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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17 21:04:17) 中西医协同范式与角度探索
时间：2024-05-13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3版 作者：陈国华
“协同”是指双方或多方参与同一行动时的协调配合，“中西医协同”的概念由“协同”引申而来。因此，中西医协同可以定义为：研究中、西医学两种疗法在临床联合应用中的组合原则、规律和方法，通过科学的搭配，发挥两种疗法的协同作用，从而获得最佳治疗效果，并最大限度地节约医疗成本、减少不良反应的医学方法。是一种充分发挥中西医各自优势，相互协作、补己短板、共同提升的医学模式，在此过程中中医和西医仍是相对独立的个体，是一种协作的关系。在临床工作中如何进行科学合理协同，其具体范式有哪些是我们亟须解答的问题。根据近几年笔者的临床实践，提出了一些初步设想，希望有利于中西医的协同创新发展。
从西医“病”的层面把握全病程协同。病是指现代医学诊断明确的疾病，掌握西医学关于疾病的生理、病理、发病机制，有助于更好地站在疾病全周期的角度认识理解疾病，了解其演变规律和预后转归以及最新研究进展、治疗中的优势和不足。不同疾病、不同的致病因素，其需要采取的治疗手段和预后截然不同。比如一个右手瘫痪的患者，造成其瘫痪的部位可能在大脑、脊髓或前角、周围神经根或周围支、神经肌肉接头，也可能在肌肉本身，其对应的疾病谱也不一样，有血管性、局部压迫、肿瘤、感染、炎性、遗传、变性等。只有站在疾病的高度明确病变部位、病变性质，才能制定更合理有效的治疗策略，感染、局部压迫、肿瘤性病变选择西医治疗可以快速解决临床症状，而遗传、变性以及血管病恢复期西医治疗效果有限，而中医优势明显，也有些疾病可以采取先西医后中医的协同治疗策略，只有站在病的高度科学合理协同才能更有利于患者，有利于临床。如脊髓型颈椎病，手术可以很好地解决患者脊髓压迫症状，而残留功能障碍或感觉异常可以使用中医药手段协同治疗。
特别是在面对原因不明的疑难危重疾病或突发性不明原因公共卫生事件时，因致病机制不明，西医治疗手段有限，中医辨证论治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尽早地对疾病进行全程干预治疗，而不至于延误治疗时机。如1956年乙型脑炎流行和2019年的新冠疫情中医全程参与救治，就充分体现了中西医协同在救治疑难危重疾病和突发不明原因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巨大优势。
从中医“证”的层面把握疾病的阶段性协同。证是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理本质的反映，疾病是变化的过程，不同阶段证不同，选方用药也不同，西医针对具体疾病的不同阶段，治疗目的手段也不尽相同，譬如视神经脊髓炎、多发性硬化的复发期，西医在清除免疫炎症反应方面优势明显，急性期治疗时应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而恢复期以及后遗症期的重点是尽量促进缺损功能的康复，中医药在此方面优势明显，此期治疗应积极使用中医药治疗手段；脑梗死超急性期的溶栓或拉栓等血管再通技术是急性期治疗的重点，而针对恢复期和后遗症期的功能障碍治疗是中医药的优势；阿尔茨海默病西医分为临床前期、轻度认知障碍和轻中重度痴呆几个阶段，而中医则分为健忘期、痴呆期和虚脱期，在不同阶段，中医治疗有化痰、活血、泻火、解毒及固脱等不同侧重点。依据不同疾病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具体病机特点，做到阶段性协同。
从“证”的层面把握阶段性协同，其中一个优势是针对功能性疾病的协同。神经科存在很多功能性疾病，主要表现为功能性运动症状、功能性感觉症状和其他症状，西医给予抗焦虑治疗等疗效往往差强人意，且患者的依从性低，而中医根据患者的症状学组合、体质特点，方证对应采用经方辨治，往往可以取得很好的临床疗效。
从“症”的层面进行症状治疗的协同。症包括症状和体征，是指根据症状选用适宜的中医或西医疗法。在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上，有些方面西医优势明显，有些方面中医优势明显，临床需要进行中西医症状治疗上的协同。譬如帕金森病的震颤、僵硬症状西药治疗效果很好，治疗此类问题应该以西医为主，而其导致的便秘、头晕、心慌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应该采用中医治疗；偏头痛发作期止痛治疗西药效果明显，在急性发作期止痛治疗应该选择西药，而中医在调理患者体质，减少发作频率上有优势，可以选择中医进行体质调理治疗；对于激素等免疫药物的副作用如多汗症状的解决，中医有优势，治疗上应该选用中医解决，以上均为中西医协同在症状改善中的体现。
从标靶层面进行协同。随着中医药药理学机制的研究进展，很多中医药的确切作用机制被不断阐明，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协同现代中药药理学结论指导医生选择合适的中药解决临床指标异常问题成为可能，仝小林院士在此方面已做出垂范，归纳总结出众多解决西医检查检验指标异常问题的有效中药方剂，如规范西药降压基础上合理协同应用黄芩、夏枯草、钩藤或怀牛膝、炒杜仲、桑寄生等降压，有利于更平稳控制血压水平；西药降糖协同应用黄连、生姜或黄连、知母等降糖同时有利于对患者体质进行调治；口服降尿酸药物基础上协同应用上中下通用痛风汤或当归拈痛汤降尿酸有利于稳定尿酸水平；应用猫爪草、木贼草更有利于控制甲状腺抗体指标异常升高等。五酯胶囊能有效减缓他克莫司代谢，在提高药物浓度方面的优势已得到临床证实。此外，笔者所在科室在应用抗血小板聚集、降脂稳定斑块药物的同时协同化斑汤治疗动脉粥样斑块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疗效。因此，选择性应用中药现代研究成果解决临床上的标靶问题有利于中医中药的推广。
以上我们从病、证、症、标四个维度探讨了中西医协同的具体范式，此外我们切记还要保持动态协同、探索协同两个原则：
动态协同，指要用动态眼光分析疾病的发展、中西医的发展，比如帕金森病既往只能靠药物治疗，协同主要体现在中西医药物方面。近10余年来脑起搏器植入术（DBS）成为帕金森病现代医学治疗的第二个里程碑，DBS术后患者呈现的某些症状缓解或副作用，也需要中医调整原先方案，并予以针对性的协同。
探索性协同，指中西医协同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而非封闭的体系，通过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分工协同，共同探索、研究和应用新的治疗方法、药物、技术和疾病理论等方面的可能性。例如，中医可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医学循证医学要求，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或利用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系统生物学等，深入探究中医药的物质基础、作用机制、质量标准等，提高中医药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中医和西医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构建中西医协同的智能医疗平台，同步实现精准医疗和个性化医疗。医学是科学问题，存在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而采用中西医协同的医学模式有利于我们临床思维的拓展，有利于我们进行相关探索，给患者以更多希望，有利于两种医学模式间进行相关有益探索。
对复杂的病情，辨出方证后还须考虑表里先后及患者原发病等复杂问题——
有是证未必用是方
摘自2024-8-30中国中医药报
李刚 河北北方学院
方证相应是使用仲景方遵循的重要原则，这一点被许多学者所提倡，并且在临床上践行，学者们形象地称其为“有是证用是方”。但是笔者在学习《伤寒论》以及在临床实践中逐渐发现，单纯地强调“有是证用是方”容易使学习者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方证相应即是辨证的终点。尤其是经方大家胡希恕提出“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之后，学习者大多强调了方证相应的准确性，而事实上，对复杂的病情来说，常常在辨出方证之后，还须考虑表里先后以及患者原发病等复杂问题，这就需要在更高层面上来进行研究，也就是“有是证未必用是方”的情况。
简单方证
简单方证，指的是患者目前所处的病理状态仅是一种方证。这种情况处理比较简单，医者能够识别并给予正确的方治即可。《伤寒论》中此种情况比比皆是。如第13条，“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用桂枝汤即可。又如第35条，“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用麻黄汤即可。又如第213条，“阳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则谵语”，用小承气汤即可。
有比较复杂者，但可同时处理。如表寒里热可用大青龙汤治疗，外寒里饮可用小青龙汤治疗，阳虚兼外寒可用麻黄细辛附子汤治疗，太阳阳明合病可用大柴胡汤治疗等等。此种情况下，适用“有是证用是方”的治疗原则。
复杂情况
复杂情况一般包括外感病传变过程中出现表里同病的情况，或外感兼有杂病的情况，或是本身体质因素出现某证却不能使用的情况。
表里同病
有先表后里的情况。如第44条，“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下也，下之为逆”，原文提到外证未解不可下也，说明已具可下之征，但外证未解，这是表里同病的情况，此时不可单纯依“有是证用是药”而行攻下，须遵先表后里之则，先解表再攻里，才是正确方法。
又如第208条，前半条指出，若出现汗出，不恶寒，身重，短气，腹满而喘，潮热，手足濈然汗出，大承气汤证已经完全具备，因此可用大承气汤峻下热结。这是比较简单的情况。但后半条指出，若汗多，微发热恶寒，未出现潮热，说明“外未解也”，此时“未可与承气汤”。也就是说，虽然已经具备了大承气汤证，但仲景告诫不可使用，甚至已经到了“腹大满不通”的情况，也仅仅是用小承气汤微和胃气，不令至“大泄下”。其暗含之意是必待表证全无，方可放手攻下，不能不顾及表证而见到有大承气汤证就直用大承气汤。
又如第170条见“脉浮，发热无汗”，仲景强调“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汤”，说明此时已经有了应用白虎汤的指征，而且后文有“渴欲饮水”一症（互文见义），更反证出表不解的同时白虎汤证已具，但为何不可使用，原因就在“表不解”。说明表不解与白虎汤证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不可妄用白虎汤，必待“无表证”之后，方可用白虎加人参汤治疗。
也有先里后表的情况。如第91条，“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而“身疼痛”仍在，出现了原有的桂枝汤证与四逆汤证同时存在的情况，此时表里同病而里证为急，虽有桂枝汤证而不用桂枝汤，反先予四逆汤救里，待中阳得复，方可再用桂枝汤解表。
又如第92条，发热头痛，身体疼痛，脉反沉，病却未见好转，则此沉脉是正气不支之象，此时虽有表证，却不可解表，须先用四逆汤“救其里”，待救里之后再行解表。
先里后表也有实的情况。如第90条后半部分提到“本先下之，而反汗之，为逆；若先下之，治不为逆”，此种情况即是先攻下后解表的治疗方法。
外感兼杂病
患者患外感病（包括瘟疫）之前，多有基础病，这种情况，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已提到治疗的一般原则，即“病痼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卒病，后乃治其痼疾也”，也就是说，当卒病与痼疾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一般先治卒病，再治其痼疾。这种情况下，虽然见到痼疾所表现的证，一般也先以治疗外感病所表现的证为主。
一般情况是先卒病后痼疾，特殊情况则不同。如第177条，伤寒而兼见脉结代、心动悸，此时虽有伤寒之外证，但因在内之心阴心阳不足，须先用炙甘草汤复脉，待心阴心阳得复，方可再治伤寒。此虽有伤寒而不得先治伤寒。又如第102条，“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此时虽有伤寒，不得先治伤寒，而须先用小建中汤建立中气，待中焦得补，正气得助，再治伤寒。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提到四损不可正治，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者感受瘟疫时不可先治瘟疫，也是此种情况。
外感兼体质因素
体质因素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如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淋家不可发汗，即出现了里有实热或里有湿热而兼见麻黄汤证的情况，这时如果用麻黄汤则有助热之弊，因此不可直用麻黄汤发汗。又如亡血家不可发汗，汗家不可发汗，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尺中迟者不可发汗，均是虚人兼见麻黄汤证的情况，此时也不可直用麻黄汤，须顾及患者体质，可先扶正再祛邪。
综上可以看出，简单的方证可以直接按照“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进行诊治，但若复杂情况，则必须进一步分清主次加以治疗，切不可在临床一见有某证，即不综合考虑而孟浪行事，以致治疗失败。
有是证未必用是方
摘自2024-8-30中国中医药报
李刚 河北北方学院
方证相应是使用仲景方遵循的重要原则，这一点被许多学者所提倡，并且在临床上践行，学者们形象地称其为“有是证用是方”。但是笔者在学习《伤寒论》以及在临床实践中逐渐发现，单纯地强调“有是证用是方”容易使学习者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方证相应即是辨证的终点。尤其是经方大家胡希恕提出“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之后，学习者大多强调了方证相应的准确性，而事实上，对复杂的病情来说，常常在辨出方证之后，还须考虑表里先后以及患者原发病等复杂问题，这就需要在更高层面上来进行研究，也就是“有是证未必用是方”的情况。
简单方证
简单方证，指的是患者目前所处的病理状态仅是一种方证。这种情况处理比较简单，医者能够识别并给予正确的方治即可。《伤寒论》中此种情况比比皆是。如第13条，“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用桂枝汤即可。又如第35条，“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用麻黄汤即可。又如第213条，“阳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则谵语”，用小承气汤即可。
有比较复杂者，但可同时处理。如表寒里热可用大青龙汤治疗，外寒里饮可用小青龙汤治疗，阳虚兼外寒可用麻黄细辛附子汤治疗，太阳阳明合病可用大柴胡汤治疗等等。此种情况下，适用“有是证用是方”的治疗原则。
复杂情况
复杂情况一般包括外感病传变过程中出现表里同病的情况，或外感兼有杂病的情况，或是本身体质因素出现某证却不能使用的情况。
表里同病
有先表后里的情况。如第44条，“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下也，下之为逆”，原文提到外证未解不可下也，说明已具可下之征，但外证未解，这是表里同病的情况，此时不可单纯依“有是证用是药”而行攻下，须遵先表后里之则，先解表再攻里，才是正确方法。
又如第208条，前半条指出，若出现汗出，不恶寒，身重，短气，腹满而喘，潮热，手足濈然汗出，大承气汤证已经完全具备，因此可用大承气汤峻下热结。这是比较简单的情况。但后半条指出，若汗多，微发热恶寒，未出现潮热，说明“外未解也”，此时“未可与承气汤”。也就是说，虽然已经具备了大承气汤证，但仲景告诫不可使用，甚至已经到了“腹大满不通”的情况，也仅仅是用小承气汤微和胃气，不令至“大泄下”。其暗含之意是必待表证全无，方可放手攻下，不能不顾及表证而见到有大承气汤证就直用大承气汤。
又如第170条见“脉浮，发热无汗”，仲景强调“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汤”，说明此时已经有了应用白虎汤的指征，而且后文有“渴欲饮水”一症（互文见义），更反证出表不解的同时白虎汤证已具，但为何不可使用，原因就在“表不解”。说明表不解与白虎汤证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不可妄用白虎汤，必待“无表证”之后，方可用白虎加人参汤治疗。
也有先里后表的情况。如第91条，“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而“身疼痛”仍在，出现了原有的桂枝汤证与四逆汤证同时存在的情况，此时表里同病而里证为急，虽有桂枝汤证而不用桂枝汤，反先予四逆汤救里，待中阳得复，方可再用桂枝汤解表。
又如第92条，发热头痛，身体疼痛，脉反沉，病却未见好转，则此沉脉是正气不支之象，此时虽有表证，却不可解表，须先用四逆汤“救其里”，待救里之后再行解表。
先里后表也有实的情况。如第90条后半部分提到“本先下之，而反汗之，为逆；若先下之，治不为逆”，此种情况即是先攻下后解表的治疗方法。
外感兼杂病
患者患外感病（包括瘟疫）之前，多有基础病，这种情况，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已提到治疗的一般原则，即“病痼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卒病，后乃治其痼疾也”，也就是说，当卒病与痼疾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一般先治卒病，再治其痼疾。这种情况下，虽然见到痼疾所表现的证，一般也先以治疗外感病所表现的证为主。
一般情况是先卒病后痼疾，特殊情况则不同。如第177条，伤寒而兼见脉结代、心动悸，此时虽有伤寒之外证，但因在内之心阴心阳不足，须先用炙甘草汤复脉，待心阴心阳得复，方可再治伤寒。此虽有伤寒而不得先治伤寒。又如第102条，“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此时虽有伤寒，不得先治伤寒，而须先用小建中汤建立中气，待中焦得补，正气得助，再治伤寒。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提到四损不可正治，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者感受瘟疫时不可先治瘟疫，也是此种情况。
外感兼体质因素
体质因素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如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淋家不可发汗，即出现了里有实热或里有湿热而兼见麻黄汤证的情况，这时如果用麻黄汤则有助热之弊，因此不可直用麻黄汤发汗。又如亡血家不可发汗，汗家不可发汗，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尺中迟者不可发汗，均是虚人兼见麻黄汤证的情况，此时也不可直用麻黄汤，须顾及患者体质，可先扶正再祛邪。
综上可以看出，简单的方证可以直接按照“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进行诊治，但若复杂情况，则必须进一步分清主次加以治疗，切不可在临床一见有某证，即不综合考虑而孟浪行事，以致治疗失败。
援以方书示医要
——评《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辑稿》
摘自2024-5-13中国中医药报
孟庆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
《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辑稿》 中医古籍出版社
有了人类就有了医药，中医药的发展经历了食药同源的发祥期、巫医并行期，到春秋战国至秦汉的理论奠基期，之后在汉晋南北朝至唐初是方书盛传期，之后的宋金元的方派争鸣期，和明清的继兴发展期。在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各层次操作中，处方是实在而有核心价值的一环。
从用单味药到用方剂治疗
在用药史上，从用单味药发展到用方剂治疗，经历了漫长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提升而能“垂妙于定方”。用方的称谓出自《庄子•逍遥游》“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文心雕龙•书记》载：“方者，隅也。医药攻病，各有所主，专精一隅，故药术称方。”这种意识，也体现在甲骨的文字中，甲骨文的“方”字是双对船的图形，意为两只首尾同向联为一体的图形。由是医者把几种药物同用的信息告知称为“方”。
方以诸药有法度的配合而有合群之妙。其效应有四：
一是应证以示法。每一方皆体现其独到的治法，例如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是为培补中气不足而设。
二是加强多应的涌现性效应。组成方剂，不仅强化了单味药之功效，还涌现出多方面的治疗功能。例如小柴胡汤，不仅对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口苦、咽干、目眩、舌苔薄白、脉弦者有效，还治妇人伤寒热入血室，以及疟疾、黄疸等多种疾病。
三是牵制方中有毒性的药物及副作用，以更好发挥其治疗作用。例如《伤寒论》的真武汤，方中用白芍，意在牵制附子的毒性，以更好发挥其强心的效用。
四是诸药合用可获得从无入有的契新功能。例如名方升降散，是由白僵蚕、蝉蜕、姜黄、大黄四药组成的散剂。既升清于上，又降浊于下；以其升阳中之清阳、降阴中之浊阴之功，使祛风于上，除浊瘀于下。达到得天地清化之气，清浮而升阳中之阳，泻浊而降阴中之阴，共奏有升有降之功。
方有以上特点，制方而投药，是汉末魏晋南北朝乃至隋代唐初时期医界的习风和特点。由是而把医书称为方书，医术称方术，医家称方家。流行之广，甚至文士乃至民众也要传承记下几个方子，以传承后人。医学史以此把汉晋南北朝至宋初称方书时期。此后因于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运气学说的启导，宋金元时期学派门户强势，被称为争鸣发展期。至明清，以其传承发展和温病学派的崛起等，是为中医药史上的继承发展期。
方以多种剂型应用于临床而称方剂。在制备传承中以剂型巧、工艺妙和方名雅而延传至今，从汉魏南北朝传承至今。其配伍思路、方剂名称的雅号有很多美好的故事，是中医药文化的绝雅之一。
范行准先生的辑佚之作
从制方的理论思路到治病常用方剂的选择特征而开启了宋以后的“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里整理的《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辑稿》，是范行准先生的辑佚之作。
范行准（1906-1998），名适，字天磐，浙江汤溪人。少时家贫，13岁始在叔父开的药店学徒，16岁出师后，又学习西医三年，回乡又学中医二年后在上海国医学院学习，后在上海行医。1950年被聘入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1953年转入军事医学科学院，1999年离休，但离职后一直坚持中国医学史及中医文献学研究，直至辞世。范行准先生一生著作丰硕等身，主要有《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国病史新义》《中国医学史略》等，他发表的学术论文被编为《范行准医学论文集》。
《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辑稿》是范行准先生曾存辑方书的一部分，主要是以方书时期为主及其前后的所存的方书。在当代医学家中，先生更以爱书、读书、著书、藏方称著于世。先生曾说：“书物为天下公器，苟吾不用，宜速散去，安能守至穷神尽气。”先生践行自己的诺言，把自己一生苦心搜集的珍贵书籍献给了国家，共计760种，7200余册，包括中医书籍660多种，仅元、明刻本、写本即有90多种。这次整理的《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辑稿》价值非凡。
具有三方面重要学术价值
范行准先生认为“考据之学片词只字，必有所据，而材料多取给于书本，故聚书必富，以资涉猎”。丰富的藏书，广泛的涉猎，为其出色的医史文献研究构筑了坚实的基础。范先生耗十余年之力，从历代中医文献中辑出《范东阳方》等古代方书凡百余卷，取名《全汉三国六朝唐宋医方》，这些资料对医史文献研究和临床实践应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综观《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辑稿》的价值，主要有三点。
一是保存甚至抢救了历代遗存的方书。
由于种种原因《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辑稿》久未付梓，未能被后人充分利用，殊为遗憾。2015年，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资助下，“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辑稿”丛书项目正式启动。该丛书由国医大师余瀛鳌先生担任顾问并作序，中医医史文献专家梁峻研究员团队整理，中医古籍出版社承担具体出版工作。丛书收载了范行准先生从未面世的辑佚稿18种，包括《范东阳方》《集验方》《删繁方》《古今录验方》《延年秘录》《经心录》《纂要方》《广济方》《产宝》 《必效方》《近效方》《神巧万全方》《修养书》《伤寒类书》《王岳产书》《小儿药证》《食医心鉴》《四时纂要》。上自东晋，下迄宋代，该丛书内容十分珍贵，系范行准先生集数十年心血，披沙拣金、斟酌损益而成，大有可观。中医古籍出版社此次将范先生十余年之心血汇作《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辑稿》出版，对医史文献、中医理论研究者及中医临床工作者，无疑都是一大幸事，诚乃中医界之幸事。
丛书出版，意义有三：（一）使失传之古籍得以重生，虽不能遽定为全本，亦足以告慰先贤，此诚兴废继绝之功；（二）为当下中医古籍文献研究提供了崭新资料，我等亦可在其中商量旧学，发现线索， 而有开疆拓土之用；（三）对于历史人物及著名医家更行全面之认识，如范汪、姚僧垣等，所处时代正值中医学术嬗变演进之际，其学术思想见解特色鲜明，但因资料散漫，无法系统研究，范行准先生辑佚之举，聚沙集腋，提供了相对完整的资料，实为观澜索源之基。
二是助力中医药文化传承。
中医药古籍作为保存和传播中医药宝贵遗产的知识载体，记载了几千年来医药学家防病治病的临床经验、方药研究成果和医学理论体系，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是中医药学继承、发展、创新的源泉， 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中医药古籍承载的知识，乃是人们长期观察积累、分析判断、思辨应对的智慧结晶，并非故纸一堆，有可利用的一面。据不完全统计，90%以上的先秦两汉文献、98%以上的魏晋南北朝文献、94%以上的隋唐文献我们今天已经无缘看到。 但是，由于中国古代书籍有摘引、抄辑其他文献的习惯，所以一些佚失的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得以通过引用的形式，保存在其他文献之中。辑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只言片语加以搜集、整理，让这些佚失的书籍得以重见天日。
中医古籍文献，虽曰汗牛充栋，然罹兵燹之祸零落成泥者亦复不少，由此，辑复工作有其重要价值。范行准先生集平生精力，辑佚出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71种。其中，毛笔小楷辑稿58种212册，钢笔辑稿13种13册。这些散佚方书的辑复整理出版，不仅使散佚方书重见天日，有效指导临床，而且对全面正确评估我国宋以前中医药学成就、完善其理论体系可以提供难能可贵的证据。
三是用方主治彰显了中医药思维的特点。
方是理、法、方、药的一环，但一个方含理、法的意识和配伍的诸药，或者说，方中蕴藏一套治疗的信息。以此诸国本先生在作序青海名医李成恩《医荟》时说：“将古方不作方看，而法用。”《灵枢•五色》篇人体局部对整体“各有部分”，是说人体局部有整体信息，此外有多篇也论及人体结构的全息理论。处方也有对证候治疗的全息性。“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方中药物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多种效应以治病，除强化了主治效应外还有多靶点聚合效应、补偿嵌合效应、改变受方者的内环境效应、主辅药强化的序贯效应、整合的强化效应，以及生物转化效应等。总之，如章太炎先生所言：“之创用合而含云则益寿。”
——评《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辑稿》
摘自2024-5-13中国中医药报
孟庆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
《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辑稿》 中医古籍出版社
有了人类就有了医药，中医药的发展经历了食药同源的发祥期、巫医并行期，到春秋战国至秦汉的理论奠基期，之后在汉晋南北朝至唐初是方书盛传期，之后的宋金元的方派争鸣期，和明清的继兴发展期。在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各层次操作中，处方是实在而有核心价值的一环。
从用单味药到用方剂治疗
在用药史上，从用单味药发展到用方剂治疗，经历了漫长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提升而能“垂妙于定方”。用方的称谓出自《庄子•逍遥游》“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文心雕龙•书记》载：“方者，隅也。医药攻病，各有所主，专精一隅，故药术称方。”这种意识，也体现在甲骨的文字中，甲骨文的“方”字是双对船的图形，意为两只首尾同向联为一体的图形。由是医者把几种药物同用的信息告知称为“方”。
方以诸药有法度的配合而有合群之妙。其效应有四：
一是应证以示法。每一方皆体现其独到的治法，例如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是为培补中气不足而设。
二是加强多应的涌现性效应。组成方剂，不仅强化了单味药之功效，还涌现出多方面的治疗功能。例如小柴胡汤，不仅对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口苦、咽干、目眩、舌苔薄白、脉弦者有效，还治妇人伤寒热入血室，以及疟疾、黄疸等多种疾病。
三是牵制方中有毒性的药物及副作用，以更好发挥其治疗作用。例如《伤寒论》的真武汤，方中用白芍，意在牵制附子的毒性，以更好发挥其强心的效用。
四是诸药合用可获得从无入有的契新功能。例如名方升降散，是由白僵蚕、蝉蜕、姜黄、大黄四药组成的散剂。既升清于上，又降浊于下；以其升阳中之清阳、降阴中之浊阴之功，使祛风于上，除浊瘀于下。达到得天地清化之气，清浮而升阳中之阳，泻浊而降阴中之阴，共奏有升有降之功。
方有以上特点，制方而投药，是汉末魏晋南北朝乃至隋代唐初时期医界的习风和特点。由是而把医书称为方书，医术称方术，医家称方家。流行之广，甚至文士乃至民众也要传承记下几个方子，以传承后人。医学史以此把汉晋南北朝至宋初称方书时期。此后因于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运气学说的启导，宋金元时期学派门户强势，被称为争鸣发展期。至明清，以其传承发展和温病学派的崛起等，是为中医药史上的继承发展期。
方以多种剂型应用于临床而称方剂。在制备传承中以剂型巧、工艺妙和方名雅而延传至今，从汉魏南北朝传承至今。其配伍思路、方剂名称的雅号有很多美好的故事，是中医药文化的绝雅之一。
范行准先生的辑佚之作
从制方的理论思路到治病常用方剂的选择特征而开启了宋以后的“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里整理的《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辑稿》，是范行准先生的辑佚之作。
范行准（1906-1998），名适，字天磐，浙江汤溪人。少时家贫，13岁始在叔父开的药店学徒，16岁出师后，又学习西医三年，回乡又学中医二年后在上海国医学院学习，后在上海行医。1950年被聘入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1953年转入军事医学科学院，1999年离休，但离职后一直坚持中国医学史及中医文献学研究，直至辞世。范行准先生一生著作丰硕等身，主要有《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国病史新义》《中国医学史略》等，他发表的学术论文被编为《范行准医学论文集》。
《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辑稿》是范行准先生曾存辑方书的一部分，主要是以方书时期为主及其前后的所存的方书。在当代医学家中，先生更以爱书、读书、著书、藏方称著于世。先生曾说：“书物为天下公器，苟吾不用，宜速散去，安能守至穷神尽气。”先生践行自己的诺言，把自己一生苦心搜集的珍贵书籍献给了国家，共计760种，7200余册，包括中医书籍660多种，仅元、明刻本、写本即有90多种。这次整理的《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辑稿》价值非凡。
具有三方面重要学术价值
范行准先生认为“考据之学片词只字，必有所据，而材料多取给于书本，故聚书必富，以资涉猎”。丰富的藏书，广泛的涉猎，为其出色的医史文献研究构筑了坚实的基础。范先生耗十余年之力，从历代中医文献中辑出《范东阳方》等古代方书凡百余卷，取名《全汉三国六朝唐宋医方》，这些资料对医史文献研究和临床实践应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综观《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辑稿》的价值，主要有三点。
一是保存甚至抢救了历代遗存的方书。
由于种种原因《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辑稿》久未付梓，未能被后人充分利用，殊为遗憾。2015年，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资助下，“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辑稿”丛书项目正式启动。该丛书由国医大师余瀛鳌先生担任顾问并作序，中医医史文献专家梁峻研究员团队整理，中医古籍出版社承担具体出版工作。丛书收载了范行准先生从未面世的辑佚稿18种，包括《范东阳方》《集验方》《删繁方》《古今录验方》《延年秘录》《经心录》《纂要方》《广济方》《产宝》 《必效方》《近效方》《神巧万全方》《修养书》《伤寒类书》《王岳产书》《小儿药证》《食医心鉴》《四时纂要》。上自东晋，下迄宋代，该丛书内容十分珍贵，系范行准先生集数十年心血，披沙拣金、斟酌损益而成，大有可观。中医古籍出版社此次将范先生十余年之心血汇作《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辑稿》出版，对医史文献、中医理论研究者及中医临床工作者，无疑都是一大幸事，诚乃中医界之幸事。
丛书出版，意义有三：（一）使失传之古籍得以重生，虽不能遽定为全本，亦足以告慰先贤，此诚兴废继绝之功；（二）为当下中医古籍文献研究提供了崭新资料，我等亦可在其中商量旧学，发现线索， 而有开疆拓土之用；（三）对于历史人物及著名医家更行全面之认识，如范汪、姚僧垣等，所处时代正值中医学术嬗变演进之际，其学术思想见解特色鲜明，但因资料散漫，无法系统研究，范行准先生辑佚之举，聚沙集腋，提供了相对完整的资料，实为观澜索源之基。
二是助力中医药文化传承。
中医药古籍作为保存和传播中医药宝贵遗产的知识载体，记载了几千年来医药学家防病治病的临床经验、方药研究成果和医学理论体系，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是中医药学继承、发展、创新的源泉， 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中医药古籍承载的知识，乃是人们长期观察积累、分析判断、思辨应对的智慧结晶，并非故纸一堆，有可利用的一面。据不完全统计，90%以上的先秦两汉文献、98%以上的魏晋南北朝文献、94%以上的隋唐文献我们今天已经无缘看到。 但是，由于中国古代书籍有摘引、抄辑其他文献的习惯，所以一些佚失的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得以通过引用的形式，保存在其他文献之中。辑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只言片语加以搜集、整理，让这些佚失的书籍得以重见天日。
中医古籍文献，虽曰汗牛充栋，然罹兵燹之祸零落成泥者亦复不少，由此，辑复工作有其重要价值。范行准先生集平生精力，辑佚出全汉三国六朝唐宋方书71种。其中，毛笔小楷辑稿58种212册，钢笔辑稿13种13册。这些散佚方书的辑复整理出版，不仅使散佚方书重见天日，有效指导临床，而且对全面正确评估我国宋以前中医药学成就、完善其理论体系可以提供难能可贵的证据。
三是用方主治彰显了中医药思维的特点。
方是理、法、方、药的一环，但一个方含理、法的意识和配伍的诸药，或者说，方中蕴藏一套治疗的信息。以此诸国本先生在作序青海名医李成恩《医荟》时说：“将古方不作方看，而法用。”《灵枢•五色》篇人体局部对整体“各有部分”，是说人体局部有整体信息，此外有多篇也论及人体结构的全息理论。处方也有对证候治疗的全息性。“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方中药物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多种效应以治病，除强化了主治效应外还有多靶点聚合效应、补偿嵌合效应、改变受方者的内环境效应、主辅药强化的序贯效应、整合的强化效应，以及生物转化效应等。总之，如章太炎先生所言：“之创用合而含云则益寿。”
辨证精准选方恰当 疑难重症立现转机
——读张松山医案
摘自2024-5-10中国中医药报
王舒宇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辰医院
张松山，湖北汉川中医也，生卒年不详，医术高明，惜未留下医案著述。其弟子王远芳为湖北省名老中医，《王远芳治验录》中载其师生医案数则，皆为王远芳或其他医生治之不效或病情危重难于措手者，后经张先生妙手回春。兹辑录张松山先生数则验案于下，虽数量不多，却颇能给人启示。按语为笔者所加。
温病瘥后食复
梁某，男，13岁，马口镇人。于1939年6月天气炎热时在外牧牛，感受温邪，于6月28日突患恶寒发热，卧床不起，次日延医治疗，误服热药，病日加剧，延至7月21日，阴伤热盛，内陷闭窍，其母来求治，往视之，脉数无伦，舌已干绛，大便三日未解，小溲短赤，肌肤干瘦，断为温病，为辛燥药灼干津液，以致温邪内陷而闭窍，以症参脉，已入营分，即拟清营汤1剂，安宫牛黄丸1粒服之，服后半夜鸡鸣时即开窍。次日复诊，去牛黄丸，仰原方加减再治。又次日改用增液益胃汤加减，连服数剂，再以饮食调理而愈。
过一星期，其母又来求治，面带惨容说，吾儿病反。问其故，答曰：吾儿愈后，饮食复原，起居安适。昨天我外出劳动，他到邻家去玩，误吃煮熟鸡蛋3个，菱角数粒，吃后腹膨脘胀，腹痛不已，高烧不退，卧床不起，不断喊叫，特来求救。余即往视，脉数而涩，脘腹膨胀疼痛，壮热而气逆，即按清热化滞法与治，次日其母来说，各症加剧，命在旦夕。余闻之，自度毫无把握，心中惕然不安，急往吾师张松山老先生处请教，师曰：此温病瘥后食复，非寻常方剂所能奏效，必须遵照仲景治伤食后栀子大黄汤之经方，再按兼症加味方效。
处方：炒山栀一钱五分，炒豆豉一钱五分，炒枳实四分，锦纹一钱，竹叶三钱，银花三钱，川贝母三钱，两头尖十一粒，莱菔子少许。大米百粒，细茶叶1勺，鲜荷蒂3个，切碎，共炒焦为引，煎汤喂服。次日复诊，各症消失，继用饮食调理而愈。
按 患儿病愈1周，热退复作，且添腹部胀痛。通过问诊和症状表现不难得出食复的结论，不然王远芳也不会采用消积清热之法，单纯从辨证的角度看此亦属对证之治，未有不妥，奈何病症不退反进。张松山老先生未见患者只听叙述，即诊为温病后食复，可谓见多，且强调其他寻常方剂无效，必须用经方栀子大黄汤，服其处方，果然1剂而愈，可谓识广。《伤寒论》393条“大病瘥后，劳复者，枳实栀子汤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黄如博棋子大五六枚”。原方本治劳复并伴有宿食者，以其为治疗食复不二之方，张松山确为善用经方之人。如今时代，大病愈后，误补成习，食复者极为常见，此案有现实的提醒意义和治疗参照价值。
腹胀
王某，男，42岁，沔阳县仙桃镇人，患泛酸腹胀已有2年，前医初用山楂、槟榔、神曲、枳实、厚朴等药，而病益甚，更治用枳术丸加味亦无效。又更医，用金匮肾气丸，而病益剧。腹大如箕，胃中时生酸水，吞吐皆然。于1942年元月，访医至汉川马口镇，就诊于张松山老先生，诊其脉弱，舌苔腻，面不华泽。大小便顺利，唯腹膨日久，泛酸过多，张老说“此病治法需要用刚中之柔，不可用柔中之刚，刚中之柔即连理汤也，柔中之刚，即肾气丸也，今当拟连理汤加味主治。”
处方：党参三钱，炒白术三钱，炮姜炭五分，炙甘草一钱五分，云苓三钱，川黄连五分，炒谷芽三钱。此方发30剂，蜜丸。每吞3钱，1日3次。服毕，重来复诊时，酸水已消，腹胀大减，又照原方取15剂，依上法服之，痊愈。
按 如果说但见腹胀即用枳、朴、榔、楂、曲等开破消导之药为一般俗手之举的话，那么更医用枳术丸则已经进步为健脾消滞，虚实两顾了，后医又用金匮肾气丸，大胆舍中焦症状而治胃之关，虽未中病，已决非碌碌之辈。脉弱苔腻，脾胃虚弱而湿停中焦，气机郁滞，故腹胀。至于泛酸，《症因脉治》的解释与此症颇合：“上升之气，郁而成积，积之既久，湿能生热，湿甚木荣，肝气太盛，遂成木火之化，停积于胃，遂成酸水浸淫之患矣。”湿甚木荣，不能疏土，反助腹胀。刚，当指理中丸和四君子汤，柔，当指黄连。刚治其本，柔除湿淤之热，则脾胃健郁热消，酸息胀止。和胃除胀，只用一味温和的炒谷芽。果然是用药如用兵，兵在精而不在多。
不寐
李某，男，51岁，马口镇人，于1941年7月6日起，夜卧失眠，心下痞闷作呕，不思饮食，精神不振，初请某医诊治，断为心脾两亏，进归脾汤加减无效，继而邀我会诊，更换安神定志汤增减亦无效，最后请张松山老先生治疗，诊其脉濡数，苔腻质红，询问不易入睡，兼有头闷肢困症状，治拟清暑利湿为大法，一剂，病大减，两剂，痊愈。
处方：桔梗一钱五分，蔻仁一钱，合欢花三钱，杏仁三钱，淡竹叶三钱，连翘三钱，益元散四钱，连服两帖，即能熟睡矣。
按 补益心脾与安神定志皆无效后，张老先生锐目断其暑湿为患，清暑利湿药进两剂，不寐速愈。真是活泼泼的圆机活法。若将濡脉作虚看，妄投补益安神自是南辕北辙，即便以湿论，加之肢困、舌红苔腻也易诊为痰湿化热、内扰心神之不寐，按治失眠的习惯用方，极易处以黄连温胆汤。暑湿与痰热，一是外感，一是内伤，两者差距甚大，不可混为一谈。
崩漏
周某，女，36岁，马口镇人，迷信修道，壮年不嫁，长期禁欲，饮食多吃辛辣发物，致成阴虚阳亢体质。于1941年元月份患崩漏，半月不止，身体异常困惫，至2月6日请余诊视，脉数大，舌干绛无苔，大便秘结，小溲短涩而黄，崩漏之血色紫，此血分大热，以生地胶艾汤加黄芩治之。次日复诊，不惟无效，而崩漏加剧，精神更形疲惫，当时余不敢换方，归家翻书，恰遇吾师张松山老先生从远地出诊而归，余即请教，师曰：此种症状，阴虚阳亢已极，生地胶艾四物汤加黄芩不中与也，必须用凉血固经汤方效。余即遵行。
处方：细生地三钱，生白芍三钱，白莲须三钱，生牡蛎三钱，黑山栀三钱，炒黄芩三钱，生地榆三钱，丹皮三钱，生甘草一钱，川黄连五分。
服1剂，崩漏大减，3剂，血净。继以育阴潜阳法调理而愈。
按 血热崩漏不难诊断，初看此案王远芳诊治亦无误，但药后仍是不效反剧。虽然事后诸葛者会说阳亢至极，不当使用归、艾助热之物，但中医方剂理论向有反佐之说，此处若小量用之似亦无不可，譬如大渴者犹忌暴饮冷水，阴虚阳极又怎能一味寒凉？但张松山先生的处方就是不杂一丝温热药的，投药后又是效如桴鼓，有胆有识的良医莫若如此。医理如同常理，热盛如焚，取水救火为急，此时不当有丝毫迟疑顾盼。理论归理论，实际临证是需要灵活掌握火候和缓急，胶柱鼓瑟当不成好中医。
产后血昏
王某，女，24岁，马口镇人。于1938年8月7日因产后血昏闭窍，马口镇群医治疗无效，延吾师张松山老先生诊视。查其脉虚芤，撬开牙关，见其舌苔薄白，面容苍白，口噤不语。拟方如下：豆淋酒调黑荆芥末两钱。用法：黑豆一大碗焙热，放于筛子内，筛子放于钵上用老酒淋豆上，酒流至钵内，名曰豆淋酒。用豆淋酒调荆芥末，再撬开牙关灌之。酒甫入咽，立即苏醒，再以药物治之而愈，至今传为佳话。
按 《本草纲目》引寇宗奭语：“（豆淋酒法）治产后百病……或背强口噤。”《证治准绳》谓豆淋酒能“治因金疮中风反强者”，即治疗破伤风。豆淋酒送服荆芥之法，《普济方》《本经逢原》均有所记载，主治产后风及中风等，可见本方法虽简，祛风醒神作用极强。
——读张松山医案
摘自2024-5-10中国中医药报
王舒宇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辰医院
张松山，湖北汉川中医也，生卒年不详，医术高明，惜未留下医案著述。其弟子王远芳为湖北省名老中医，《王远芳治验录》中载其师生医案数则，皆为王远芳或其他医生治之不效或病情危重难于措手者，后经张先生妙手回春。兹辑录张松山先生数则验案于下，虽数量不多，却颇能给人启示。按语为笔者所加。
温病瘥后食复
梁某，男，13岁，马口镇人。于1939年6月天气炎热时在外牧牛，感受温邪，于6月28日突患恶寒发热，卧床不起，次日延医治疗，误服热药，病日加剧，延至7月21日，阴伤热盛，内陷闭窍，其母来求治，往视之，脉数无伦，舌已干绛，大便三日未解，小溲短赤，肌肤干瘦，断为温病，为辛燥药灼干津液，以致温邪内陷而闭窍，以症参脉，已入营分，即拟清营汤1剂，安宫牛黄丸1粒服之，服后半夜鸡鸣时即开窍。次日复诊，去牛黄丸，仰原方加减再治。又次日改用增液益胃汤加减，连服数剂，再以饮食调理而愈。
过一星期，其母又来求治，面带惨容说，吾儿病反。问其故，答曰：吾儿愈后，饮食复原，起居安适。昨天我外出劳动，他到邻家去玩，误吃煮熟鸡蛋3个，菱角数粒，吃后腹膨脘胀，腹痛不已，高烧不退，卧床不起，不断喊叫，特来求救。余即往视，脉数而涩，脘腹膨胀疼痛，壮热而气逆，即按清热化滞法与治，次日其母来说，各症加剧，命在旦夕。余闻之，自度毫无把握，心中惕然不安，急往吾师张松山老先生处请教，师曰：此温病瘥后食复，非寻常方剂所能奏效，必须遵照仲景治伤食后栀子大黄汤之经方，再按兼症加味方效。
处方：炒山栀一钱五分，炒豆豉一钱五分，炒枳实四分，锦纹一钱，竹叶三钱，银花三钱，川贝母三钱，两头尖十一粒，莱菔子少许。大米百粒，细茶叶1勺，鲜荷蒂3个，切碎，共炒焦为引，煎汤喂服。次日复诊，各症消失，继用饮食调理而愈。
按 患儿病愈1周，热退复作，且添腹部胀痛。通过问诊和症状表现不难得出食复的结论，不然王远芳也不会采用消积清热之法，单纯从辨证的角度看此亦属对证之治，未有不妥，奈何病症不退反进。张松山老先生未见患者只听叙述，即诊为温病后食复，可谓见多，且强调其他寻常方剂无效，必须用经方栀子大黄汤，服其处方，果然1剂而愈，可谓识广。《伤寒论》393条“大病瘥后，劳复者，枳实栀子汤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黄如博棋子大五六枚”。原方本治劳复并伴有宿食者，以其为治疗食复不二之方，张松山确为善用经方之人。如今时代，大病愈后，误补成习，食复者极为常见，此案有现实的提醒意义和治疗参照价值。
腹胀
王某，男，42岁，沔阳县仙桃镇人，患泛酸腹胀已有2年，前医初用山楂、槟榔、神曲、枳实、厚朴等药，而病益甚，更治用枳术丸加味亦无效。又更医，用金匮肾气丸，而病益剧。腹大如箕，胃中时生酸水，吞吐皆然。于1942年元月，访医至汉川马口镇，就诊于张松山老先生，诊其脉弱，舌苔腻，面不华泽。大小便顺利，唯腹膨日久，泛酸过多，张老说“此病治法需要用刚中之柔，不可用柔中之刚，刚中之柔即连理汤也，柔中之刚，即肾气丸也，今当拟连理汤加味主治。”
处方：党参三钱，炒白术三钱，炮姜炭五分，炙甘草一钱五分，云苓三钱，川黄连五分，炒谷芽三钱。此方发30剂，蜜丸。每吞3钱，1日3次。服毕，重来复诊时，酸水已消，腹胀大减，又照原方取15剂，依上法服之，痊愈。
按 如果说但见腹胀即用枳、朴、榔、楂、曲等开破消导之药为一般俗手之举的话，那么更医用枳术丸则已经进步为健脾消滞，虚实两顾了，后医又用金匮肾气丸，大胆舍中焦症状而治胃之关，虽未中病，已决非碌碌之辈。脉弱苔腻，脾胃虚弱而湿停中焦，气机郁滞，故腹胀。至于泛酸，《症因脉治》的解释与此症颇合：“上升之气，郁而成积，积之既久，湿能生热，湿甚木荣，肝气太盛，遂成木火之化，停积于胃，遂成酸水浸淫之患矣。”湿甚木荣，不能疏土，反助腹胀。刚，当指理中丸和四君子汤，柔，当指黄连。刚治其本，柔除湿淤之热，则脾胃健郁热消，酸息胀止。和胃除胀，只用一味温和的炒谷芽。果然是用药如用兵，兵在精而不在多。
不寐
李某，男，51岁，马口镇人，于1941年7月6日起，夜卧失眠，心下痞闷作呕，不思饮食，精神不振，初请某医诊治，断为心脾两亏，进归脾汤加减无效，继而邀我会诊，更换安神定志汤增减亦无效，最后请张松山老先生治疗，诊其脉濡数，苔腻质红，询问不易入睡，兼有头闷肢困症状，治拟清暑利湿为大法，一剂，病大减，两剂，痊愈。
处方：桔梗一钱五分，蔻仁一钱，合欢花三钱，杏仁三钱，淡竹叶三钱，连翘三钱，益元散四钱，连服两帖，即能熟睡矣。
按 补益心脾与安神定志皆无效后，张老先生锐目断其暑湿为患，清暑利湿药进两剂，不寐速愈。真是活泼泼的圆机活法。若将濡脉作虚看，妄投补益安神自是南辕北辙，即便以湿论，加之肢困、舌红苔腻也易诊为痰湿化热、内扰心神之不寐，按治失眠的习惯用方，极易处以黄连温胆汤。暑湿与痰热，一是外感，一是内伤，两者差距甚大，不可混为一谈。
崩漏
周某，女，36岁，马口镇人，迷信修道，壮年不嫁，长期禁欲，饮食多吃辛辣发物，致成阴虚阳亢体质。于1941年元月份患崩漏，半月不止，身体异常困惫，至2月6日请余诊视，脉数大，舌干绛无苔，大便秘结，小溲短涩而黄，崩漏之血色紫，此血分大热，以生地胶艾汤加黄芩治之。次日复诊，不惟无效，而崩漏加剧，精神更形疲惫，当时余不敢换方，归家翻书，恰遇吾师张松山老先生从远地出诊而归，余即请教，师曰：此种症状，阴虚阳亢已极，生地胶艾四物汤加黄芩不中与也，必须用凉血固经汤方效。余即遵行。
处方：细生地三钱，生白芍三钱，白莲须三钱，生牡蛎三钱，黑山栀三钱，炒黄芩三钱，生地榆三钱，丹皮三钱，生甘草一钱，川黄连五分。
服1剂，崩漏大减，3剂，血净。继以育阴潜阳法调理而愈。
按 血热崩漏不难诊断，初看此案王远芳诊治亦无误，但药后仍是不效反剧。虽然事后诸葛者会说阳亢至极，不当使用归、艾助热之物，但中医方剂理论向有反佐之说，此处若小量用之似亦无不可，譬如大渴者犹忌暴饮冷水，阴虚阳极又怎能一味寒凉？但张松山先生的处方就是不杂一丝温热药的，投药后又是效如桴鼓，有胆有识的良医莫若如此。医理如同常理，热盛如焚，取水救火为急，此时不当有丝毫迟疑顾盼。理论归理论，实际临证是需要灵活掌握火候和缓急，胶柱鼓瑟当不成好中医。
产后血昏
王某，女，24岁，马口镇人。于1938年8月7日因产后血昏闭窍，马口镇群医治疗无效，延吾师张松山老先生诊视。查其脉虚芤，撬开牙关，见其舌苔薄白，面容苍白，口噤不语。拟方如下：豆淋酒调黑荆芥末两钱。用法：黑豆一大碗焙热，放于筛子内，筛子放于钵上用老酒淋豆上，酒流至钵内，名曰豆淋酒。用豆淋酒调荆芥末，再撬开牙关灌之。酒甫入咽，立即苏醒，再以药物治之而愈，至今传为佳话。
按 《本草纲目》引寇宗奭语：“（豆淋酒法）治产后百病……或背强口噤。”《证治准绳》谓豆淋酒能“治因金疮中风反强者”，即治疗破伤风。豆淋酒送服荆芥之法，《普济方》《本经逢原》均有所记载，主治产后风及中风等，可见本方法虽简，祛风醒神作用极强。
朱抗美：中医治病 至简为上
摘自2024-7-26中国中医药报
朱抗美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评审专家、上海市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委、上海市老年学学会老年保健医疗专业委员会学术顾问、上海市中医药学会民间特色诊疗技术研究分会名誉主委。
朱抗美1952年出生，1975年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后，又在母校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她师从著名中医刘树农及张伯讷，继承刘树农“以通为主”的辨治方法及张伯讷“以肾为本”的学术思想。从医40多年，朱抗美用药轻灵，善于运用多种治疗手段，包括中医外治、膏方调治、心理疗法等，对更年期综合征、心血管疾病、肥胖病、脾胃病等的诊治具有丰富的经验。她总结研究两位导师的学术思想，编写了《刘树农医论选》《张伯讷中医基础理论讲稿》等书。
提倡“七通养生”治未病
刘树农倡导“以通为主”，张伯讷提倡“以肾为本”。在两位泰斗级导师的影响下，朱抗美总结并提出“整体观念，以通为补”“肾精为本，从肾论治”的学术思想，以“七通养生法”来达到治未病的目的。
朱抗美解释，“七通”中的第一通是“汗孔通”，就是每个汗孔都要保持通畅。特别是在大热天，不能过度使用空调，“千万别让空调打出的冷气堵住了‘鬼门’。”朱抗美表示，夏令的每个节气都应该出出汗，排出身体里的糟粕。第二通是“大便通”。朱抗美认为，食物进入人体后，会通过七道门，称之为“七冲门”。想要身体好，这七道门一定要能适时开合，尤其是最后一道魄门很重要，所以要保持排便通畅。第三通是“小便通”。为保持小便通畅，必须每天多喝水。第四通是适龄女性要“月经通”。女性生理期的时间、量、质、色及全身情况，反映了人体的整体健康情况。第五通是“血脉通”。为减少血脉中的“垃圾堆积”，要合理清淡饮食，适量运动。第六通是“五官九窍通”。中医讲究整体观念，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将全身联系在一起，所以人体的各个官窍和五脏（心、肝、脾、肺、肾）的功能均有关系。第七通是“经络通”。朱抗美举例，血脉在中西医理论中都有，特别是心脑血管病，中医和西医的契合度非常高，患者容易理解，中西医治疗方案也多有近似之处。许多西医医生也会给患者开血塞通、参松养心胶囊、苏合香丸等通血脉的中成药。
灵活应用二仙汤治未病
二仙汤系张伯讷于20世纪60年代首创，朱抗美认为，女性更年期高血压和其年龄密切相关。处于更年期的女性，因为先天之精的减少，月经停止，特别是更年期后，舌头色泽偏暗，血脉瘀堵。她结合刘树农“以通为补”的理念，对张伯讷二仙汤方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全蝎、蜈蚣、地龙、地鳖虫等虫类药。
很多女性会在更年期出现早搏，即中医学所说的“脉结代”。朱抗美总结，这是因为更年期雌激素大量流失造成的阴阳失调。“雌激素代表阴多一点，很多更年期女性阴少了，阳相对多了，就会出现阵阵烘热、汗出，甚至心静不下来、心脏不舒服。”对此，朱抗美深入研究，创立了二仙加葛参甘汤，即在二仙汤基础上，增加了苦参、甘松、葛根三味中药。苦参苦寒清心火，甘松温香利气滞，葛根滋润缓急，二仙加葛参甘汤对缓解胸闷、胸痛、心律失常等更年期综合征症状效果显著。
张伯讷喜欢用两味中药，即仙茅和仙灵脾。朱抗美认为仙茅偏于燥热，当下很多人因为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导致雌激素水平大量下降，这种有热象的情况用仙茅就不太合适了。朱抗美总结导师留下的宝贵经验，采用并补肾之阴阳的方法，减少仙茅的用量，灵活运用“二仙汤”加减方。经临床实践，该药方对治疗女性更年期综合征有显著的临床疗效。
方子以小著称、以小见效
张伯讷认为，一张方子如果超过15味中药，就说明医生思路不清。他给朱抗美等学生定下调子：每张方子，必须控制在15味药以下，如果两味药之间的药效有重叠，必须减掉其中一味。张伯讷的言传身教，朱抗美铭记在心。她开方时，尽可能地用药至简，一张方子最多包含十一二味中药，甚至更少，少到只有三味中药。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老人舌头颜色深暗，问询进一步得知老人还伴有脚肿的症状。朱抗美开了3味中药，：熟附子3克、白茯苓9克、车前子6克，反馈：“一服药下去，老太太马上觉得胸口‘松了’。翌日再服一剂后，从卧室走到客厅已不大喘气了，胃口也打开了。到第七天，老太太舌苔清爽，有了精神头儿，又走出门和小区的老邻居们聊天、锻炼身体去了。”她的方子，都是以小著称，以小见效。
深入研究海派膏方文化
作为“张氏内科”第12代传人，张伯讷既是名医，又是膏方大家。朱抗美追随导师的脚步，探索、实践“以通为补”的理念。就读硕士期间，张伯讷给她指出的研究重点就是研究中医基础理论肾的精气阴阳理论。在研究过程中，朱抗美不仅做了硕士课题，还找了很多文献资料，由此更加相信“肾是先天之精”的理念。
冬令进补，春来打虎。在上海，服膏方的传统更是根深蒂固。近十余年来，朱抗美聚焦于膏方文化的研究。她和团队成员学经典、做课题、立项目、搞调查、收实物，大到膏方文化发展的脉络，小到一个膏方的方药分析。团队深入挖掘中医学的肾命学说，编辑出版了《上海冬令膏方文化》一书。2019年，她被评为上海“海派膏方文化”代表性传承人。
朱抗美一直都在临床上辛勤耕耘。她学术成果丰硕，著作等身，先后主持各类科研课题10余项、主编著作20余部、培养研究生8名为继承人。她为研究和传播海派中医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志萍）
摘自2024-7-26中国中医药报
朱抗美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评审专家、上海市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委、上海市老年学学会老年保健医疗专业委员会学术顾问、上海市中医药学会民间特色诊疗技术研究分会名誉主委。
朱抗美1952年出生，1975年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后，又在母校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她师从著名中医刘树农及张伯讷，继承刘树农“以通为主”的辨治方法及张伯讷“以肾为本”的学术思想。从医40多年，朱抗美用药轻灵，善于运用多种治疗手段，包括中医外治、膏方调治、心理疗法等，对更年期综合征、心血管疾病、肥胖病、脾胃病等的诊治具有丰富的经验。她总结研究两位导师的学术思想，编写了《刘树农医论选》《张伯讷中医基础理论讲稿》等书。
提倡“七通养生”治未病
刘树农倡导“以通为主”，张伯讷提倡“以肾为本”。在两位泰斗级导师的影响下，朱抗美总结并提出“整体观念，以通为补”“肾精为本，从肾论治”的学术思想，以“七通养生法”来达到治未病的目的。
朱抗美解释，“七通”中的第一通是“汗孔通”，就是每个汗孔都要保持通畅。特别是在大热天，不能过度使用空调，“千万别让空调打出的冷气堵住了‘鬼门’。”朱抗美表示，夏令的每个节气都应该出出汗，排出身体里的糟粕。第二通是“大便通”。朱抗美认为，食物进入人体后，会通过七道门，称之为“七冲门”。想要身体好，这七道门一定要能适时开合，尤其是最后一道魄门很重要，所以要保持排便通畅。第三通是“小便通”。为保持小便通畅，必须每天多喝水。第四通是适龄女性要“月经通”。女性生理期的时间、量、质、色及全身情况，反映了人体的整体健康情况。第五通是“血脉通”。为减少血脉中的“垃圾堆积”，要合理清淡饮食，适量运动。第六通是“五官九窍通”。中医讲究整体观念，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将全身联系在一起，所以人体的各个官窍和五脏（心、肝、脾、肺、肾）的功能均有关系。第七通是“经络通”。朱抗美举例，血脉在中西医理论中都有，特别是心脑血管病，中医和西医的契合度非常高，患者容易理解，中西医治疗方案也多有近似之处。许多西医医生也会给患者开血塞通、参松养心胶囊、苏合香丸等通血脉的中成药。
灵活应用二仙汤治未病
二仙汤系张伯讷于20世纪60年代首创，朱抗美认为，女性更年期高血压和其年龄密切相关。处于更年期的女性，因为先天之精的减少，月经停止，特别是更年期后，舌头色泽偏暗，血脉瘀堵。她结合刘树农“以通为补”的理念，对张伯讷二仙汤方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全蝎、蜈蚣、地龙、地鳖虫等虫类药。
很多女性会在更年期出现早搏，即中医学所说的“脉结代”。朱抗美总结，这是因为更年期雌激素大量流失造成的阴阳失调。“雌激素代表阴多一点，很多更年期女性阴少了，阳相对多了，就会出现阵阵烘热、汗出，甚至心静不下来、心脏不舒服。”对此，朱抗美深入研究，创立了二仙加葛参甘汤，即在二仙汤基础上，增加了苦参、甘松、葛根三味中药。苦参苦寒清心火，甘松温香利气滞，葛根滋润缓急，二仙加葛参甘汤对缓解胸闷、胸痛、心律失常等更年期综合征症状效果显著。
张伯讷喜欢用两味中药，即仙茅和仙灵脾。朱抗美认为仙茅偏于燥热，当下很多人因为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导致雌激素水平大量下降，这种有热象的情况用仙茅就不太合适了。朱抗美总结导师留下的宝贵经验，采用并补肾之阴阳的方法，减少仙茅的用量，灵活运用“二仙汤”加减方。经临床实践，该药方对治疗女性更年期综合征有显著的临床疗效。
方子以小著称、以小见效
张伯讷认为，一张方子如果超过15味中药，就说明医生思路不清。他给朱抗美等学生定下调子：每张方子，必须控制在15味药以下，如果两味药之间的药效有重叠，必须减掉其中一味。张伯讷的言传身教，朱抗美铭记在心。她开方时，尽可能地用药至简，一张方子最多包含十一二味中药，甚至更少，少到只有三味中药。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老人舌头颜色深暗，问询进一步得知老人还伴有脚肿的症状。朱抗美开了3味中药，：熟附子3克、白茯苓9克、车前子6克，反馈：“一服药下去，老太太马上觉得胸口‘松了’。翌日再服一剂后，从卧室走到客厅已不大喘气了，胃口也打开了。到第七天，老太太舌苔清爽，有了精神头儿，又走出门和小区的老邻居们聊天、锻炼身体去了。”她的方子，都是以小著称，以小见效。
深入研究海派膏方文化
作为“张氏内科”第12代传人，张伯讷既是名医，又是膏方大家。朱抗美追随导师的脚步，探索、实践“以通为补”的理念。就读硕士期间，张伯讷给她指出的研究重点就是研究中医基础理论肾的精气阴阳理论。在研究过程中，朱抗美不仅做了硕士课题，还找了很多文献资料，由此更加相信“肾是先天之精”的理念。
冬令进补，春来打虎。在上海，服膏方的传统更是根深蒂固。近十余年来，朱抗美聚焦于膏方文化的研究。她和团队成员学经典、做课题、立项目、搞调查、收实物，大到膏方文化发展的脉络，小到一个膏方的方药分析。团队深入挖掘中医学的肾命学说，编辑出版了《上海冬令膏方文化》一书。2019年，她被评为上海“海派膏方文化”代表性传承人。
朱抗美一直都在临床上辛勤耕耘。她学术成果丰硕，著作等身，先后主持各类科研课题10余项、主编著作20余部、培养研究生8名为继承人。她为研究和传播海派中医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志萍）
千里流水汤的源与流
摘自2024-7-4中国中医药报
王续琨 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外台秘要》十七卷录存《小品方》“流水汤”和《集验方》“千里流水汤”书页。
有着诗意般优雅名称的千里流水汤，是以煎药用水命名的成方汤剂。南北朝医家以《黄帝内经》半夏汤为基础方创制流水汤、千里流水汤，主要用于治疗失眠证。宋代以后，以半夏为主药的温胆汤成为千里流水汤的同效姊妹方。
源头 《黄帝内经》半夏汤
千里流水汤来源于《黄帝内经》“十三方”的半夏汤或半夏秫米汤。《灵枢•邪客第七十一》篇载曰：“今厥气客于五藏六府，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桥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其汤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故其病新发者，覆杯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三饮而已也。”上古名医伯高在回答黄帝之问时说，若有邪气逆乱于五脏六腑，卫气只能行于阳分，而不得入于阴分，因而阳盛阴虚，这样人就不能闭目入睡了；治疗“目不瞑”证，针刺之后服用一剂半夏汤，阴阳经气通调了，便能立即安卧入睡。黄帝在伯高讲述了半夏汤的功效、煎法之后，将其治疗机理概括为“决渎雍塞，经络大通，阴阳和得”。
在伯高关于半夏汤煎药用水和煎法的讲解中，有两个值得特别注意的要点。首先，煎药之水使用取自大江大河的千里长流水。“沔彼流水，其流汤汤。”（《诗经•小雅•沔水》）水是天地之间流动的精灵。生成于不同环境、流经不同环境的水，形成不同的性味。江河之水源远流长，在洁净的漫长流程中吸纳天地之精华，因而能荡涤邪秽、流畅通达而无阻滞，取之煎药意在调和阴阳。
其次，煎药用水加热之前需要经过“扬之万遍”的处理过程。亦即使用杓、瓢等工具将取自江河的千里长流水舀起，从高处倒下来，反反复复，直到水面水珠翻滚，达至“蟹目沸”状态。蟹目沸或蟹眼沸，原为煮茶用语，指泡茶用水加热时出现蟹眼状小气泡的初沸状态。“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时看蟹目溅，乍见鱼鳞起。”（唐代皮日休《茶中杂咏•其十煮茶》）千里流水汤要求煎药水“扬万遍”“扬万过”，只是言其反复多次而已，并不是严格的数量规定。“蟹目沸”之后的千里长流水用于煎药，减弱了下流之性，能够濡润中上焦的津液，使半夏和秫米共奏泄实补虚、泄阳补阴之功。
半夏汤对后世失眠病证的临床治疗产生了深远影响，大量方书和历代医家多有记载或发挥，千里流水汤、温胆汤等诸多治疗失眠的传世方剂均以此为祖方。因此，半夏汤素有“失眠第一方”的美称。
立名 由流水汤到千里流水汤
南北朝时期医家编撰的方书，录载了用于治疗“虚烦不得眠”证的升级版加味半夏汤。由于煎药水使用“东流水”“千里流水”，为突出这一特色，医家将汤方取名为流水汤或千里流水汤。
公元5世纪中后期，南北朝针灸名家陈延之撰成《小品方》一书，汇集诸多便捷实用方剂，原书在宋代以后亡佚。现代辑佚本《小品方》卷第三“治百病后虚烦扰不得眠诸方”条目下，载有由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十七卷辑出的“流水汤”方：“流水汤，主虚烦不得眠方。半夏二两洗十遍，秫米一升，茯苓四两。右三味，切，以东流水二斗，扬之三千遍，令劳，煮药，取五升，分服一升，日三夜再。”
在《小品方》问世几十年后，南北朝名医姚僧垣撰成内容更为丰富的《集验方》一书，该书同样在宋代以后亡佚。现代辑佚本《集验方》卷第五“治虚烦不眠及汗出不止方”条目，载有由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十七卷辑出的“千里流水汤”方：“疗虚烦闷不得眠，千里流水汤方。半夏三两洗，生姜四两，麦门冬三两去心，酸枣仁二两，甘草二两炙，桂心三两，黄芩二两，萆薢二两，人参二两，茯苓四两，秫米一升。右十一味，切，以千里流水一斛煮米，令蟹目沸，扬之万遍，澄清一斗，煮诸药取三升，分三服。忌海藻、菘菜、羊肉、饧酢物、生葱。”同祖方半夏汤相比，《小品方》流水汤仅增加茯苓1味药，《集验方》千里流水汤则增加了麦门冬、酸枣仁、甘草等9味药。
唐代医药学大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二依次载有“半夏千里流水汤”和“千里流水汤”2首名称相近的汤方。该卷“胆腑•胆虚实第二•胆实热”条目载：“治胆腑实热，精神不守，泻热，半夏千里流水汤方。”此汤方组方包括半夏、宿姜、生地黄、酸枣仁、黄芩、远志、茯苓、秫米8味药材。该卷“胆腑•胆虚实第二•胆虚寒”条目载：“千里流水汤，治虚烦不得眠方。”此汤方组方包括半夏、麦门冬、茯苓、酸枣仁、甘草、桂心、黄芩、远志、萆薢、人参、生姜、秫米等12味药材。显而易见，后者与《集验方》千里流水汤在组方上接近，仅多出远志1味药。两者的煎法、服法亦相同。
流变 温胆汤为代表的半夏系便捷方
宋代以后，方书中偶尔出现千里流水汤的踪影。宋徽宗政和元年至七年（1111-1117年）由朝廷组织编纂的大型方书《圣济总录》，卷第九十“虚劳门•虚劳不得眠”条目录载以“东流水”作为煎药水的2首半夏汤，两者的药物成分依次为10味药和3味药。明代朱橚主持编纂的《普济方》卷二百三十三“虚劳门•虚劳不得眠”条目录载的“千里水汤”，医学家王肯堂《伤寒证治准绳》帙之三“阳明病•不得卧”条目录载的“千金流水汤”，均为千里流水汤的异名。清代程林删定的《圣济总录纂要》，卷之十六“脏腑虚实门”将《圣济总录》原书的2首半夏汤复称为半夏流水汤、千里流水汤。
千里流水汤由于煎药取水困难、煎法繁琐，其使用范围大受限制。治疗失眠病证另有多种方剂可用，其中温胆汤因简便廉验之特点而大行其道，成为重要的汤方。
温胆汤首见于姚僧垣《集验方》。现代辑佚本《集验方》卷第五“治虚烦不眠及汗出不止方”条目所载的温胆汤，包含半夏、橘皮、竹茹、生姜、枳实、甘草6味药。其煎法、服法都比较简单便捷：“上六味，切，以水八升，煮取二升，去滓，分三服。”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二“胆腑•胆虚实第二•胆虚寒”条目以胆虚寒概括失眠病机，将温胆汤列入虚烦不得眠方，为温胆汤在宋代以后的流行拓通了道路。
《中药方剂大辞典》（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版）第10册，收载温胆汤同名汤方13首。其方书、医著来源，包括南宋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仁斋直指小儿方论》、明代的《普济方》《医方类聚》《明医杂著》《万病回春》、清代的《医方集解》《古今医彻》《笔花医镜》《成方便读》等。清代名医徐大椿说：“一病必有一主方，一方必有一主药。”主要用于治疗失眠证的温胆汤，是千里流水汤的同效姊妹方，它们都以《黄帝内经》半夏汤为源头，都是以半夏为主药的半夏系方剂。
进入现代社会，以温胆汤为代表的半夏系方剂尽管不断拓展着应用范围，但治疗失眠证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应用方向。近期，笔者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全文数据库》中进行“篇名”检索，检出“温胆汤”（含“加味温胆汤”）中文文献3197篇，其中涉及“失眠”证（症）的文献为239篇（检索日期2024年4月19日）。
当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千里流水”，更不知晓从何处获取“千里流水”，千里流水汤似乎远离了现代人的生活视野。然而，千里流水汤中所蕴含的医理、医法依然能够给医者以启迪。《上海中医药杂志》1995年第11期刊载的《从“胆虚寒”论治心悸证》一文，记录了一则治疗心悸证的医案，化裁千里流水汤，用普通方式煎药，患者服用5剂后即取得良好疗效。
摘自2024-7-4中国中医药报
王续琨 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外台秘要》十七卷录存《小品方》“流水汤”和《集验方》“千里流水汤”书页。
有着诗意般优雅名称的千里流水汤，是以煎药用水命名的成方汤剂。南北朝医家以《黄帝内经》半夏汤为基础方创制流水汤、千里流水汤，主要用于治疗失眠证。宋代以后，以半夏为主药的温胆汤成为千里流水汤的同效姊妹方。
源头 《黄帝内经》半夏汤
千里流水汤来源于《黄帝内经》“十三方”的半夏汤或半夏秫米汤。《灵枢•邪客第七十一》篇载曰：“今厥气客于五藏六府，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桥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其汤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故其病新发者，覆杯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三饮而已也。”上古名医伯高在回答黄帝之问时说，若有邪气逆乱于五脏六腑，卫气只能行于阳分，而不得入于阴分，因而阳盛阴虚，这样人就不能闭目入睡了；治疗“目不瞑”证，针刺之后服用一剂半夏汤，阴阳经气通调了，便能立即安卧入睡。黄帝在伯高讲述了半夏汤的功效、煎法之后，将其治疗机理概括为“决渎雍塞，经络大通，阴阳和得”。
在伯高关于半夏汤煎药用水和煎法的讲解中，有两个值得特别注意的要点。首先，煎药之水使用取自大江大河的千里长流水。“沔彼流水，其流汤汤。”（《诗经•小雅•沔水》）水是天地之间流动的精灵。生成于不同环境、流经不同环境的水，形成不同的性味。江河之水源远流长，在洁净的漫长流程中吸纳天地之精华，因而能荡涤邪秽、流畅通达而无阻滞，取之煎药意在调和阴阳。
其次，煎药用水加热之前需要经过“扬之万遍”的处理过程。亦即使用杓、瓢等工具将取自江河的千里长流水舀起，从高处倒下来，反反复复，直到水面水珠翻滚，达至“蟹目沸”状态。蟹目沸或蟹眼沸，原为煮茶用语，指泡茶用水加热时出现蟹眼状小气泡的初沸状态。“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时看蟹目溅，乍见鱼鳞起。”（唐代皮日休《茶中杂咏•其十煮茶》）千里流水汤要求煎药水“扬万遍”“扬万过”，只是言其反复多次而已，并不是严格的数量规定。“蟹目沸”之后的千里长流水用于煎药，减弱了下流之性，能够濡润中上焦的津液，使半夏和秫米共奏泄实补虚、泄阳补阴之功。
半夏汤对后世失眠病证的临床治疗产生了深远影响，大量方书和历代医家多有记载或发挥，千里流水汤、温胆汤等诸多治疗失眠的传世方剂均以此为祖方。因此，半夏汤素有“失眠第一方”的美称。
立名 由流水汤到千里流水汤
南北朝时期医家编撰的方书，录载了用于治疗“虚烦不得眠”证的升级版加味半夏汤。由于煎药水使用“东流水”“千里流水”，为突出这一特色，医家将汤方取名为流水汤或千里流水汤。
公元5世纪中后期，南北朝针灸名家陈延之撰成《小品方》一书，汇集诸多便捷实用方剂，原书在宋代以后亡佚。现代辑佚本《小品方》卷第三“治百病后虚烦扰不得眠诸方”条目下，载有由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十七卷辑出的“流水汤”方：“流水汤，主虚烦不得眠方。半夏二两洗十遍，秫米一升，茯苓四两。右三味，切，以东流水二斗，扬之三千遍，令劳，煮药，取五升，分服一升，日三夜再。”
在《小品方》问世几十年后，南北朝名医姚僧垣撰成内容更为丰富的《集验方》一书，该书同样在宋代以后亡佚。现代辑佚本《集验方》卷第五“治虚烦不眠及汗出不止方”条目，载有由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十七卷辑出的“千里流水汤”方：“疗虚烦闷不得眠，千里流水汤方。半夏三两洗，生姜四两，麦门冬三两去心，酸枣仁二两，甘草二两炙，桂心三两，黄芩二两，萆薢二两，人参二两，茯苓四两，秫米一升。右十一味，切，以千里流水一斛煮米，令蟹目沸，扬之万遍，澄清一斗，煮诸药取三升，分三服。忌海藻、菘菜、羊肉、饧酢物、生葱。”同祖方半夏汤相比，《小品方》流水汤仅增加茯苓1味药，《集验方》千里流水汤则增加了麦门冬、酸枣仁、甘草等9味药。
唐代医药学大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二依次载有“半夏千里流水汤”和“千里流水汤”2首名称相近的汤方。该卷“胆腑•胆虚实第二•胆实热”条目载：“治胆腑实热，精神不守，泻热，半夏千里流水汤方。”此汤方组方包括半夏、宿姜、生地黄、酸枣仁、黄芩、远志、茯苓、秫米8味药材。该卷“胆腑•胆虚实第二•胆虚寒”条目载：“千里流水汤，治虚烦不得眠方。”此汤方组方包括半夏、麦门冬、茯苓、酸枣仁、甘草、桂心、黄芩、远志、萆薢、人参、生姜、秫米等12味药材。显而易见，后者与《集验方》千里流水汤在组方上接近，仅多出远志1味药。两者的煎法、服法亦相同。
流变 温胆汤为代表的半夏系便捷方
宋代以后，方书中偶尔出现千里流水汤的踪影。宋徽宗政和元年至七年（1111-1117年）由朝廷组织编纂的大型方书《圣济总录》，卷第九十“虚劳门•虚劳不得眠”条目录载以“东流水”作为煎药水的2首半夏汤，两者的药物成分依次为10味药和3味药。明代朱橚主持编纂的《普济方》卷二百三十三“虚劳门•虚劳不得眠”条目录载的“千里水汤”，医学家王肯堂《伤寒证治准绳》帙之三“阳明病•不得卧”条目录载的“千金流水汤”，均为千里流水汤的异名。清代程林删定的《圣济总录纂要》，卷之十六“脏腑虚实门”将《圣济总录》原书的2首半夏汤复称为半夏流水汤、千里流水汤。
千里流水汤由于煎药取水困难、煎法繁琐，其使用范围大受限制。治疗失眠病证另有多种方剂可用，其中温胆汤因简便廉验之特点而大行其道，成为重要的汤方。
温胆汤首见于姚僧垣《集验方》。现代辑佚本《集验方》卷第五“治虚烦不眠及汗出不止方”条目所载的温胆汤，包含半夏、橘皮、竹茹、生姜、枳实、甘草6味药。其煎法、服法都比较简单便捷：“上六味，切，以水八升，煮取二升，去滓，分三服。”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二“胆腑•胆虚实第二•胆虚寒”条目以胆虚寒概括失眠病机，将温胆汤列入虚烦不得眠方，为温胆汤在宋代以后的流行拓通了道路。
《中药方剂大辞典》（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版）第10册，收载温胆汤同名汤方13首。其方书、医著来源，包括南宋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仁斋直指小儿方论》、明代的《普济方》《医方类聚》《明医杂著》《万病回春》、清代的《医方集解》《古今医彻》《笔花医镜》《成方便读》等。清代名医徐大椿说：“一病必有一主方，一方必有一主药。”主要用于治疗失眠证的温胆汤，是千里流水汤的同效姊妹方，它们都以《黄帝内经》半夏汤为源头，都是以半夏为主药的半夏系方剂。
进入现代社会，以温胆汤为代表的半夏系方剂尽管不断拓展着应用范围，但治疗失眠证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应用方向。近期，笔者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全文数据库》中进行“篇名”检索，检出“温胆汤”（含“加味温胆汤”）中文文献3197篇，其中涉及“失眠”证（症）的文献为239篇（检索日期2024年4月19日）。
当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千里流水”，更不知晓从何处获取“千里流水”，千里流水汤似乎远离了现代人的生活视野。然而，千里流水汤中所蕴含的医理、医法依然能够给医者以启迪。《上海中医药杂志》1995年第11期刊载的《从“胆虚寒”论治心悸证》一文，记录了一则治疗心悸证的医案，化裁千里流水汤，用普通方式煎药，患者服用5剂后即取得良好疗效。
合方临床四效应
2024-7-3中国中医药报
许二平 刘贺轩 河南中医药大学
合，即结合、聚合。《庄子·达生》中记载“合则成体”，有合并之意。方，即方剂，是在治法的指导下，按照组方理论配伍而成的药物组合。合方的概念即是在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思想指导下，以证候特征、病机特点为主要依据，结合方剂功用和主治，将两首或两首以上方剂相合为用，以契合临床复杂病情、达到提高临床疗效的目的，是方剂应用的特殊形式。
合方源流
合方的理论最早来源于《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重方即合方之意，但书中只有重方之名，而无重方之用。
到了宋代，“合方”一词才首次出现在林亿等校注《伤寒论》的按语中：“今以算法约之，二汤各取三分之一，即得桂枝一两十六株……杏仁二十三个零三分枚之一，收之得二十四个，合方。详此方乃三分之一，非各半也，宜云合半汤。”张仲景在《黄帝内经》重方的基础上首创了多首合方如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柴胡桂枝汤等。
金代医家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药方论·序》中首次提出了“七方”的概念，即“大、小、缓、急、奇、偶、复”，自此后世有了“复方”之称。
清代医家唐容川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指出：“复方，重复之义，两证并见则两方合用，数证相杂则化合数方而为一方也。”其所指复方即为合方。
目前《中国医学大辞典》对“复方”的定义有三：其一，是指两方或数方合用者；其二，是本方之外复加他味者；其三，是分两均齐而无参差者。此三者皆治痼疾之法。由上可知，尽管有“重方”“复方”“合方”等不同的称谓，但都蕴含着“两首或两首以上方剂相合为用”的核心意义。
合方的发展
秦汉时期
东汉张仲景为应对复杂的病情变化及寻求更好的临床疗效，结合自身丰富的临床经验，遵循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将方剂相合为用。《伤寒杂病论》中首次创立“合方”，如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柴胡桂枝汤、厚朴七物汤（即桂枝去芍药汤合厚朴三物汤）等方剂。
隋唐时期
唐代孙思邈编撰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方剂的运用范围，其中也体现了合方的临床运用。如桃仁汤为桃核承气汤和抵当汤合用，以治疗妇人月水不通；温脾汤为大黄甘草汤与四逆汤加人参汤合用，以治疗寒积腹痛等。唐代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记载的大玄武汤是由真武汤与理中丸相合而成，亦是隋唐之际运用合方的佐证。
宋金元时期
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收录的十全饮等诸多合方。金元医家刘完素以火热立论，认为伤寒即是热病，针对表证兼内热型，治以表里双解之法，并创制两解表里之剂防风通圣散（凉膈散合益元散），扩大了方剂的适用范围。金元医家李东垣强调对于合方的运用亦可以汤、丸，或汤、散，或丸、丸相结合的形式，如《内外伤辨惑论·随时用药》中载以煎五苓散送服半夏枳术丸治伤食兼伤冷饮等。这些均体现了对于合方的传承与发展。
明清时期
明代秦景明所著《症因脉治》中收录大量合方，如枳朴平胃散、半苓平胃散、枳桔平胃散、香连平胃散、二陈平胃散等平胃散合方。清代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在《伤寒论》三承气汤的基础上，创制宣白承气汤（麻杏甘石汤合承气汤）、导赤承气汤（导赤散合调胃承气汤）、增液承气汤（增液汤合调胃承气汤）等。
清代余霖所著《疫疹一得》所创制的清瘟败毒饮由白虎汤、犀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清营汤四方相合，已成为治疗瘟疫热毒，气血两燔证之传世名方。清代吴谦在《医宗金鉴》中收录凉膈白虎汤、麻黄四物汤、桂枝四物汤、桂枝合白虎汤、黄连平胃散等合方。
清代徐大椿的《医略六书》中收有吴茱萸四逆汤、二地二冬汤等合方。明清医家所创制合方的来源多以《伤寒杂病论》经方和其他经典传世方剂为主，虽然学术源流各有侧重，但皆体现了活用古方，灵活变通的特色。
近现代时期
近现代，随着疾病病机的愈加复杂多变，医家对合方的临床应用更为广泛。伤寒大家刘渡舟提出“古今接轨论”，即古方（经方）与今方（时方）相合而用的理论，以适应病机复杂的内伤杂病治疗。如三仁汤与栀子豉汤合用，治疗湿热内蕴、气火郁结所致的湿温病，既能清热除烦、开郁理气，又能清利湿热邪气，有利而无害，充分发挥了合方的优势。此外，名医蒲辅周以理中丸合五苓散治疗中虚脾弱之泄泻；杨锦堂以五皮饮合猪苓汤治疗臌胀，小柴胡汤合竹叶石膏汤治疗发热不退，银翘散合犀角地黄汤、二妙散治疗湿疹。
在新冠疫情的防控过程中，被推广应用的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均为多首方剂相合为用，取得了卓越的临床疗效，成为防治新冠疫情的重要手段，如清肺排毒汤是由《伤寒杂病论》中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合方化裁而成，体现了合方的辨证精准性、临床有效性。
合方的构成形式
“经方”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经方”是指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收载的300多首医方；广义的“经方”是指唐及唐以前的方书收录的医方，包括但不限于《黄帝内经》《五十二病方》《伤寒杂病论》《脉经》《辅行诀》《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中所记载的方剂，以及《方剂学》《中医内科学》等相关教材、指南中高频出现、应用广泛，或为中医界熟知的方剂，其理法方药体系多涵盖有仲景学术思想。“时方”一般是指宋及宋以后的医家所创制的方剂。
经方与经方
经方虽药味简而效不简，力专而效宏，无论是张仲景还是后世医家皆常根据临床病证的复杂性，采用经方与经方合方治疗。如运用柴胡桂枝汤治疗少阳病兼表证，此方为小柴胡汤与桂枝汤合方而成，取小柴胡汤之半，和解少阳，以治微呕，取桂枝汤之半，调和营卫，以解太阳之邪。后世医家亦常用张仲景之经方合方，如刘完素将张仲景大、小、调胃承气汤合而为一，名三一承气汤，具有泄内热、开郁结的作用，治疗里热壅盛病证。
经方与时方
时方在经方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是对经方的继承与发扬，经方与时方的合方也备受医家推崇。如《景岳全书》中的柴平汤，是小柴胡汤与平胃散合方，具和畅气机、祛湿和胃之功，主治湿疟，症见一身尽痛，手足沉重。吴谦《医宗金鉴》所载的凉膈白虎汤，是白虎汤与凉膈散合方，具有清胃热、泻肺火的作用，治肺胃热盛、喘急、口干舌燥作渴、面赤唇红等症。
时方与时方
后世医家受张仲景合方思路的影响，也常将时方与时方进行合方以治疗疾病。如明代薛己在《正体类要》中将健脾益气之四君子汤与补血调血之四物汤合方而成气血双补之八珍汤，具有益气补血的作用，治疗气血两虚证。刘完素受张仲景小汗三方影响，将凉膈散与天水散合为天水凉膈各半汤与天水一凉膈半汤，具有解表清里的作用，治疗外有表邪、内有郁热之病证。
合方的构成原则
根据证候特征合方
需要运用合方治疗的疾病，证候多是复杂多样的，单一方剂不能完全针对复杂证候。因此在临床上可通过比较证候特征与方证的相关程度来进行合方，此种方法不必拘于症状表现得完全相同，但求其主证一致即可。如张仲景之大柴胡汤（小柴胡汤合小承气汤），症见往来寒热、胸胁苦满，说明病变部位仍未离少阳，又见心下痞硬或心下满痛、便秘或下利，说明病邪已入阳明，此少阳阳明合病也。故去小柴胡之人参、甘草，加小承气之大黄、枳实，表里兼顾，合方而治，既能和解少阳、消除痞满，又能清泻阳明、通便止利。
根据病机特点合方
病机是疾病发生、发展、变化及其结局的机制，是证候的内在根本，可以通过对临床证候的分析，得到其内在病机之间的联系从而进行合方。如临床上常见患者除出现腹部胀痛、便溏、呃逆等脾胃症状，尚有心悸、胸闷、左肩痛等症状，结合舌脉分析其病机为脾虚不运，以致湿阻、气血生化乏源，进而导致心血亏虚。对此，笔者临床常采用生脉饮合香砂六君子汤，其中生脉饮补心血之不足，香砂六君子健脾益气祛湿，二方合用共奏补益心血、健脾益气祛湿之功。对于临床常见的胃脘胀满不适，满而不痛、呃逆、便溏等症状，结合舌脉分析其病机为脾虚湿阻、寒热错杂之痞证，笔者常采用行中合剂（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内制剂，以半夏泻心汤合枳术丸主要组成）。其中，半夏泻心汤寒热平调以和阴阳，辛开苦降以调气机，补泻兼施以顾虚实；枳术丸健脾益气，二方合用，共奏健脾益气、理气和中、散结除痞之功。
根据方剂功用合方
方剂的功效已明确，从功用入手，简洁明了，合而用方。如温胆汤具有理气化痰、清胆和胃功效，用于治疗胆郁痰扰证。丹栀逍遥散具有养血健脾、疏肝清热功效，用于治疗肝郁血虚内热证。故温笑解郁颗粒（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内制剂，温胆汤合丹栀逍遥散）对临床上对肝气郁滞、痰热内扰所致胆怯易惊，心情抑郁、虚烦不宁，失眠多梦等症状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如香砂六君子具有益气化痰，行气温中功效，用于治疗脾胃气虚，痰阻气滞证。左金丸具有清泻肝火，降逆止呕功效，用于治疗肝火犯胃证。乌贝散具有制酸止痛功效，用于治疗肝胃不和证。故临床上连夏消酸颗粒（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内制剂，香砂六君子合左金丸合乌贝散）对肝火犯肺、肝胃不和、脾虚湿阻所致腹胀、两胁胀痛、嘈杂吞酸、呃逆、口干苦、便溏等症状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
根据脏腑特性合方
根据脏腑特性合方脏腑各有其生理特点，采用合方辨治脏腑病证时，需结合脏腑的生理特点进行组合。《金匮要略》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主藏血，主疏泄，五行属木；脾主运化，主统血，五行属土。肝脾两脏关系密切，若肝失疏泄，则脾胃升降失度；脾失健运，则气血生化无源，无以养肝。在治疗肝或脾之疾病时，多是将柔肝疏肝与健脾养脾同时运用，如柴胡疏肝散合六君子汤治疗肝郁脾虚之腹痛。
合方的临床优势
叠加效应
叠加效应即合方之后增强临床疗效。合方不是简单的方剂与方剂间的合并，更要考虑到方剂与方剂之间的配伍组合，使两方结合后，群药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更好地增强和发挥方剂的疗效。如小建中汤合当归补血汤，小建中汤具温中补虚、和里缓急功效，当归补血汤具有补气生血功效，两方合用，共奏温中补虚、和里缓急、补气生血之效，使虚劳里急诸症自除。
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即拓展合方之后的治疗范围。合方是在单方不能全面照顾病情而无效或乏效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是针对错综复杂的病情而设。如柴胡桂枝汤为小柴胡汤与桂枝汤的合方，治疗太阳表证未除，而邪入少阳，症见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之少阳太阳并病。此时，单用解表或和解之法均非所宜，故用小柴胡汤和桂枝汤合方，一则调和营卫，以散未尽之表，一则和解枢机，而祛少阳之邪。
化合效应
化合效应即合方后衍生新的功效。合方除对所合方剂功效的累加、协同外，尚应诞生一种新功效。如《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用于阳虚阴凝之水饮，其主治症为“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单看合方组成之桂枝去芍药汤与麻黄细辛附子汤，前者用于太阳表证未解，气上冲胸，胸满微闷；后者用于素体阳虚，外感寒邪，太阳少阴两感证。两方单用均无治水饮之用，但组合后经过药物重新配伍，方中形成治疗皮水的甘草麻黄汤和治疗正水的麻黄附子汤，所以既产生协同作用，又增加新的疗效。
优化效应
优化效应即减少合方后的不良反应。如桂枝麻黄各半汤，麻黄汤用半量既施展发汗的长处，又可防止峻汗伤正的缺点；桂枝汤发挥调和营卫的优点，再合用麻黄汤避免难发表郁之短处，此二方组合为一方并增减其用量，可在病久邪郁正伤的情形下，共奏发汗祛邪且不伤正之效。
2024-7-3中国中医药报
许二平 刘贺轩 河南中医药大学
合，即结合、聚合。《庄子·达生》中记载“合则成体”，有合并之意。方，即方剂，是在治法的指导下，按照组方理论配伍而成的药物组合。合方的概念即是在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思想指导下，以证候特征、病机特点为主要依据，结合方剂功用和主治，将两首或两首以上方剂相合为用，以契合临床复杂病情、达到提高临床疗效的目的，是方剂应用的特殊形式。
合方源流
合方的理论最早来源于《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重方即合方之意，但书中只有重方之名，而无重方之用。
到了宋代，“合方”一词才首次出现在林亿等校注《伤寒论》的按语中：“今以算法约之，二汤各取三分之一，即得桂枝一两十六株……杏仁二十三个零三分枚之一，收之得二十四个，合方。详此方乃三分之一，非各半也，宜云合半汤。”张仲景在《黄帝内经》重方的基础上首创了多首合方如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柴胡桂枝汤等。
金代医家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药方论·序》中首次提出了“七方”的概念，即“大、小、缓、急、奇、偶、复”，自此后世有了“复方”之称。
清代医家唐容川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指出：“复方，重复之义，两证并见则两方合用，数证相杂则化合数方而为一方也。”其所指复方即为合方。
目前《中国医学大辞典》对“复方”的定义有三：其一，是指两方或数方合用者；其二，是本方之外复加他味者；其三，是分两均齐而无参差者。此三者皆治痼疾之法。由上可知，尽管有“重方”“复方”“合方”等不同的称谓，但都蕴含着“两首或两首以上方剂相合为用”的核心意义。
合方的发展
秦汉时期
东汉张仲景为应对复杂的病情变化及寻求更好的临床疗效，结合自身丰富的临床经验，遵循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将方剂相合为用。《伤寒杂病论》中首次创立“合方”，如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柴胡桂枝汤、厚朴七物汤（即桂枝去芍药汤合厚朴三物汤）等方剂。
隋唐时期
唐代孙思邈编撰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方剂的运用范围，其中也体现了合方的临床运用。如桃仁汤为桃核承气汤和抵当汤合用，以治疗妇人月水不通；温脾汤为大黄甘草汤与四逆汤加人参汤合用，以治疗寒积腹痛等。唐代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记载的大玄武汤是由真武汤与理中丸相合而成，亦是隋唐之际运用合方的佐证。
宋金元时期
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收录的十全饮等诸多合方。金元医家刘完素以火热立论，认为伤寒即是热病，针对表证兼内热型，治以表里双解之法，并创制两解表里之剂防风通圣散（凉膈散合益元散），扩大了方剂的适用范围。金元医家李东垣强调对于合方的运用亦可以汤、丸，或汤、散，或丸、丸相结合的形式，如《内外伤辨惑论·随时用药》中载以煎五苓散送服半夏枳术丸治伤食兼伤冷饮等。这些均体现了对于合方的传承与发展。
明清时期
明代秦景明所著《症因脉治》中收录大量合方，如枳朴平胃散、半苓平胃散、枳桔平胃散、香连平胃散、二陈平胃散等平胃散合方。清代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在《伤寒论》三承气汤的基础上，创制宣白承气汤（麻杏甘石汤合承气汤）、导赤承气汤（导赤散合调胃承气汤）、增液承气汤（增液汤合调胃承气汤）等。
清代余霖所著《疫疹一得》所创制的清瘟败毒饮由白虎汤、犀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清营汤四方相合，已成为治疗瘟疫热毒，气血两燔证之传世名方。清代吴谦在《医宗金鉴》中收录凉膈白虎汤、麻黄四物汤、桂枝四物汤、桂枝合白虎汤、黄连平胃散等合方。
清代徐大椿的《医略六书》中收有吴茱萸四逆汤、二地二冬汤等合方。明清医家所创制合方的来源多以《伤寒杂病论》经方和其他经典传世方剂为主，虽然学术源流各有侧重，但皆体现了活用古方，灵活变通的特色。
近现代时期
近现代，随着疾病病机的愈加复杂多变，医家对合方的临床应用更为广泛。伤寒大家刘渡舟提出“古今接轨论”，即古方（经方）与今方（时方）相合而用的理论，以适应病机复杂的内伤杂病治疗。如三仁汤与栀子豉汤合用，治疗湿热内蕴、气火郁结所致的湿温病，既能清热除烦、开郁理气，又能清利湿热邪气，有利而无害，充分发挥了合方的优势。此外，名医蒲辅周以理中丸合五苓散治疗中虚脾弱之泄泻；杨锦堂以五皮饮合猪苓汤治疗臌胀，小柴胡汤合竹叶石膏汤治疗发热不退，银翘散合犀角地黄汤、二妙散治疗湿疹。
在新冠疫情的防控过程中，被推广应用的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均为多首方剂相合为用，取得了卓越的临床疗效，成为防治新冠疫情的重要手段，如清肺排毒汤是由《伤寒杂病论》中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合方化裁而成，体现了合方的辨证精准性、临床有效性。
合方的构成形式
“经方”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经方”是指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收载的300多首医方；广义的“经方”是指唐及唐以前的方书收录的医方，包括但不限于《黄帝内经》《五十二病方》《伤寒杂病论》《脉经》《辅行诀》《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中所记载的方剂，以及《方剂学》《中医内科学》等相关教材、指南中高频出现、应用广泛，或为中医界熟知的方剂，其理法方药体系多涵盖有仲景学术思想。“时方”一般是指宋及宋以后的医家所创制的方剂。
经方与经方
经方虽药味简而效不简，力专而效宏，无论是张仲景还是后世医家皆常根据临床病证的复杂性，采用经方与经方合方治疗。如运用柴胡桂枝汤治疗少阳病兼表证，此方为小柴胡汤与桂枝汤合方而成，取小柴胡汤之半，和解少阳，以治微呕，取桂枝汤之半，调和营卫，以解太阳之邪。后世医家亦常用张仲景之经方合方，如刘完素将张仲景大、小、调胃承气汤合而为一，名三一承气汤，具有泄内热、开郁结的作用，治疗里热壅盛病证。
经方与时方
时方在经方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是对经方的继承与发扬，经方与时方的合方也备受医家推崇。如《景岳全书》中的柴平汤，是小柴胡汤与平胃散合方，具和畅气机、祛湿和胃之功，主治湿疟，症见一身尽痛，手足沉重。吴谦《医宗金鉴》所载的凉膈白虎汤，是白虎汤与凉膈散合方，具有清胃热、泻肺火的作用，治肺胃热盛、喘急、口干舌燥作渴、面赤唇红等症。
时方与时方
后世医家受张仲景合方思路的影响，也常将时方与时方进行合方以治疗疾病。如明代薛己在《正体类要》中将健脾益气之四君子汤与补血调血之四物汤合方而成气血双补之八珍汤，具有益气补血的作用，治疗气血两虚证。刘完素受张仲景小汗三方影响，将凉膈散与天水散合为天水凉膈各半汤与天水一凉膈半汤，具有解表清里的作用，治疗外有表邪、内有郁热之病证。
合方的构成原则
根据证候特征合方
需要运用合方治疗的疾病，证候多是复杂多样的，单一方剂不能完全针对复杂证候。因此在临床上可通过比较证候特征与方证的相关程度来进行合方，此种方法不必拘于症状表现得完全相同，但求其主证一致即可。如张仲景之大柴胡汤（小柴胡汤合小承气汤），症见往来寒热、胸胁苦满，说明病变部位仍未离少阳，又见心下痞硬或心下满痛、便秘或下利，说明病邪已入阳明，此少阳阳明合病也。故去小柴胡之人参、甘草，加小承气之大黄、枳实，表里兼顾，合方而治，既能和解少阳、消除痞满，又能清泻阳明、通便止利。
根据病机特点合方
病机是疾病发生、发展、变化及其结局的机制，是证候的内在根本，可以通过对临床证候的分析，得到其内在病机之间的联系从而进行合方。如临床上常见患者除出现腹部胀痛、便溏、呃逆等脾胃症状，尚有心悸、胸闷、左肩痛等症状，结合舌脉分析其病机为脾虚不运，以致湿阻、气血生化乏源，进而导致心血亏虚。对此，笔者临床常采用生脉饮合香砂六君子汤，其中生脉饮补心血之不足，香砂六君子健脾益气祛湿，二方合用共奏补益心血、健脾益气祛湿之功。对于临床常见的胃脘胀满不适，满而不痛、呃逆、便溏等症状，结合舌脉分析其病机为脾虚湿阻、寒热错杂之痞证，笔者常采用行中合剂（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内制剂，以半夏泻心汤合枳术丸主要组成）。其中，半夏泻心汤寒热平调以和阴阳，辛开苦降以调气机，补泻兼施以顾虚实；枳术丸健脾益气，二方合用，共奏健脾益气、理气和中、散结除痞之功。
根据方剂功用合方
方剂的功效已明确，从功用入手，简洁明了，合而用方。如温胆汤具有理气化痰、清胆和胃功效，用于治疗胆郁痰扰证。丹栀逍遥散具有养血健脾、疏肝清热功效，用于治疗肝郁血虚内热证。故温笑解郁颗粒（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内制剂，温胆汤合丹栀逍遥散）对临床上对肝气郁滞、痰热内扰所致胆怯易惊，心情抑郁、虚烦不宁，失眠多梦等症状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如香砂六君子具有益气化痰，行气温中功效，用于治疗脾胃气虚，痰阻气滞证。左金丸具有清泻肝火，降逆止呕功效，用于治疗肝火犯胃证。乌贝散具有制酸止痛功效，用于治疗肝胃不和证。故临床上连夏消酸颗粒（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内制剂，香砂六君子合左金丸合乌贝散）对肝火犯肺、肝胃不和、脾虚湿阻所致腹胀、两胁胀痛、嘈杂吞酸、呃逆、口干苦、便溏等症状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
根据脏腑特性合方
根据脏腑特性合方脏腑各有其生理特点，采用合方辨治脏腑病证时，需结合脏腑的生理特点进行组合。《金匮要略》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主藏血，主疏泄，五行属木；脾主运化，主统血，五行属土。肝脾两脏关系密切，若肝失疏泄，则脾胃升降失度；脾失健运，则气血生化无源，无以养肝。在治疗肝或脾之疾病时，多是将柔肝疏肝与健脾养脾同时运用，如柴胡疏肝散合六君子汤治疗肝郁脾虚之腹痛。
合方的临床优势
叠加效应
叠加效应即合方之后增强临床疗效。合方不是简单的方剂与方剂间的合并，更要考虑到方剂与方剂之间的配伍组合，使两方结合后，群药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更好地增强和发挥方剂的疗效。如小建中汤合当归补血汤，小建中汤具温中补虚、和里缓急功效，当归补血汤具有补气生血功效，两方合用，共奏温中补虚、和里缓急、补气生血之效，使虚劳里急诸症自除。
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即拓展合方之后的治疗范围。合方是在单方不能全面照顾病情而无效或乏效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是针对错综复杂的病情而设。如柴胡桂枝汤为小柴胡汤与桂枝汤的合方，治疗太阳表证未除，而邪入少阳，症见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之少阳太阳并病。此时，单用解表或和解之法均非所宜，故用小柴胡汤和桂枝汤合方，一则调和营卫，以散未尽之表，一则和解枢机，而祛少阳之邪。
化合效应
化合效应即合方后衍生新的功效。合方除对所合方剂功效的累加、协同外，尚应诞生一种新功效。如《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用于阳虚阴凝之水饮，其主治症为“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单看合方组成之桂枝去芍药汤与麻黄细辛附子汤，前者用于太阳表证未解，气上冲胸，胸满微闷；后者用于素体阳虚，外感寒邪，太阳少阴两感证。两方单用均无治水饮之用，但组合后经过药物重新配伍，方中形成治疗皮水的甘草麻黄汤和治疗正水的麻黄附子汤，所以既产生协同作用，又增加新的疗效。
优化效应
优化效应即减少合方后的不良反应。如桂枝麻黄各半汤，麻黄汤用半量既施展发汗的长处，又可防止峻汗伤正的缺点；桂枝汤发挥调和营卫的优点，再合用麻黄汤避免难发表郁之短处，此二方组合为一方并增减其用量，可在病久邪郁正伤的情形下，共奏发汗祛邪且不伤正之效。
合方临床四效应
2024-7-3中国中医药报
许二平 刘贺轩 河南中医药大学
合，即结合、聚合。《庄子·达生》中记载“合则成体”，有合并之意。方，即方剂，是在治法的指导下，按照组方理论配伍而成的药物组合。合方的概念即是在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思想指导下，以证候特征、病机特点为主要依据，结合方剂功用和主治，将两首或两首以上方剂相合为用，以契合临床复杂病情、达到提高临床疗效的目的，是方剂应用的特殊形式。
合方源流
合方的理论最早来源于《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重方即合方之意，但书中只有重方之名，而无重方之用。
到了宋代，“合方”一词才首次出现在林亿等校注《伤寒论》的按语中：“今以算法约之，二汤各取三分之一，即得桂枝一两十六株……杏仁二十三个零三分枚之一，收之得二十四个，合方。详此方乃三分之一，非各半也，宜云合半汤。”张仲景在《黄帝内经》重方的基础上首创了多首合方如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柴胡桂枝汤等。
金代医家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药方论·序》中首次提出了“七方”的概念，即“大、小、缓、急、奇、偶、复”，自此后世有了“复方”之称。
清代医家唐容川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指出：“复方，重复之义，两证并见则两方合用，数证相杂则化合数方而为一方也。”其所指复方即为合方。
目前《中国医学大辞典》对“复方”的定义有三：其一，是指两方或数方合用者；其二，是本方之外复加他味者；其三，是分两均齐而无参差者。此三者皆治痼疾之法。由上可知，尽管有“重方”“复方”“合方”等不同的称谓，但都蕴含着“两首或两首以上方剂相合为用”的核心意义。
合方的发展
秦汉时期
东汉张仲景为应对复杂的病情变化及寻求更好的临床疗效，结合自身丰富的临床经验，遵循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将方剂相合为用。《伤寒杂病论》中首次创立“合方”，如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柴胡桂枝汤、厚朴七物汤（即桂枝去芍药汤合厚朴三物汤）等方剂。
隋唐时期
唐代孙思邈编撰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方剂的运用范围，其中也体现了合方的临床运用。如桃仁汤为桃核承气汤和抵当汤合用，以治疗妇人月水不通；温脾汤为大黄甘草汤与四逆汤加人参汤合用，以治疗寒积腹痛等。唐代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记载的大玄武汤是由真武汤与理中丸相合而成，亦是隋唐之际运用合方的佐证。
宋金元时期
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收录的十全饮等诸多合方。金元医家刘完素以火热立论，认为伤寒即是热病，针对表证兼内热型，治以表里双解之法，并创制两解表里之剂防风通圣散（凉膈散合益元散），扩大了方剂的适用范围。金元医家李东垣强调对于合方的运用亦可以汤、丸，或汤、散，或丸、丸相结合的形式，如《内外伤辨惑论·随时用药》中载以煎五苓散送服半夏枳术丸治伤食兼伤冷饮等。这些均体现了对于合方的传承与发展。
明清时期
明代秦景明所著《症因脉治》中收录大量合方，如枳朴平胃散、半苓平胃散、枳桔平胃散、香连平胃散、二陈平胃散等平胃散合方。清代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在《伤寒论》三承气汤的基础上，创制宣白承气汤（麻杏甘石汤合承气汤）、导赤承气汤（导赤散合调胃承气汤）、增液承气汤（增液汤合调胃承气汤）等。
清代余霖所著《疫疹一得》所创制的清瘟败毒饮由白虎汤、犀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清营汤四方相合，已成为治疗瘟疫热毒，气血两燔证之传世名方。清代吴谦在《医宗金鉴》中收录凉膈白虎汤、麻黄四物汤、桂枝四物汤、桂枝合白虎汤、黄连平胃散等合方。
清代徐大椿的《医略六书》中收有吴茱萸四逆汤、二地二冬汤等合方。明清医家所创制合方的来源多以《伤寒杂病论》经方和其他经典传世方剂为主，虽然学术源流各有侧重，但皆体现了活用古方，灵活变通的特色。
近现代时期
近现代，随着疾病病机的愈加复杂多变，医家对合方的临床应用更为广泛。伤寒大家刘渡舟提出“古今接轨论”，即古方（经方）与今方（时方）相合而用的理论，以适应病机复杂的内伤杂病治疗。如三仁汤与栀子豉汤合用，治疗湿热内蕴、气火郁结所致的湿温病，既能清热除烦、开郁理气，又能清利湿热邪气，有利而无害，充分发挥了合方的优势。此外，名医蒲辅周以理中丸合五苓散治疗中虚脾弱之泄泻；杨锦堂以五皮饮合猪苓汤治疗臌胀，小柴胡汤合竹叶石膏汤治疗发热不退，银翘散合犀角地黄汤、二妙散治疗湿疹。
在新冠疫情的防控过程中，被推广应用的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均为多首方剂相合为用，取得了卓越的临床疗效，成为防治新冠疫情的重要手段，如清肺排毒汤是由《伤寒杂病论》中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合方化裁而成，体现了合方的辨证精准性、临床有效性。
合方的构成形式
“经方”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经方”是指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收载的300多首医方；广义的“经方”是指唐及唐以前的方书收录的医方，包括但不限于《黄帝内经》《五十二病方》《伤寒杂病论》《脉经》《辅行诀》《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中所记载的方剂，以及《方剂学》《中医内科学》等相关教材、指南中高频出现、应用广泛，或为中医界熟知的方剂，其理法方药体系多涵盖有仲景学术思想。“时方”一般是指宋及宋以后的医家所创制的方剂。
经方与经方
经方虽药味简而效不简，力专而效宏，无论是张仲景还是后世医家皆常根据临床病证的复杂性，采用经方与经方合方治疗。如运用柴胡桂枝汤治疗少阳病兼表证，此方为小柴胡汤与桂枝汤合方而成，取小柴胡汤之半，和解少阳，以治微呕，取桂枝汤之半，调和营卫，以解太阳之邪。后世医家亦常用张仲景之经方合方，如刘完素将张仲景大、小、调胃承气汤合而为一，名三一承气汤，具有泄内热、开郁结的作用，治疗里热壅盛病证。
经方与时方
时方在经方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是对经方的继承与发扬，经方与时方的合方也备受医家推崇。如《景岳全书》中的柴平汤，是小柴胡汤与平胃散合方，具和畅气机、祛湿和胃之功，主治湿疟，症见一身尽痛，手足沉重。吴谦《医宗金鉴》所载的凉膈白虎汤，是白虎汤与凉膈散合方，具有清胃热、泻肺火的作用，治肺胃热盛、喘急、口干舌燥作渴、面赤唇红等症。
时方与时方
后世医家受张仲景合方思路的影响，也常将时方与时方进行合方以治疗疾病。如明代薛己在《正体类要》中将健脾益气之四君子汤与补血调血之四物汤合方而成气血双补之八珍汤，具有益气补血的作用，治疗气血两虚证。刘完素受张仲景小汗三方影响，将凉膈散与天水散合为天水凉膈各半汤与天水一凉膈半汤，具有解表清里的作用，治疗外有表邪、内有郁热之病证。
合方的构成原则
根据证候特征合方
需要运用合方治疗的疾病，证候多是复杂多样的，单一方剂不能完全针对复杂证候。因此在临床上可通过比较证候特征与方证的相关程度来进行合方，此种方法不必拘于症状表现得完全相同，但求其主证一致即可。如张仲景之大柴胡汤（小柴胡汤合小承气汤），症见往来寒热、胸胁苦满，说明病变部位仍未离少阳，又见心下痞硬或心下满痛、便秘或下利，说明病邪已入阳明，此少阳阳明合病也。故去小柴胡之人参、甘草，加小承气之大黄、枳实，表里兼顾，合方而治，既能和解少阳、消除痞满，又能清泻阳明、通便止利。
根据病机特点合方
病机是疾病发生、发展、变化及其结局的机制，是证候的内在根本，可以通过对临床证候的分析，得到其内在病机之间的联系从而进行合方。如临床上常见患者除出现腹部胀痛、便溏、呃逆等脾胃症状，尚有心悸、胸闷、左肩痛等症状，结合舌脉分析其病机为脾虚不运，以致湿阻、气血生化乏源，进而导致心血亏虚。对此，笔者临床常采用生脉饮合香砂六君子汤，其中生脉饮补心血之不足，香砂六君子健脾益气祛湿，二方合用共奏补益心血、健脾益气祛湿之功。对于临床常见的胃脘胀满不适，满而不痛、呃逆、便溏等症状，结合舌脉分析其病机为脾虚湿阻、寒热错杂之痞证，笔者常采用行中合剂（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内制剂，以半夏泻心汤合枳术丸主要组成）。其中，半夏泻心汤寒热平调以和阴阳，辛开苦降以调气机，补泻兼施以顾虚实；枳术丸健脾益气，二方合用，共奏健脾益气、理气和中、散结除痞之功。
根据方剂功用合方
方剂的功效已明确，从功用入手，简洁明了，合而用方。如温胆汤具有理气化痰、清胆和胃功效，用于治疗胆郁痰扰证。丹栀逍遥散具有养血健脾、疏肝清热功效，用于治疗肝郁血虚内热证。故温笑解郁颗粒（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内制剂，温胆汤合丹栀逍遥散）对临床上对肝气郁滞、痰热内扰所致胆怯易惊，心情抑郁、虚烦不宁，失眠多梦等症状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如香砂六君子具有益气化痰，行气温中功效，用于治疗脾胃气虚，痰阻气滞证。左金丸具有清泻肝火，降逆止呕功效，用于治疗肝火犯胃证。乌贝散具有制酸止痛功效，用于治疗肝胃不和证。故临床上连夏消酸颗粒（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内制剂，香砂六君子合左金丸合乌贝散）对肝火犯肺、肝胃不和、脾虚湿阻所致腹胀、两胁胀痛、嘈杂吞酸、呃逆、口干苦、便溏等症状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
根据脏腑特性合方
根据脏腑特性合方脏腑各有其生理特点，采用合方辨治脏腑病证时，需结合脏腑的生理特点进行组合。《金匮要略》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主藏血，主疏泄，五行属木；脾主运化，主统血，五行属土。肝脾两脏关系密切，若肝失疏泄，则脾胃升降失度；脾失健运，则气血生化无源，无以养肝。在治疗肝或脾之疾病时，多是将柔肝疏肝与健脾养脾同时运用，如柴胡疏肝散合六君子汤治疗肝郁脾虚之腹痛。
合方的临床优势
叠加效应
叠加效应即合方之后增强临床疗效。合方不是简单的方剂与方剂间的合并，更要考虑到方剂与方剂之间的配伍组合，使两方结合后，群药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更好地增强和发挥方剂的疗效。如小建中汤合当归补血汤，小建中汤具温中补虚、和里缓急功效，当归补血汤具有补气生血功效，两方合用，共奏温中补虚、和里缓急、补气生血之效，使虚劳里急诸症自除。
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即拓展合方之后的治疗范围。合方是在单方不能全面照顾病情而无效或乏效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是针对错综复杂的病情而设。如柴胡桂枝汤为小柴胡汤与桂枝汤的合方，治疗太阳表证未除，而邪入少阳，症见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之少阳太阳并病。此时，单用解表或和解之法均非所宜，故用小柴胡汤和桂枝汤合方，一则调和营卫，以散未尽之表，一则和解枢机，而祛少阳之邪。
化合效应
化合效应即合方后衍生新的功效。合方除对所合方剂功效的累加、协同外，尚应诞生一种新功效。如《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用于阳虚阴凝之水饮，其主治症为“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单看合方组成之桂枝去芍药汤与麻黄细辛附子汤，前者用于太阳表证未解，气上冲胸，胸满微闷；后者用于素体阳虚，外感寒邪，太阳少阴两感证。两方单用均无治水饮之用，但组合后经过药物重新配伍，方中形成治疗皮水的甘草麻黄汤和治疗正水的麻黄附子汤，所以既产生协同作用，又增加新的疗效。
优化效应
优化效应即减少合方后的不良反应。如桂枝麻黄各半汤，麻黄汤用半量既施展发汗的长处，又可防止峻汗伤正的缺点；桂枝汤发挥调和营卫的优点，再合用麻黄汤避免难发表郁之短处，此二方组合为一方并增减其用量，可在病久邪郁正伤的情形下，共奏发汗祛邪且不伤正之效。
2024-7-3中国中医药报
许二平 刘贺轩 河南中医药大学
合，即结合、聚合。《庄子·达生》中记载“合则成体”，有合并之意。方，即方剂，是在治法的指导下，按照组方理论配伍而成的药物组合。合方的概念即是在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思想指导下，以证候特征、病机特点为主要依据，结合方剂功用和主治，将两首或两首以上方剂相合为用，以契合临床复杂病情、达到提高临床疗效的目的，是方剂应用的特殊形式。
合方源流
合方的理论最早来源于《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重方即合方之意，但书中只有重方之名，而无重方之用。
到了宋代，“合方”一词才首次出现在林亿等校注《伤寒论》的按语中：“今以算法约之，二汤各取三分之一，即得桂枝一两十六株……杏仁二十三个零三分枚之一，收之得二十四个，合方。详此方乃三分之一，非各半也，宜云合半汤。”张仲景在《黄帝内经》重方的基础上首创了多首合方如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柴胡桂枝汤等。
金代医家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药方论·序》中首次提出了“七方”的概念，即“大、小、缓、急、奇、偶、复”，自此后世有了“复方”之称。
清代医家唐容川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指出：“复方，重复之义，两证并见则两方合用，数证相杂则化合数方而为一方也。”其所指复方即为合方。
目前《中国医学大辞典》对“复方”的定义有三：其一，是指两方或数方合用者；其二，是本方之外复加他味者；其三，是分两均齐而无参差者。此三者皆治痼疾之法。由上可知，尽管有“重方”“复方”“合方”等不同的称谓，但都蕴含着“两首或两首以上方剂相合为用”的核心意义。
合方的发展
秦汉时期
东汉张仲景为应对复杂的病情变化及寻求更好的临床疗效，结合自身丰富的临床经验，遵循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将方剂相合为用。《伤寒杂病论》中首次创立“合方”，如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柴胡桂枝汤、厚朴七物汤（即桂枝去芍药汤合厚朴三物汤）等方剂。
隋唐时期
唐代孙思邈编撰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方剂的运用范围，其中也体现了合方的临床运用。如桃仁汤为桃核承气汤和抵当汤合用，以治疗妇人月水不通；温脾汤为大黄甘草汤与四逆汤加人参汤合用，以治疗寒积腹痛等。唐代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记载的大玄武汤是由真武汤与理中丸相合而成，亦是隋唐之际运用合方的佐证。
宋金元时期
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收录的十全饮等诸多合方。金元医家刘完素以火热立论，认为伤寒即是热病，针对表证兼内热型，治以表里双解之法，并创制两解表里之剂防风通圣散（凉膈散合益元散），扩大了方剂的适用范围。金元医家李东垣强调对于合方的运用亦可以汤、丸，或汤、散，或丸、丸相结合的形式，如《内外伤辨惑论·随时用药》中载以煎五苓散送服半夏枳术丸治伤食兼伤冷饮等。这些均体现了对于合方的传承与发展。
明清时期
明代秦景明所著《症因脉治》中收录大量合方，如枳朴平胃散、半苓平胃散、枳桔平胃散、香连平胃散、二陈平胃散等平胃散合方。清代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在《伤寒论》三承气汤的基础上，创制宣白承气汤（麻杏甘石汤合承气汤）、导赤承气汤（导赤散合调胃承气汤）、增液承气汤（增液汤合调胃承气汤）等。
清代余霖所著《疫疹一得》所创制的清瘟败毒饮由白虎汤、犀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清营汤四方相合，已成为治疗瘟疫热毒，气血两燔证之传世名方。清代吴谦在《医宗金鉴》中收录凉膈白虎汤、麻黄四物汤、桂枝四物汤、桂枝合白虎汤、黄连平胃散等合方。
清代徐大椿的《医略六书》中收有吴茱萸四逆汤、二地二冬汤等合方。明清医家所创制合方的来源多以《伤寒杂病论》经方和其他经典传世方剂为主，虽然学术源流各有侧重，但皆体现了活用古方，灵活变通的特色。
近现代时期
近现代，随着疾病病机的愈加复杂多变，医家对合方的临床应用更为广泛。伤寒大家刘渡舟提出“古今接轨论”，即古方（经方）与今方（时方）相合而用的理论，以适应病机复杂的内伤杂病治疗。如三仁汤与栀子豉汤合用，治疗湿热内蕴、气火郁结所致的湿温病，既能清热除烦、开郁理气，又能清利湿热邪气，有利而无害，充分发挥了合方的优势。此外，名医蒲辅周以理中丸合五苓散治疗中虚脾弱之泄泻；杨锦堂以五皮饮合猪苓汤治疗臌胀，小柴胡汤合竹叶石膏汤治疗发热不退，银翘散合犀角地黄汤、二妙散治疗湿疹。
在新冠疫情的防控过程中，被推广应用的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均为多首方剂相合为用，取得了卓越的临床疗效，成为防治新冠疫情的重要手段，如清肺排毒汤是由《伤寒杂病论》中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合方化裁而成，体现了合方的辨证精准性、临床有效性。
合方的构成形式
“经方”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经方”是指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收载的300多首医方；广义的“经方”是指唐及唐以前的方书收录的医方，包括但不限于《黄帝内经》《五十二病方》《伤寒杂病论》《脉经》《辅行诀》《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中所记载的方剂，以及《方剂学》《中医内科学》等相关教材、指南中高频出现、应用广泛，或为中医界熟知的方剂，其理法方药体系多涵盖有仲景学术思想。“时方”一般是指宋及宋以后的医家所创制的方剂。
经方与经方
经方虽药味简而效不简，力专而效宏，无论是张仲景还是后世医家皆常根据临床病证的复杂性，采用经方与经方合方治疗。如运用柴胡桂枝汤治疗少阳病兼表证，此方为小柴胡汤与桂枝汤合方而成，取小柴胡汤之半，和解少阳，以治微呕，取桂枝汤之半，调和营卫，以解太阳之邪。后世医家亦常用张仲景之经方合方，如刘完素将张仲景大、小、调胃承气汤合而为一，名三一承气汤，具有泄内热、开郁结的作用，治疗里热壅盛病证。
经方与时方
时方在经方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是对经方的继承与发扬，经方与时方的合方也备受医家推崇。如《景岳全书》中的柴平汤，是小柴胡汤与平胃散合方，具和畅气机、祛湿和胃之功，主治湿疟，症见一身尽痛，手足沉重。吴谦《医宗金鉴》所载的凉膈白虎汤，是白虎汤与凉膈散合方，具有清胃热、泻肺火的作用，治肺胃热盛、喘急、口干舌燥作渴、面赤唇红等症。
时方与时方
后世医家受张仲景合方思路的影响，也常将时方与时方进行合方以治疗疾病。如明代薛己在《正体类要》中将健脾益气之四君子汤与补血调血之四物汤合方而成气血双补之八珍汤，具有益气补血的作用，治疗气血两虚证。刘完素受张仲景小汗三方影响，将凉膈散与天水散合为天水凉膈各半汤与天水一凉膈半汤，具有解表清里的作用，治疗外有表邪、内有郁热之病证。
合方的构成原则
根据证候特征合方
需要运用合方治疗的疾病，证候多是复杂多样的，单一方剂不能完全针对复杂证候。因此在临床上可通过比较证候特征与方证的相关程度来进行合方，此种方法不必拘于症状表现得完全相同，但求其主证一致即可。如张仲景之大柴胡汤（小柴胡汤合小承气汤），症见往来寒热、胸胁苦满，说明病变部位仍未离少阳，又见心下痞硬或心下满痛、便秘或下利，说明病邪已入阳明，此少阳阳明合病也。故去小柴胡之人参、甘草，加小承气之大黄、枳实，表里兼顾，合方而治，既能和解少阳、消除痞满，又能清泻阳明、通便止利。
根据病机特点合方
病机是疾病发生、发展、变化及其结局的机制，是证候的内在根本，可以通过对临床证候的分析，得到其内在病机之间的联系从而进行合方。如临床上常见患者除出现腹部胀痛、便溏、呃逆等脾胃症状，尚有心悸、胸闷、左肩痛等症状，结合舌脉分析其病机为脾虚不运，以致湿阻、气血生化乏源，进而导致心血亏虚。对此，笔者临床常采用生脉饮合香砂六君子汤，其中生脉饮补心血之不足，香砂六君子健脾益气祛湿，二方合用共奏补益心血、健脾益气祛湿之功。对于临床常见的胃脘胀满不适，满而不痛、呃逆、便溏等症状，结合舌脉分析其病机为脾虚湿阻、寒热错杂之痞证，笔者常采用行中合剂（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内制剂，以半夏泻心汤合枳术丸主要组成）。其中，半夏泻心汤寒热平调以和阴阳，辛开苦降以调气机，补泻兼施以顾虚实；枳术丸健脾益气，二方合用，共奏健脾益气、理气和中、散结除痞之功。
根据方剂功用合方
方剂的功效已明确，从功用入手，简洁明了，合而用方。如温胆汤具有理气化痰、清胆和胃功效，用于治疗胆郁痰扰证。丹栀逍遥散具有养血健脾、疏肝清热功效，用于治疗肝郁血虚内热证。故温笑解郁颗粒（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内制剂，温胆汤合丹栀逍遥散）对临床上对肝气郁滞、痰热内扰所致胆怯易惊，心情抑郁、虚烦不宁，失眠多梦等症状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如香砂六君子具有益气化痰，行气温中功效，用于治疗脾胃气虚，痰阻气滞证。左金丸具有清泻肝火，降逆止呕功效，用于治疗肝火犯胃证。乌贝散具有制酸止痛功效，用于治疗肝胃不和证。故临床上连夏消酸颗粒（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内制剂，香砂六君子合左金丸合乌贝散）对肝火犯肺、肝胃不和、脾虚湿阻所致腹胀、两胁胀痛、嘈杂吞酸、呃逆、口干苦、便溏等症状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
根据脏腑特性合方
根据脏腑特性合方脏腑各有其生理特点，采用合方辨治脏腑病证时，需结合脏腑的生理特点进行组合。《金匮要略》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主藏血，主疏泄，五行属木；脾主运化，主统血，五行属土。肝脾两脏关系密切，若肝失疏泄，则脾胃升降失度；脾失健运，则气血生化无源，无以养肝。在治疗肝或脾之疾病时，多是将柔肝疏肝与健脾养脾同时运用，如柴胡疏肝散合六君子汤治疗肝郁脾虚之腹痛。
合方的临床优势
叠加效应
叠加效应即合方之后增强临床疗效。合方不是简单的方剂与方剂间的合并，更要考虑到方剂与方剂之间的配伍组合，使两方结合后，群药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更好地增强和发挥方剂的疗效。如小建中汤合当归补血汤，小建中汤具温中补虚、和里缓急功效，当归补血汤具有补气生血功效，两方合用，共奏温中补虚、和里缓急、补气生血之效，使虚劳里急诸症自除。
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即拓展合方之后的治疗范围。合方是在单方不能全面照顾病情而无效或乏效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是针对错综复杂的病情而设。如柴胡桂枝汤为小柴胡汤与桂枝汤的合方，治疗太阳表证未除，而邪入少阳，症见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之少阳太阳并病。此时，单用解表或和解之法均非所宜，故用小柴胡汤和桂枝汤合方，一则调和营卫，以散未尽之表，一则和解枢机，而祛少阳之邪。
化合效应
化合效应即合方后衍生新的功效。合方除对所合方剂功效的累加、协同外，尚应诞生一种新功效。如《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用于阳虚阴凝之水饮，其主治症为“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单看合方组成之桂枝去芍药汤与麻黄细辛附子汤，前者用于太阳表证未解，气上冲胸，胸满微闷；后者用于素体阳虚，外感寒邪，太阳少阴两感证。两方单用均无治水饮之用，但组合后经过药物重新配伍，方中形成治疗皮水的甘草麻黄汤和治疗正水的麻黄附子汤，所以既产生协同作用，又增加新的疗效。
优化效应
优化效应即减少合方后的不良反应。如桂枝麻黄各半汤，麻黄汤用半量既施展发汗的长处，又可防止峻汗伤正的缺点；桂枝汤发挥调和营卫的优点，再合用麻黄汤避免难发表郁之短处，此二方组合为一方并增减其用量，可在病久邪郁正伤的情形下，共奏发汗祛邪且不伤正之效。
从中医学和传统文化视野看中医气学说组场技术
摘自2024-4-22中国中医药报
刘争强 章文春 江西中医药大学
《中国中医药报》于2月22日和3月22日分别刊发了气学说组场的两篇文章，为组场研究提供了理论探讨的平台。《组场：中医气学说创新技术》一文旨在构建和展现组场整体的知识体系框架；《从意识科学和心理学视野看中医气学说组场技术》一文从现代科学的视角出发，说明组场研究不是标新立异，现代科学和心理学也在研究“意识效力”（即如何发挥和运用人潜在的意识力量）命题，组场是以中国原创的气学说为理论工具阐释这一问题。同时，组场也不是无源之水，本文从中国古代文化的视角出发，探讨蕴藏在中医学和传统文化中的组场内容。
气学说创新技术组场是指组场者通过意念把自身的气、自然界中的气以及场地内对象（诸如人、物等）的气组建成一个混元整体，使之充斥在特定的场所，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气场变化、通过语言引导影响气场与气场中的对象。其操作过程包括准备工作、优化状态、聚气于场、同步气场、发放指令、收功静养6个阶段。其中，聚气于场、同步气场、发放指令是操作核心阶段，优化状态是操作的基础阶段，准备工作和收功静养是操作的起始与收尾阶段。组场究其实质就是在发挥人的潜在意识力量（以气为中介），它不是玄奥的，也不是虚幻的，人们在生活中都在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它。在中医学和传统文化中，古人尤其重视意识（或称之为神意、心性等）的力量，形成了特定的发挥意识效力的技术、规仪等文化现象，如中医学的祝由疗法和布气疗法，再如传统文化中的巫舞文化、祭祀文化、传统音乐等都蕴藏着组场的内涵、原理、操作要素等，属于变相的组场。
中医学与组场
中医学中与组场最为密切的是中医祝由疗法和布气疗法。《素问•移精变气论》中正式提到祝由一词：“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从隋唐至明代，祝由疗法被纳入到官方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体系中。布气属于中医行气医术的范畴，行气医术也来源于《黄帝内经》。《灵枢•病传》提出：“黄帝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焫、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将行气与导引、按摩、针灸、中药等中医疗法相并列。
祝由疗法与组场
祝由疗法形式多种多样，如“祝”“咒”的声音形式，“禁”的仪式形式，“符”“箓”的图象形式。这些形式都是意识效力发挥作用的载体，“祝由”效果的好坏和施术者本身意识状态的好坏与意念力量的大小密切相关。因此，对祝由类技术可作如下解释：祝由类技术是中国古人借助声音、图象、道具等载体，通过特定动作和仪式祈祷禳病，以发挥意识效力治疗疾病的医术。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收录诸多祝由的内容，并将其与针灸、导引、按摩等一起作为疾病治疗的方法；唐代医家孙思邈在所著的《千金翼方》中专设《禁经》上下两卷，是其对当时民间禁咒医方的收集、挑选与整理；宋代，由政府组织编纂的大型医学著作《圣济总录》中专设“符禁门”，书中不仅对祝禳禁咒加以论述，还收录了300余道符箓，祝由之兴盛可见一斑。成书于明代的《轩辕碑记医学祝由十三科》是一本医疗领域方面的祝由专科著作，书中涉及内、外、妇、儿诸多病种的祝由治疗，且运用中医理论配伍符箓辨证施治，在祝由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另外，《儒门事亲》《格致余论》《类经》《厘正按摩要术》等书对祝由术亦有不同程度的记载。
孙思邈在《禁经》开篇云：“是以医方千卷，未尽其性，故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术也。”可知他将治病方法分为五类，认为禁咒、符印与汤药、针灸是同为重要的医疗手段。对于为何收录这些祝由方法，其曰：“斯之一法，体是神秘，详其辞采，不近人情，故不可推而晓也。但按法施行，功效出于意表，不有所缉，将恐零落。”孙思邈认为虽然祝由术较为神秘且其原理不被人们所理解，但此方法施行广泛，有着不可思议的效果，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孙思邈对其进行了整理保存。那么如何阐释困扰孙思邈的祝由疗法原理呢？组场理论可以阐释。
祝由疗法治病的过程相当于组场的变相应用。如《千金翼方•禁经》中提到的禁时气瘟疫法：“东方青温，吾肝中之气……，五方五温，悉在吾身中，不得动作，即归在实。急急如律令。”从组场的角度来看，把各个方位的瘟疫之气同自身脏腑之气联系起来，既是聚气，又是由此及彼，借助自身之气同周围的瘟疫之气同步协同，并对瘟疫之气发放“不得动作”的指令，来预防疫病。再如该书中的禁肿法：“日出东方，赫赫煌煌，威威容容，天门亭长来捕痈肿……，得便斩杀莫闻罗，一唾当心，再唾都愈。急急如律令。”从组场的角度来看，“日出东方，赫赫煌煌，威威容容”，是通过形象思维使意念与虚空之气相合，“天门亭长来捕痈肿”是将虚空之气聚到患病处，“得便斩杀莫闻罗，一唾当心，再唾都愈”是发放痈肿痊愈的意识指令。而“急急如律令”翻译过来就是快点按照意识指令产生作用，是一个强化意识指令的过程。也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的咒语，是古人或许认识不到祝由是自身意识效力的作用，而将之归功于太上老君等仙佛力量。
布气疗法与组场
布气法属行气术之范畴，布气之“布”，是发布，布放之义。是指由医者（指行气术有素者）将气发布聚向他人而起治疗疾病作用的一种特殊功法。《黄帝内经•刺法论》中载有布气防疫的方法：“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次想赤气……；次想黑气……；次想黄气……。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其正是对组场的变相运用，是通过五气存想的方法，运用神意连接自身之气和自然之气，组建了一个防疫的气场。后世书籍亦多有记载为他人布气治病的记述。《晋书•艺术传》载幸灵治痿痹症之灵验故事：“吕猗母，皇氏得痿痹病，十有余年，灵疗之，去皇氏数尺而坐，冥目寂然……，少选，灵又令去扶，既能自行，由此遂愈。”宋代《云笈七签》所载“幻真先生服内元气诀”中的“布气诀”一节记载到：“夫用气与人疗疾，先须依前人五脏所患之疾，取方向之气，布入前人身中，令病者向方，息心静虑，此与布气，令其自愈。”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记述李若之为其子布气治病的故事：“学道养气者，至足之余，能以气与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谓之布气。吾子中迨，少赢多疾，若之相对坐布气，迨觉腹中如初日所照，温温也。”由上文献可知，首先，布气法的实质是将气布放到他人身中，“取方向之气，布入前人身中”“若之相对坐布气”，以使其“正气布讫，邪风自退”，此即组场的聚气以强化气场，并在此基础上发放祛病的指令。其次，布气有素质要求，要行气修炼有成者方能布气，“学道养气者，至足之余，能以气与人”。且在操作时要达到一定的状态——“冥目寂然”。组场技术的施行亦需进行内证体察和提升状态的训练，且在组场操作前要先达到形气神三位一体的生命优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方进行组场。
祝由疗法的原理机制是“移精变气”，布气术的原理机制是“以意使气”，两者相同点都是发挥神对气的作用。不同点在于，布气疗法施术者在操作中强调意念与气的结合，即在操作中必须体察到气并以意使之。祝由疗法施术者在操作中不强调意念与气结合，直接运用意识效力，意到则气到，其虽未体察气，但气在其中亦产生着作用。两者在修炼中，都以强化自身状态和增强意识效力为中心，一则用气，一则直接用意而已。同时，在操作中都有一定的规仪、流程、指令、道具等的配合，实质都是围绕聚气于场、同步气场和发放指令而展开，是借助形式更好地将“气场”组建起来。
传统文化与组场
传统文化中与组场最为密切的是巫舞文化、祭祀文化和传统音乐等。这些传统文化的内容深受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但同时也蕴含着古人对生命和意识潜在力量的理解和体悟。
巫舞文化与组场
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的皮钰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对殷商时期的巫舞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认为巫舞是巫师与神灵进行沟通的媒介，殷商时期的巫舞有着丰富的内容，主要有万舞、魌舞、《大濩》、奏舞、庸舞、武舞、羽舞、雩舞。这些巫舞有月令政治、祈雨、乐教、驱鬼、辟邪、逐疫等作用。其中，万舞是重要的巫舞内容，包括文舞和武舞，手拿道具，武舞为干盾，文舞为龠，表演的舞人有男性，有女性，人数较多。祭祀商汤的《大濩》为桑林之舞，舞姿顺势而舞、手舞足蹈。
巫舞往往人数众多，不仅有巫师、巫人，还有其他的参与者。其中，巫师通过巫舞有变相组场的意思，通过自己的功能状态，带动众人组建了“祈雨”或“逐疫”的气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泽厚研究员运用心理学荣格“无意识集体原型论”来解释这种场的效应，认为巫舞就是巫师通过特殊的方式唤醒人们生而具有的“集体无意识”，将人们头脑中隐藏着并有强大力量的原型进行直观化。
摘自2024-4-22中国中医药报
刘争强 章文春 江西中医药大学
《中国中医药报》于2月22日和3月22日分别刊发了气学说组场的两篇文章，为组场研究提供了理论探讨的平台。《组场：中医气学说创新技术》一文旨在构建和展现组场整体的知识体系框架；《从意识科学和心理学视野看中医气学说组场技术》一文从现代科学的视角出发，说明组场研究不是标新立异，现代科学和心理学也在研究“意识效力”（即如何发挥和运用人潜在的意识力量）命题，组场是以中国原创的气学说为理论工具阐释这一问题。同时，组场也不是无源之水，本文从中国古代文化的视角出发，探讨蕴藏在中医学和传统文化中的组场内容。
气学说创新技术组场是指组场者通过意念把自身的气、自然界中的气以及场地内对象（诸如人、物等）的气组建成一个混元整体，使之充斥在特定的场所，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气场变化、通过语言引导影响气场与气场中的对象。其操作过程包括准备工作、优化状态、聚气于场、同步气场、发放指令、收功静养6个阶段。其中，聚气于场、同步气场、发放指令是操作核心阶段，优化状态是操作的基础阶段，准备工作和收功静养是操作的起始与收尾阶段。组场究其实质就是在发挥人的潜在意识力量（以气为中介），它不是玄奥的，也不是虚幻的，人们在生活中都在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它。在中医学和传统文化中，古人尤其重视意识（或称之为神意、心性等）的力量，形成了特定的发挥意识效力的技术、规仪等文化现象，如中医学的祝由疗法和布气疗法，再如传统文化中的巫舞文化、祭祀文化、传统音乐等都蕴藏着组场的内涵、原理、操作要素等，属于变相的组场。
中医学与组场
中医学中与组场最为密切的是中医祝由疗法和布气疗法。《素问•移精变气论》中正式提到祝由一词：“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从隋唐至明代，祝由疗法被纳入到官方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体系中。布气属于中医行气医术的范畴，行气医术也来源于《黄帝内经》。《灵枢•病传》提出：“黄帝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焫、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将行气与导引、按摩、针灸、中药等中医疗法相并列。
祝由疗法与组场
祝由疗法形式多种多样，如“祝”“咒”的声音形式，“禁”的仪式形式，“符”“箓”的图象形式。这些形式都是意识效力发挥作用的载体，“祝由”效果的好坏和施术者本身意识状态的好坏与意念力量的大小密切相关。因此，对祝由类技术可作如下解释：祝由类技术是中国古人借助声音、图象、道具等载体，通过特定动作和仪式祈祷禳病，以发挥意识效力治疗疾病的医术。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收录诸多祝由的内容，并将其与针灸、导引、按摩等一起作为疾病治疗的方法；唐代医家孙思邈在所著的《千金翼方》中专设《禁经》上下两卷，是其对当时民间禁咒医方的收集、挑选与整理；宋代，由政府组织编纂的大型医学著作《圣济总录》中专设“符禁门”，书中不仅对祝禳禁咒加以论述，还收录了300余道符箓，祝由之兴盛可见一斑。成书于明代的《轩辕碑记医学祝由十三科》是一本医疗领域方面的祝由专科著作，书中涉及内、外、妇、儿诸多病种的祝由治疗，且运用中医理论配伍符箓辨证施治，在祝由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另外，《儒门事亲》《格致余论》《类经》《厘正按摩要术》等书对祝由术亦有不同程度的记载。
孙思邈在《禁经》开篇云：“是以医方千卷，未尽其性，故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术也。”可知他将治病方法分为五类，认为禁咒、符印与汤药、针灸是同为重要的医疗手段。对于为何收录这些祝由方法，其曰：“斯之一法，体是神秘，详其辞采，不近人情，故不可推而晓也。但按法施行，功效出于意表，不有所缉，将恐零落。”孙思邈认为虽然祝由术较为神秘且其原理不被人们所理解，但此方法施行广泛，有着不可思议的效果，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孙思邈对其进行了整理保存。那么如何阐释困扰孙思邈的祝由疗法原理呢？组场理论可以阐释。
祝由疗法治病的过程相当于组场的变相应用。如《千金翼方•禁经》中提到的禁时气瘟疫法：“东方青温，吾肝中之气……，五方五温，悉在吾身中，不得动作，即归在实。急急如律令。”从组场的角度来看，把各个方位的瘟疫之气同自身脏腑之气联系起来，既是聚气，又是由此及彼，借助自身之气同周围的瘟疫之气同步协同，并对瘟疫之气发放“不得动作”的指令，来预防疫病。再如该书中的禁肿法：“日出东方，赫赫煌煌，威威容容，天门亭长来捕痈肿……，得便斩杀莫闻罗，一唾当心，再唾都愈。急急如律令。”从组场的角度来看，“日出东方，赫赫煌煌，威威容容”，是通过形象思维使意念与虚空之气相合，“天门亭长来捕痈肿”是将虚空之气聚到患病处，“得便斩杀莫闻罗，一唾当心，再唾都愈”是发放痈肿痊愈的意识指令。而“急急如律令”翻译过来就是快点按照意识指令产生作用，是一个强化意识指令的过程。也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的咒语，是古人或许认识不到祝由是自身意识效力的作用，而将之归功于太上老君等仙佛力量。
布气疗法与组场
布气法属行气术之范畴，布气之“布”，是发布，布放之义。是指由医者（指行气术有素者）将气发布聚向他人而起治疗疾病作用的一种特殊功法。《黄帝内经•刺法论》中载有布气防疫的方法：“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次想赤气……；次想黑气……；次想黄气……。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其正是对组场的变相运用，是通过五气存想的方法，运用神意连接自身之气和自然之气，组建了一个防疫的气场。后世书籍亦多有记载为他人布气治病的记述。《晋书•艺术传》载幸灵治痿痹症之灵验故事：“吕猗母，皇氏得痿痹病，十有余年，灵疗之，去皇氏数尺而坐，冥目寂然……，少选，灵又令去扶，既能自行，由此遂愈。”宋代《云笈七签》所载“幻真先生服内元气诀”中的“布气诀”一节记载到：“夫用气与人疗疾，先须依前人五脏所患之疾，取方向之气，布入前人身中，令病者向方，息心静虑，此与布气，令其自愈。”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记述李若之为其子布气治病的故事：“学道养气者，至足之余，能以气与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谓之布气。吾子中迨，少赢多疾，若之相对坐布气，迨觉腹中如初日所照，温温也。”由上文献可知，首先，布气法的实质是将气布放到他人身中，“取方向之气，布入前人身中”“若之相对坐布气”，以使其“正气布讫，邪风自退”，此即组场的聚气以强化气场，并在此基础上发放祛病的指令。其次，布气有素质要求，要行气修炼有成者方能布气，“学道养气者，至足之余，能以气与人”。且在操作时要达到一定的状态——“冥目寂然”。组场技术的施行亦需进行内证体察和提升状态的训练，且在组场操作前要先达到形气神三位一体的生命优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方进行组场。
祝由疗法的原理机制是“移精变气”，布气术的原理机制是“以意使气”，两者相同点都是发挥神对气的作用。不同点在于，布气疗法施术者在操作中强调意念与气的结合，即在操作中必须体察到气并以意使之。祝由疗法施术者在操作中不强调意念与气结合，直接运用意识效力，意到则气到，其虽未体察气，但气在其中亦产生着作用。两者在修炼中，都以强化自身状态和增强意识效力为中心，一则用气，一则直接用意而已。同时，在操作中都有一定的规仪、流程、指令、道具等的配合，实质都是围绕聚气于场、同步气场和发放指令而展开，是借助形式更好地将“气场”组建起来。
传统文化与组场
传统文化中与组场最为密切的是巫舞文化、祭祀文化和传统音乐等。这些传统文化的内容深受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但同时也蕴含着古人对生命和意识潜在力量的理解和体悟。
巫舞文化与组场
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的皮钰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对殷商时期的巫舞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认为巫舞是巫师与神灵进行沟通的媒介，殷商时期的巫舞有着丰富的内容，主要有万舞、魌舞、《大濩》、奏舞、庸舞、武舞、羽舞、雩舞。这些巫舞有月令政治、祈雨、乐教、驱鬼、辟邪、逐疫等作用。其中，万舞是重要的巫舞内容，包括文舞和武舞，手拿道具，武舞为干盾，文舞为龠，表演的舞人有男性，有女性，人数较多。祭祀商汤的《大濩》为桑林之舞，舞姿顺势而舞、手舞足蹈。
巫舞往往人数众多，不仅有巫师、巫人，还有其他的参与者。其中，巫师通过巫舞有变相组场的意思，通过自己的功能状态，带动众人组建了“祈雨”或“逐疫”的气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泽厚研究员运用心理学荣格“无意识集体原型论”来解释这种场的效应，认为巫舞就是巫师通过特殊的方式唤醒人们生而具有的“集体无意识”，将人们头脑中隐藏着并有强大力量的原型进行直观化。
有学者运用气功科学的理论解释巫舞的起源，认为远古人较为简朴单纯，精神状态近于“气功态”。由于远古人缺乏对气功态的正确认知，故其气功态容易和已经习惯了的形体活动相结合，呈现形体活动的气功态，气功所谓的自发动功，即巫舞中的顺势而舞、手舞足蹈的舞姿。气功理论认为气功动功是某种意识（或潜意识）定向诱导（控制）下，体内气机被激发，或内气与外部之气（包括自然之气和他人、他物之气）相感应而引发，其基本特点是气引形动。自发动功这种气功态，不仅可以强化自身各种功能，还可以形成一定的气场。因为古人思维单纯，容易形成意识同步，故较容易由个别人自发动功的气功态引起群体性的自发动功的“场”现象，此即后世所谓的“巫舞”。
祭祀文化与组场
祭祀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郊特牲》：“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将祭祀目的分为祈福、酬报、消除灾祸三类。中国祭祀文化在气学说的影响下，实则是借助祭祀形式的变相组场。祭祀中，众人对上天、祖先、孔子等圣人十分崇敬心态，容易达到意识同步而聚气于场。如秦的祭祀文化是按照五行观念、依据“五德终始”的原则而营建。汉高祖全面继承秦帝国的国家祭祀体系，以秦人旧有的白、青、黄、赤及新增立的黑帝为至上神，汉武帝将郊祀的至上神由雍畤中的五帝改为太一神，进一步发展为太一祭祀。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晓璇博士根据历法文献探析了太一、五帝的实质含义，认为太一坛上的五帝未必是五方帝，更可能是五行。关于太一，先秦时期以太一为中心的哲学文献以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最为系统，其曰：“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学者多将简文内容看作是一种讨论万物生成过程的宇宙生成论，认为太一是宇宙的原本。因此，李晓璇认为在太一祭祀中，五德终始中的五帝被认为是辅佐太一化生万物的五行之气，而太一则是化生五行之气的元气。元气较五行之气更为根本，秦汉之时，气学说盛行，汉武帝时期将更为根本的元气作为至上神也就不难理解。由此观之，太一坛的设置极为讲究，太一元气在最上层，五方为五行之气，祭祀之时，通过太一和五方的祭拜，实质是祭司导引众人意识与五行之气乃至太一元气相合，从而将气聚于祭坛的场内，并通过祭祀的目的，如发放祈福、酬报、消除灾祸的意识指令，使气场产生相应的作用。一般祭坛多为圆台形，如天坛的圜丘，有中心感、集聚感，这样更容易在祭祀组场时意识的集中与气的集聚。
传统音乐与组场
传统音乐与组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音乐影响人的意识。如《吕氏春秋》云：“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史记 •乐书》亦云：“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风美茵等认为音乐的振波首先可以影响到脑波，进而波及人的情绪产生变化，音乐疗法的实施则主要由移情效果进而影响到人之心身的过程。”五音对应五脏和五神，五行音乐疗法将传统音乐分属五音，相互配伍治疗相应疾病。这相当于演奏者通过音乐组建了不同五行属性的气场，使人的意识与音乐的场相合而产生作用，中国古琴养生学会风美茵将之看作音乐的调神、调气功能，并且认为琴音乐是促进机体与内外环境和谐的中介，如果双方能将心身都投入到音乐的深邃意境里，使人容易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定意识情志指向的场。杭州市和睦医院的李航等认为音乐是一种和合之气，能起到“阴平阳秘”的作用。音乐治疗的要诀，就在于脏腑和、志意和、欲求和、认知和、行为和与环境和。“余音绕梁”这一成语亦是对音乐这种场性状态的生动形容。
二是音乐影响社会集体意识的气场。《孝经•广要道》云“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史记•乐书》对此有详尽的阐释：“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是故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忧；单缓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三国时期嵇康认为音乐“入人心也深，化人也速”，可见不同音乐组建成不同的气场，从而改变社会集体意识，影响社会的风俗习惯，古人将之称为音乐的教化作用。
组场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应用和创造性转化
如上所述，中医学的祝由疗法和布气疗法，传统文化中的巫舞文化、祭祀文化、传统音乐等都蕴藏着古人对人体生命和意识潜在力量的认识和体悟，及对其行之有效的应用，但正如孙思邈所说，其“体是神秘，详其辞采，不近人情，故不可推而晓也”，这些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内容充满着神秘色彩，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但绝不应全盘否定，应本着科学的态度吸取其中合理的气学说髓核，摒弃其神秘的外在形式，组场便是适应时代需求很好的创新与转化工具。
其一，组场是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气学说的创新性应用。一方面，组场能够较为科学合理的阐释、剖析祝由和布气疗法的原理机制，能够较为自洽地阐释清蕴藏在巫舞文化、祭祀文化、传统音乐等之中的生命与意识科学的内涵；另一方面，大大扩展了传统气学说理论与技术的应用空间，组场可作为一种新的医疗手段，应用于大健康产业之中，还可以应用到教育以及农业、工业等生产生活领域。同时，不同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组场技术重在挖掘、发挥人意识的潜在力量与效力，有望改变人类未来文化的生产和生活模式。
其二，组场是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气学说技术的创造性转化。组场作为气学说的创新技术，是对传统气学说技术——祝由、行气技术的创造性转化。传统祝由、行气技术具有神秘与迷信色彩，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亦难以被现代科学所接纳，而组场继承了其内在的合理成分，摒弃了其外在的神秘色彩。传统的祝由、行气技术多是单人施行，传授更是口耳相传。组场技术重视发挥集体场的效应，可以按照科学的知识体系大规模的加以传授。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组场理论力求从根本上对古今中外“意识效力”相关的技术和内容予以阐释。在学理上，运用中国原创的气学说阐释工具；在技术上，讲求规范的培训和操作流程；在研究上，注重科学的实验研究方法。以此实现此类科学研究的突破，使之科学化、现代化，用科学规范的学术占领阵地，如此也才能真正遏制迷信的泛滥、杜绝邪教的产生。
我们气学说团队进行了多年的气学说研究，研究内容涉及理论创新、实践运用、内证体察和基础实验，认为气学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仅是开启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更与前沿科学密切相关。因此，在秉承传承创新原则的基础上，组场的研究思路仍是以气学说为说理工具，辅以现代科学的论据与研究手段的创新。在传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使古老的气学说得以创新性应用和创造性转化，既不失中国原创气学说之本色，又能兼容并蓄现代文明之成果，使气学说搭上现代文明的科学快车而步入科学的殿堂，也使现代文明插上气学说的智慧翅膀而迈向崭新的未来。
祭祀文化与组场
祭祀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郊特牲》：“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将祭祀目的分为祈福、酬报、消除灾祸三类。中国祭祀文化在气学说的影响下，实则是借助祭祀形式的变相组场。祭祀中，众人对上天、祖先、孔子等圣人十分崇敬心态，容易达到意识同步而聚气于场。如秦的祭祀文化是按照五行观念、依据“五德终始”的原则而营建。汉高祖全面继承秦帝国的国家祭祀体系，以秦人旧有的白、青、黄、赤及新增立的黑帝为至上神，汉武帝将郊祀的至上神由雍畤中的五帝改为太一神，进一步发展为太一祭祀。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晓璇博士根据历法文献探析了太一、五帝的实质含义，认为太一坛上的五帝未必是五方帝，更可能是五行。关于太一，先秦时期以太一为中心的哲学文献以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最为系统，其曰：“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学者多将简文内容看作是一种讨论万物生成过程的宇宙生成论，认为太一是宇宙的原本。因此，李晓璇认为在太一祭祀中，五德终始中的五帝被认为是辅佐太一化生万物的五行之气，而太一则是化生五行之气的元气。元气较五行之气更为根本，秦汉之时，气学说盛行，汉武帝时期将更为根本的元气作为至上神也就不难理解。由此观之，太一坛的设置极为讲究，太一元气在最上层，五方为五行之气，祭祀之时，通过太一和五方的祭拜，实质是祭司导引众人意识与五行之气乃至太一元气相合，从而将气聚于祭坛的场内，并通过祭祀的目的，如发放祈福、酬报、消除灾祸的意识指令，使气场产生相应的作用。一般祭坛多为圆台形，如天坛的圜丘，有中心感、集聚感，这样更容易在祭祀组场时意识的集中与气的集聚。
传统音乐与组场
传统音乐与组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音乐影响人的意识。如《吕氏春秋》云：“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史记 •乐书》亦云：“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风美茵等认为音乐的振波首先可以影响到脑波，进而波及人的情绪产生变化，音乐疗法的实施则主要由移情效果进而影响到人之心身的过程。”五音对应五脏和五神，五行音乐疗法将传统音乐分属五音，相互配伍治疗相应疾病。这相当于演奏者通过音乐组建了不同五行属性的气场，使人的意识与音乐的场相合而产生作用，中国古琴养生学会风美茵将之看作音乐的调神、调气功能，并且认为琴音乐是促进机体与内外环境和谐的中介，如果双方能将心身都投入到音乐的深邃意境里，使人容易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定意识情志指向的场。杭州市和睦医院的李航等认为音乐是一种和合之气，能起到“阴平阳秘”的作用。音乐治疗的要诀，就在于脏腑和、志意和、欲求和、认知和、行为和与环境和。“余音绕梁”这一成语亦是对音乐这种场性状态的生动形容。
二是音乐影响社会集体意识的气场。《孝经•广要道》云“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史记•乐书》对此有详尽的阐释：“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是故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忧；单缓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三国时期嵇康认为音乐“入人心也深，化人也速”，可见不同音乐组建成不同的气场，从而改变社会集体意识，影响社会的风俗习惯，古人将之称为音乐的教化作用。
组场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应用和创造性转化
如上所述，中医学的祝由疗法和布气疗法，传统文化中的巫舞文化、祭祀文化、传统音乐等都蕴藏着古人对人体生命和意识潜在力量的认识和体悟，及对其行之有效的应用，但正如孙思邈所说，其“体是神秘，详其辞采，不近人情，故不可推而晓也”，这些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内容充满着神秘色彩，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但绝不应全盘否定，应本着科学的态度吸取其中合理的气学说髓核，摒弃其神秘的外在形式，组场便是适应时代需求很好的创新与转化工具。
其一，组场是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气学说的创新性应用。一方面，组场能够较为科学合理的阐释、剖析祝由和布气疗法的原理机制，能够较为自洽地阐释清蕴藏在巫舞文化、祭祀文化、传统音乐等之中的生命与意识科学的内涵；另一方面，大大扩展了传统气学说理论与技术的应用空间，组场可作为一种新的医疗手段，应用于大健康产业之中，还可以应用到教育以及农业、工业等生产生活领域。同时，不同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组场技术重在挖掘、发挥人意识的潜在力量与效力，有望改变人类未来文化的生产和生活模式。
其二，组场是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气学说技术的创造性转化。组场作为气学说的创新技术，是对传统气学说技术——祝由、行气技术的创造性转化。传统祝由、行气技术具有神秘与迷信色彩，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亦难以被现代科学所接纳，而组场继承了其内在的合理成分，摒弃了其外在的神秘色彩。传统的祝由、行气技术多是单人施行，传授更是口耳相传。组场技术重视发挥集体场的效应，可以按照科学的知识体系大规模的加以传授。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组场理论力求从根本上对古今中外“意识效力”相关的技术和内容予以阐释。在学理上，运用中国原创的气学说阐释工具；在技术上，讲求规范的培训和操作流程；在研究上，注重科学的实验研究方法。以此实现此类科学研究的突破，使之科学化、现代化，用科学规范的学术占领阵地，如此也才能真正遏制迷信的泛滥、杜绝邪教的产生。
我们气学说团队进行了多年的气学说研究，研究内容涉及理论创新、实践运用、内证体察和基础实验，认为气学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仅是开启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更与前沿科学密切相关。因此，在秉承传承创新原则的基础上，组场的研究思路仍是以气学说为说理工具，辅以现代科学的论据与研究手段的创新。在传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使古老的气学说得以创新性应用和创造性转化，既不失中国原创气学说之本色，又能兼容并蓄现代文明之成果，使气学说搭上现代文明的科学快车而步入科学的殿堂，也使现代文明插上气学说的智慧翅膀而迈向崭新的未来。
临证当守命门、辨病机、崇合治
摘自2024-4-4中国中医药报
林明欣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罗清洁 广州若水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丁思元 辽宁中医药大学
清代陈士铎在《外经微言》中指出：“命门为十二经之主。《素问》不明言者，以主之难识耳……秦火未焚之前，何故修命门者少，总由于不善读《内经》也。”此语道破中医治学的门径与误区，至今仍振聋发聩。国医大师朱良春善从“命门”论治疑难杂病，推崇《黄帝内经》“杂合以治”。朱老之师章次公注重明辨病机，强调药随机转。在上述先贤的启发下，笔者将“守命门•辨病机•崇合治”贯穿于临床实践与科学研究中。
守命门
众所周知，太阳与地球万物关系密切，地球的光与热大部分来自太阳，如果太阳不再向地球提供能量，万物生命活动将会停止。大自然以“阳气”为主导，太阳能温养，助力万物生、长、化、收、藏；而命门内藏元阳，好比自然界的太阳，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维系人类生、长、壮、老、死。
“命门”原义为“产生、传递、支配生命生化信息之所”，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命门者，目也”），《难经》则将其提升到“生命之本”的重要地位。“精、气、神”被誉为人身“三宝”，是人体维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调节和适应社会能力等健康要素的基础，《难经》将“三宝”统于命门，强调命门为“生命之本”，即人体生命的根本，气化的本源，为先天元阴元阳蕴藏之所在，具有藏精舍神、维系元气、主宰生殖发育、抵御邪气等功能。命门是生命活动的主宰，更是人类健康的基石。人类要健康，贵在守命门。
如何“守命门”呢？陈士铎在《外经微言》中提出了“养命门八法”，即绝欲、守神、练气、保精、服药饵、慎吐纳、慎劳逸、节饮食，而孙思邈、李时珍、张景岳、孙一奎、赵献可等名医不仅将“养命门”“温命门”方药用于养生保健，还用于临床诊疗。从某种意义上说，命门是人类健康的“命门”，而命门学说则是中医学传承、创新、发展的“命门”。万物生长靠太阳，人类健康守命门。
辨病机
“病机”一词颇具中医特色，《黄帝内经》载“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病机十九条”被后世医家奉为中医临证准绳；《神农本草经》进一步发挥“凡欲疗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从“机”的原义出发，可将“病机”解读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枢机。古人非常重视病机，时至近现代，中医侧重于辨证分型和证的本质等研究，逐渐淡化了对病机重要性的认识。治病求本，贵在求“机”，章次公、朱良春、周仲英等著名中医学家均强调明察病机，药随机转。
中医学之病机既是“疾病之机”，更是“治疗之机”，辨识病机（简称“识机”），既是辨识疾病变化之机，更是辨识当下处方用药的治疗之机，两者实为一体。“识机”内含病势之演变，既可传承脏腑、经络、气血津液、卫气营血、三焦、六经、八纲等多元辨证精华，又可将上述多元辨证融为一炉；既体现各自特色，又彰显各家优势，保证精华传承的有序进行。“识机”为临床诊疗核心，上承“辨证”，下启“论治”。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识机”从“辨证”中分离出来，并将“识机”独立化与核心化。
在临证时，应该如何“识机”呢？“识机”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凝练“基本病机”，此乃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一般规律；二是抓住“主要病机”，此乃疾病特定阶段病机的主要方面；三是兼顾“次要病机”，此乃疾病特定阶段病机的次要方面。在辨识基本病机、主要病机和次要病机的基础上，方可精准掌握“先机”，创造“转机”，化解“危机”。在临证中，彰显“识机”，旨在让“辨证”更简单，让“论治”更精准。
崇合治
“崇合治”即是通过不同的治法及手段使疾病痊愈，治法不应局限于汤药、针刺、艾灸等一种或几种，还可融合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实现中西医有机结合。《素问•异法方宜论》载“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指出高明的医生（圣人）会综合运用各种治疗方法，使得每种治疗方法都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达到治愈疾病之目的。“崇合治”正是传承“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精华，强调了中医治疗的综合性和灵活性，即医生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治疗方法，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这种治疗理念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和个体化治疗思想，也体现了中医的独特之处。
笔者认为，“崇合治”应做到“三合”，即防治结合、针药结合、中西结合。“防治结合”是从疾病发展的角度进行思考，对疾病当下及预后作出整体判断，不应只看当下的症状和体征，还要根据病机的发展方向作出预判，防止疾病发展。“针药结合”代指在技法手段层面上的融合，将已有的医学手段进行综合发挥，充分运用各种治疗手段，全力促使患者康复。“中西结合”是在不同医学体系下建立对疾病的全方位认知，充分发挥不同医学体系的各自优势，比如现代医学提出的“多学科治疗”概念，就是要加强不同系统的相互联系，不能将疾病视为独立事件，要从不同角度审视疾病。由此开展临证，方能整合医疗资源，实现精准施治，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类健康。
摘自2024-4-4中国中医药报
林明欣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罗清洁 广州若水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丁思元 辽宁中医药大学
清代陈士铎在《外经微言》中指出：“命门为十二经之主。《素问》不明言者，以主之难识耳……秦火未焚之前，何故修命门者少，总由于不善读《内经》也。”此语道破中医治学的门径与误区，至今仍振聋发聩。国医大师朱良春善从“命门”论治疑难杂病，推崇《黄帝内经》“杂合以治”。朱老之师章次公注重明辨病机，强调药随机转。在上述先贤的启发下，笔者将“守命门•辨病机•崇合治”贯穿于临床实践与科学研究中。
守命门
众所周知，太阳与地球万物关系密切，地球的光与热大部分来自太阳，如果太阳不再向地球提供能量，万物生命活动将会停止。大自然以“阳气”为主导，太阳能温养，助力万物生、长、化、收、藏；而命门内藏元阳，好比自然界的太阳，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维系人类生、长、壮、老、死。
“命门”原义为“产生、传递、支配生命生化信息之所”，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命门者，目也”），《难经》则将其提升到“生命之本”的重要地位。“精、气、神”被誉为人身“三宝”，是人体维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调节和适应社会能力等健康要素的基础，《难经》将“三宝”统于命门，强调命门为“生命之本”，即人体生命的根本，气化的本源，为先天元阴元阳蕴藏之所在，具有藏精舍神、维系元气、主宰生殖发育、抵御邪气等功能。命门是生命活动的主宰，更是人类健康的基石。人类要健康，贵在守命门。
如何“守命门”呢？陈士铎在《外经微言》中提出了“养命门八法”，即绝欲、守神、练气、保精、服药饵、慎吐纳、慎劳逸、节饮食，而孙思邈、李时珍、张景岳、孙一奎、赵献可等名医不仅将“养命门”“温命门”方药用于养生保健，还用于临床诊疗。从某种意义上说，命门是人类健康的“命门”，而命门学说则是中医学传承、创新、发展的“命门”。万物生长靠太阳，人类健康守命门。
辨病机
“病机”一词颇具中医特色，《黄帝内经》载“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病机十九条”被后世医家奉为中医临证准绳；《神农本草经》进一步发挥“凡欲疗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从“机”的原义出发，可将“病机”解读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枢机。古人非常重视病机，时至近现代，中医侧重于辨证分型和证的本质等研究，逐渐淡化了对病机重要性的认识。治病求本，贵在求“机”，章次公、朱良春、周仲英等著名中医学家均强调明察病机，药随机转。
中医学之病机既是“疾病之机”，更是“治疗之机”，辨识病机（简称“识机”），既是辨识疾病变化之机，更是辨识当下处方用药的治疗之机，两者实为一体。“识机”内含病势之演变，既可传承脏腑、经络、气血津液、卫气营血、三焦、六经、八纲等多元辨证精华，又可将上述多元辨证融为一炉；既体现各自特色，又彰显各家优势，保证精华传承的有序进行。“识机”为临床诊疗核心，上承“辨证”，下启“论治”。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识机”从“辨证”中分离出来，并将“识机”独立化与核心化。
在临证时，应该如何“识机”呢？“识机”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凝练“基本病机”，此乃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一般规律；二是抓住“主要病机”，此乃疾病特定阶段病机的主要方面；三是兼顾“次要病机”，此乃疾病特定阶段病机的次要方面。在辨识基本病机、主要病机和次要病机的基础上，方可精准掌握“先机”，创造“转机”，化解“危机”。在临证中，彰显“识机”，旨在让“辨证”更简单，让“论治”更精准。
崇合治
“崇合治”即是通过不同的治法及手段使疾病痊愈，治法不应局限于汤药、针刺、艾灸等一种或几种，还可融合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实现中西医有机结合。《素问•异法方宜论》载“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指出高明的医生（圣人）会综合运用各种治疗方法，使得每种治疗方法都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达到治愈疾病之目的。“崇合治”正是传承“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精华，强调了中医治疗的综合性和灵活性，即医生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治疗方法，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这种治疗理念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和个体化治疗思想，也体现了中医的独特之处。
笔者认为，“崇合治”应做到“三合”，即防治结合、针药结合、中西结合。“防治结合”是从疾病发展的角度进行思考，对疾病当下及预后作出整体判断，不应只看当下的症状和体征，还要根据病机的发展方向作出预判，防止疾病发展。“针药结合”代指在技法手段层面上的融合，将已有的医学手段进行综合发挥，充分运用各种治疗手段，全力促使患者康复。“中西结合”是在不同医学体系下建立对疾病的全方位认知，充分发挥不同医学体系的各自优势，比如现代医学提出的“多学科治疗”概念，就是要加强不同系统的相互联系，不能将疾病视为独立事件，要从不同角度审视疾病。由此开展临证，方能整合医疗资源，实现精准施治，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类健康。
对于哮病，历代医家强调“以痰为中心”的认识。哮病常因外邪诱发，痰确实有临床意义，但哮病无痰者亦有之，表现为以风邪为主，症见突发突止，无痰或少痰，鼻咽痒感，哮喘发作。除了寒哮、热哮、虚哮，还有风哮，过去也有糖哮、盐哮、醋哮等名称。
风咳是一种阵咳、突发、呈刺激性咳嗽，冷空气、异味刺激等引发咽痒、咳嗽。应用从风论治的方法，将“风咳”与西医咳嗽变异型哮喘链接，可以改善气道高反应性。
从上看出，中医病名和西医病名对照，病案中的双重诊断是中医学发展中的一种趋势。中西医病名对照，有利于从病与证、阶段与整体认识中医的病症内容，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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