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从“赤脚医生”成长为国医大师
(2023-02-27 04:20:19)
山西省中医院的王晞星教授，在今年获得了“国医大师”，从医经历，可谓走过了一条即若卓绝的名医之路。赤脚医生起步，凭借着自己坚强的毅力和不屈的探索精神，才终成长一代名医。
王晞星1959年出生在运城稷山县的，幼时文革时代，高中毕业后，此时年仅17岁的王晞星大队卫生所司药。他跟着所长学习抄方、采药、制药、巡诊，也成为赤脚医生，迷恋上了那些《汤头歌诀》。每天要背会一个《汤头歌诀》，晚上温习医典，白天接诊时就和所学理论验证，就这样他不仅掌握了中医学知识，还为自己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
《汤头歌诀》是清代汪昂所著书中编录了中医300余方，是初学中医的必修典籍。最好也能背一背里面的歌诀、高考恢复后，如自己所愿考取了山医医学院的中医大学班。对这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中医机会，他非常珍惜，勤奋苦读，并立志要做一名铁杆中医。
毕业后，年仅26岁的王晞星成为了山西省中医院消化科医生，王晞星跟随消化科主任肖汉玺学习，肖汉玺出身于名门中医世家，是著名的萧氏中医学术流派的第九代传人。这位德医双馨的恩师对王晞星的影响深远，让王晞星也成为了一个身系病患，药简效宏，对病人一视同仁，身心兼治的名医。
36岁时，王晞星已经有了副高职称，他便下决定要研究癌症。于是牵头创立了山西省第一个中医癌症专科。开创了“和”法治疗癌症疾病的先河。也就是让病人身体和癌症可以和平共处，以提高病人身体免疫力的方法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让病人可以带癌生存。在癌症治疗上，王晞星即重视癌症局部的病灶，又关注全身的治疗，采用祛邪和扶正并用的方法，使得治疗效果显著。
王晞星还出了一本相关的书，全书共分三个部分，涉及23种常见癌症，对每种癌症都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诊断提示、鉴别关键、治疗措施、转诊建议和预防护理，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查阅方便。
退休坚守在临床第一线上，为救治病人，讲学授徒，培养后继中医人才，著书立说，传播弘扬中医文化呕心沥血，德泽杏林。
张大宁，第二届国医大师，中央文史馆馆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导、博士后导师，现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全国中医肾病学会）终身荣誉主任委员，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名誉院长，天津市中医药学会终身荣誉主任委员。
1990年8月，张大宁作为首位大陆杰出学者赴台湾讲学会诊，架起海峡两岸的第一座桥梁，受到中央领导表扬。1998年，经中国科学院提名，国际天文学会批准，将中国科学院发现的8311号小行星命名为“张大宁星”，这是世界上第一颗以医学家命名的小行星。
•张大宁指出，中医学的双重属性中，医学科学属性是根本属性，传统文化属性是辅助属性，辅助属性要为根本属性服务。
•中医与西医竞争的五个层次中，首先和最根本的一条是疗效，在此基础上要考虑副作用、疗效速度、诊治方法的简繁和经济性。
认识中医学的双重属性
在天津中医药研究院的门诊大厅中，一个巨大的花岗岩上镌刻着一段文字：“中医学，从学科的属性上讲，属于自然科学中应用科学的范畴，即属于医学的范畴。但由于它在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具有的特殊历史背景和条件，使其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蕴和内涵，这就是它的传统文化属性。前者属于中医学的根本属性，后者即文化属性，属于中医学的辅助属性，这就是中医学的双重属性。”这是张大宁对中医学双重属性的经典论述。
张大宁自小受家庭影响，国学修养深厚，学贯中西。在多年的中医药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中，他对中医学属性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说，中医学是一门防病、治病、预防、养生和延年益寿的科学，与西医学同属于生命科学范畴即医学科学，这是中医学的根本属性。但由于中医学在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如古代哲学思想的引入、大量临床经验的积累等，使中医学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和内涵，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精气元气等古代先进哲学理论架构并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这又赋予了中医学文化属性。张大宁强调，中医学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肥土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所以我们必须正视中医的传统文化属性，学好中医、用好中医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史哲功底。
张大宁认为，中医学的双重属性中，文化属性主要反映在中医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对待人体生命活动的认识和诊病治病防病的临床思维上等，既可以独立存在，更主要是为医学属性服务即为防病治病服务。辅助属性要为根本属性服务，即传统文化属性要为医学科学属性服务。所以说中医学是独立于现代医学之外的完整的医学科学体系。
熟读经典还要勤于临床
“一个医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学者，中医尤其如此。”张大宁自小能熟练背诵《三字经》《弟子规》，熟读《论语》《中庸》《老子》等。学习中医后，对中医经典更是烂熟于心。1964年他学习中医时，祖父给他的一幅字“天才来自勤奋”，成为他终生的座右铭，至今仍然挂在书房正中。医圣张仲景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也是张大宁治学行医的最高准则。
张大宁家中藏书一万多册，几十年来他经常手不释卷，几乎每天读书至深夜，评上国医大师后依然如此。尽管他现在已经是一位75岁的老人，但每天仍读书不止，耕耘不辍。作为国医大师，他何尝不知道要“睡子午觉”，但却做不到，深夜对他来说是个读书、写作的好时机。他说：“中医学博大精深，是一门由众多人文学科内容组成的综合科学，它需要学习者具有更多、更广泛、更扎实的功底和广博深厚的知识，尤其对《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和历代名著都要经常反复学习。”张大宁和弟子近年出版的《医经必读》一书，汇集了张大宁对中医四大经典的学习心得、研究内容，其中所选的经文是“习医者必读之经典、必读之经文、必读之内容。”张大宁叮嘱学生们一定要系统、认真地一篇一篇学习，只有仔细揣摩品味才能有所体会和收获，才能真正提高中医疗效。
对临床上的阳痿病人，张大宁说不能一味地补肾填精、助阳壮火，还要考虑有些病人阳痿后情志不畅，肝气郁滞，而肝主筋、肝经绕阴器，肝气郁滞则不能行气活血于阴器从而加重阳痿，应立肝肾并治、疏肝活血、辛温香窜法，以大剂量“血中气药”川芎为主，佐以牛膝和乌药等，则可使疗效大增。“不论是读国学著作，还是中医经典，都要反复‘心悟’，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和深意。读得越多，才能领悟的越深。”他常说：“要读经典、读历代医学著作，学老中医经验，多临床、多实践、多总结，这是学中医、用中医、传承中医、发展中医的必由之路。”
“从个体上、现象上讲，是病人求医生；但从整体上、内涵上讲，是医生求病人。世界上是先有的病人，后有的医生，医生的经验都是从病人身上获取的，脱离了病人，医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张大宁对学生和弟子们常说，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一门科学，要勤于临床，结合临床学习经典，才能体会其中的深刻内涵，才能有所进步。正如清代名医喻嘉言说过：“读书三年，没有不治之病；行医三年，没有可治之症。如此再读书、再行医，不断往复，方知何病可治，何症不治？”
“我是个中医大夫，任务就是给病人看病。每个病人也都是我的老师。”张大宁常年坚持门诊，至今仍然每周两次门诊，常常从早上8点看到下午3点多钟。十几年前，他周三的门诊甚至从早上8点一直到次日早晨四五点钟。张大宁说：“所谓大医精诚，实指心术诚，医德当慈怀；医术精，技术当上乘。精诚相合，方可为大医生、大专家也。”他准确、科学地诠释大医精诚，也是这样躬身践行的，正是在这种不断学习、不断临床、反复思考、反复体会中成为一代名医的。
坚持中医疗效是根本
第一届国医大师邓铁涛曾评价说，张大宁教授多年坚持在中医临床工作第一线，以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术、显著的疗效，赢得广大患者赞誉。张大宁认为，广义的疗效包括防病、治病、康复、养生和延年益寿的效果，疗效是医学的根本宗旨与归宿。医学若没有疗效，就没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中医学两千多年的发展，靠的就是疗效。
“哪里疗效好病人就去哪儿。”张大宁说：“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现在比张仲景、李时珍时代要难。那时只有中医，现在不同了，病人可以选中医或西医，谁的疗效最好、最快、最方便、最省钱，就找谁看。现在还有许多先进医疗设备，提供详细的检验报告，许多病人也都懂，这更加大了中医临床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那种“不承认西医检验”的观点，在临床实践中是不现实和行不通的。所以中医学要存在要发展，疗效是根本。
张大宁指出，中医与西医竞争的五个层次中，首先和最根本的一条是疗效，在此基础上要考虑副作用、疗效速度、诊治方法的简繁和经济性。张大宁提出和实践的“补肾活血法”，在治疗慢性肾炎、糖尿病肾病、慢性肾衰等肾脏病上，都有着卓著的疗效，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他用实践证明了只有坚持疗效才能得到病人、社会的认可，才能持久发展。
关于中医“治未病”问题，张大宁也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医的“上工治未病”是一种理念，即要重视防病养生，而不是说“好医生是搞防病的，一般大夫才治病。”这种理念如同我们常说的“预防为主”一样。中医自古以来就是既治未病，又治已病，只有会治已病，才会治未病。试想一下，一个连疾病都不清楚的医生，何谈预防疾病？所以中医学必须从未病、已病上同时发展，以疗效为根本，才能与现代医学同步。
坚持临床与科研相结合
各种原发性和继发性肾病，尤其是慢性肾病是西医的劣势，甚至是西医的“盲点”。张大宁从青年时代开始从事中医肾病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几十年来在各种肾脏疾病尤其是慢性肾脏疾病、性功能障碍和中医“肾虚”研究方面成果突出。20世纪80年代，张大宁在系统继承了中医学经典著作、古代名医论述和近现代中医大家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临床实践，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实用中医肾病学》和《中医肾病学大辞典》，科学严谨地阐述了“中医肾病”的概念、范围和辨证论治的基本规律，以及常用方剂、药物和肾病的预防、养生等，从而使“中医肾病学”从中医内科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系统、完整的中医临床学科。他提出的“肾为人体生命之本”“心—肾轴心系统学说”“肾虚血瘀论和补肾活血法”等理论，已被学术界所公认，被称为“中医肾病学奠基人和领头人”。尤其是补肾活血法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多学科共同研究，现已在100多种病症中得到广泛使用，获得良好效果。
对于科研，张大宁强调“在临床实践有效的基础上，从事基础研究”。他坚持临床与科研相结合，在中医肾病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果。临床科研中，张大宁查阅了数以万计的古籍文献，拜访了众多名医专家，进行了数以百计的反复实验，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曲折。有时为了一个方剂、一味药、一个病例，要查上百余篇文献典籍，要做几十次临床实验。他研制的新肾康宁胶囊、补肾扶正胶囊、活血化瘀胶囊、补肾止血胶囊、肾衰排毒胶囊、糖肾康胶囊等二十余种成药，疗效显著，驰名国内外。
张大宁说，中医靠疗效，疗效是根本，在有了好的、高的临床疗效后，还要进行基础研究，临床与科研相结合，拿出让西医、让社会信服的数据，我们才能更有话语权。他在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中，作为首席专家负责国家多项“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的课题，研究证实中医药对于肾小球硬化、肾间质纤维化、肾小管萎缩以及血管病变等，都有着良好的效果，从而打破了西医“不可逆”的理论，也为其他脏器硬化和纤维化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和方法。其领衔研究的“肾衰系列方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临床与实验研究”等，先后荣获国家各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等近二十项，发明专利多项。这些科研成果再一次证明了中医药的显著疗效和优势特色。
张大宁说，我们生活在好时代，中医药遇到了发展好时机，要“坐下来，安下心，念好书，多临床，多总结，多研究”，传承发展好中医药。（海霞）
5月19日，江西中医药大学60周年校庆，师生共舞，举校同欢，谨此为文，赋以志之。
天佑中华，厥有国医。庇护苍生，泽被万代。羲皇肇始，炎帝襄成，源远流长，博大精邃。唯我江右，人文蔚起。杏林虎啸，橘井龙踞。旴江唱响，庐陵应随，克绍传统，名贤辈续。但看今日之江中，磅礴秀美，峥嵘瑰伟，前程锦绣，催人奋亹！
磅礴江中，气象恢宏。六十春秋风雨兼程，砥砺前行；甲子岁月沧桑历尽，抖擞精勤。曾记否：章江门外，筚路蓝缕；阳明路上，斩棘披荆。改革开放，乘风破浪。开湾里雄图，奠百代之伟业；辟西山新苑，铸万世之宏基。江中从此，跨越发展，突飞猛进！更名大学，拥有博士授予权，多年愿望成现实；创建一流，占领学术制高点，未来风景更宜人。更可贵，创建世界中医药名校，气势如虹，光耀苍穹。
秀美江中，风光明媚。湾里校园，依山藉势，凭江蓄美，五岳来其灵气，四海奉其精英；占星为瑞，分野即祥，斗牛降其天宝，翼轸呈其物华。梅岭为屏，而匡庐可接；赣江如襟，且彭蠡相荡。丹崖醉石，纳山川之形胜；春兰秋蕙，涵阴阳之意蕴。高楼鳞次，场馆逶迤，松竹铺纷于山麓，花草茵缀于峦岗。明镜二湖重叠，神农一塔高悬，藏弆人文，变化气质。有斯地也有斯人，江中标格固其宜。
瑰玮江中，珠明玉润。良师千名，皆杏坛葳蕤；学子万余，乃蕙园菁英。重茵绛帐，聚天下之硕彦；弦歌广乐，纳宇内之才俊；存心志之高远，树理念之先锋。唯学唯人，根本实而枝叶繁茂；求强求精，意识强则德艺香馨。双唯实践，经年如一，获国家教育之金奖；卓越培养，持之以恒，得师生共享之赞颂。科研腾飞，水平提升，国家平台，省级中心，千帆竞发；专业发展，学术创新，精品课程，重点学科，百舸争流。至可庆，中华热敏灸，一艾天香，启航世博，香飘万里；国医新技术，九芝云气，南看江西，气满乾坤。
峥嵘江中，风华绝特。医院建设，服务社会，国际交流，皆成特色。附院三所，职工逾千，为医精诚，为人厚德。国医大师，仁心仁术，自成一家；青囊圣手，专科专病，各有千秋。江中集团，曾是校企，助力江西，发展经济。更有国际交流，影响彰著；海外办学，渐成气候；孔子学院，大使讲堂，政要体验，风生水起，有声而有色。
锦绣江中，灿烂前程。主席视察，教导谆谆。民族瑰宝，保护发掘，发展传承；文明钥匙，切实利用，增强自信。贯彻落实，省部共建，实现中医药强省新战略；发扬光大，继往开来，铸造中医药文化再辉煌。
沧海横流，方显蛟龙本色；风云际会，正是鹏鹤精神。放眼江中，日新月异，世代繁荣！（蒋力生 江西中医药大学）
•由朱丹溪开始，江南名医辈出，他们可以说沿袭朱丹溪注重地域差异的角度，使中医学术面貌出现较大变化。
•至江南医家崛起，他们在常年接触的大量病例中，积累了诸多与北方医家不一样的实践经验，也历经了二三百年之久的酝酿，始形成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温病辨证体系。
•寒温分立，一直引来许多争论，但持平之论者，多能从地域角度进行讨论。
晋唐以前中国经济文化的重点在黄河流域一带，对疾病的医疗经验以北方为主。随着宋元以降，经济文化重心向东南转移，南方的地理气候及疾病对医家临床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终促使温病学说脱离伤寒而独立，成为中医学术发展的一大变化。这种变化需要在较为典型的地域环境下才能形成，不可能主观造就。不同地域下形成的学说都可以并存于中医学术框架之中，只是在不同地区的应用有多少之别，从而成为地域医学流派分立的依据。
中医学数千年历史中呈现出一源多流的现象，奠基于四大经典中医学术主干，在后世发展分化为多个学术流派，使中医学术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对于如何理解流派的差异及争鸣，人们众说纷纭。其实，不同流派的产生往往有其根由，明了其根源，对于评价流派才能有一个较为合理的角度。
从历史上看，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区的气候环境有着较大的差异。南方以岭南闽粤为代表，闽粤地跨热带，蒸发甚而腠理疏，既易受寒，又易受湿，故多用燥药以化湿；北方以山西、陕西等地为代表，天气高寒干燥，冬季寒风凛冽，人体肌腠固密，故多用麻桂重剂发表。很多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其实与地域环境的差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黄帝内经》奠定“因地制宜”的法则
中医学的运用应随地域环境而有所变化，这即中医“三因制宜”原则中的“因地制宜”。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对此有典范性的论述，大致上有两种角度，即分别以阴阳与五行为基础。
从阴阳角度，《黄帝内经》具体以东南与西北为例讨论地域的阴阳盛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东方阳也，阳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则上明而下虚，故使耳目聪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阴也，阴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则下盛而上虚，故其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便也。”《素问·五常政大论》中也有类似经文，并谈到两地人群体质与寿命的区别说：“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崇高则阴气治之，污下则阳气治之，阳胜者先天，阴胜者后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时而还论述了地域对疾病机理及治疗大法的影响：“岐伯曰：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故曰：气寒气凉，治以寒凉，行水渍之。气温气热，治以温热，强其内守。必同其气，可使平也。假者反之。”
从五行五方角度，《素问·异法方宜论》记载得更为细致，如说：“东方之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吃鱼，而嗜咸……其病皆为痛疡，其治宜砭石……西方者，金玉之域，砂石之处……其民华食而脂肥……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南方者……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蹻。”这里不仅说明了由于各地的地形、水文、气候等地理条件的不同，使得各地居民有不同的生活习惯，而且还分析了由于环境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往往还影响到人体的健康状况，因而会产生不同的疾病，同时也需要不同的方法，因地制宜予以治疗，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两晋至金代对地域经验的因循渐积
后世医家在《黄帝内经》基础上，对地理环境对临床治疗的影响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论述。如六朝陈延之《小品方》指出：“凡用诸方欲随土地所宜者。俱是治一冷病，共方用温药分两多者，宜江西、江北；用温药分两少者，宜江东、岭南也。所以方有同说而异药者，皆此之类也。”唐代《千金方》说：“凡用药，皆随土地之所宜：江南、岭表，其地暑湿热，肌肤薄脆，腠理开疏，用药轻省；关中、河北，土地刚燥，其人皮肤坚硬，腠理闭实，用药重复。”《外台秘要》也曾谈及应用灸法时注意到南方气候炎热的特点，在“灸用火善恶补泻法” 中讨论“灸不过三分”时，指出“若江南岭南寒气既少，当二分为准”。
不难看到，晋唐乃至宋代，对地域环境的影响大多局限于用药法则、治疗分量等具体的差异上，逐步积累起较为表浅经验。同时在这一时期，中医学术模式中也没有什么流派之说。及至金代刘河间、张从正、李东垣三家崛起，创立新说，后世为之命名为寒凉派、攻下派及补土派，他们的思想主要受宋代理学纷争的影响，以及缘于对运气学说的反思，同时他们与晋唐大多数医家一样，主要居于北地，学术中对地域问题并无太多讨论。
南方地域促使中医学术带来变革
宋室南渡后，江南经济文化日益繁盛，在此背景下，学术水平较高的医家渐次增多，其中当其冲者即浙江的朱丹溪。他在融前人学术之长的基础上，大力赞扬金代三家的创新，但又鲜明地指出不同。其立论的基础，相当强调地域区别。如在讨论李东垣升阳益气之法时说：“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则气之降者固可愈，而于其升者亦从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由朱丹溪开始，江南名医辈出，他们可以说沿袭朱丹溪注重地域差异的角度，使中医学术面貌出现较大变化。
这里以温病学说的产生为例进行讨论。众所周知温病学派诞生于明清时期，但其源头实可溯源于朱丹溪。《丹溪心法》论外感说：“《内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内伤者极多，外感间或有之，有感冒等轻症，不可便认为伤寒妄治……西北二方，极寒肃杀之地，故外伤甚多；东南二方，温和之地，外伤极少，所谓千百而一二者也。”这里所说“外伤”即指寒邪所伤，认为在南方较为少见。随后即有元末王履（江苏昆山人）鲜明地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开启了新的发展方向。及至明末清初，经过5位江南医家（江苏吴县吴又可、叶桂、薛生白，江苏淮阴吴鞠通，浙江杭州王孟英）的努力，确立了温病学说，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形成分野。
其实，自《伤寒论》以来，历代医书并非不言温病，无论是《诸病源候论》《千金方》还是《伤寒总病论》《圣济总录》等，都设有专篇，但何以始终未深入发展下去从而突破伤寒体系呢？笔者认为并非后世纷争中所说前人因循守旧、识力不够等，重要的原因是在长江以北地域里，此类疾病的发病数量以及典型性都不足够，北地医家虽加重视，但尚未具备条件提出新说。像《备急千金要方》所说：“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而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为杀疠之气也。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其寒毒藏于肌骨中，至春变为温病。”相较之下他们觉得温病危害并没有那么重要。《伤寒总病论》开始将“天行温病”作为专节，但所列的病名如青筋牵、赤脉 、白气狸、黑骨温、黄肉随等，实际源自《千金方》的五脏阴阳毒，其病名颇为怪异，似只是套用五脏五色理论模式，而非来自充分实践基础上的经验总结。
至江南医家崛起，他们在常年接触的大量病例中，积累了诸多与北方医家不一样的实践经验，也历经了二三百年之久的酝酿，始形成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温病辨证体系。
其实江南医家早期也尝试改良伤寒体系来治疗温病，最有名的是明代陶节庵（浙江余杭人），其《伤寒六书》，认为“若言四时俱是正伤寒者，非也。此三者，皆用辛凉之剂以解之。若将冬时正伤寒之药通治之，定杀人矣。辛凉者，羌活冲和汤是也”。其所创羌活冲和汤一方号称为“以代桂枝、麻黄、青龙、各半等汤”的神药，又有柴葛解肌汤等名方。然而他既被伤寒家批评“其六经分证，牵入《内经》热病法与仲景伤寒法，一并砌入，混同无别”，以致被视为“仲景罪人”，又被后世温病家批评说“盖温病误表，纵不成死候，亦必不易愈矣，麻黄、桂枝，人犹胆怯，最误人者陶节庵之柴葛解肌汤也”，两不讨好。由此可见，温病学说脱离伤寒而独立，在当时实有其必要性。
寒温分立，一直引来许多争论，但持平之论者，多能从地域角度进行讨论，如清代新安医家程钟龄说：“东南之地，不比西北，隆冬开花，少霜雪，人禀常弱，腠理空疏，凡用汗药，只须对症，不必过重。予尝治伤寒初起，专用香苏散加荆、防、川芎、秦艽、蔓荆等药，一剂愈，甚则两服，无有不安。而麻黄峻剂，数十年来，不上两余。可见地土不同，用药迥别。”他针对麻黄汤指出：“此方不宜于东南，多宜于西北。西北禀浓，风气刚劲，必须此药开发，乃可疏通，实为冬令正伤寒之的剂。若东南则不可轻用，体虚脉弱者受之，恐有汗多亡阳之虑。”
当然这不等于说南方地域诞生的学说就只能适用于南方，王孟英在《温热经纬》中评陈平伯《外感温病篇》曰：“独是西北风高土燥，风寒之为病居多”一语时指出：“亦不尽然。” 他不但认同陈氏“而凡大江以南，病温多而病寒少” 的意见，更进一步指出“北省温病亦多于伤寒”，“投以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诸法，以致死亡接踵也”。反之亦然，南方也并非不能用伤寒法，具体全在于辨证而已。
《黄帝内经》所确立的“因地制宜”原则，随着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变迁而不断得到充实。在晋唐以前，中国经济文化的重点在黄河流域一带，对疾病的医疗经验以北方为主。随着宋元以降经济文化重心向东南转移，对南方的地理气候及医药特点的认识逐步加深，推动了明清温病等学派的形成，促使中医学术发生明显变化。
以前对这种变化有许多争论，其实从地域角度来看，这些变化是因客观条件而促成，并非某些医家的“标新立异”或“背古”。参考现代临床科研的概念，可以说地域条件的差别越大，气候条件和病证特征越典型，同时可供观察的病人样本数量越大，就越有利于理论与治法的创新。而这种创新，当然不可能用于否定其他典型地域诞生的理论，它们都可以并存于中医学术框架之中，从而带来中医学术的深化，这也最好地说明了中医基本理论的包容性和可扩性。
同时，基于地理环境、四时气候、人群体质以及临床疾病的多样性，虽然各个学说诞生的地域不同，但它们在所有地域都是有其应用价值的，只是如果从“大数据”来看，各地应用的情况有多有少，范围有广有狭而已，这就在总体上表现为不同地区的医药特色异同，成为地域医学流派分立的依据。（郑洪 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本文摘自《中医药文化》2017年第一期）
标签： 文化 |
喜欢
0
赠金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