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症不同于辨证。所谓辨证，即通过四诊，进行八纲、脏腑等辨证，分析病因、病机等对患者表现的症状、体征进行综合分析，辨别为何种病证。马王堆简帛医书中的症状辨症治疗学思想，即将疾病依据所表现症状的不同特点，进一步区分为若干小类，再制定与其相应的病名和治疗方法。从症状出发所得出的诊断结论是对证候本质的揭示，结论准确可靠、方便灵活，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深远意义，是中医诊断的优势与特色所在。

　　什么是症状

　　症状指机体因发生疾病而表现出来的异常状态，包括患者自身的各种异常感觉与医者直接感知患者的各种异常表现。

　　症，形声字，楷书“症”是“證”的分化字，證今简作证，本义指证言，作为病的验证，即病象，后俗遂改作症，从广，正声。《说文·言部》曰：“證，告也。从言，登声。”本义为证实。《中华大字典·广部》曰：“症，俗證字。”本义为病象，即症候。中医的整体观念认为脏腑与体表是内外相应，内在脏腑病变的信息会反映于体表。《丹溪心法》云：“有诸内者形诸外”，说明症状是人体内在病理变化的外在表现。因此，症状所反应的信息，大多是疾病证候的本质反映。

　　《五十二病方》中的小类病名

　　1973年底，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大都是失传两千年的佚书，还有部分简牍，计610枚，其中医简200枚。其中包括一批从未传世的古医书15种，内容涉及经络理论、病因病理、针灸、砭石疗法、药物疗法、养生、导引、房中诸多方面。《五十二病方》是马王堆医书及至目前已整理出版的简帛医书中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医学方书，也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我国最古老的医学著作。马王堆简帛医书中的症状辨症治疗学思想，即将疾病依据所表现症状的不同特点，进一步区分为若干小类，再制订与其相应的病名和治疗医方，即是辨症诊断的具体运用。现列举《五十二病方》中的一些有小类病名的疾病简要说明辨症治疗。

　　“痂”的小类病名：“濡痂”“生（产）痂”“干痂”等；

　　“”的小类病名：“牝（）”“牡（）”，简书言“者有牝牡，牡高肤，牝有空（孔）”；

　　“疕”的小类病名：“疕无名而痒”“行山中而疕出其身，如牛目”“露疕”等；

　　“蟘”的小类病名：“蟘蚀口鼻”“蟘蚀齿”等；

　　“痈”的小类病名：“痈自发者”“痈肿者”等；

　　“痔”的小类病名：“牡痔”，又有“蠃肉”“鼠乳状”“多孔者”“居窍旁（者）”“居窍廉（者）”“牝痔”，又有“有空（孔）而脓血出者”“有数窍，蛲白徒道出”“未有巢者”“巢塞直者”“人州出不可入者”等；

　　“疽”的小类病名：“骨疽”“肉疽”“肾疽”等。

　　痈

　　痈的文献记载

　　《灵枢·痈疽》曰：“营气稽留于经脉之中，则血泣(涩)而不行，不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热。大热不止，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故命曰痈。”凡肿疡红肿高起，焮热疼痛，周围界限清楚，未成脓前无疮头易消散，成脓后易溃破，溃后脓液稠黏，疮口易敛者，都称为痈。多因外感六淫，饮食失宜，外伤染毒等致营卫不和，邪热凝聚，气血凝滞，热胜肉腐而成。

　　因其发病部位不同，痈之名称很多，总括为内痈、外痈两大类。多种疮毒的泛称。《素问 ·至真要大论》曰：“太阳司天……血变于中，发为痈疡。”具体的指疮面浅，局部有红、肿、焮热、疼痛，皮肤光泽而薄，分泌液黏稠或有腥臭味等阳性类型的疮毒，后世称为“外痈”。还有发于脏腑的如肺痈、肠痈，后世称为“内痈”。

　　痈皆多因外邪入里化热或过食肥甘，湿热蕴积，气血瘀滞，化毒腐肉败筋所致。临证均有肿胀、焮热、疼痛及成脓等症，属急性化脓性疾患，好发于皮肤韧厚的项、背部，也可见于上唇和腹壁，常见于身体虚弱或糖尿病患者。开始表现为大片酱红色炎症区，逐渐形成多个脓头，中心部塌陷，状似蜂窝。

　　痈的治疗

　　痈者，壅也，为阳，属六腑毒腾于外，其发暴而所患浮浅，因病原禀于阳分中。盖阳气轻清浮而高起，故易肿、易脓、易腐、易敛，诚为不伤筋骨易治之症也。患处剧痛，常伴有全身寒战、发热。治疗除局部用外用药外，还需用内服药 治疗。外科治疗需作深达筋膜或筋膜下的“十”字、双“十”字或“井”字形切开，然后换药治疗。

　　疽

　　疽的文献记载

　　《灵枢·痈疽》曰：“热气淳盛，下陷肌肤，筋髓枯，内连五脏，气血竭，当其痈下，筋骨良肉皆无余，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夭以坚，上如牛领之皮。” 热气淳盛，下陷肌肤，筋髓枯，内连五脏，血气竭，当其痈下，筋骨良肉皆无余，故命疽。疽者，上之皮大以坚，上如牛领之皮。痈者，其皮上薄以泽，此其候也。张介宾在《景岳全书·外科钤》卷四六论述到：“疽者，结陷于内阴毒之气也，其肿不高，其痛不甚，其色沉黑，或如牛领之皮，其来不骤，其愈最难。或全不知痛痒，甚有疮毒未形而精神先困，七恶叠见者，此其毒将发而内先败，大危之候也。”“疽者，沮也，为阴，属五脏毒攻于内，其发缓而所患深沉，因病原禀于阴分中。盖阴血重浊，性质多沉，故为伤筋蚀骨难治之症也（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卷一）。”

　　凡疮疡表面为漫肿平塌，皮色不变，不热少痛，未成脓难消，已成脓难溃，脓水清稀，破后难敛者，都称为疽。“疽者，五脏不调所生也，五脏主里，气行经络而沉，若喜怒不测，饮食不节，阴阳不和，则五脏不调，荣卫虚者，腠理则开，寒客经络之间，经络为寒所折，则荣卫稽留于脉。荣者血也，卫者气也，荣血得寒则涩而不行，卫气从之，与寒相搏，亦壅遏不通。气者阳也，阳气蕴积，则生于热寒不散，故聚积成疽。脏气沉行主里，故疽肿深厚，其上皮强如牛领之皮，久则热胜于寒，热气淳盛蕴结伤血也。血肉腐坏，化而为脓，乃至伤骨烂筋，不可治而死也（《诸病源候论》卷三二）。”

　　疽的治疗

　　疽可因感受外邪，邪气郁于肌肉筋骨之间，气血凝滞而成；或因情志内伤，气血失调；或因恣食炙煿肥腻，痰凝湿滞而成。宋以前的疽仅指无头疽，自宋《卫济宝书》始见有头疽的描述。现代中医按疽病早期有头和无头而分为有头疽和无头疽两大类。疽的治疗，汪机在《外科理例·辨痈疽治法》提到：“治疽初发，当以涓子法为主，填补脏腑令实，勿令下陷之邪延蔓，外以火灸，引邪透出，使有穴归而不乱攻，可转死为生，变凶为吉。”

　　痔

　　痔的文献记载

　　《五十二病方》将痔分为牡痔与牝痔，“牡”本义为公兽，引申为阳、外，牡痔即外痔；“牝”本义为母兽，引申为阴、内，牝痔即内痔。对牡痔的症状描述有：“有蠃肉出，或如鼠乳状，末大本小，有空（孔）其中”；“多空（孔）”；“牡痔居窍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枣覈（核）”；“牡痔之居窍（廉），大如枣覈（核），时痒时痛”。

　　牡痔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肛瘘，是肛门及其周围生成瘘管，疮口突出，脓液外流不止的病症。《五十二病方》对牝痔的症状描述有：“痔入窍中寸，状类牛蟣三然，后而溃出血，不后上向”“有空（孔）而脓血出”；“有数窍，蛲白徒道出”；“未有巢者”“巢塞直者”；“人州出不可入”；“血痔”。

　　“牝痔之入窍中寸......后而溃出血，不后上向”对确认《五十二病方》时代有关牡痔、牝痔命名基准十分重要，病变部位在肛门里1寸左右，排便时出血，不大便时向上收缩到肛门以内，此牝痔所述的症状和现代的内痔症状描述完全一致。二、三期内痔在排便时痔核脱出，排便后痔核自行回纳，排便时痔核溃破出血，便后痔核回纳出血停止，我们不得不敬佩古人的观察。

　　痔的广义概念：指九窍中小肉突起，泛指多种肛门部疾病。《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癖为痔。”痔，系直肠下端黏膜下和肛管皮肤下痔静脉扩大、曲张所形成的静脉团，按其生长部位不同分内痔、外痔及混合痔三种。该病多因平素饮食不节，过食辛辣，燥热内生，下迫大肠，或久坐久立，远行，或临产用力，或大便秘结，久泻久痢等而使血行不畅，血热相搏，浊气瘀血下注肛门而致。

　　痔的治疗

　　痔的治疗方法甚多，内治以清热凉血，润燥疏风为主，根据病人体质和症状进行辨证处理。外治有手术、枯痔、结扎、熏洗、挑痔等法，随症采用。

　　症状(包括体征)是疾病的外在表象，是组成证候的基本单元，是辨证的原始资料，最终是诊断证候和病名的依据。根据中医的思维，中医辨证模式立足于“有诸内者形诸外”的诊病方法，症状始终作为诊病辨证的根本依据。传统中医对症状的依赖，并非简单、对号入座式地使用症状的意义，而是通过对症状这一表面现象的收集、分析，把若干相互关联的症状综合起来，运用排列组合、逻辑推理，总结其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证候的基本要素，推导证候或疾病的本质，形成证名和病名诊断。这一过程，经过复杂的辨证思维，使具有多重含义的症状从单一的非特异性指标，转化成由多个症状有机结合的，具有模糊结合趋向的特异性指标，成为疾病发展到某一阶段的总体机能反应状态的高度概括。因此，从症状出发，所得出的诊断结论是对证候本质的揭示，结论准确可靠，方便灵活，不依靠任何条件设备，具有持续发展的深远意义。立足于症状，特别重视症状的辨识，正是中医诊断的优势与特色所在。（谢妍 海南省博鳌超级中医院）

武威汉墓医简探秘
摘自2023-4-10中国中医药报
韩晓雯 北京中医药大学

武威汉简“治妇人膏药方”（复制品），藏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内，有一张武威汉简“治妇人膏药方”（复制品）。这张膏药方的原方，来自于东汉古墓中的一部医书。
1972年11月，甘肃武威旱滩坡在修建水利工程时，意外发现了一座东汉时期的古墓。考古人员发现，墓中有一座炕形的陈棺台，台前立着一根顶部装饰着鸠鸟的木杖，棺木打开，墓中仰卧着一位老人，胸口下覆盖着彩绘的布匹，头前的布袋中装着一卷折叠起来的简书。据《后汉书》记载，“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欲老人不噎。”甘肃武威地区的汉墓中多次出土了鸠杖，可见对七旬老人赐以鸠杖的优抚制度在东汉时确实存在。旱滩坡的墓葬中出土的鸠杖也证实了墓主人是一位年过七十的老者。墓主人头前布袋中所装的简书应为这位老人生前常用之物，经学者研究，这批简牍共92枚，简文结尾有“右治百病方”尾题，是一部医方书。由此可见，这位墓主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医生。
这部《治百病方》中保存了比较完整的医方30余个，大多以复方形式出现，一个方剂少则两三味药，多可达15味，证明当时已能很好掌握复方的应用。其中的药方如“治风寒逐风方”“治久咳逆上气汤方”“治金创止痛方”“治妇人膏药方”“治目痛方”等，涵盖了内、外、妇、五官、针灸等各科内容，不仅详细记载了病名、症状、药物剂量、制药方法、服药时间、各种不同的用药方法，还有针灸穴位、针灸禁忌等，内容丰富。所列药物近百种，其中69种见于《神农百草经》，11种见于《名医别录》，很多是西北地区所产的药物，如当归、党参、大黄、甘草等。治病所用的剂型有散剂、膏剂、丸剂、栓剂、汤剂等，并以酒、米汁、豆汁等作为引子，以助药效发挥。武威医简对于药物的炮制加工也有不少论述，医简将炮制加工称为“治合”，其中颇为具体地介绍了半夏、狼毒这两种有毒中药的炮制方法，与今天所用的加工方法十分相似，显示古代医家对于炮制毒性药物已有不少经验。
根据墓中所出五铢钱、墓葬形制、随葬品及简文字体和写法判断，《治百病方》的成书时间应为东汉早期，正处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所处年代之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书中记载的治疗方法已初步体现出辨证施治的精神。如简79、简80甲、80乙所述病名、主症基本相同，但所用药物却大相径庭，前方以热药为主，如桂枝、蜀椒等，后方以寒药为主，如石膏等，体现了“同病异治”的施治原则。有学者研究发现，武威汉墓医简所载方药、病名、对症状的描述与《伤寒论》中的方药有相似性，进而提出，武威医简中的方药可能是张仲景“博采众方”中的一部分，其时代晚于马王堆《五十二病方》，而早于《伤寒杂病论》。
武威汉墓医简中的78枚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它们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湖北张家山汉墓医简一起，见证了中国医学的早期发展。

挖掘整理天回医简的深意
摘自2023-4-17中国中医药报
王青云
中医经典是中医理论的基石，是中医学的灵魂，是中医传承发展的基础。天回医简作为早于《黄帝内经》两百余年的医学经典，其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重如千钧。
从科学细致的发掘保护、严谨求实的整理研究到学术源流的考证，天回医简的整理出版实现了考古发掘与文献整理的“无缝对接”。医简实际整理时间为8年，相比较出土文献领域从考古至报告出版的其他简牍来看，其出版速度可以说是“光速”。由此可见，天回医简整理组对中医传承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天回医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整、最具理论和临床价值的古代医学文献，其蕴含的中医学理论观念、辨证思维、独特技艺，以及方药加工、针刺手法、中医药知识等，都将进一步地被发掘。这对于提升对中医学文化根脉的理解，拓展临床思路，指导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医学发展脉络将更加清晰可见，从诊断辨证到遣方用药，都更加贴近中医本源。
近年来，柳长华带领研究组围绕出土医学文献研究，还开展了中医百部经典、巴蜀未刊稿抄本的整理，出版了《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专刊，开办了中医冷门绝学继承型人才和百部经典整理研究培训班。天回医简的出版必将成为中医历史文献研究的热点，出土医学文献研究也不再是“冷门绝学”，而将是中医未来发展的生命之源。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医药学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至今仍然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关键在于中医药人薪火相传，致力于中医药传承的坚守。恰逢一个追寻民族传统、回归文化本源的时代，中医必将在传承中发展，生生不息。

天回医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整、最具理论和临床价值的古代医学文献，不仅让失传已久的扁鹊医著重现世间，还证明至少在汉代前就有了较为完整的中医理论与诊疗体系——
千年竹简重现医祖扁鹊奇术风采
摘自2023-4-17中国中医药报
本报记者 王青云

图为出土的天回医简。
2012年，在四川成都地铁三号线建设过程中，意外在天回镇发现了一处西汉墓葬，被称作“老官山汉墓”，考古队对此进行了一年多的抢救性发掘。
在3号墓椁室的北侧夹层一个隐秘的角落里，一堆漆黑的细竹条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经过清理辨识，这些不起眼的细条竟是写满文字的简牍，涉及经脉、脏腑、腧穴等内容，更有沿用至今的多个古代方药，这批珍贵的竹简被命名为“天回医简”。和医简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具精美的木制髹漆经脉人像，比宋代的针灸铜人早了一千多年。
十年寒暑，历经艰苦细致的整理研究，《天回医简》由文物出版社于近期正式出版。《天回医简》主编、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院特聘院长柳长华表示，《天回医简》在学术上源于扁鹊与仓公，它的整理出版为研究早期中国医学的历史提供了新史料，也将为当代中国医学研究和应用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从而引领中医学术研究的前沿。
失传的扁鹊医学著书重现世间
“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扁鹊是我国第一位被正史立传的医家，然而因其所著医书的亡佚，他的医术已久不可考。正因此，天回医简的出土宛若天赐，让扁鹊的医学经典得以重见天日。
如何推测并确认天回医简就是扁鹊传书？
时间回到2012年9月，考古队员用“煮过的面条，还是湿的”来形容刚出土的细竹条。断简残文，字迹漫漶，医简还原整理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清洗，显影，拍照，红外扫描……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研究员武家璧对医简上的文字进行了仔细辨认，发现竹简中包含了许多医学术语，应该是一部古代医学著作，并发现一个叫“敝昔”的人名。
敝昔是谁？武家璧在深入查阅西汉早期文献后，惊奇地发现“敝昔”就是扁鹊。
彼时，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的柳长华密切关注着天回医简的消息。在他看来，这些出土医简是对当时医学最真实的记载，应该是《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扁鹊内经》和《扁鹊外经》的原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贵史料。
2014年春天，柳长华一行踏上了前往成都考察的旅程。真正看到医简并且参与研究后，柳长华欣喜不已。“蕴含的信息太丰富了！医简中出现的5处‘敝昔曰’，可以确认这批医简应该就是扁鹊医著。”
在各方推动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文物局联合立项，成立了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的天回医简整理组，对这批医简开始进行系统性研究。
整理组结合竹简形制、堆叠、编联、书写以及简文内容等不同方面，对全部出土竹简进行了细致整理，历经清理、整理、释文等程序，再利用数字化技术对医简进行扫描以便识别，在出土的900多支医简上，粗略统计文字2万余字，兼见篆隶、古隶及隶书，可见是墓主生前使用的书，而非下葬时一次抄录。
900多枚医简被整理为《脉书•上经》《脉书•下经》《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犮理》《刺数》《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经脉》与《疗马书》8部医书，涉及经脉、脏腑、腧穴、刺法、治疗马病等内容，更有沿用至今的多个古代方药。“这8部医书构成了一门系统的医学。”柳长华介绍，天回医简的内容，大多是讲色脉诊以及针灸原理的内容，与扁鹊医学一脉相承，还发现了关于“五色脉诊”的内容，这正是扁鹊医学最突出的标志。
根据考古和学术的推断，医简主体部分抄录于西汉吕后至文帝时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仓公淳于意的行医与授学时间相去不远，墓主人下葬年代在西汉景、武时期，其年辈应与仓公弟子相当。
经过精细的考古，反复的求证，研究团队证明了天回医简确为扁鹊仓公所传之医书，汉景帝时由齐鲁传入蜀地。其所反映的汉代医疗水平已十分发达，不但用上了“中成药”，更有详细的色脉诊体系，证明两千多年前的医学已有较完整的理论与临床体系。
《黄帝内经》或为天回医简解经之书
在过去的八年间，柳长华有无数个凝视着竹简的时刻。“两千年的跨度，我们一下子给接起来了。”柳长华称天回医简的出土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天回医简整理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发现，需要与文物保护专家密切合作，于是，整理组成员频繁往返于北京、成都之间。为了探索天回医简的奥秘，整理组日夜钻研，格外谨慎地对待这一宝藏。柳长华经常每年要跑七八趟成都，“看图像，一有疑问就想去看看竹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个过程让整理者们充满期待。
经过长久的研究，柳长华等专家组成员认为，“《黄帝内经》不是经，而是解经之书，相当于老师教学生的讲稿，而这个经就是天回医简。”如此推测源自天回医简中《脉书•上经》的内容，往往一句话就在《黄帝内经》中演绎成一篇甚至两三篇文章。
《黄帝内经•素问》里提到，上经者言气之通天也，下经者言病之变化也。“这就是脉书上下经的命名来源，我们认为天回医简是《黄帝内经》所引用的古医经。”《天回医简》整理组成员顾漫说。
《脉书•上经》主要讲的是“通天”，其中提到“五臧 （藏） 九徼 （窍）十二节，皆鼌（朝）于气”。朝于气，就是人的五脏六腑与自然界相通，即“通天”。这是已经失传的重要医学理论，可以解释针灸治病的文化根脉。
《脉书•下经》则包含了更丰富的“言病之变化”的内容。“其中记载了两大类疾病系统，一类是以十二经脉为基础的疾病分类方法，施之以诊脉和针灸；一类是以风、痹等三十余种疾病分类，施之以方药。传世的《素问》和《灵枢》基本是以此分别的。”柳长华说。
与医简同时出土的髹漆经脉人像，又称作“人体经穴髹漆木俑”，是我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为探究上古时期针灸学术源流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物证。
高约14厘米的小木人直立，手臂下垂，五官清晰，体型匀称，精致程度让考古队员们惊叹不止。其头面、四肢、关节、胸腹、腰背处镌刻约有111个点和“心、肺、肝、胃、肾”等20个铭文。体表有彩绘经脉线11条、刻划经脉线12条，另有“间别脉”40余条，纵横交错，遍布全身。柳长华介绍，这111个点在医简中称作“脉口”或“气口”，这就是后来的“腧穴”。“以前我们看《黄帝内经》等古代中医经典著作时，由于缺乏模型标示，一些关于经脉理论与主治的地方看不懂，现在，通过髹漆经脉人像和天回医简，揭示出两千多年前我国就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经脉医学理论体系，让很多以前我们看不懂的经脉医学名词变得清晰起来。”柳长华说，髹漆经脉人像是揭秘古代中医经脉理论与应用的一把“钥匙”，与天回医简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天回汉墓发掘的领队谢涛表示，天回医简作为首次出土的较为系统完备的“医经”文献，内容可与传世医书比较互证，对揭示早期医学发展的水平及考证《黄帝内经》等传世医学经典的来源和形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医简窥见经典名方之源
千年竹简，记载着中医学的早期足迹，其现实价值在何？
“从事天回医简研究以来，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医简中的许多内容是历久弥新的，有很多常见病的配方依然具有价值。”柳长华介绍，《治六十病和齐汤法》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成方制剂专书，记载了治疗风、痹、瘅、消渴、伤中等内、外、妇、儿各科疾病的105首医方，侧重于制剂的制作方法。
“《治六十病和齐汤法》有很多以酒入药的医方，如治风痹偏枯药方、治寒热咳醪方等。”天回医简整理组成员罗琼介绍，105首医方中，药方有101首，祝由方4首，其中有44方用酒，而且酒的品种很丰富，包括美酒、淳酒、醇酒、厚酒、薄酒、温酒等。
罗琼表示，《治六十病和齐汤法》中的药物制剂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和规范，可操作性极强，对方剂组成、药物炮制、成药的修制方法、服用方法及禁忌等，都有详细的记述，特别是对复杂制剂的工艺流程，叙述不厌其详，可见其重在指导成药的生产过程，保证制剂的品质。
“另一方面，《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反映了当时方剂使用的实际情况，这些见载于出土文献的方剂为考证经典名方的来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罗琼举例说，如其中的治疝方与《伤寒杂病论》中的仲景桂枝汤只有穀与甘草之别，据此可以窥见仲景桂枝汤的来源。
在柳长华看来，天回医简是更为古老的医学文献，更能够从“本源的、民族的、文化的、历史的角度解释中医历史”。“中医在两汉时期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继续深入对天回医简所蕴涵的历史、文化、生命与疾病思想开展研究，必将向世人展示更多中医宝贵遗产。”
天回医简的出土，带动了出土医学简帛文献的整理研究热潮。2018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院，特聘柳长华担任院长，旨在全面系统地研究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推进中医药传承发展。
《天回医简》的出版，为学术界提供了准确可靠的一手研究资料。书中一次性完整公布了考古发现的资料，除了收入竹简的红外扫描图版、可见光彩色图版、反印文图版、释文注释及髹漆经脉人像的高清影像等基本资料以外，书中还附有髹漆经脉人像的彩绘线图，及竹简室内清理的揭剥示意图等，以便于研究者复核、验证。
“能遇见天回医简是我的幸运。”柳长华感概道， “希望中医学者能够关注历史，关注经典，通过加强对天回医简的系统性研究，引领学术研究前沿，推动中医药理论创新，并运用到临床上，探索提高中医临床疗效，也让更多的百姓了解我们自己的医学文化，提高文化自信。”

《天回医简》解惑第12脉
摘自2023-5-12中国中医药报
李永明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
最近出版的《天回医简》（2023年2月，国家文物出版社）被称为在已出土的汉代医书中，“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整、最具理论和临床价值的医学文献”。其完整性，从“脉书-下经”对脉的描述可略见一斑。比较可知，“天回医简”是已出土汉代几种简帛“脉书”中，唯一一部描述了12条脉的医书。而其他版本，如马王堆医帛和张家山医简等，所描述的脉都是11条。
最后出土的新证据
笔者认为经脉的初始发现是有解剖学依据的。以手厥阴心包经为例，最初脉的发现者可能不知道上臂中间有条动脉，只发现了桡动脉和尺动脉对应肺经和心经。但现代解剖研究发现，在正常人群中，有10%~30%的成年人有遗留上臂正中动脉，这支动脉在前臂与手厥阴心包经的循行大体上一致，很可能是手厥阴心包经的解剖依据。因为正中动脉的发现和证实需要通过大量临床病例和较长的摸索时间来完成，所以手厥阴心包经是12条脉中最后被发现的一条。同样，西方医学家哈维于1628年发现了血液循环系统，而解剖学家首次报告正中动脉时已经是1864年了。
关于11脉到12脉的转变，以前学界还有其他很多种解释，主要认为第12脉的增加是出于古人的“主观臆断”。最常见的猜测是，古人为了数术相配，或为了对应足三阴的厥阴经而增加了一条手厥阴经脉。
从入葬时间上看，“天回医简”晚于马王堆及张家山11脉简帛，但从内容上看则早于《黄帝内经》。其中对第12脉的记载尤为珍贵，可能为11脉到12脉的转变提供新的证据。在考古学领域，最后出土的文献往往会成为最新的证据，那么，“天回医简”的原文揭示了哪些新的证据呢？比较一下“天回医简”与《黄帝内经》原文，可初见端倪。
“心主之脉，系掌中，上出臂中，出肘中，走腋下，入胸，循胸里，上加大阴，上循喉咙，下系心。其病：手热，肘挛，腋痛，心痛。”（《天回医简》47页）
“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下膈，历络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胁，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臑内，行太阴、少阴之间，入肘中，下臂，行两筋之间，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别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是动则病手心热，臂肘挛急，腋肿，甚则胸胁支满，心中憺憺大动，面赤，目黄，喜笑不休。是主脉所生病者，烦心，心痛，掌中热。”（《黄帝内经•灵枢•经脉》）
心主之脉的解读
“天回医简”的原文及编著专家的注释清楚地表明，心主之脉起始于掌中（《黄帝内经》所载是止于中指端）。此脉的起点及沿上臂内侧正中的循行路线与正中动脉完全一致。然后再向上入肘中，也与正中动脉的延伸、肱动脉的循行完全相同。心主之脉经腋下，入胸腔，最后终结于心脏，整个循行路线与正中动脉及延伸动脉的解剖完全一致。从循行描述上看，心主之脉比手厥阴心包经更接近正中动脉的解剖结构。
对心主之脉的主病，文中所述简单明了。其病，手热、手挛、腋痛、心痛，这些都与正中动脉及肱动脉的病理变化及心血病变的表现非常一致。
“天回医简”作为第一部记载第12脉的出土医简，把最后一条主脉发现的时间下线定格到汉景帝到武帝时期，从而确定了中医发现心主之脉要早于西方解剖学家发现正中动脉两千年。
需要强调的是，肘中动脉搏动处是现代医学测量动脉血压和监测心率的最常用部位。而中国古代医家把这条脉称为心主之脉是非常有道理的，可以说是对心脏和心血管系统监测最方便的“窗口”。
与《黄帝内经》对比可见，在“天回医简”中，心主之脉还没有被归为手厥阴脉，也没有被归属于心包。这说明，发现这个解剖结构、功能和病理反应在先，而对这条脉的阴阳分类、脏腑归属及表里关系的配对是后来的事，下线为《黄帝内经》成书时期。可能的情况是，在“天回医简”补充了第12脉之后，于《黄帝内经》成书之前，出现了新的12脉分类和脏腑归属学说，最后产生了《黄帝内经》的“经脉篇”。
有意思的是，在《黄帝内经》的经脉篇原文中，还遗留了“心主”二字在手厥阴经的开头（即“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使心包经成为此文12条脉中唯一不以脏器名称开头的经脉。在“天回医简”出土之前，这个现象不好理解，而后世的文献和教科书，大多省去了“心主”二字。现在清楚了，“心主”是原始名，而归于手厥阴和心包是因为后来经络理论的变更。因此，有学者曾经提出“心主”可能是“藏”（脏），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想象，如果当年使用了“心主”替代了“心包”，那么中医理论中的“心主神明”包括一些现代医学所谓高级神经系统功能，就比较好理解了。这是不是古人承传古人的一个“误解“，有待今后进一步考证。
超越解剖结构的经络理论
虽然有许多证据表明经脉的最初起源是以解剖结构为依据的，但经络学说的后来发展，远远超出了原始的解剖结构，其部分理论模型是建立在“虚拟关系”的基础之上，成为中医诊断、辨证、用药、针灸及养生的理论基础。
从表面上看，从马王堆和张家山简帛到“天回医简”，再到《黄帝内经》的经脉篇，是一个由简到繁的渐进过程，符合医学实践和理论发展的经典模式。但其中有两个关键点，改变了经脉学说的发展方向，对中医经络理论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是第12脉的发现，使主要经脉在数量上变得上下对称、阴阳对称及有可能做到表里和脏腑匹配，在结构基础上适合应用当时的数术和阴阳等古代哲学理论来解释和推演。
第二个是确立脉的特定流注方向和连接顺序。最早的11脉都是相互独立的，其流向都是由肢端向心单向的，后来也有的脉是离心方向的，但“天回医简”所述的12脉都是由肢端向心单向的，经脉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只有到了《黄帝内经》，才出现经脉在肢端、头部及脏腑相接，阴阳和表里相配。
由此可见，必须满足了脉数为12及确立脉的流注方向和连接顺序这两个条件后，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完整的经脉系统，提出气血在12脉中周而复始运行的理念。这个“循环”概念显然是中医在医学史上的重要“发现”，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也是经络理论的核心内容。而目前的证据表明，主导了两千多年的经络理论，是在《黄帝内经》时代完成的。因“天回医简”文献仅满足了上述两个条件之一，所以说，在经络理论发展中，“天回医简”的“脉书”是从11脉到完善的经络理论之间的一部“过渡性经典”。
总之，“天回医简”对第12脉的补充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为后来出现的经络理论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心主之脉与正中动脉在解剖学和病理学方面完全一致，是手厥阴心包经的雏形，这一记载为经络起源的解剖学依据补充了新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