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民，1935年7月生，河北元氏人，中共党员，山西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6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中医学专业，任《中医药研究》等名誉主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58年，王世民（右三）第一次穿白大褂。

有段时间，王世民被称作“另类”，因为他把中药带进了实验室，让小白鼠“点头”，“叛变”了传统中医。

“我当时赶了个时髦，让中医与现代医理对话，是为了争取中医的话语权，让中医人和中医外的人明白中医药是怎样把病治好的。”做了20年临床后，王世民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了方剂研究室与实验室，首倡中医实验方剂学，把中医药学的科研带进了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时期。

仰古尚新，是王世民做学问的态度，对经典敬畏，在经典的基础上创新。他赞同医学大家章次公的观点：“欲求融合，必先我之卓然自立。”

“无畏、天真、纯粹，老师具备了科学家的气质。”在庆祝王世民获得“第三届国医大师”的师生聚会上，他的学生、原山西中医学院副院长冯前进引用爱因斯坦的话总结老师的贡献：“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打不死的小强”

由于战乱，小升初考了5次，从小就能坚守自己的信念，战胜失败和讥讽。

王世民是河北元氏县人，刚刚读完四年级，日本鬼子投降，国民党的大兵来了，解放战争开始。由于连年的战争，学校是停停办办，办办停停，仅四年级就读了四次，直到1950年初才算读完小学六年级，去考初中。

考初中时，王世民一年里去了不同的学校参加考试。考到第四次的时候，家里已经山穷水尽，拿不出一点干粮供他继续赶考。邻居们也都不看好王世民，当成笑话讲。做小学教师的四堂叔拿出10余斤小米卖掉，给他充作赶考的盘缠，可是王世民这次还是没考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第五次考中了，那是1950年4月的事。

回忆这段考学经历，王世民开玩笑说自己是“打不死的小强”。他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想尽一切办法到处找书、借书来读。“当时最喜欢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它给我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全新的世界。”

束缚之外，便是自由。考试的失败、旁人的讥讽，十几岁的王世民并未受到影响，能够无视或者摆脱世俗的眼光，便是真正的自由。这是王世民的个性：倔强、纯粹和自信。“打不死的小强”是种无畏的精神，也让王世民在工作后，能坚守自己的信念，做一个现代中医人、现代中药人。

王世民对中医的敬畏，是从一块匾额开始。业中医者以家学为贵，王世民说他没有这个福分，出生时，曾是十里八乡“名郎中”的曾祖父早已作古，祖父和父亲都没有学中医。只留下临街的大门上挂着的一块金字匾额“佩德神医”和流传在街头巷尾曾祖父诊病的故事，以及几箱子的医书，后来连年战乱，医书也所剩无几。

1953年，王世民上初三，母亲因外伤患破伤风，被庸医误治而早逝。这对王世民是个十分沉重的打击，同年自己患上面神经麻痹，多种方法治疗效果都不好。这两件事，促使王世民励志学医。1956年考上北京中医学院（今北京中医药大学），成为北中医首届学生，被称为“中医黄埔一期”。

“方药红宝书”

《中医方药手册》迄今已出七版，其影响跨越近半个世纪。

“他知识面广，思维活跃。上学的时候很会学习。”第二届国医大师吕景山是王世民的“中医黄埔一期”同学，也是半个世纪的老朋友了。他说，“王世民善于接受现代的、新鲜的事物，有创新思维，总能提出新点子。”

“当时学校条件差，但每位老师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难忘。”王世民说，代课老师都是中医界和医学界医德高尚、学验俱丰的楷模。

王世民幸运地接受了刘渡舟、任应秋、张志纯、秦伯未、祝谌予、谢海洲、印会河等几十位中医高手的亲炙，临床实习时又侍诊于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之哲嗣孔嗣伯及中医大家陆石如之侧，他们耳提面命、倾囊相授。在这个中医殿堂，王世民学到了知识、学问和老师们的精神。

1962年，王世民毕业了，被分到山西省中医研究所（今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王世民是个了不起的人，前辈学者们都喜欢他，对他评价很高。”原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干部老年科主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侯振民是王世民的老同事，也是好伙伴。他说，“王世民一生爱读书，正因为博览群书，他思维开阔敏捷，眼界广者其成就必大。”

侯振民说，“王世民似乎天生有自然屏蔽无用信息干扰的本领。”

1968年文革期间，“非积极分子”王世民“闹中取静”完成了20万字的《中医方药手册》，第一部分是方剂，第二部分是中药，文中有备注，书末还附有方剂、中药索引及病症索引，对初学者临证选方用药有指导意义，成为中医药学者的“红宝书”。迄今已出七版，其影响跨越近半个世纪。

随后，王世民与弟子韩仲成合编了《局方别裁》一书，是将通行的十卷本《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方剂采用现代方剂学分类法的改编本，任应秋老师题词“合药成方，领方以剂”，也是一本非常实用的方剂学专著。

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文献目录学家，堪称“学海”的李茂如评价王世民，是个踏实做学问的人。

“好医官”当先识药

专于医而通于药，强调“医应识药”，提出“组方对证，遣药对症，方药协调”。

名师出高徒，王世民对孔嗣伯的“脾湿肝热说”“孔门特色用药”，白清佐的“脾湿肾寒说与附子”，印会河的“抓主症及用药选方”，刘寿山的“特殊药物的使用”等均有深刻的体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受益匪浅，临床诊病效果很好。

中医药学家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说：“更有大误药中寻，与君细说好留神，药材真致力方深，有名无实何能效，徒使医家枉用心。”王世民专于医而通于药，强调“医应识药”，提出“组方对证，遣药对症，方药协调”的学术观点，即“方对证，药对症”。实际临床治疗上可以衷中参西，但不受西医病名的约束，重在辨证选方。比如溃疡病属虚寒者，悉用黄芪建中汤加减，益气温中，缓急定痛，紧扣主证，改生姜为干姜或炮姜，增强温中定痛功能，其效更捷，即是“方对证，药对症”的典型代表。

王世民常常下基层出诊或上山下乡，为缺医少药的山区民众服务，他被群众称颂为“好医官”。“修身淑世，谦恭敬业”是王世民做人的修养。他的学生、山西省中医院副院长刘光珍说，“老师‘医德高尚、做人低调、不计名利、不忘初心、终生不悔’的人生信条，‘做事务实守信、坚守责任、敢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成为我们一生的榜样和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之源。”

由于王世民熟谙中草药的药性药理，临床上往往能用不花钱或少花钱的“奇招”治大病。大约是1995年秋末，一位农村女孩，家里贫寒，患肺结核已久，咳血经闭。王世民巧用“食疗”，蚂蚱研粉，另加刺儿菜（即中药小蓟）煮食，蚂蚱能补充蛋白质和钙，小蓟凉血止血，两个多月就见效了，第二年开春便能下地干活。中日友好医院的印会河老师得知后，题赠“恫瘝在抱”褒扬王世民心系贫寒患者的高尚医德和弃繁就简的医术。“恫瘝在抱”出自《尚书·康诰》，意思是指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

然而，王世民却谦虚地自称“拙医”：“拙，迂拙之谓也。余生性愚鲁，自诩学习还算努力，谦恭敬业。然而，从医六十年，静心自问，深感学贫术拙，故自号‘拙医’以遮羞，多少也算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举措吧。”

分子式“对话”李时珍

把中药的作用归纳为固有、次生和配伍三种，此观点可以说前无古人。

“想得到更好的，要先掌握知识，根据实际的情况，用掌握的知识和能力，来解决现实的问题，这就是智慧。”王世民在教学中常常鼓励学生在“打好地基”的基础上，善于思考，勇于创新。

“王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有能力把知识变成智慧的人，而且能把这种能力教给学生。”山西中医药大学校长李青山说，他经常带领学生上山认药、采药，教导学生研究方剂，研究中医。对于药性理论，王世民把中药的作用，归纳为固有作用、次生作用和配伍作用三种，此说可以说是古今文献上未曾见到的。

中药的固有作用是它本身就具备的，特有的或主要的作用。王世民认为，这种作用，由其内在的化学成分所决定。成分不同，性味有别，作用各异，但对某一类药是有其共性的。

王世民举了一个例子。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说：“兰凡五种（菘兰、蓼兰、马兰、木兰和吴兰），诸兰形虽不同，而性味不远，故能解毒除热。”意思是说，它们的植物形态虽不同，但其性味功能差不多，均属于寒凉药。提示性味相同的药可能有共同的物质基础。现代研究证实，这类物质就是吲哚苷类及其水解缩合产物。

李时珍的话，可以用化学分子式表达翻译出来，这是对传统经典的创新。了解了药物的固有作用与其内在的化学物质的关系，可开发新药，青蒿素就是最成功的案例。

“药物的次生作用是固有作用衍化、派生出来的；配伍作用是按照中医理论，把两味或数味药同用于一个处方中所形成的‘合力’。”王世民说，仅仅把组成方剂的单味药功能，简单地用相须相使或相杀相畏的关系加以说明，不够全面。要考虑这些次生作用、配伍作用，或许才能揭示出方剂的真谛。“应该大胆而又谨慎地研究，促进中医药‘涅槃’重生。”

1976年，王世民（右一）带领西学中班学员压制腊叶标本。

“三个一”实验室

在一张桌子、一对笼子、一堆瓶子的实验室，创建了第一个方剂学实验室。

在中医界，常常是“万般皆下品，唯有临证高”，好像只有临床家才算得上中医。在中医临床上有不小成就的王世民，做出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决定：建实验室。

“有人不理解，说我是‘叛徒’。”王世民认为，把中医学仅仅限定在临证治疗上，看不到学科分化的进步意义，不利于中医药的提高和发展。

其实，当时已经有一些从事现代科学研究的人介入中医药学，但是王世民觉得他们只是“研究中药”，不是“中药研究”。“他山之石能攻玉”，但“邯郸学步不可为”。

上世纪70年代初，王世民把单身宿舍里一间空房子作为实验室，实验台是从食堂搬来的一张方桌，用作描记的仪器是最简陋的钟表式“记纹鼓”，1978年才有了三导的生理记录仪。有些同事戏称这是一张桌子、一对笼子、一堆瓶子的“三个一”实验室。

就在这样的“三个一”实验室基础上，王世民于上世纪80年代创建了第一个方剂学实验室，开辟了全新的研究方向，将实验药理学方法和现代化学方法引入方剂学研究中, 主张对方剂学进行进一步的学科分化。1986年率先招收实验方剂学研究生；1990年召开全国首次实验方剂学研讨会；并积极筹措创办《中医实验方剂学》专科杂志。

原卫生部部长陈竺曾说过，中医发展应坚持两个方向，其一是原汁原味，即按照中医自身的特色传承下去；其二是“与时俱进”，即运用现代科学的手段开展研究。

在学术上，王世民以“仰古尚新、与时俱进”作为研究中医药的基础思维和认识方法。中医实验方剂学主要分药理研究和化学研究两大类。研究对象主要是对古方、名方进行有新意的探索。

他培养的17名研究生相继成为本领域的权威专家和技术骨干，再传弟子逾百名，并衍生分化出方剂化学等新型分支学科。

“中医方剂化学是一门新兴分支学科。”他的学生、山西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院长张朔生介绍，山西中医药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原中药学院院长裴妙荣在这方面是老师的得意弟子，以她为首的方剂化学研究团队先后成功申报了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拥有方剂化学研究方面多项卓有见地的成果，并出版了《中医方剂化学》专著。

另外，在实验方剂学研究的历程中，王世民对名贵中成药龟龄集、定坤丹的实验研究获得山西省科技成果二等奖，与太原市日化研究所研制的卫生洗剂康洁司乐，是北京亚运会指定的卫生用品之一，产品投产后，救活了濒临倒闭的太原市日化厂，并发展成为“山西康洁司乐药业有限公司”，近30年来产值达20余亿元人民币，利税1.2亿元，解决6000多个工作岗位，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与南开大学同行联合开展的党参及连翘微量元素标准参考物质研究，作为一级国家标准参考物，填补了中药微量元素标准参考物的空白。

“王世民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及地方经济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之无愧地成为同行和后辈的楷模与典范。”山西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冀孝如说。

“七七相会”

七夕节是王世民的生日，也是一年一度的师门欢聚日。

生活中，王世民是个有趣的人，幽默、风趣，而且洒脱。住着简陋的房子，过着丰富的日子。他的弟子、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贾跃进说，“虽家徒四壁，却书香满堂。我们喜欢去王老师家，坐在书堆里聊天。”

王世民的孩子都在外地，所以他的这些学生们就像他的孩子，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都会和他交流。有时候聊完天，还会蹭上一顿饭。

“老师做得都是药膳，五颜六色，十分讲究。”王世民是山西省药膳养生学会终身名誉会长，几十年的研究，早就把药膳理论融入一日三餐。学生们与其说“蹭饭”，不如说是学习。

七夕节是王世民的生日，也是一年一度的师门欢聚日。

“我们从1986年开始给老师过生日，至今已经31年了。”刘光珍在王世民从医60年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代表学生发言，结尾时说：“春秋寒暑、盼您长寿，我们还想为您再过三十一个、四十一个、五十一个，甚至更多个生日，即使有一天，我们也不能亲自举杯为您祝寿，但我们会将这个接力棒传递下去，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的儿女、子孙去完成。”

“之所以我们这么尊重老师，是因为老师对他的老师们常常挂在嘴上，时时心怀感恩”，贾跃进说，“我们在学习、继承王老师的学术经验，而同时耄耋之年的老师也争分夺秒，认真总结整理他的恩师们的学术思想，出版了孙华士的《幼科金针》、印会河的《中医内科新论》、《印会河抓主症经验方解读》、白清佐的《白清佐先生临床经验辑要》、谢海洲的《中医药丛谈》、《谢海洲医学文集》等，近年又出版了《侍师襄诊传心回忆录》一书。”

传承与创新，在王世民和他的老师们及学生们之间，潜移默化且卓有成效地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