章朱学派：不尚空谈实效至上——与全国名中医史载祥谈章朱学派学术特点
(2025-10-30 08:02:02)
章朱学派：不尚空谈 实效至上
——与全国名中医史载祥谈章朱学派学术特点
摘自2025-10-27中国中医药报
潘峰 广东省中医院国医大师朱良春名医工作室
章朱学派是著名中医学家章次公、朱良春创立的学术流派，由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孟庆云首席研究员根据中医发展史首先提出，并经过邓铁涛、路志正、颜德馨、孙光荣、施杞等国医大师以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中医药学会、江苏省卫生健康委等认可。其鲜明的学术特点包括：建立了虫类药临床应用的学术新体系、提出辨病和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新模式、实行“打破门户、毫无保留”教学育人新思维。在筹备纪念朱良春国医大师诞辰110周年（1917~2027）活动工作之际，笔者与全国名中医、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血内科）专业首席专家史载祥教授访谈，史教授提出了章朱学派的另一个学术特点——“不尚空谈、实效至上”。
章次公先生在沪上行医时，无论富贵、贫困人群，均一视同仁，除了常规门诊之外，还经常应邀到危重病的患者家里出诊。1937年，章次公先生的诊所位于上海斜桥，对面就是美国西医开的诊所。当时上海流行肠伤寒、副伤寒，又没有好的抗生素，西医也束手无策，部分危重患者出现了肠麻痹、脓毒症、肠穿孔，西医诊断清楚后，建议患者到对面的章次公诊所诊疗，许多患者转危为安。1955~1958年期间，章次公赴北京工作，在担任卫生部顾问期间治好了大量疑难重症。如在北京医院治疗林伯渠的术后长期呃逆，处方仅用一味独参汤，轰动朝野，此后被多次邀请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路志正国医大师在卫生部中医司工作时，曾邀请章次公出诊，会诊河北省一位长期胃肠不适的领导。章次公会诊后，认可前医处方，仅通过调整患者饮食和用药方法，让胃肠道得到休息，获得很好的疗效，令路老感慨不已。
朱良春1938年跟随章次公学习后，回到江苏南通，独立行医。当年即遇到登革热流行，朱良春仔细辨治，根据群体辨证，获得核心病机，拟定处方，在诊所门口熬煮大锅汤，免费发放给市民，有效控制了病情。一炮打响，就诊患者络绎不绝。他不但对常见病、多发病有显著的治疗效果，而且敢于发掘民间有效的疗法。
据史载祥回忆，20世纪60年代，朱良春任江苏省南通市中医院院长，从民间发掘了“三枝花”之一的成云龙用金荞麦治疗肺脓疡。因为当时病人很多，医院专门成立了肺脓疡病房。此病为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患者大多高热、脓液包裹，形成坚固外壳，抗生素不易透过而疗效不佳。严重者出现高热、脓毒血症。朱老仅用金荞麦一味，瓦罐密封，用一半水、一半黄酒焖煮，制备金荞麦合剂，前后治疗712例，治愈率达到91.3%。科研成果上报之后，卫生部委派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所的抗生素和感染专家到南通考察。看到数据真实可靠，专家组立即着手进行新药开发和成分研究，发现主要成分为黄烷醇，并成功开发为金荞麦片、金荞麦合剂新药上市。20世纪80年代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等奖项，是我国对外介绍的中医药13项成果之一。史教授在南通中医院工作14年，全程参与这些疾病救治，见证了朱良春神奇的医术和中药确切的疗效。
朱良春曾多次为我国的两弹元勋程开甲元帅治病。第一次是朱良春在北京参加农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被邀请为程帅看病，用药后效果不错，第二次程帅直接到南通找朱老再次调方。经过后续多次调养后，身体明显恢复，寿至101岁。两弹元勋早年艰苦条件下从事一线研究，身体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如此高寿，与中医药保健密不可分。试想，如果中医没有效，程帅也不会舍近求远，多次从北京到南通找朱老看病。朱老所编著的《章次公医案》《虫类药应用》《国医大师朱良春全集（9卷）》，里面记载的药物、医案、治疗方法都是一用就灵，疗效经得起重复检验，为广大医生所推崇。
史载祥是朱良春的高徒，也是章朱学派第三代优秀代表传承人、章朱学派传承研究室主任，其临床治疗效果亦能体现出章朱学派“不尚空谈、实效至上”的特点。冠心病支架术后的患者，虽造影显示血流非常通畅，心肌酶、肌钙蛋白均正常，但经充分的西药治疗后，仍有胸闷、胸痛，医学界称为微血管障碍，是心血管病难题之一。史教授用自拟的升陷祛瘀法治疗此病，效果显著。升陷祛瘀法导入气血升降出入的原创思维，强调“祛瘀必言气血，言气必察升降”。该方在张锡纯升陷汤基础上加三棱、莪术、坤草、党参、山萸肉等，气分、血分、水分并调。以冀“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已成为业界治疗此病的常用治法。
又治疗一位长期咳嗽的中年患者，有肺气肿、支扩、肺不张病史，辨证为大气下陷、气血痹阻，仍用升陷祛瘀法而获效。
史教授曾治疗一名东北的女性老年患者，主诉左侧胸部疼痛1年，畏寒明显，在场医生都短袖，她却穿着厚厚的外套，外地一直按照冠心病治疗，效果不佳。史教授仔细问诊，发现她的疼痛在运动后不加重，性质为持续的疼痛，部位在左侧肋弓，特别是按压后更疼。诊断考虑肋软骨炎，这种非特异性炎症，无红、肿、热等，中医从寒凝阴疽论治，处方用阳和汤，1周后复诊疼痛几乎全部消失。
还有一位91岁高龄男性，肺部感染后虚弱，长期低热，不能进食，西医会诊需下胃管或胃造瘘，患者拒绝而转中医会诊。史教授结合病史、舌苔黄燥厚腻，虚弱、大便无力，考虑温病后期，余热未清、脾胃虚弱，给予竹叶石膏汤合半夏泻心汤并加西洋参、焦三仙等品，浓煎为100ml，少量频服，7剂后热退身凉脉静，基本恢复病前饮食，再如法调养数日，精神明显恢复而能参加“七一”入党宣誓，精气神十足，堪称疗效神奇，跟诊徒弟和家属无不感慨史载祥教授之临床功力，有乃师朱良春当年风范。
“不尚空谈、实效至上”是章朱学派的鲜明特点。临床疗效有赖于充分学习经典、跟随名师、反复临床。我辈应充分树立对中医的信心，发挥中医药优势救治疑难重病，这也是中医的魅力和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源泉所在。
——与全国名中医史载祥谈章朱学派学术特点
摘自2025-10-27中国中医药报
潘峰 广东省中医院国医大师朱良春名医工作室
章朱学派是著名中医学家章次公、朱良春创立的学术流派，由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孟庆云首席研究员根据中医发展史首先提出，并经过邓铁涛、路志正、颜德馨、孙光荣、施杞等国医大师以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中医药学会、江苏省卫生健康委等认可。其鲜明的学术特点包括：建立了虫类药临床应用的学术新体系、提出辨病和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新模式、实行“打破门户、毫无保留”教学育人新思维。在筹备纪念朱良春国医大师诞辰110周年（1917~2027）活动工作之际，笔者与全国名中医、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血内科）专业首席专家史载祥教授访谈，史教授提出了章朱学派的另一个学术特点——“不尚空谈、实效至上”。
章次公先生在沪上行医时，无论富贵、贫困人群，均一视同仁，除了常规门诊之外，还经常应邀到危重病的患者家里出诊。1937年，章次公先生的诊所位于上海斜桥，对面就是美国西医开的诊所。当时上海流行肠伤寒、副伤寒，又没有好的抗生素，西医也束手无策，部分危重患者出现了肠麻痹、脓毒症、肠穿孔，西医诊断清楚后，建议患者到对面的章次公诊所诊疗，许多患者转危为安。1955~1958年期间，章次公赴北京工作，在担任卫生部顾问期间治好了大量疑难重症。如在北京医院治疗林伯渠的术后长期呃逆，处方仅用一味独参汤，轰动朝野，此后被多次邀请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路志正国医大师在卫生部中医司工作时，曾邀请章次公出诊，会诊河北省一位长期胃肠不适的领导。章次公会诊后，认可前医处方，仅通过调整患者饮食和用药方法，让胃肠道得到休息，获得很好的疗效，令路老感慨不已。
朱良春1938年跟随章次公学习后，回到江苏南通，独立行医。当年即遇到登革热流行，朱良春仔细辨治，根据群体辨证，获得核心病机，拟定处方，在诊所门口熬煮大锅汤，免费发放给市民，有效控制了病情。一炮打响，就诊患者络绎不绝。他不但对常见病、多发病有显著的治疗效果，而且敢于发掘民间有效的疗法。
据史载祥回忆，20世纪60年代，朱良春任江苏省南通市中医院院长，从民间发掘了“三枝花”之一的成云龙用金荞麦治疗肺脓疡。因为当时病人很多，医院专门成立了肺脓疡病房。此病为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患者大多高热、脓液包裹，形成坚固外壳，抗生素不易透过而疗效不佳。严重者出现高热、脓毒血症。朱老仅用金荞麦一味，瓦罐密封，用一半水、一半黄酒焖煮，制备金荞麦合剂，前后治疗712例，治愈率达到91.3%。科研成果上报之后，卫生部委派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所的抗生素和感染专家到南通考察。看到数据真实可靠，专家组立即着手进行新药开发和成分研究，发现主要成分为黄烷醇，并成功开发为金荞麦片、金荞麦合剂新药上市。20世纪80年代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等奖项，是我国对外介绍的中医药13项成果之一。史教授在南通中医院工作14年，全程参与这些疾病救治，见证了朱良春神奇的医术和中药确切的疗效。
朱良春曾多次为我国的两弹元勋程开甲元帅治病。第一次是朱良春在北京参加农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被邀请为程帅看病，用药后效果不错，第二次程帅直接到南通找朱老再次调方。经过后续多次调养后，身体明显恢复，寿至101岁。两弹元勋早年艰苦条件下从事一线研究，身体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如此高寿，与中医药保健密不可分。试想，如果中医没有效，程帅也不会舍近求远，多次从北京到南通找朱老看病。朱老所编著的《章次公医案》《虫类药应用》《国医大师朱良春全集（9卷）》，里面记载的药物、医案、治疗方法都是一用就灵，疗效经得起重复检验，为广大医生所推崇。
史载祥是朱良春的高徒，也是章朱学派第三代优秀代表传承人、章朱学派传承研究室主任，其临床治疗效果亦能体现出章朱学派“不尚空谈、实效至上”的特点。冠心病支架术后的患者，虽造影显示血流非常通畅，心肌酶、肌钙蛋白均正常，但经充分的西药治疗后，仍有胸闷、胸痛，医学界称为微血管障碍，是心血管病难题之一。史教授用自拟的升陷祛瘀法治疗此病，效果显著。升陷祛瘀法导入气血升降出入的原创思维，强调“祛瘀必言气血，言气必察升降”。该方在张锡纯升陷汤基础上加三棱、莪术、坤草、党参、山萸肉等，气分、血分、水分并调。以冀“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已成为业界治疗此病的常用治法。
又治疗一位长期咳嗽的中年患者，有肺气肿、支扩、肺不张病史，辨证为大气下陷、气血痹阻，仍用升陷祛瘀法而获效。
史教授曾治疗一名东北的女性老年患者，主诉左侧胸部疼痛1年，畏寒明显，在场医生都短袖，她却穿着厚厚的外套，外地一直按照冠心病治疗，效果不佳。史教授仔细问诊，发现她的疼痛在运动后不加重，性质为持续的疼痛，部位在左侧肋弓，特别是按压后更疼。诊断考虑肋软骨炎，这种非特异性炎症，无红、肿、热等，中医从寒凝阴疽论治，处方用阳和汤，1周后复诊疼痛几乎全部消失。
还有一位91岁高龄男性，肺部感染后虚弱，长期低热，不能进食，西医会诊需下胃管或胃造瘘，患者拒绝而转中医会诊。史教授结合病史、舌苔黄燥厚腻，虚弱、大便无力，考虑温病后期，余热未清、脾胃虚弱，给予竹叶石膏汤合半夏泻心汤并加西洋参、焦三仙等品，浓煎为100ml，少量频服，7剂后热退身凉脉静，基本恢复病前饮食，再如法调养数日，精神明显恢复而能参加“七一”入党宣誓，精气神十足，堪称疗效神奇，跟诊徒弟和家属无不感慨史载祥教授之临床功力，有乃师朱良春当年风范。
“不尚空谈、实效至上”是章朱学派的鲜明特点。临床疗效有赖于充分学习经典、跟随名师、反复临床。我辈应充分树立对中医的信心，发挥中医药优势救治疑难重病，这也是中医的魅力和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源泉所在。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方剂学家、临床家、国家重点学科方剂学学科带头人谢鸣教授，于2025年10月15日23时29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弟子刘玥追忆恩师风范，字字泣泪。
“鸣”门弟子忆明师
——追忆恩师谢鸣
摘自2025-10-27中国中医药报
刘玥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谢鸣教授在2014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师节庆祝大会上。
时光如水，悄然无言。恩师谢鸣教授骤然离世的噩耗，让2025年的秋天平添几分彻骨凉意。提笔凝思，往事历历在目，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作为2005至2008年间追随先生攻读硕士的学生，我的人生轨迹因先生的指引而彻底改变，那段岁月中的点滴，已成为我此生最珍贵的记忆。
初入师门 得沐春风
2005年秋日，入学后我第一次走进谢老师的办公室。一台台式电脑，一把椅子，满室书香中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随意，恰似先生渊博而深邃的学术世界。那时我便预感到，遇到的不仅是一位良师，更是一位将引领我窥见中医堂奥的引路人。先生作为国医大师王绵之先生的首位方剂学博士、国家重点学科方剂学带头人，对这门学问怀有超凡的热爱与独到见解。他曾精辟地指出，方剂学是“一门汇聚中医经验与理性的学问”，是连接理论与临床、基础与应用的关键桥梁。在他眼中，一方一剂绝非药物的简单堆砌，其背后是严谨的制方法度与深刻的医理支撑。课堂上，他善于将复杂理论“简单化”，将抽象思维“手势化”，让深奥的方理变得鲜活生动。聆听他讲解一方一法，犹如欣赏一场严谨而华美的思维之舞，让我们在领悟中医精妙的同时，更学会了如何思考。
成为先生的学生，意味着要接受最严格的学术训练。他对我们的要求近乎“苛刻”，但日后方知获益终生。先生常说：“写文章，前后表述要有逻辑，何者在前，何者在后，须有内在的统一性。”这句教诲至今仍是我的行文准则。初入师门，先生便让我们从理论探讨文章写起，而后迎来的是他逐字逐句的精心批阅。深夜收到的邮件回复中，打开的文档总是布满密密麻麻的批注。从观点的推敲，到句法的锤炼，甚至一个标点的斟酌，都倾注着先生的心血。这不仅是文字的修改，更是思维的梳理、学术品格的雕刻。这番深入细致地锤炼，让我在之后的学术与临床生涯中受益无穷。
学贯古今 方剂丰碑
先生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且始终与时俱进。他对方剂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有着深邃而系统的思考，敏锐洞察到传统学科模式的深刻变革，积极推动方剂学向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以计算机和实验为重要研究手段、以阐明古今复方功效与配伍的现代内涵、探索方剂运用规律及创制高效新方为目标的现代学科转型。
先生认为，方剂学的现代化发展，关键在于对若干核心领域进行深入的、与现代科学接轨的探索。其一，他明确提出“方证相关”应作为方剂学的基本学理，强调方剂的制方原理与特定证候的病机之间存在紧密关联，阐明这种关联是理解方剂精髓的关键。基于此，他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模式和科研体系，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中医辨证论治思维。其二，他大力推动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方剂的效用机制及其物质基础，关注复方—生物效应模式，积极探索有别于单纯植物化学思路的中药复方新药研发路径。其三，他高度重视对历代名方组方规律的文献理论研究，致力于中药复方的配伍优化研究。在先生看来，方剂学的未来发展需要通过构建现代研究平台、推动方法创新、强化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注重科研反哺教学、深化课程改革等一系列具体路径来实现提升。他主编的教材在坚守传统方剂学内涵的同时，积极推进课程改革，专注解决方剂临床运用的难点。
跟随先生求学的三载光阴，让我深切体会到何为“精于辨证，博采众方，用药考究，疗效显著”的大家风范。先生临证四十五载，始终秉持这一准则。在内、妇科及疑难杂病的治疗上，他用药灵巧，制方严谨，屡起沉疴。先生常教导我们，诊病如抽丝剥茧，要于细微处见真章，如此方能审证求机，治法严谨。更难得的是，他对待每一位患者都一视同仁，慈心呵护，以实际行动诠释“大医精诚”的真谛。先生不仅熟谙传统脏腑辨证，更将奇经辨治理论娴熟运用于内科杂病治疗，常能另辟蹊径，治愈诸多疑难顽症，主编出版《奇经辨治与方药运用》。在肿瘤等重大疾病的治疗上，他高屋建瓴地提出“健脾护胃为先、补肾培元固本、消癥解毒治标”的基本法则，强调“扶正守中、多脏同调”，用药慎于攻伐，严控药味与剂量，处处体现对患者元气的呵护与对生命的尊重。
先生很早就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思考中医药现代化问题，强调应重视认识中药复方中多成分与其效用间的复杂关系。他的研究始终着眼于让古老的中医药更好地服务当代临床，其成果为航天中医药的快速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荣获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师者如父 温暖港湾
先生曾说：“教学是一门艺术，上好一堂课并不很难，难的是上好每一节课，上好一辈子课。”他亦强调：“做好教师要具备三方面的素养：热情、专业和坚持，同时需要教师的心灵，心灵的不断更新，可以帮助教师获得力量和勇气。”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执教四十余载，主编六部全国统编方剂学教材，从本科基础课程到硕博专业课程，无一不是认真备课、倾注心血、精益求精。
对于我们每一个当年初到北京、远离家乡追随他求学的弟子而言，先生就是这座偌大城市里唯一的依靠。这份依靠，在每年的中秋月夜变得尤为具体而温暖。那时，北京中医药大学西门门口的“京家缘”餐厅，就成了我们师徒固定的团圆场所。先生自掏腰包设下家宴，让我们这些游子在月圆之夜也能品尝团圆滋味，感受家的温暖。席间没有严肃的考校，只有关切的问候和欢声笑语，其情切切，其乐融融。这个温暖的传统竟一直延续下去，即便在我毕业多年后，依然能收到恩师的中秋邀约，依旧能在那张熟悉的饭桌上，以“老学生”的身份聆听先生最新的思考与教诲。那一刻，我仿佛从未毕业，永远都是那个需要他指引的年轻学子。
在学生眼中，先生的课堂是“教学严谨幽默化，师生互动情谊化”。生活中，他则是慈父般的温暖，关心我们的起居，体察我们的情绪，他的办公室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先生于我，更有知遇提携之恩。在我硕士毕业迷茫之际，他看出我内心的渴望，亲自将我推荐给陈可冀院士。这份毫无保留的托举，让我永远铭记。当我如愿成为陈院士的博士生时，先生在电话那头的欣慰笑声，是我此生听过最温暖的鼓励。
薪火相传 恩泽永念
先生一生，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真实写照。他燃尽自己，照亮无数学子的前行之路，也驱散无数患者的病痛苦楚。先生师从国医大师王绵之教授，得衣钵真传，却始终谦和儒雅，虚怀若谷。他身负盛名而淡泊名利，生活俭朴，将全部热情与精力奉献给中医方剂学的教学、科研与临床事业。正如悼词中所言：“他生活俭朴，却精神富足……身上体现的，正是一位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操守，一颗大医精诚的仁心与厚德。”
先生的师生群取名“师出鸣门”。这精妙的四字，既是我们身为“谢门弟子”的骄傲印记，更是我们散作满天星后始终温暖的归巢。每逢佳节，问候与祝福此起彼伏；无论谁有好消息，喜讯总在这里分享。这里没有学术权威的距离，只有家人般的挂念与由衷地喝彩，让我们无论走出多远，都仿佛从未离开过先生身旁。
如今，先生已去，“京家缘”的灯火依旧，我们却永远失去了那位召集人。然而，先生留下的精神盛宴永不散场。作为他的学生，我们不仅是其学术思想的继承者，更是其人格风范的见证者。我们最好的怀念，便是活成他期待的模样——他昔日的春风化雨，我们将报以满园桃李；他曾经的呕心沥血，我们将续写新的篇章。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会用心看好每一位病人，用爱上好每一堂课，全心全意培养每一个学生，让先生的仁心仁术，在一张张处方、一堂堂课、一个个未来中，如脉脉薪火，温暖而明亮地传承下去。
“鸣”门弟子忆明师
——追忆恩师谢鸣
摘自2025-10-27中国中医药报
刘玥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谢鸣教授在2014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师节庆祝大会上。
时光如水，悄然无言。恩师谢鸣教授骤然离世的噩耗，让2025年的秋天平添几分彻骨凉意。提笔凝思，往事历历在目，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作为2005至2008年间追随先生攻读硕士的学生，我的人生轨迹因先生的指引而彻底改变，那段岁月中的点滴，已成为我此生最珍贵的记忆。
初入师门 得沐春风
2005年秋日，入学后我第一次走进谢老师的办公室。一台台式电脑，一把椅子，满室书香中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随意，恰似先生渊博而深邃的学术世界。那时我便预感到，遇到的不仅是一位良师，更是一位将引领我窥见中医堂奥的引路人。先生作为国医大师王绵之先生的首位方剂学博士、国家重点学科方剂学带头人，对这门学问怀有超凡的热爱与独到见解。他曾精辟地指出，方剂学是“一门汇聚中医经验与理性的学问”，是连接理论与临床、基础与应用的关键桥梁。在他眼中，一方一剂绝非药物的简单堆砌，其背后是严谨的制方法度与深刻的医理支撑。课堂上，他善于将复杂理论“简单化”，将抽象思维“手势化”，让深奥的方理变得鲜活生动。聆听他讲解一方一法，犹如欣赏一场严谨而华美的思维之舞，让我们在领悟中医精妙的同时，更学会了如何思考。
成为先生的学生，意味着要接受最严格的学术训练。他对我们的要求近乎“苛刻”，但日后方知获益终生。先生常说：“写文章，前后表述要有逻辑，何者在前，何者在后，须有内在的统一性。”这句教诲至今仍是我的行文准则。初入师门，先生便让我们从理论探讨文章写起，而后迎来的是他逐字逐句的精心批阅。深夜收到的邮件回复中，打开的文档总是布满密密麻麻的批注。从观点的推敲，到句法的锤炼，甚至一个标点的斟酌，都倾注着先生的心血。这不仅是文字的修改，更是思维的梳理、学术品格的雕刻。这番深入细致地锤炼，让我在之后的学术与临床生涯中受益无穷。
学贯古今 方剂丰碑
先生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且始终与时俱进。他对方剂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有着深邃而系统的思考，敏锐洞察到传统学科模式的深刻变革，积极推动方剂学向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以计算机和实验为重要研究手段、以阐明古今复方功效与配伍的现代内涵、探索方剂运用规律及创制高效新方为目标的现代学科转型。
先生认为，方剂学的现代化发展，关键在于对若干核心领域进行深入的、与现代科学接轨的探索。其一，他明确提出“方证相关”应作为方剂学的基本学理，强调方剂的制方原理与特定证候的病机之间存在紧密关联，阐明这种关联是理解方剂精髓的关键。基于此，他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模式和科研体系，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中医辨证论治思维。其二，他大力推动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方剂的效用机制及其物质基础，关注复方—生物效应模式，积极探索有别于单纯植物化学思路的中药复方新药研发路径。其三，他高度重视对历代名方组方规律的文献理论研究，致力于中药复方的配伍优化研究。在先生看来，方剂学的未来发展需要通过构建现代研究平台、推动方法创新、强化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注重科研反哺教学、深化课程改革等一系列具体路径来实现提升。他主编的教材在坚守传统方剂学内涵的同时，积极推进课程改革，专注解决方剂临床运用的难点。
跟随先生求学的三载光阴，让我深切体会到何为“精于辨证，博采众方，用药考究，疗效显著”的大家风范。先生临证四十五载，始终秉持这一准则。在内、妇科及疑难杂病的治疗上，他用药灵巧，制方严谨，屡起沉疴。先生常教导我们，诊病如抽丝剥茧，要于细微处见真章，如此方能审证求机，治法严谨。更难得的是，他对待每一位患者都一视同仁，慈心呵护，以实际行动诠释“大医精诚”的真谛。先生不仅熟谙传统脏腑辨证，更将奇经辨治理论娴熟运用于内科杂病治疗，常能另辟蹊径，治愈诸多疑难顽症，主编出版《奇经辨治与方药运用》。在肿瘤等重大疾病的治疗上，他高屋建瓴地提出“健脾护胃为先、补肾培元固本、消癥解毒治标”的基本法则，强调“扶正守中、多脏同调”，用药慎于攻伐，严控药味与剂量，处处体现对患者元气的呵护与对生命的尊重。
先生很早就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思考中医药现代化问题，强调应重视认识中药复方中多成分与其效用间的复杂关系。他的研究始终着眼于让古老的中医药更好地服务当代临床，其成果为航天中医药的快速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荣获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师者如父 温暖港湾
先生曾说：“教学是一门艺术，上好一堂课并不很难，难的是上好每一节课，上好一辈子课。”他亦强调：“做好教师要具备三方面的素养：热情、专业和坚持，同时需要教师的心灵，心灵的不断更新，可以帮助教师获得力量和勇气。”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执教四十余载，主编六部全国统编方剂学教材，从本科基础课程到硕博专业课程，无一不是认真备课、倾注心血、精益求精。
对于我们每一个当年初到北京、远离家乡追随他求学的弟子而言，先生就是这座偌大城市里唯一的依靠。这份依靠，在每年的中秋月夜变得尤为具体而温暖。那时，北京中医药大学西门门口的“京家缘”餐厅，就成了我们师徒固定的团圆场所。先生自掏腰包设下家宴，让我们这些游子在月圆之夜也能品尝团圆滋味，感受家的温暖。席间没有严肃的考校，只有关切的问候和欢声笑语，其情切切，其乐融融。这个温暖的传统竟一直延续下去，即便在我毕业多年后，依然能收到恩师的中秋邀约，依旧能在那张熟悉的饭桌上，以“老学生”的身份聆听先生最新的思考与教诲。那一刻，我仿佛从未毕业，永远都是那个需要他指引的年轻学子。
在学生眼中，先生的课堂是“教学严谨幽默化，师生互动情谊化”。生活中，他则是慈父般的温暖，关心我们的起居，体察我们的情绪，他的办公室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先生于我，更有知遇提携之恩。在我硕士毕业迷茫之际，他看出我内心的渴望，亲自将我推荐给陈可冀院士。这份毫无保留的托举，让我永远铭记。当我如愿成为陈院士的博士生时，先生在电话那头的欣慰笑声，是我此生听过最温暖的鼓励。
薪火相传 恩泽永念
先生一生，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真实写照。他燃尽自己，照亮无数学子的前行之路，也驱散无数患者的病痛苦楚。先生师从国医大师王绵之教授，得衣钵真传，却始终谦和儒雅，虚怀若谷。他身负盛名而淡泊名利，生活俭朴，将全部热情与精力奉献给中医方剂学的教学、科研与临床事业。正如悼词中所言：“他生活俭朴，却精神富足……身上体现的，正是一位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操守，一颗大医精诚的仁心与厚德。”
先生的师生群取名“师出鸣门”。这精妙的四字，既是我们身为“谢门弟子”的骄傲印记，更是我们散作满天星后始终温暖的归巢。每逢佳节，问候与祝福此起彼伏；无论谁有好消息，喜讯总在这里分享。这里没有学术权威的距离，只有家人般的挂念与由衷地喝彩，让我们无论走出多远，都仿佛从未离开过先生身旁。
如今，先生已去，“京家缘”的灯火依旧，我们却永远失去了那位召集人。然而，先生留下的精神盛宴永不散场。作为他的学生，我们不仅是其学术思想的继承者，更是其人格风范的见证者。我们最好的怀念，便是活成他期待的模样——他昔日的春风化雨，我们将报以满园桃李；他曾经的呕心沥血，我们将续写新的篇章。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会用心看好每一位病人，用爱上好每一堂课，全心全意培养每一个学生，让先生的仁心仁术，在一张张处方、一堂堂课、一个个未来中，如脉脉薪火，温暖而明亮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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