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名中医陆鸿元:中医的根本在于临床
(2024-11-16 03:24:58)陆鸿元:中医的根本在于临床
摘自2024-11-15中国中医药报
上海市名中医陆鸿元出生于江苏海安中医世家,高祖陆儋辰为清季著名儒医,父亲陆正斋为江苏名医,崇尚吴门尤在泾医派。陆鸿元幼秉家传,并与沪上儿科、内科名家徐仲才结为师徒,还曾游学于黄文东、张伯臾、金寿山等名师,博采众长。从事医、教、研工作80余年,陆鸿元擅长哮喘、汗证、癫痫、慢性肝炎、慢性阻塞性肺病、支气管肺癌、肺结节等疾病的诊治。他一贯注重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文献和临床资料相结合,认为中医的根本在于临床,换而言之,就是科研要扎根临床、师承要结合临床、文献要服务临床。
学术上倡导重阳扶阳,阴阳互根
陆鸿元跟随徐仲才学习多年,为沪上名医祝味菊再传弟子。祝味菊认为:“阴为物质,阳为机能,阴生于阳,阳用不衰则阴气源源不断;且阴之用在阳,一切营养物质要在阳气作用下,才能为身体所用。”对于《内经》中“阴平阳秘”的解释,祝味菊认为并非阴阳协调平衡,而是“阴不可盛,以平为度;阳不患多,其要在秘”。陆鸿元秉承师门“壮者滋阴为宜,怯者扶阳为本”“物质不足者滋其阴,机能不足者扶其阳”的临证思想,在临证中对附子等温热药的领悟与日俱增,其“阳气之本”之说,推崇中医前辈关于“阴体阳用”“阴阳互根”的论点。陆鸿元认为,扶阳首先是扶肾命之阳,但人体是一个整体,故阳也包括心阳、脾阳及他脏之阳。在临床及整理历代文献的过程中,他发现温培脾肾、脾肾并治的重要性,在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哮喘、泄泻等病属阳虚为主者,常在扶阳益肾的基础上,辅以补气健脾之品,使脾肾相互资助而生化不息。在辨治肺系病时,他变通运用“宣”“清”“温”“通”四法,延伸发展徐氏儿科、内科扶阳理论,扶阳益肾,效如俘鼓。
1962年从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毕业后,陆鸿元入职附属龙华医院,参与创建肝病病房与门诊。当时,他不仅受到内科大家程门雪、黄文东定期查房时的指导,同时协助针灸名家陆瘦燕、朱汝功开展针灸治疗慢性肝炎研究。
20世纪70年代,陆鸿元任上海市中草药防治慢支、哮喘协作组组长。其间不仅带领医疗队深入农村、工厂、街道开展慢支、哮喘、肺源性心脏病群防群治,还从中发现此类慢性病的病机——痰饮夹瘀阻碍气机。据此,他研制出系列治喘良药胆麻片、珍珠定喘片、胆麻荚片、胆荚片,疗效显著,且副作用小,胆荚片于1977年被收录入《中国药典》。
走访名家著书立作,承前启后
1982年,陆鸿元调入上海中医学院中医文献研究所工作,并成为上海地区历代名中医学术研究调研组组长、“申江医萃”课题组组长,负责搜集徐小圃脉案,编纂成集。陆鸿元又走访众多名老中医及其门人,如江育仁、顾伯华、王玉川、董建华等,整理其学术思想、临证经验、医案医话等,编著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丛书《申江医萃》共10余册,为深入研究海派中医作出了突出贡献。
退休后,陆鸿元发挥余热,做学问、写文章、撰专著、带学生、看门诊。他带领工作室团队整理主编《儿科名家徐小圃学术经验集》《徐小圃医案医论集》《徐仲才医案医论集》《徐小圃、徐仲才用药心得十讲》等四部著作,成为沪上乃至全国中医学者研究徐氏儿科的蓝本。“徐氏儿科流派”于2015年入选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年近百岁的陆鸿元依然笔耕不辍,著有《咳喘病患者宜忌120条》《陆鸿元谈疑难病》《出汗异常》等,汇集其八秩春秋治学收获的《陆鸿元学术经验集》,于2023年出版。他自幼喜欢诗歌,数年前著有《马年自我扬鞭160字吟》,仅节选部分诗句与读者共勉:“我本世医,福民担肩。先父正斋,医播海陵。徐师仲才,更授佳篇。扶阳益肾,奏效勃焉。老骥伏枥,宿愿弥坚。日省吾身,自我扬鞭!”(汤宇洋 蒋晓鸿 梁慧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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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甚奇。一日,出示所撰《医学杂着》一卷。荡涤肤辞,独标精义,针砭痛下,药石交投。虽全
豹未窥,而一斑已见。余因怂恿登梨,出以问世。所谓医行仁术,亦恻隐之心所不能已耳。
岂以求名哉?癸丑初夏扬子赵永年谨叙
先,
省识性情中有药,医和医缓具真方。多君一片活人心,三绝韦编字字金。对客不妨弹古调,
天涯到处有知音癸丑俗佛日拳石山人谢逢源题
弁言
书,窥测《素》、《灵》微旨。家人有恙,借以自治。亲故见招,不能固却。世方多故,遂弃青毡
。二十年来,渐深阅历。爰抒心得,用告病家。不能阿传时流,安敢背违先哲?亦聊资考镜
云尔!玉峰岁居士书于吴门市隐庐时在癸丑清和月x
苦口婆心语
,汗吐和下。苟中乎病,病自去矣。从未有不究病因,不问病状,而概以不着痛痒,无甚寒温之
笼统十数药,一例投之,可望去病者。乃病家习闻其说,以为此稳当之方也。医者乐藏其拙
,以售其欺,亦以此为稳当之方也。于是乎桑、丹、栀、豉等味,不待摇笔,而已毕集于腕
下矣。不知此数味者,(病轻者可服,而亦可不服。)即不病者服之,亦无害也。倘病必以药
愈者,而仅以此投之,迁延日久,使病益深,愈治愈坏,至不可起,谁执其咎。无如积习既
深,牢不可破,即有对病之药,怯者惊焉,愚者惑焉,妄者议焉,忌者谤焉。此病之所以不
可治也。
炳按桑叶辛凉泄表,去风泻火。丹皮辛苦微寒,入手足厥阴,泻血中伏热,治中风惊
痫,
除烦热,退无汗骨蒸,为吐衄必用之药。山栀炒黑苦寒,泻心肺之邪热,治心烦懊 不眠。
考桑叶轻清,治上焦气分,主治风热,即风温也。(古方少用。)至于丹皮、山栀两药,仲
景方用者非一,何可泥定三物必不可用?执哉!
最可怪者,不问何病,皆称发疹,皆用豆豉、豆卷以表散之。至十数剂不止,必使病
者汗
出如浆,舌黑劫津,神昏热陷。不得已,乃用紫雪、至宝等丹以开泄之,而不可救矣。夫偶
感发热,膈间烦闷,清其热可愈。何至必出疹子?其所以必曰出疹者,盖以此哄吓病家,欲
用豆豉等味耳!岂知豆豉、豆卷,近皆用麻黄汤制,与古人之桑叶,井华水制者,温凉迥别
。如果出疹,而以麻黄温之,可乎不可,此温证之所以转展必重也。且其所指为疹,皆痱子
(俗名 子)耳、蚊迹耳,水晶虚 耳。故不曰斑而独曰疹者,取其易于混淆也。不然,疹由
热而发,必当清里热,必不当温散以助热。古方俱在,本草可稽,奈何以豆豉、豆卷奉为治
疹无上之妙品哉?
炳按;豆卷用麻黄浸渍,《吴医汇讲》中亦有此说,然亦是耳食也。邵步青《四时病机
》载
一味豆卷汤,治湿病一身尽痛,服之得汗,热解痛去,用之有效。淡豆豉咸寒解热,与葱
白头、苏叶同用则发表;与人中黄、银花同用解疫毒;与薤白同用治痢;与鲜生地同打名黑
膏,治热入营分,液干不能作汗,以养阴济汗。以上皆凿凿可验之法,莫轻视豆为无用之物
。如产后之豆淋酒,能治产后虚邪身热,得汗热解。菜中黄豆芽,生外症人误食,其发如鸡
鱼。此格致变化之不可思议者。
今有以伤寒名家者,见人两三日发热,必指曰此伤寒也。及视所处之方,则仍豆豉耳
、豆
卷耳;不然,则牛蒡耳、蝉衣耳;又不然,则浮萍耳、桑叶耳、枇杷叶耳,佐之以陈、夏、
藿、朴,进之以石斛、沙参,而其技毕矣,其术穷矣。其病亦将不可为矣。然尚有背水之一
战,曰紫雪丸、濂珠粉、至宝丹、牛黄丸也。
炳按此言温证,何等温病也,亦不指明。至疹子乃时气温病,热入营分则发疹,疹与
肤平
,周身密密。痧子则幼稚为多,形如疹子,而肤扪之头粒微尖,乃风热由肺胃气分,传入营
络而发。
白 形如濂珠,晶莹光亮。初病即见,乃湿郁卫分,汗出不彻之故。当理气分之邪。日
久热
不解而发白 ,邪虽欲从外达,气液已伤,必得甘濡养中。疹色不可紫萎,白 不可白如枯
骨。疹子、痧子发透,热减神清,胸闷松,咳嗽畅,神安有寐为吉。若烦扰不寐,气粗(为
喘之兆)。胸闷热焦灼,皆属危险难治。透疹方分寒暖,痧子亦然。未见必用豆豉、豆卷。
且二药各自为主,断无连类而用者。
不知伤寒之论,倡自仲景。伤寒之方,亦传自仲景。治伤寒者,宜必宗仲景矣。伤寒解
表之
剂,则有桂枝、麻黄、葛根、柴胡等汤。伤寒清里之剂,则有芩连、白虎、承气等汤。伤寒
利湿之剂,则有五苓、猪苓、茯苓、甘草等汤。伤寒温中之剂,则有四逆、理中、真武、附
子等汤。今伤寒家皆不用也。
炳按罗谦甫治冬温,谓秋燥余气,上刑肺金,阴气先伤。故邪得入少阴之经。盖温则
气泄
,寒则气收,二气本相反也。用葱豉汤加枇杷叶、杏仁、象贝、花粉、甘桔。若先冬温,严
寒外束,身热喘嗽,面目浮肿,喉仲介介如梗。惟仲景麻杏石甘汤一方,散表寒,清里热。
因先生大恶轻清之药,故引此比例。
仲景《伤寒论》入手说伤寒营无汗,发表用麻黄汤;风伤卫有汗,用桂枝汤解肌;风
寒两
伤营卫,烦燥汗不出,用大青龙,风寒双解。此言太阳经病证方药。葛根,阳明表药。柴胡
,少阳和解药。清里,芩、连清心胃之热。白虎,清阳明经热。承气,下阳明府滞以下邪热
。五苓、猪苓、茯苓、甘草等汤,是利水之剂。理中、温中。四逆、真武、附子等三方,救
逆法。今病非正伤寒,不当用此法,故不用也。
而独用一栀子豉汤。不知伤寒方中之栀子用生,用以探吐,非用以发汗。后世改用焦栀
,已
非古法。然以之清肺泄热,亦属治温良品。近世复易以麻黄水制之豆豉,则药性大变,利害
迥殊。而伤寒家偏视为不祧之俎豆。如果伤寒在太阳经,用以代麻黄,虽非正法,尚为无害
;至传入阳明,即不可用矣。况用以治温热乎?乃何以不论有汗、无汗与汗多、汗少,又不
论风、寒、暑、湿、燥、火之六淫,喜、忧、怒、思、悲、惊、恐之七情,并不论劳伤、疮
疡之杂证,而谓栀豉一汤,豆卷、桑叶数味,可以治百病。而四时皆宜,有是理乎?此非余
诬人之言也。请观于药铺中购药之方,其不曰发疹子者有几,不用此数味者有几,亦可以哑
然失笑矣。
炳按炒黑栀用以除烦解热,使心肺之邪,从小便解。亦无医以栀豉作表剂观者,豆豉
不用
麻黄汤浸渍,不必哓哓不休。亦未见吴医不论温病六气七情,有汗无汗,汗多汗少,三因内
外,而皆用栀豉汤。豆卷、桑叶,可治四时百病者,真诬人矣,无其实事,先生亦当哑然自
笑也。
或曰诚如君言,病必无发疹乎?曰否。夫轻者为疹,发于肺;重者为斑,发于胃。
此皆
肺胃热毒所蕴。不然,则为温燥之药所逼而出也。然而此症亦不多见,治宜用石膏、犀角、
生地、元参、升麻、大青等味,以清火透斑化疹。仲景之白虎化斑汤,《活人》之元参升麻汤
,节庵之青黛消斑饮,皆治斑疹之祖方也。何一不用清凉化毒之品,何一方用温散发汗之药
。今人一言斑疹,皆曰凉药不可服,服则遏住斑疹不能出。病家熟闻其言,深信不疑。医者
遂大书特书其豆豉、豆卷,病者亦大吃特吃其豆豉、豆卷。至轻者重,重者死,至死犹曰汗
未畅出也,斑疹未透也。呜呼!本不当汗,而必欲劫其汗;本无斑疹,而必欲发其斑疹。以
胶柱鼓瑟之人,行刻舟求剑之术,虽欲不死于其药,其可得耶?当其未死,或有以石膏等味
进者,病家必大诧而不服其药,群医必圜视而起,以为嫁祸之地。至万无可为,而始稍稍与服
之,则药误已深,药力不及,卒不可救。遂交相诟病,引以为戒。众口一辞,莫能与辨。人
谁肯坏一己之声名,为不甚关切之人,力战群疑,以救其垂死之性命哉?则亦惟立而视其死
而已矣。
然则,病家何以不悟耶?曰有故。病家所闻者,无非发疹也,表散也,多出汗也。而
此外
则从未闻也。此医曰然,彼医亦曰然。此方是药,彼方亦是药。即亲友之涉猎方书者,亦与
时医之所见略同。聚蚊成雷,积非为是。安望其能听之聪哉?是故居今之世,而欲医道之行
,非曲意徇人不能。然而稍有学问志气者,必不肯为。人且嫌其固执矣。而巧言令色,阿意
曲从者,于是乎名节日隆,而声价日高。不任其责,坐收其利。中人以下,谁不乐为?彼贿
通奴婢,交结师巫者无论已。举世皆然,焉得不受其欺哉?徐洄溪曰人之误药而死,半由
于天命,半由于病家。医者不过根据违顺命以成其死,并非造谋之人。故杀人之罪,医者不受
也,岂不然乎?
发展中医要靠中医思维
摘自2025-3-3中国中医药报
仝小林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仝小林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
对于阴阳五行,曾有一哲人说过:五行,对中医最大的贡献,是整体观,即把看似割裂的各种事物联系起来。至于联系得对与不对,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当思维活看,有它的历史价值;当技术死看,无异于作茧自缚。
阴阳五行,是蕴含在中医基础理论这个机体中的骨架,几乎无处不在。无形中,已是中医理论切割不断的骨血。然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素问•阴阳离合论》)、“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素问•天元纪大论》)。由是观之,宇宙间万事万物,未有不可用阴阳分者,而万事万物又无一就是阴阳。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粗看似是者,细看多非也。阴阳五行,宜粗看不宜细看,宜心化不宜物化。“似是”,生化变化无穷;“就是”,理僵事僵术僵。观《黄帝内经》,阴阳,无论你怎样穷分,“然其要一也”,说明又不可真分;无论你怎样变化,“治病必求其本”,说明治病本来简单。
中医思维是有创新发展内生动力的思维
有专家强调发展中医,要靠中医思维,这是非常对的。但同样是强调中医思维,却走了两条很不同的路:一条是古云亦云,不敢越雷池一步;一条是在继承传统精髓基础上的创新发展。何以差别至此?源于对中医思维的理解不同所致。
首先我们谈谈,何谓中国思维?笔者的理解,它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思维。这种思维,像汩汩清泉的活水,不断给中国人以智慧的启迪和升华。它是以天人合一、形神一体、中庸平衡、取类比象等思维方法,对当代人文、社会、科技等最新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从而不断产生出反映时代进步的研究成果。这和古云亦云、唯古人马首是瞻,风马牛不相及也。
中医思维,是象思维。由外揣内,取类比象,疗效试错,不断修正。在观象、形象、比象、抽象中,观象是能力,形象是对话,比象是实战,抽象是升华。这就决定了好的中医必须具备:敏锐的观察能力,高超的阐释能力,强大的实践能力和精准的抽提能力。强调中医思维,盖同于此。如果中医先圣有在天之灵,一定会发出和齐白石先生一样的呐喊: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我们强调中医思维,首先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用中国传统思维和中医思维的精华,去挖掘、去发现,充分利用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成果,去创新治法,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用中医思维突破中医短板
中医在几千年里,由于思维和条件的限制,长足地发展了以辨证论治为主要手段的个体化治疗。但同时就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即难以把握疾病规律基础上的群体化治疗。由于传统上,每个医生看的许多疾病,缺乏统一的诊断标准,难以对一个同质的疾病,进行大量的、系统的观察,所以,难以把握疾病的规律,也就缺少针对群体的治疗方案。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医的短板,是中医的缺欠。实际上,中西医之间的病名不能简单对接,当我们以现代医学来诊断疾病,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后,思维上容易犯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把传统中医的病名或证名,简单地和西医的病名相对接,导致我们错失了依据临床实际,重新对疾病分类、分期、分证的良机。以致到目前为止,能够用中医思维审视现代疾病的病种寥寥。
因此,在个体化的传统基础上,基于现代医学的疾病诊断,从中医的角度,重新认识疾病的规律,重新对疾病进行分类、分期、分型,从而找到群体化中医治疗的规律;在群体化治疗基础上,再个体化治疗,中医就会大大发展。这种基于现代医学疾病诊断的群体化中医研究,不是老问题,而是新问题,不是西化,而是重大发展。回顾中西医结合之初,曾在指导思想上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简单的“嫁接”。把糖尿病和消渴“嫁接”,把冠心病与胸痹“嫁接”,把高血压与眩晕“嫁接”等等。消渴分几型,糖尿病就分几型;胸痹分几型,冠心病就分几型;眩晕分几型,高血压就分几型。这种“嫁接”的结果,让中医人的疗效,在现代医学诊断的疾病面前,感到力不从心甚至逐渐丧失信心。其根源在于,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传统中医虽然在辨证论治上有优势,而对现代医学诊断的疾病规律的把握上,在辨病治疗(特别是指标治疗)上是短板。
我们的糖尿病研究,是在深刻汲取以往中西医简单“嫁接”的教训基础上,按照糖尿病自身的规律,按照中医的思维,重新分类、分期、分型,才使得糖尿病的中医认识和治疗取得了重大进展。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回忆。笔者为什么赞同大医院的医生,在大中医培训基础上要专科发展,而不是千篇一律培养全科中医?就是因为专科对一个疾病或一类疾病,能够把握其规律,能够找到群体化治疗的靶方靶药。只有专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只有专科医生们的临床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在群体化治疗基础上,走向更高层次的个体化治疗。辨证论治,有其无可否认和无法替代的优势,是中医的一大发明。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学院派的教育就把它神秘化、唯一化、排他化了,使传统本来就薄弱的辨病、审因、对症等,更加削弱了,这对中医的发展显然不利。
中医人要始终不忘“我主人随”
西医知识和中医知识,对于搞中医文献的研究者来说,所需之差异可谓天地,而对于一个现代临床中医医生来讲,却是同等的重要。只是在思维上、治疗方法和手段上,孰主孰从而已。中医人,始终不要忘记:“以我为主,我主人随。”
“以我为主,我主人随”,指借用西医的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使中医对疾病的认知放在一个新的统一的基准上。用中医的思维,从因机证治角度,重新审视疾病,找到疾病的共性、规律,用中医的手段解决问题。利用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等多学科手段,阐释治病的机理,丰富现代医学的认知。这就是守中医之正,创医学之新。
对于疾病的规律性,中西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归纳、抽提的方法。西医是“寻因”。由内而外,不知内则不知外。中医是“辨态”。由外而内,知外可以“揣”内。所以,西医擅长治疗病因明确的疾病,中医擅长治疗病因不明确的疾病;西医擅长治疗单病因的疾病,中医擅长治疗多病因的复杂或原因不明的疑难性疾病。
西医给我们最大的启发,还是思维方式。他们是不满足于发明,而要去发现;不但要疗效,还要说明疗效的机制。西医,也是从个体化医疗走过来继而群体化的,但是他们经历了长期的群体化之后,发现了还原思维的局限性,即无限分析下去,容易丢掉整体,故转而又向系统生物学、个体化诊疗进军。但是这种个体,是群体后的个体,较之原始的个体,上了螺旋的又一个层次。我们中医呢?恰恰是需要走向群体化,找到疾病治疗的规律、共性。但我们可以少走弯路,在发展群体化的过程中,要始终不忘记整体观,始终不忘记群体中的个体化。总而言之,要做到研究的群体化和诊疗中的个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