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吉(1929—2011),著名中医药学家、针灸学家、中医教育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第二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11年1月,我们的父亲张吉教授与世长辞,留给我们无尽的心痛与思念。2019年5月22日,是张吉教授诞辰90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缅怀这位对我们而言亦父亦师的中医大家。
先西后中的习医路
张吉1929年5月22日出生在辽宁省锦州市锦县一个偏远而贫穷的渔村。他天资聪慧,刻苦好学,早年间在村里的私塾读书,十二三岁时又踏上艰苦的外出求学之路。1948年,解放前夕,张吉中学毕业后,凭着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医科大学第四分校(现承德医学院)系统学习西医。1951年毕业后,正值抗美援朝时期,怀着为“最可爱的人”服务的满腔热忱,张吉来到热河省(旧行政区划省份,位于现河北、辽宁、内蒙古交界地带)荣誉军人疗养院工作。疗养院的条件极其简陋,收治了大量在朝鲜战场上负伤的荣誉军人,日常有上百名的危重伤病员。而年仅22岁的他是这里唯一的医生,当时他血气方刚,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和坚定的信念,不分昼夜地工作,可谓不遗余力。在这个岗位上,他不辞辛苦,默默无闻地工作了5个年头。1955年,因为勤奋努力的工作态度和显著成绩,张吉被热河省卫生厅评为卫生模范。
1956年,张吉作为调干生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从此和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北中医就读的6年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并作为学生干部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活动,有幸得到任应秋、秦伯未等中医大家的亲自指点,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1962年,张吉作为北中医首届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和妻子聂惠民一起被分配到刚刚建院的黑龙江中医学院(现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分别到内经教研室和伤寒教研室任教,并于1978年底奉调回到北京中医学院。他们在哈尔滨度过了16年光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从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成长为饱经历练、年富力强的栋梁之才。
倾力教书育人
1982年,北中医拟筹建针灸推拿系,张吉受命主要负责筹建工作。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中医,张吉以百倍的热情投入了工作。万事开头难,无论是教师队伍、课程设置、经费、设施设备等,都要从头开始。张吉又拿出他拼命三郎的精神,身先士卒,冲在一线,带领筹备团队共同努力,实现了针推系当年建系、当年招生的目标。
1983年,杨甲三任针灸推拿系主任,张吉担任系总支书记和系副主任,全面负责系教学和各项工作。1985年至1989年,张吉担任针灸推拿系主任,主持全系的工作,直到离休。这几年正是针推系迅速发展时期,从招生到实验室建设、教材建设、临床基地建设,以及开展国际交流等,每一项工作都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一切无不浸透着张吉的辛勤付出。
可以说,在北京中医学院针推系的始建和早期发展阶段,张吉为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所做的这一切为针推系后来的腾飞与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吉一生教书育人,授业解惑。他从1985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0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他爱生如爱子,悉心培养,倾囊相授,共培养了20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如今,他的学生中很多人已经成为中医界的顶尖人才。
张吉对于后辈年轻教师也非常关心和爱护。1982年针推系建系初期,系里新来了几位刚刚从外地分配来京工作的年轻教师,春节期间无法回家,张吉把他们请到家里一起度过了他们在北京的第一个春节。
德艺双馨 治病救人
张吉医德高尚,对患者心存大爱,直到80岁高龄还一直坚持出门诊。因为疗效好,他的门诊量很大,经常忙到中午不能按时吃午饭,十分辛苦。但他坚持多年不涨挂号费,对一些经济特别困难的患者,他会无偿为其治病。
张吉医术高超,凭着深厚的中西医功底和针药并用的独特优势,从医60载,疗顽疾,起沉疴,使无数患者恢复健康,重享生活的乐趣。
曾有一位进行性肌肉萎缩的患者,辗转于多家著名的西医医院,治疗未效。当这位患者从兰州慕名到北京求治时,全身肌肉萎缩严重,甚至脸部肌肉也出现萎缩,导致喝水外流。患者不但肉体上饱受病痛的折磨,精神上更是痛苦绝望。面对非常棘手的病情,张吉制定了针药并用的治疗方案。连续治疗4个月后,患者症状明显减轻,四肢及躯干肌肉逐渐饱满,力量增强,面部肌肉功能基本恢复正常,体重增加,对生活又重新燃起了希望。患者回乡前与张吉道别时,由衷表达了对他的万分感激。而这位患者只是被张吉治好的成百上千患者中的一个。
勤勉治学 薪火相传
张吉治学严谨,一生著书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他的著作《〈内经〉病证辨析》,出版于1988年,是基于《黄帝内经》理论的一部临床病因病证学理论专著,针对《黄帝内经》中述及的180种病证进行了原文解读、选注,并结合临床的应用进行解析和拓展,对于中医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他先后主编了《针灸学》(二版)、《针灸医籍选》《针灸医经选》《各家针灸医籍》(针灸学专业)等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的统编教材,堪称精品。
他主编的《针灸镇痛机制》一书,内容详实,从中医基础理论和现代医学角度,系统地研究针灸镇痛的机制和临床应用。书中汇集了针灸治疗疼痛性疾病的临证经验及20年来针灸镇痛的高水平研究文献和最新研究成果,对针灸后学者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和实用价值。
他的著作《经脉病候辨证与针灸治疗》,开辟了经脉病候辨证及针灸治疗的临床指导和应用之先河,创新意义明确,首次系统论述经脉病候体系和相应的针灸治疗的新途径,是关于经脉病候及临床治疗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医学专著。
张吉深谙《黄帝内经》,精研《灵枢》针法,用他独特的视角呈现其精妙之处,他著书立说,呼吁世人不要丢掉了“针刺之神”。
张吉的一生蕴藏着顽强的精神和卓越的毅力,生命不息,工作不止。他的很多著作和论文是在业余时间里完成的。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晚饭后都会去办公室读书、写书,直到临睡前才回家,几乎雷打不动。正是靠着这种水滴石穿、日积月累的扎实和勤奋,使他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张吉辨治疑难病经验集》成书于病榻之上。
2011年1月,在一个寒冷的日子,张吉教授匆匆地走了。他一生中到底写过多少书稿,使多少患者重获健康,培养了多少中医人才,无法精确统计。他给世人留下的宝贵财富,不仅仅是诸多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更值得我们去追思和学习的是他严谨治学、自强不息的精神。
张吉教授一生为中医药事业殚精竭虑,孜孜以求,堪称中医药事业的一代名师巨匠。高山仰止,心向往之。(张彤 张治宇 张宁)
(本文三位作者均为张吉教授子女,其中张宁就职于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古老的中医疗法在今日岭南绽放异彩
(2023-02-09
03:46:09)[编辑][删除]
摘自2023-2-8中国中医药报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千百年来,岭南中医秉承“至亲”“至善”的“杏林精神”,在一次次重大疾病到来时,挺身而出,书写了一页页大医精诚的壮丽诗篇。独特的岭南地域,造就了卓越的岭南中医。“非典”后的岭南,又一次杏树成林,杏花飘香。古老的中医疗法,在今天的岭南大显身手。当年依靠传统中医药理论完胜“非典”疫情的岭南中医人,继续运用中医药学理法方药,结合现代科学技术,让传承悠久的杏林之光,在新时代暖照人间。
仰观天地精华,众多自然疗法的诞生,正暗合了中医天人相应的思想。“一针二灸三用药”,神秘而不诡异,神奇而非迷信。熨刮、挤压、弹拨,施展的不仅是一门技法的魅力,起落间连接的,更是古老智慧的延续。
陈氏飞针 岭南针灸的典型代表
在“陈氏飞针”传人陈秀华所负责的广东省中医院传统疗法中心,每天都有慕名而来的新患者,也有早已熟识的“老病号”。陈秀华右手一个回旋,拇、食、中指搓放之间,针已瞬间准确入穴。定穴、消毒、入针,一气呵成,转眼间完成多个穴位的进针操作。这种独创的手指不接触针体的针灸手法,称为“陈氏飞针”,是岭南针灸的典型代表,被列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快速旋转方式刺入,准确、快速,痛感极微。陈秀华的老师陈全新是这门绝技的创始者。
古老神奇的中医医术往往离不开家学渊源。陈全新的祖父陈宝珊于1895
年在广州西关开设中医馆,治愈了大量骨伤科患者,他按照传统经络学说摸索循经点穴手法,形成了陈氏针法的雏形。后来,陈全新又对这一技法进行了深入探索与研究,针法理论更加完善。
在陈全新的指导下,陈秀华将这门独特的针法继续挖掘,如今在治疗失眠、颈椎病、面瘫、特应性皮炎等疾病方面疗效显著。好学的陈秀华同时还研习了更多的针刺手法,有些甚至在外科手术领域绽放异彩。2006年,一个古老的、沉睡多年的针刺麻醉术重新苏醒。患者没有使用静脉麻醉药物,而陈秀华却成功地用针灸技术实现了镇痛麻醉,协助外科帮助这位患者实施了“腰椎间盘脱出髓核摘除术”,患者术中、术后生命体征稳定,这例手术也成为全国首例应用平衡针刺镇痛麻醉的典型病例。
特色灸法 从民间挖掘出的中医疗法
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合称。最早记载于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夏长冬短、暖热少寒,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使得一种灸法在岭南备受关注,这就是“天灸”疗法。晋代葛洪、鲍姑夫妇是常年在岭南地区行医的天灸名家,为岭南天灸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挖掘更多散落在民间行之有效的特色疗法,广东开启了一年一届的“杏林寻宝”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药专家踊跃“献宝”。壮医棍针、芒针疗法、流传海外的切脉针灸法、四川的雷火灸疗法等,天南海北共聚一堂。广东已经举办了九届“杏林寻宝”活动,至今共展示了88个中医特色技术、超过300种特色疗法。很多过去只存在于文献记载或流传民间的疗法一时间如涓涓细流汇聚广东,并大放光芒。
陈璇如是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医院传统疗法中心、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赵氏雷火灸第七代传承人。她说,雷火灸跟一般灸条不一样,主要在于三大特点,第一是药性强,第二是火力猛,第三是渗透力强。主要的临床作用就是祛风散寒、消瘿散结、温经通络、活血祛瘀。尽管雷火灸以不同的形态存在着,但它内在丰富而珍贵的配方,让这种疗法至今在多个临床领域守护着人们的安康。
在众多中医技法中,还有另外一种操作要求极高的灸法,这就是“火龙灸”。火龙灸是在传统针灸理论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知识演变而来的一种温经通络新疗法。适合治疗体质虚寒、慢性虚损疼痛、内风关等难治类疾病。施灸时,会让人感觉丝丝热气像游龙般沿脊柱两侧向胸腹部、四肢逐渐扩散,而灭火后的缓缓按压,则让人在收获疗效的同时,尽享放松。
铜砭刮痧 进入中医特色护理范畴
2015年,刮痧名医李道政带着他的“虎符铜砭刮痧”从上海来到广州,走进了岭南人的视野,并首次招收护士队伍为收徒对象,让这一熟悉又陌生的疗法项目从此加入中医特色护理的“队伍”。
李道政结合传统刮痧特点,取古医砭法之精要,以中医经络理论为基础,利用黄铜特别的传导优势,借助独特手法和铜砭自身重量,使治疗更容易达到“引邪出表”的效果。经过多年临床经验的探索,铜砭刮痧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一个刮痧板、一瓶刮痧油,都是简简单单的器具,却能对身体起到不可替代的治疗作用。
竹罐疗法
具拔罐和药物治疗双重效果
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身上的拔火罐印记让人印象深刻。其实除了火罐,还有一种原理颇为相似、但却不常见的传统器具——竹罐。竹罐浸泡在浓浓的热汤药之中,药香弥漫在整个房间,用镊子迅速取出竹罐,甩净或用毛巾吸干水滴,随即紧扣在穴位上。竹罐内的负压使它紧紧地附着于人体体表之上。
药物竹罐具备拔罐和药物治疗的双重效果。竹子是世界上最具生命力的植物之一,经过中药汤液浸泡过的竹罐,仿佛被“加持”一般,由内而外焕发着药效的“灵光”。
时间:2019-07-25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8版 作者:郑学富
清代太医院基本上承袭了明代的编制和职能,除了负责宫廷人员的看病诊治外,还要负责皇帝有关医疗事务诏令的贯彻落实,医生的培训考试等工作。
太医院的主要职责是侍直,即在宫廷内伺候听命或宿夜值班。院使、院判、御医、吏目、医士各以所业专科,分班入宫,轮流侍直。“掌分班侍直,给事宫中曰宫值,给事外廷曰六值。西苑寿乐房以本院官二人值宿。”光绪十三年(1887年)议定,
西苑(现中南海及北海)寿乐房,每日须有两名太医院官值宿,药库的库掌、笔帖式等,遇差传唤;乾清宫御药房,每日由太医院大、小方脉二科各一人值宿,以供进御。此外,文武会试、顺天乡试,“由院遴选通晓医理之大方脉科、疮疡科各一人,申送委用”;刑部监狱,“由院选派医生二人供役,每月给发药价银米。效力满六年,割回到院,升授吏目”;凡诸王、公府及文武大臣,外藩、公主、额驸及台吉大臣和军营需医,太医院要奉旨差官医治。
太医难当
太医地位虽然尊崇,但是“伴君如伴虎”,民间有“太医难当”之说。清初太医院医官除看病处方外,还要为帝王煎药。《太医院志》记载:“凡烹调御药,本院官请脉后,开方具本奏明,同内臣监视。每一剂备二服,合为一服。候熟,分贮二器。本院官先尝之,次内臣尝之。其一器进御。”为皇帝煎御药,太医与内臣要一道监视,待药煎好后,分别倒入两杯中,一杯先由主治御医先尝,后由院判、医官、煎药太监依次饮尝,另一杯则进呈皇帝服用。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按照常例,皇帝得病,每天太医开的药方都要分抄给内务府大臣们每人一份,如果是重病,还要抄给军机大臣一份。”
御医整日小心翼翼,谨慎从事,如履薄冰。如果方子难以奏效,太医轻则遭到申斥,重则受到严厉惩处。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医院院使孙之鼎等承旨治疗正黄旗内大臣颇尔盆痔漏复发症,康熙对他们的治疗情况非常不满,曾在朱批中大发雷霆,写道:“庸医误人,往往如此。”光绪帝死前的一两年间,因病情复杂,太医难以治愈,而光绪本人又怨天尤人,他在自书的“病原”中,曾多次对应诊的太医恶语相加,发泄不满。光绪帝死后,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医士忠勋等均以“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之类的罪名,受到“即行革职,戴罪当差”等例行处分。
医而升官
当时也有因给皇帝或太后医好病而升官的,江苏无锡人薛福辰就是其中一个。
薛福辰,字振美,号抚屏,祖籍江苏无锡,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薛福辰天资聪明,7岁即能作文,自幼埋头苦读经史,并且喜读《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医书。18岁考取秀才,23岁中举,后在北京任工部员外郎。咸丰十年(1860年),被人推荐到李鸿章幕府供职,得到李鸿章的赏识,被提拔为候补知府,到山东补用。正值黄河决口,洪水滔滔,泛滥成灾,饿殍遍地。山东巡抚丁宝桢知道薛福辰精通水利,便召他协助治理黄河水灾。薛福辰深入到抗洪第一线,综合整治,组织民工抢险救灾,成功堵塞决口,并节约不少白银。薛福辰抗洪有功,再一次得到李鸿章的重用,被调任候补道员,补山东济东泰武临道。在任4年,他勤政为民,励精图治,民众安居乐业。他因酷爱岐黄,在公务之余自学医术,研读诸家医典,竟学有所成,名满南北。李鸿章对其十分了解。
光绪六年,年已46岁的慈禧太后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茶饭不思,呕吐不止,经太医院的御医诊断为血蛊证。血蛊是由瘀血内停,因循日久所致的鼓胀证。面对慈禧日益见长的腹部,太医们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朝廷只得下诏遍征名医。可是,全国各地的名医应召而来者倒是不少,但是收效甚微。慈禧整日忧心忡忡,精神不振。她的心腹大臣李鸿章深知薛福辰的医学本领,所以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保荐他入宫治病。
薛福辰接旨后不敢怠慢,日夜兼程赶赴京城。当他到达皇宫后,各地名医云集,其中有曲阳知县汪守正和常州孟河名医马培之。薛福辰通过把脉,也诊断为血蛊证。他询问了以前所用药方后,开了几服药,所不同的都是疏通补养之品。慈禧服用后大见成效,令前去会诊的太医和各地名医大为赞叹。于是,薛福辰被留在宫中做事,王公大臣前来医治者络绎不绝。
光绪八年(1882年)十二月,慈禧病体痊愈,薛福辰因治病有功,加赏头品顶戴,调补直隶通永道。这年除夕,慈禧亲书“福”字和“职业修明”匾额赐之,同时赐紫蟒袍、玉钩带一副,又赐宴体元殿、长春宫听戏。
薛福辰不仅医术高明,而且为官有道,在直隶任内政绩卓著,得到民众的交口称赞。光绪十二年(1886年),薛福辰升任顺天府尹。第二年冬调宗人府丞,一年后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不料突患中风,半身不遂,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夏疏请退职,同年7月病逝,皇帝赐白银500两治丧。(郑学富
山东省枣庄市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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