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医药创新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中西医结合使中医药科学化，但是由于中医和西医在文化、知识体系之间存在差异，进而导致“结而不合”，中医药创新不足。
•中医药的健康文化创新的新动能是守正创新，即传统与现代融合、中西医融合、多学科融合。
•基于文化建构主义的中西医共识的健康文化需要与当代居民的生活方式相结合，通过理解和应用中西医结合的健康文化的原理和方法，促进居民新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
中医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哲学思想及医学实践经验，其传承创新发展对于维护人民健康、创立中国特色的新医学、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近代以来，由于以还原论和实验科学为主导的科学主义思潮席卷全球，西方医学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中医药的看法，因此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面临着多重挑战。为了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我们需要进行现代中医药健康文化建构，开展一场文化建构行动，只有通过中西医融合的健康文化建构行动才能重塑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社会生态系统，推动老百姓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创新中西医结合的健康防治方法，发展中国特色的新医学，才能够更好地传承中医药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内核，让中医药更好地适应社会健康需求，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为全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现状
中医药传承的现状
“中医药传承”是中医药代际之间的文化、知识、技术的转移承接过程。古代中医药传承主要是将经典文献、医案、临证经验等内容以师承、家传等方式进行传承。不同于古代传承的个体化和少量化特征，现代中医药传承主要通过学校培养、医院培训、学科导师传授等方式将中医药知识与西医药理论方法及临床实践相结合，对相关内容进行规范化、标准化、规模化的传承。
我国越来越重视中医药传承，出台了许多政策和规划，从宏观上推动了中医药传承工作，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现代中医药传承过于侧重知识和技术的传递，忽略了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导致传承效果不尽如人意。一些高校在中医药经典文献教育方面存在不足，学生们的理论基础不牢固，缺乏临床辨证思维能力。在人才培养上，虽然我国形成了以院校教育为主体的多层次、多院型教育体系，但过于强调标准化和规模化，使得经典文献和临床经验传承不够。此外，在诊疗过程中，中医药传统的辨证施治被忽视，辨病施治的做法日益流行，而如果不“辨证”，就失去了中医的本质。
中医药创新的现状
古代中医药创新对不同类型的疾病进行辨证方法创新，在学术上采取“注疏”方式——以中医药经典为依据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不断理解和诠释。“注疏”主要有两种方法“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以此对中医药知识结构进行概念创新、观念创新、学说创新、方法创新、技术创新。
现代中医药创新则是遵循组织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准则，推进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现代化，拓展中医药的应用领域，提高临床效果和治疗水平，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如在基础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缺乏，目前主要是“中医药元素结合现代医学方法”的创新，难以把握中医药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缺乏交叉学科支撑的创新团队和成果；缺乏适合现代中医药创新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指标体系；中西医结合创新难以把握，有些中医院已经丢失了中医“辨证施治”的本质，采取“辨病施治”方法，机械地将中医处方与西医病名匹配。所以现代中医药创新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需要创新发展，而是如何创新发展，如何选择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方向与路径。
中医药发展的现状
中医药发展经历了长期的传承和演化过程，现代中医药发展就是要实现传统中医药在现代社会的新生长和可持续发展。
古代中医药发展起源于商周，以《黄帝内经》为理论基础，历经汉代张仲景等医家发展，如《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临床医学框架。民间亦参与发展，如“师承”“家传”来建立“学术流派”，服务方式有“铃医”“走方医（乡村）”“医馆坐堂医（县城）”等。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支持中医药发展，设立专门机构，并推进组织化、专业化、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协同化的中医院服务模式，培养了大量的中医药人才。同时扩大了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学习并使用中医药。现在发展主要关注某些领域数量的增加，不够重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生态系统建设问题。我们应意识到，中医药发展不是某个方面的增长，而是需要全面发展。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不足的原因
中医药创新不足的原因
现代中医药创新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中西医结合使中医药科学化，但是由于中医和西医在文化、知识体系之间存在差异，进而导致“结而不合”，中医药创新不足。
两种不同学术理论范式的衔接与融合不足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整体观念、道术一体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健康观，具有天人医学特征，防治疾病注重个体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与平衡，以辨证施治为核心。现代医学科学知识体系是基于解剖学、生理病理学的“结构—功能”思维模式，以还原论和实验方法为特征，强调客观性、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因此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和以科学知识体系为支撑的两种理论范式需要进行衔接和互补，使得传统中医药的哲学思维与现代医学的科学思维能很好地创新融合。
中西医存在两种相反的认知方式
中西医在认知方式上完全不同，中医发明了一种认知生命与疾病关系的方式，依据人体正气与致病邪气抗争反应于外的症状，结合望闻问切方法推断病因病机归纳出“证”，以证为核心确立治法，这是从生命与病理反映的症状（正气功能）反推人体结构的认知方式。而西医是属于疾病医学，依据人体的解剖结构与生理功能关系及病理变化情况判断疾病，认知方式是结构—功能的认知方法，两种认知路径的方向正好相反。
中西医思维方式存在差异
西医善于局部思维和线性思维，而中医善于非线性思维方式，并且它们在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上存在差异。西医的局部、线性思维方式主要在诊断上强调疾病具体部位和器官，在判断上西医注重通过解剖—病理分析和实验来理解、判断疾病问题。相对而言，中医天人合一、心身一体的非线性思维方式强调整体性、综合性和人体组织各个器官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注重心理和生理的相互影响。
因此，现代中医药创新过度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重视简单科学的客观性、可验证性，而忽视复杂科学的非线性、混序性。如何协调并整合两种思维方式，是现代中医药创新需要思考并解决的关键问题。
中医药发展不足的原因
中医药发展面临着多重挑战，原因有很多。首先，其理论和实践主要基于经验和传统知识，缺乏现代科学验证，这影响了其在现代医学体系中的地位；其次，中医药的个性化治疗方法缺乏统一标准导致临床效果难以重复和比较。此外，中药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意识不足，面临资源稀缺、生态环境破坏和质量不稳定等问题。教育与培训体系也需改进，以培养既懂传统中医药学又掌握现代医学知识的综合性人才；最后，中医药在国际市场上的标准化和认可度不高，跨国应用时需克服法规、认证和认可的障碍。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创新和适应现代医学标准来解决，以促进中医药的发展。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健康文化生态系统建构
中医药需建立创新式传承的健康新文化
中医药传承的重要性在于保持传统文化和知识的原创性、完整性和持续性，确保中医药传统文化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丢失。文化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医药现代化的前提，为中医药可持续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源泉。
现代中医药传承的新动能首先需要建立新的中医药健康文化传承制度、新的健康文化传承要素、新的健康文化服务市场。通过传统文化的创新式传承来提供新动能，即返本开新的动能。现代中医药健康文化服务需要新的业态，对传统中医药“返本”，就是寻找传统中医药文化的根源与内核。继承中医药的原创性思想文化基因。“为有源头活水来”，新业态才能保持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特色优势。
创新式传承旨在继承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融合现代医学文化要素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健康需求。通过返本开新，中医药创新可以在保持传统文化特色的同时，与现代医学文化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发挥更大的价值。
中医药需形成守正创新的健康新文化
中医药健康文化创新的动能是守正创新，即传统与现代融合、中西医融合、多学科融合。首先，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是中医药守正创新的新动能。传统中医药具有系统的养生保健文化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与现代健康理论相结合，以提高中医药机理的准确性、临床效果和可信度。其次，中西医的融合是现代中医药守正创新的必然趋势。中西医学各自拥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但也存在互补的需求。通过中西医的相互学习和交流，可以促进两者之间的融合，形成综合治疗模式，提升医疗效果，共同建构中西医融合的健康文化。最后，多学科的融合也是中医药健康文化建构的重要途径。传统中医药涉及广泛的知识领域，包括医学、生物学、社会学、天文学、地理学、哲学等多个学科。通过跨学科的合作与研究，可以汇集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思维方法、理论观念的交叉融合推动中医药健康文化的创新发展。
中医药需构建情境化健康文化发展新平台
现代中医药健康文化发展的新动能需要新的主体支撑。中医药健康文化需要在传承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壮大和完善，中医药健康文化构建需要结合社会健康的需求和科技的进步，构建新的发展平台推动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和健康产业的整体性发展。
中医药健康文化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适应当代社会的健康需求和社会情境。情境化发展是指将中医药健康文化和实践与现实情境相结合，形成新的发展平台，建立新的健康服务产业，针对特定环境和社会健康需求进行产业化的发展，以提高中医药健康文化的适用性、实用性。
情境化健康文化发展平台还可以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如智能设备、大数据分析等，提供便捷的中医药诊疗工具和服务，增加中医药健康文化的实用性和便利性。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健康文化建构路径
构建中西医健康生活文化路径
基于文化建构主义的中西医共识的健康文化需要与当代居民的生活方式相结合，通过理解和应用中西医结合的健康文化的原理和方法，促进居民新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这种发展路径强调了中西医的健康文化内涵和生活实践的结合，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健康需求和挑战。
基于文化建构主义的中西医健康文化建构需要关注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文化是人们在特定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
构建中西医健康价值文化路径
基于文化建构主义的中西医融合的健康文化建构中，健康价值文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健康价值文化构建的是一种中西医融合的社会共同认同的健康价值观念和健康道德准则，它影响着人们对健康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在中西医健康文化构建过程中，将健康价值文化与居民的健康认知相结合，推动居民对健康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认知提升，使其在现代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西医融合的健康文化承载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传统文化注重整体观念、平衡和谐，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这些价值观念对现代居民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具有支持性作用，与社会普遍关注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健康、人文关怀等价值理念相契合。中西医融合的健康文化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加综合、科学化、个体化的健康保健方案，促进居民身心健康和社会和谐。
构建中西医健康符号文化路径
基于文化建构主义的观点，中西医健康文化的构建需要深入理解和运用符号文化的力量。建构中西医融合健康文化，促进居民对健康文化理解和认知，构建中西医健康文化需要创造健康符号文化，通过各种健康文化符号、图像和文字等传递健康文化信息。在中西医健康文化发展中，健康文化符号可以帮助公众理解和接受健康文化的理念和方法，因为健康文化的科普需要通过各种文艺创作活动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从而推动健康文化的发展。
构建中西医健康制度文化路径
基于文化建构主义的中西医融合的健康文化建构中，促进健康文化发展的制度文化起着关键的作用。健康制度文化建构是一系列规范、制度和组织形式，它们约束和引导着人们的健康行为和活动。中西医健康文化建构需要依靠健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体系。健康制度文化为中西医融合的健康文化建构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相关的法律法规应当明确中西医健康文化结合的地位和权益，既保护中医药的传统知识和文化遗产，并确保中医药文化的合法性，同时促进中西医健康文化创新。政策支持包括财政扶持、研究资助、人才培养和市场准入等方面，为中西医健康文化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中西医结合的健康文化有利于建立科学、客观、公正的健康评价体系，包括对中医药理论、临床实践和药物研发等方面的评价和认证。这有助于提高中医药的质量和效果，推动中医药的规范化发展，并为中医药的传承和创新提供可靠的依据和指导。
开展“浙派中医”研究促进中医学术发展
(2024-02-03
09:22:32)[编辑][删除]
开展“浙派中医”研究 促进中医学术发展
摘自2024-2-1中国中医药报
盛增秀 庄爱文 余凯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中医学术流派早见于金元时期四大学派，即以刘河间为代表的寒凉学派，李东垣为代表的补土学派，张子和为代表的攻下学派和朱丹溪为代表的滋阴学派。四大学派交相辉映，使中医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有力地促进了中医学术的提高和发展。有鉴于此，浙江省也积极开展“浙派中医”的整理研究，并取得重大成绩。下面略谈我们的几点看法和体会：
地区和人文环境是学派形成的主要因素
中医学术流派形成具有明显的地区性。这是因为地区不同，气候条件、人的体质状态和发病情况各有差异，特别是各地区医家的医事活动和诊疗特长及经验，往往决定了学术流派形成的因素。就拿浙江来说，“滋阴学派”是朱丹溪生活的金华一带，气候温热，地处卑湿，且《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方药偏于温燥的流弊为害甚广，以及人们纵情姿欲的状态，故伤阴和湿热为患众多，是以朱氏提出“阳有余阴不足”论，倡导“滋阴学派”，同时还提出“六气之中，湿热为患，十之八九”的湿热观。在人文环境方面，宋代理学盛行于金华地区，朱丹溪本人就是理学的信徒，他所著的《格致余论》即秉承理学“格物致知”观点写成的。
又如绍派伤寒系发源于绍兴，该地区研究伤寒者颇多，俞根初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和发病情况，力求寒温统一，即将伤寒学说和温病学说融为一体，而成为辨治外感热病的独特一派。
再如永嘉医派源于温州，刘时觉编著的《永嘉医派》一书，详细地分析了宋代温州地区繁华经济环境和发达文化环境，成为“永嘉医派”产生的“基本环境和文化氛围”。
薪火相传是学派传承的主要方式
浙派中医各学术流派一般多经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源远流长，每派都有创始人和弟子（包括嫡传弟子、再传弟子和私淑者），其间世代传承和发展。例如宁波宋氏女科学术流派起源于唐朝开元年间（713~741），其始祖宋广平是该流派的创始人，嗣后世代相传，至48世孙宋琳奕，已有1300多年历史。
传承创新是学派发展的主要途径
如前所述，绍派伤寒是对仲景《伤寒论》和温病学说传承和创新而形成的一种治疗外感病的新学派。该学派的代表作《通俗伤寒论》，既秉承了《伤寒论》的学术精华，又融合了温病学说的新观点新治法，如该书病名包括小伤寒、大伤寒、两感伤寒、伏气伤寒、阴证伤寒、伤寒兼疫、风温伤寒、湿温伤寒、春温伤寒、热证伤寒、暑湿伤寒、伏暑伤寒等，系将温病隶属于广义伤寒之中，跃然纸上。俞根初所谓“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为变通之捷诀”，为寒温统一，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影响深远。
在绍派伤寒发展过程中，近现代何廉臣、徐荣斋、连建伟三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对该学派的奠基之作《通俗伤寒论》做了大量传承和阐发工作，如何廉臣对《通俗伤寒论》逐条勘证并加以发挥，使该书内容大增，从三卷扩充到十二卷，可以说是绍派伤寒“第一集成”。徐荣斋《重订通俗伤寒论》，对《通俗伤寒论》作了进一步整理和发挥，扩大了绍派伤寒在全国的知名度和重要影响。浙江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连建伟著《三订通俗伤寒论》，通过深入整理研究，使之成为更臻完善的版本。此外，当代学者曾发表了百余篇有关绍派伤寒和《通俗伤寒论》的论著，使越医文化尤其是绍派伤寒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和推广，后继之秀层出不穷。
又如浙江温病学派，其代表人物王孟英不仅传承了叶天士、薛生白、陈平伯、余师愚等温病医家的学术经验，而且有更多的阐发和弘扬，这在《温热经纬》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其后，雷少逸、娄杰、陈士楷、姚梦兰、胡安邦、曹炳章、叶熙春、潘澄濂等有关温病的论著陆续问世，其中雷少逸《时病论》、曹炳章《暑病证治要略》等，对温病研究贯穿继承发扬并举，整理提高结合，大大促进了温病学派的创新和发展。
研究学派是发展中医药的重要举措
众所周知，中医学术流派为数众多，各有特色，从不同角度充实和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内容。因此整理研究学术流派，对振兴中医、发扬国粹是重要举措。近年来，在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省中医药学会等带领和支持下，“浙派中医”活动在全省各地开展，异彩纷呈。如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中医文献信息研究所所长江凌圳负责了省中医药现代化专项“《浙派中医》系列研究丛书编撰工程”，组织省内有关单位专家，开展大协作，已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了36种专著，发行全国。这是浙江省开展学术流派整理研究的重要成果，从而扩大了“浙派中医”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中医遵循生成论更具包容性
(2024-01-14
15:23:14)[编辑][删除]
中医遵循生成论更具包容性
时间：2023-12-28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3版 作者：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文化交流协会
•西方医学以“构成论”为指导，认为“结构决定功能”；中医学以“生成论”为基础，认为“生命自然天成”。
•中医只有坚持“道术并重”，与西医“求异存同”，彰显中医个性，并且“有容乃大”包容西医，才能逐渐走向复兴。
•中医与西医可以在“道”的层面融合，相互包容，成为完整的学术体系。
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时，虽然救治方针是“中西医协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或多或少存在着中医与西医理念、方式、方法的冲突。
疫情发生初期，基本依靠西医，门诊拥堵，病房“一床难求”，中医药的作用没有及时得到发挥。这样的局面，不仅耽搁患者的治疗，也影响“中西医并重”卫生方针的落实，以及“中西医协作”救治模式的执行，是必须解决的大事情。需要以“西医中国化”来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原封不动地执行西方标准的“诊疗指南”，而对于中医的知识以“听不懂”“不科学”等理由“不予理睬”。
“中国化”与“化中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西医传到中国多年以来，逐渐成为卫生领域的“主角”。“中国化”不应该像是西方派来的医生那样，把“诊疗指南”翻译成中文就可以了，而应广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活动，对于中医药知识、理念、治疗方法及其优点，从尊重和理解开始，逐步走向有机配合、协作。
医学首先是人学，然后才是技术手段。人的思想感情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是与生俱来的，也关系到健康维护、疾病治疗、康复过程的整个生命周期。
中医与西医协作和融合，首先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互相渗透与包容。
东西方医学的差别，是因为它们指导理论的差异，决定了其技术方法、临床经验的不同。在交流之中，通过争鸣、碰撞，有可能会逐渐融合。
西方医学以“构成论”为指导，认为“结构决定功能”，主要研究“明物质”；中医学以“生成论”为基础，认为“生命自然天成”，有无相生，世界不存在“真空”，所以既研究“明物质”，也研究“暗物质”。
生成的生命有结构，生成论可以包容构成论，中医学术能包容西医技术方法，尽管目前看来西医在世界范围内普及程度很高，但是，从学术原理看，中医未来必将成为世界医学的“显学”。
病灶不是构成，而是生成
中医与西医分别抓住了不同的东西，西医看重病灶，把它当作“构成”来研究。中医依据生成论来辨识证候，认为所有异常结果，都是生成的结果，而不是原始构成因素。
证候与病灶分别反映疾病的侧面，证候包容病灶，而不是病灶决定证候表现。比如，冠心病的纤维帽，看似属于很明确的“白箱病灶”，但是它是否稳定，是否发生冠脉事件，不仅与病灶形态有关，而且与饮食、情绪、气候、劳倦、感染、血脂、血糖等都有关系，是一个随机发生的“黑箱”事件。
临床医生不能笼统地说，什么药是治疗冠心病的，而只能说选择的药物是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某个受体阻滞剂、激动剂等，需要明确分子靶点的作用机制。也就是说，在具体治疗过程中，病理解剖的“白箱病灶”已经太粗略了，病灶既不能完整地说明过去，也不能准确地预测未来，甚至不能精确地指导现在的治疗，因此说，“白箱病灶”诊断实际上只是一个笼统的“黑箱”。
中医的诊断尽管也是“黑箱”，但是经过转化，我们看到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正是紧紧抓住复杂微观变化的整体综合状态，以中医理论贯穿中药、针灸、推拿、拔罐、饮食、气功等治疗手段，帮助患者由疾病状态恢复健康状态，是理、法、方、药一气贯通的整体医学。它往往能够解决西医解决不了的复杂病情，取得意想不到的临床疗效。
中医属于“道术并重”的医学体系，一百年来“重术轻道”，逐渐走进衰落难逃的怪圈；在面对西医的时候，如果只是“求同存异”，就容易“丢了自己”。只有坚持“道术并重”，与西医“求异存同”，彰显中医个性，并且“有容乃大”包容西医，才能逐渐走向复兴。
西医从研究人体现有结构开始，属于“结构决定功能”的构成论，也属于“以有为本”的学术体系，与环境的关系因为“看不到”而不紧密、不确定。
因此，中医的视野大，包容的内容多，有“明物质”，也包含大量的“暗物质”。
西医主要研究“明物质”，需要不断发现“暗物质”。
因为“生成”可以包容“构成”，所以，中医应包容西医，相互融合，不断提升疗效。
创新发展提升中医地位
中医药在国家自主创新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一系列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出台，中医有了彰显“个性”的保障。
工业文明的标志是机械化、自动化，因此，人们崇尚“硬技术”。
“硬技术”把西医包装起来，有各种为了发现病灶、发现攻击靶点的设备。而中医连一个听诊器、体温计也不用，让人觉得中医没有技术。
但是，西医的设备是为西医发现疾病服务的，是西医“认识疾病的成本”，不仅代价昂贵，也可能会带来损伤。这些检查结果较难纳入中医的知识体系之中，更多是作为事后说明和参照。用西医诊疗的检查结果，来指导中医诊治疾病，很可能会使中医迷失方向。
中医不做仪器检查如何认识人体的健康与疾病状态？中医依据的是“认识论的反映论”，然后总结摸索出来一整套“整体识别系统”。
中医认为，在诊治过程之中，病人为本，医生是标。
人体生命是自生成的，并且“贵有自知之明”，每时每刻都在“自检、自测”，会形成判断，然后上升为概念，通过语言表述出来，这就是主诉和证候。
中医经过长期临床实践，总结出一整套发现病人信息（证候），接受病人信息（证候）的方法，就是依据中医理论的四诊；判定病人证候，处理病人证候，帮助病人消除证候的理论方法，这就是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它们就是中医的“软技术”。
中医历来看重四诊、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施行四诊的过程，也是运用中医理论的过程，一边诊察患者的信息，一边与既往的理论认识、医疗经验相参照，不断交流，重复验证，就能得出清晰、精准的判断。当然，这种清晰、精准的判断是寒热虚实的清晰、精准，而不是物理化学层面的清晰、精准。
中医靠着这种寒热虚实的清晰、精准，就能借鉴以往的理论经验，选择合适的方药，或者参用其他外治的综合治疗措施，帮助患者从不健康状态转向健康状态。
因此，应该回归中医“原创思维”，坚持中医的自主意识，坚持按中医自身规律发展中医，而不是按人们的期待，或者按西医的要求、按物理化学的标准发展中医。异化中医，只能导致中医的退化，而不会促进中医的发展。
“医随国运”坚定文化自信
医随国运，在新兴科学观正在崛起的时期，有的人看不到科学观、技术观的变化，看不到中医有效性的背后蕴藏着丰厚的科学原理。他们一贯推崇西方，而西方的医疗危机难以化解；欧美国家在不断引进中医药知识和技术，不断加大对于中医药的研究力度。
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96个国家和地区，中医药作为重要的国际名片和健康使者，已成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势头正盛。中医药学契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一带一路”倡议让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步子更加坚定。
中医之所以代表医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因为“生成”的生命有结构，因此，生成论可以包容构成论，状态可以包容形态，多元并存的治疗方法可以包容单一靶点的还原论方法。因此，中医与西医可以在“道”的层面融合，相互包容，成为完整的学术体系。
虎撑与铃医有何渊源
摘自2024-9-9中国中医药报
昝金娜 冷伟 边家蕊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虎撑又称作“报君知”“药铃”等，是一种用金属制成的环形物件，中空，内置铁丸或铜丸，摇晃时能发出响声。
在古代，虎撑主要是铃医（走街串巷的游医）的行医标志和工具。一方面，它作为身份象征，让人们能识别出行医者；另一方面，铃医走街串巷时摇动虎撑发出声响，可起到招揽生意的作用。
虎撑的大小不一，一般直径在5厘米左右，方便手持。其材质多为铜或铁，也有少量银质或其他金属材质的虎撑。虎撑的造型通常比较简洁，圆环上可能会有一些简单的纹饰。
相传，唐代名医孙思邈进深山采药，刚到半山坡，忽见一只猛虎跪在面前，向他发出痛苦的呻吟，显得十分悲哀可怜。孙思邈定下心来，朝虎口望去，只见老虎的喉中卡了一根长骨。孙思邈知道老虎正向他求救，可他心想，若用手将骨头取出，老虎定会因疼痛而合拢嘴巴，自己的手就会有危险。于是他慌忙下山，请铁匠打了一只铁环。随后，他用铁环撑住虎口，再将右手从铁环中伸进虎喉，把骨头顺利取出。老虎感激地向孙思邈叩头，之后飞奔而去。
后来，铃医与虎撑建立起紧密联系。铃医常常手持虎撑，因为孙思邈曾用铁环撑住虎口为老虎取出卡在喉中的骨头，游医们为显示自己也有孙思邈那样的医术，便纷纷将类似的铁环作为行医的标志，并取名为“虎撑”。
随着时间的推移，虎撑的使用也形成了一些规矩。例如，铃医走街串巷摇动虎撑时，放在胸前位置摇动，代表医术一般；与肩齐平摇动，表示医术较高；举过头顶摇动，则象征医术非常高明。但经过药店门口时不准摇动虎撑，因为药店里供有孙思邈的牌位，此时摇动有藐祖之嫌，可能会被没收虎撑并被要求向孙思邈牌位进香赔罪。这些规矩和习俗，反映了铃医群体对孙思邈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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