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基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浊毒理论
(2023-04-11 09:18:17)摘自2023-4-10中国中医药报
国医大师 李佃贵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德国科学家玻恩也曾说过：“每个科学阶段都和当时的哲学体系有着相互影响。科学给哲学提供观察事实，同时从哲学中接受思想方法。”辩证唯物主义是这个时代的精华，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浊毒理论”是新时代重要的中医理论成果，它将所有对人体有害的不洁之物以及人的不良精神刺激均称为“浊毒”，提出了“天之浊毒”“地之浊毒”“人之浊毒”等新概念，其内涵丰富，临床表现多样，但其基本属性是物质性的，所谓“心之浊毒”即不良情志刺激，也是人体感官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它不能离开人体的物质感官而独立存在，但是它又对“身之浊毒”的产生和疾病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分析中医“浊毒理论”的发病观、治疗观和发展观，以更好地丰富完善浊毒理论。
浊毒理论的核心内涵
浊毒理论所说的浊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浊毒，泛指一切对人体有害的不洁物质和不良情志，可分为外浊毒和内浊毒，外浊毒又分为“天之浊毒”和“地之浊毒”，内浊毒主要是指“人之浊毒”。天之浊毒主要是指污染的空气、噪音、电磁辐射、光辐射以及弥漫于空中的致病微生物等。地之浊毒主要是指污染的土壤和海洋、食品、饮用水，滥用的日化品以及微塑料等。人之浊毒主要因情志不畅、神志不清、饮食不节（洁）、起居失常以及代谢障碍而形成，又可分为“身之浊毒”和“心（神）之浊毒”。“身之浊毒”主要是指狭义之浊毒，“心（神）之浊毒”主要包括不良的情志和神志。
狭义的浊毒，即人之浊毒中的“身之浊毒”，它既是致病因素，又是病理产物。常由多种因素导致脏腑功能紊乱、气血运行失常，机体内产生的代谢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而成，又可以对人体脏腑经络及气血阴阳造成严重损害。
浊毒理论是时代的必然产物
任何一种学术思想的形成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自然因素。如张仲景行医之时，正值伤寒肆虐，宗族二百余人“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写了《伤寒杂病论》。刘河间行医时，正值火症大疫流行之际，提出“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内外皆扰”，理论结合实践，以火热立论，力挽时弊。而李东垣行医时，正是金元之交，战乱频仍，人们饥困劳役，怒忿悲思恐惧，损伤元气，所以脾胃受困，内伤之病尤多，故而形成了内伤脾胃学说。
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城市的发展，人类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把废气和废物排入天地之间。“浊毒”物质给人类健康造成巨大威胁。2019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曾公布了全球十大健康威胁，其中，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位居首位，而食品安全问题也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正是由于人们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人类疾病谱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代谢性疾病等发病率急剧攀升，究其根源，或外感天、地之浊毒，或内生人之浊毒，胶结不解，百病丛生。这是浊毒理论形成的社会自然背景。
净化人体内环境是浊毒理论的健康观和核心思想
未来医学的标准，不是治好病的医学，而是使人不生病的医学；未来医学的研究方向，不应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而应以人类健康作为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未来医学的目标，应逐步向预防疾病、维护健康、防止损伤调整。而未来医学的标准、方向和目的，归根到底就是我国数千年前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所提倡的“治未病”。“治未病”将引领未来医学的发展。“治未病”的含义主要包括3个方面：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既愈防复。但同样是治未病，当下的治未病已经与两千多年前的治未病有了很大的差异，因为人们所处的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疾病谱有很大的不同。正如张元素所言：“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浊毒理论赋予治未病思想新的内涵：未病先防——预防浊毒内生和外感；已病防变——及早发现并祛除浊毒；既愈防复——扶正固本，根除浊毒之源。
当前生态环境恶化已是全人类健康的公敌，这也是影响人类健康的根源所在。因此，浊毒理论提出新时代的健康观是“净化人体内环境”，这也是浊毒理论的核心思想。即通过人体净化浊毒系统协同作用，使人体清净明亮，健康长寿，并以此指导临床诊疗和养生保健。
浊毒化为其“道之源”
浊毒理论从“浊毒”角度研究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认为浊毒有内外之分，有轻重之别，有有形之浊毒，有无形浊毒，有在经络，有在脏腑，可上犯清窍，可下注二阴。疾病的发生很多都是浊毒病邪胶结作用于人体，导致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浊化，即致病过程；浊化的结果导致细胞、组织和器官浊变，即形态结构改变，包括现代病理学中的肥大、增生、萎缩、化生和癌变，以及炎症、变性、凋亡和坏死等变化；浊变的结果是毒害细胞、组织和器官，使之代谢和功能失常，乃至功能衰竭。浊毒致病有3个特点：黏滞难解，易阻遏气机；入血入络易伤气阴；气血失调，易瘀易积。
化浊毒为其“术之宗”
浊毒理论提倡张子和所提出的“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营卫昌”。但在浊毒的治疗上，不是单纯的攻邪，更重要的是“化”，既固本以清源，又解毒以澄流。注重治未病，防治结合，提出了三清三调。所谓三清，即在体内浊毒壅盛时，清理体内浊毒的3个重要法则：透表化浊解毒—从汗液而排；通腑泄浊解毒——从大便而出；渗湿化浊解毒——从小便而去。所谓三调，即在体内浊毒尚未形成，或疾病缓解期时，扶正以绝浊毒之源的3个重要法则：宣肺化浊解毒——绝上焦浊毒之源；健脾化浊解毒——绝中焦浊毒之源；益肾化浊解毒——绝下焦浊毒之源。三清三调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临床上当视疾病不同阶段，抓住疾病当下的主要矛盾，或以三清为主，辅以三调；或以三调为主，辅以三清，灵活运用，不可拘泥。
“浊毒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发病观
“浊毒化”是浊毒理论的发病观，就是从浊毒角度来研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是研究“怎么看”的问题。
“浊毒化”的物质普遍联系观点。浊毒理论认为，人体的发病不仅仅是人体自身的原因，还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季节气候、昼夜晨昏、地区方域、社会关系等均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
“浊毒化”的质量互变观点。浊毒理论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它是多种致病因素长期积累、逐步叠加而最终形成，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浊毒属性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吕氏春秋》说：“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浊毒泛指一切对人体有害的不洁物质，但是事物均有其两面性，所以对浊毒的概念应该全面、辩证地理解，而不应机械、片面地理解。如血脂、血糖本是人体赖以生存的精微物质，但是当超过人体正常生理需要，淤积于体内不能正常排出，就成了对人体有害的浊毒物质。
浊毒致病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无论是外浊毒，还是内浊毒，都只是具有致病的相对可能性，而不是绝对现实性。比如人体内都有癌基因，相当于人体的内浊毒，正常情况下，它与抑癌基因保持相对的平衡，则人体不会患癌，一旦这个平衡被多种因素打破，导致大量癌基因激活和抑癌基因失活，则使癌症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另一方面，癌症转化为现实性也意味着出现了新的可能性，比如癌细胞的扩散和转移等。
浊毒致病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一般情况下，本质与现象是统一的，中医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浊毒证的临床表现与其致病性质相反，即出现“假象”，比如浊毒证患者有的表现为“真热假寒”等，体现了疾病的现象与本质的复杂性。
浊毒致病的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浊毒理论主张疾病的发生，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强调个体的内因作用，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化浊毒”的辩证唯物主义治疗观
“化浊毒”是方法论，就是从浊毒角度来研究怎么预防和治疗疾病，以达到防病治病、祛病延年的目的，是解决“怎么办”的问题。
“化浊毒”的物质普遍联系观点。浊毒证的临床表现是多样的，对人体的损伤范围是广泛的，危害程度是轻重不一的，演变规律是错综复杂的。因此，也决定了治疗的多样性。上病可以下治，内病可以外治，脾病可以治肝，头痛可以医脚，丰富的治法和疗法充分体现了浊毒理论的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的观点。
“化浊毒”的质量互变观点。浊毒理论高度重视“治未病”，强调未病先防。而治未病是中医药学的代表性观点，比如对癌症的发生，我们强调“癌变时，没有一点浊毒是无辜的”。每一点量的积累都是为质变做准备，瞬间的质变是多次量变的最终结果。所以，重视浊毒早期的发现和治疗，是阻断和逆转癌变的关键。
“化浊毒”的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主观能动性。浊毒理论将人体的浊毒分为“身之浊毒”和“心之浊毒”。浊毒理论将对人体有害的不良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和七情五志的异常都称为心之浊毒。心之浊毒对人体的危害不容小视。因此，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既重视“身之浊毒”的化解，又重视“心之浊毒”的化解，强调调畅情志对疾病康复的重要性。
“化浊毒”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浊毒理论认为，浊毒在不同疾病的不同阶段，其地位是不断转化的。以萎缩性胃炎为例，早期的证候特点为脾胃气虚、“肝胃不和+浊毒内蕴”，浊毒只是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所以治疗以健脾和胃、疏肝理气为主，以化浊解毒为辅；中期的核心证候特点是“浊毒内蕴+胃阴不足”，浊毒内蕴日久，成了疾病在该阶段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仅加重气虚和气郁，还可化热伤阴，气虚、气郁、阴虚是该阶段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化浊解毒才是关键，这也是疾病转归的最重要阶段，决定了疾病的预后。
“激浊扬清”的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
“扬弃”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扬弃就是批判性地继承，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表明了事物的发展不是直线式前进而是螺旋式上升的。
恩格斯曾把唯物辩证法称为“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浊毒理论只有具备这种思维方法，并吸取现代哲学思维中先进的范畴、概念方法等，创造性地加以改造，融合于自身，从而发展自身，超越自身，才能不断拓展思路，活跃创新意识，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由于当代人们生态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人类疾病谱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代谢性疾病等发病率急剧攀升，究其根源，或外感天、地之浊毒，或内生人之浊毒，胶结不解，百病丛生，迫切需要新的医学理论和方法以适应人类健康的新需要。中医学必须要与时俱新，对中医药的精华要认真继承，对其中不合理甚至是一些谬论要予以摒弃，这种“扬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否定。浊毒理论是新时代中医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对传统中医辩证否定的结果，其发展也受辩证否定规律的支配。
“激浊扬清”——浊毒理论的发展观
激浊扬清是浊毒理论的“扬弃”，它不应该是一个封闭自守、抱残守缺的理论，应该不断吸纳西医及人类当代一切的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不断抛弃自身的不合理的内核，以更加丰富完善，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浊毒理论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能始终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4个方面实践。
增强文化自信以坚其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有着独特的精神标识，那就是在数千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中医药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先行者。浊毒理论是新时代中医药的重要原创理论，其今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否则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必须要以深厚的中华文化为根基，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坚定中医信念，才能行稳致远。
传承国学精粹以明其道。《道德经》载“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一种理论必须要有内涵的精神，否则仅有一些技巧，就很难有大的发展。中医药学是科学文化与人文的结合体，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国学诸子百家的思想精粹是浊毒理论的“道”，其核心便是“仁爱”。是悲天悯人的博爱之心，所谓“天地一体，天人合一，天地人和，和而不同”。
借鉴当代科技以精其术。《孙子兵法》说：“道为术之灵，术为道之体；以道统术，以术得道。”道是术的灵魂，术是道的载体，要用正确的思想来统御一切技巧方法。而一切正确的道都应该来源于实践——术，是术的升华。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浊毒理论作为一种医学理论，其最终目的是要治病救人，因此坚决不能固步自封，排斥现代科技。而应该积极借鉴引进最新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在浊毒理论指导下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以术载道，以术弘道。
顺应时代潮流以广其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人类对生命健康的追求和全球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已是大势所趋，是一个对健康需求多元化的时代，而浊毒理论要想发展，也必须主动顺应这个历史潮流，把“净化人体内环境”的核心健康观融入健康中国的各项事业中，针对当代人类健康的焦点问题，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不断贡献中医智慧，以更好地践行“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总之，浊毒理论作为中医的一种原创理论，其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自然背景，是新时代中医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浊毒化”的发病观和“化浊毒”的治疗观，对于临床多种疾病的诊疗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为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和异型增生胃癌前病变等多种疑难杂症的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但是浊毒理论要想发展完善，不断适应人类健康的需要，就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取“扬弃”的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发展观 批判性地继承，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不断剔除自身的不合理部分，借鉴吸纳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以实现自我超越，不断发展，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
“化浊毒”的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主观能动性。浊毒理论将人体的浊毒分为“身之浊毒”和“心之浊毒”。浊毒理论将对人体有害的不良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和七情五志的异常都称为心之浊毒。心之浊毒对人体的危害不容小视。因此，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既重视“身之浊毒”的化解，又重视“心之浊毒”的化解，强调调畅情志对疾病康复的重要性。
“化浊毒”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浊毒理论认为，浊毒在不同疾病的不同阶段，其地位是不断转化的。以萎缩性胃炎为例，早期的证候特点为脾胃气虚、“肝胃不和+浊毒内蕴”，浊毒只是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所以治疗以健脾和胃、疏肝理气为主，以化浊解毒为辅；中期的核心证候特点是“浊毒内蕴+胃阴不足”，浊毒内蕴日久，成了疾病在该阶段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仅加重气虚和气郁，还可化热伤阴，气虚、气郁、阴虚是该阶段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化浊解毒才是关键，这也是疾病转归的最重要阶段，决定了疾病的预后。
“激浊扬清”的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
“扬弃”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扬弃就是批判性地继承，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表明了事物的发展不是直线式前进而是螺旋式上升的。
恩格斯曾把唯物辩证法称为“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浊毒理论只有具备这种思维方法，并吸取现代哲学思维中先进的范畴、概念方法等，创造性地加以改造，融合于自身，从而发展自身，超越自身，才能不断拓展思路，活跃创新意识，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由于当代人们生态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人类疾病谱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代谢性疾病等发病率急剧攀升，究其根源，或外感天、地之浊毒，或内生人之浊毒，胶结不解，百病丛生，迫切需要新的医学理论和方法以适应人类健康的新需要。中医学必须要与时俱新，对中医药的精华要认真继承，对其中不合理甚至是一些谬论要予以摒弃，这种“扬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否定。浊毒理论是新时代中医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对传统中医辩证否定的结果，其发展也受辩证否定规律的支配。
“激浊扬清”——浊毒理论的发展观
激浊扬清是浊毒理论的“扬弃”，它不应该是一个封闭自守、抱残守缺的理论，应该不断吸纳西医及人类当代一切的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不断抛弃自身的不合理的内核，以更加丰富完善，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浊毒理论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能始终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4个方面实践。
增强文化自信以坚其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有着独特的精神标识，那就是在数千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中医药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先行者。浊毒理论是新时代中医药的重要原创理论，其今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否则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必须要以深厚的中华文化为根基，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坚定中医信念，才能行稳致远。
传承国学精粹以明其道。《道德经》载“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一种理论必须要有内涵的精神，否则仅有一些技巧，就很难有大的发展。中医药学是科学文化与人文的结合体，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国学诸子百家的思想精粹是浊毒理论的“道”，其核心便是“仁爱”。是悲天悯人的博爱之心，所谓“天地一体，天人合一，天地人和，和而不同”。
借鉴当代科技以精其术。《孙子兵法》说：“道为术之灵，术为道之体；以道统术，以术得道。”道是术的灵魂，术是道的载体，要用正确的思想来统御一切技巧方法。而一切正确的道都应该来源于实践——术，是术的升华。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浊毒理论作为一种医学理论，其最终目的是要治病救人，因此坚决不能固步自封，排斥现代科技。而应该积极借鉴引进最新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在浊毒理论指导下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以术载道，以术弘道。
顺应时代潮流以广其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人类对生命健康的追求和全球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已是大势所趋，是一个对健康需求多元化的时代，而浊毒理论要想发展，也必须主动顺应这个历史潮流，把“净化人体内环境”的核心健康观融入健康中国的各项事业中，针对当代人类健康的焦点问题，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不断贡献中医智慧，以更好地践行“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总之，浊毒理论作为中医的一种原创理论，其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自然背景，是新时代中医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浊毒化”的发病观和“化浊毒”的治疗观，对于临床多种疾病的诊疗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为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和异型增生胃癌前病变等多种疑难杂症的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但是浊毒理论要想发展完善，不断适应人类健康的需要，就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取“扬弃”的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发展观 批判性地继承，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不断剔除自身的不合理部分，借鉴吸纳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以实现自我超越，不断发展，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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