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经方传承的历史现状与前景（上）
(2023-02-06 07:44:43)
编者按：在中医学传承事业中，经方的分量最重。经方是中华民族的原创，传承至今几千年，依然活力四射。经方以其极强的规范性与有效性，在中医人才培养、临床医疗保健、市场开发等方面均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年来，经方的传承日益受到国内外中医界乃至社会的重视，成为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中的一个高地。本版特将我国现阶段经方传承的特点、发展趋势以及需要重视的问题对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院长黄煌教授作了采访，记录如下。因内容较多，故分上、下篇刊登。
问：近几年来，经方成为中医界的一个热词，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经方的定义？
黄煌：经方之名，始于汉代。《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对古代医学相关著作按“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分类，其中“经方十一家”都是古医方，如相传是商代伊尹所撰的《汤液经法》三十二卷就在其中，可惜十一家的原书现在都已经失传了。这些古医方，都是古代的经验方，这也是经方最初的定义。明清之际，经方的概念发生变化。经方主要是指东汉医家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里记载的古医方，所谓仲景方。如清代医家徐灵胎说：“金匮诸方非南阳所自造，乃上古圣人相传之方，所谓经方是也。”“惟仲景则独祖经方而集其大成，远接轩皇，近兼众氏。当时著书垂教，必非一种，其存者有《金匮要略》及《伤寒论》两书”“因知古圣治病方法，其可考者，惟此两书。真所谓经方之祖，可与《灵》《素》并垂者。”在这里，经方的经，是指经典、经纬的意思，经方成为中医经典方、规范方、标准方的代词。现在公认的经方定义概念基本如此。补充一下，《伤寒杂病论》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伤寒论》，有方113首；一是《金匮要略》，有方206首。两书去除重复及有名无药方，仲景方为260多首（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几家报告的数字略有出入）。
问：能否说说经方是规范方、标准方的含义？
黄煌：在无数古代经验方中，仲景方能被后世推崇为经方的代表，不是某人的奇想，而是医学发展的必然，是学术中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历史的选择。经方的标准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经方有方证。方证是用方的证据，更确切地说，是安全有效使用经方的临床证据和凭证，其客观性强，歧义性小，实用，可操作，可复制。方证必须相应才能安全有效，所以，方证既是临床诊断的基本单元，是处方用药的抓手。识别方证是临床中医师的功夫所在。方证是经方的精髓。后世也有许多经验方，就是缺乏明确的方证，使得其价值大大降低。方证在哪里？就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那些条文里。
第二，经方有明确的剂型、剂量和煎服法。如清代医家陈修园所说：“长沙当日必非泛泛而求，大抵入手工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用此方必用此药，其义精，其法严，毫厘千里之判，无一不了然于心……宜汤，宜散，宜丸，一剂分为三服、两服、顿服、停后服、温服、少冷服、少少咽之，服后啜粥、不啜粥、多饮水暖水之类，而且久煮、微煮、分合煮、去滓再烛、渍取清汁，或用水，或用酒及浆水、潦水、甘澜水之不同。宋元后诸书多略之，而不知古圣人之心法在此。”经方的这一严密性，是后世方无法相比的，即使高等中医院校的教科书也有所欠缺。正由于经方具有这种及其严密的标准与规范，才被历代医家所推崇。
问：经方如此重要，难道我国历史上没有重视经方吗？
黄煌：对经方的重视和应用，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在学术界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医家从明代医学浮泛不实的医风中脱逸出来，转向《伤寒论》为代表的古医学体系的研究和传承。由此，医学风气为之一振。代表人物如方有执、喻嘉言、程应旄、舒驰远、柯韵伯、徐灵胎等。清代中后期，经典普及不足，但其中不乏如陈修园、邹澍、莫枚士等医家在经方的普及推广、经方的理论研究以及文献整理方面作了重要的贡献。晚清以后，经方医学开始复苏。在这时期的重要人物是曹颖甫。他力挺经方，强调仲景之法，今古咸宜；主张研究仲景学说以“考验实用为主要”。他的《经方实验录》所反映的重视实证思想，代表了当时中医学术界的新思潮。晚清有一批临床经方家，值得推崇的有郑钦安、余听鸿、汪莲石、萧琢如、黎庇留、易巨荪等人。他们擅用经方大剂，开世人眼目。
五四运动以后，中医存废之争激烈，为了证明中医学的科学价值，寻求自身的优势，中医界又一次看到了久经实践检验、朴实无华的典范之作《伤寒论》，特别是近代日本汉方的代表作《皇汉医学》中译本发行。日本经方研究成果极大地振奋了当时中医界的信心，日本近代汉方研究的思路也给中国的经方研究带来许多启发。经方再度引起中医界瞩目，一大批擅用经方的医家被人称之“经方派”。其代表人物有陈伯坛、范文虎、包识生、陈鼎三、恽铁樵、祝味菊、陆渊雷等。抗日战争以后，时局动荡变迁，但经方医学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方家如雨后春笋。据我所知，20世纪中叶，北京有胡希恕、岳美中、赵锡武、宋孝志等，上海有徐小圃、夏仲方、吴涵秋、刘鹤一、姜春华等，江苏有叶橘泉、余无言、章次公、樊天徒、朱莘农、武简侯、翟冷仙等，福建有陈逊斋、陈慎吾，江西有姚荷生、杨志一，湖北有冉雪峰，湖南有赵守真，辽宁有陈会心、张岫云，河北有郭可明，天津有赵寄凡，山东有刘惠民，山西有刘绍武、门纯德，甘肃有权东园、裴慎，云南有吴佩衡、戴丽三，四川有刘民叔、陈鼎三、陈达夫、江尔逊、唐步祺、范中林，重庆有补晓岚，河南有周连三，均是名动一方的经方大家。20世纪中后叶，随着这批经方家的年高谢世，经方派传人渐少，经方医学从主流中医领域逐渐淡出。特别是上世纪末开始，李克绍、陈亦人、刘渡舟、陈瑞春等几位著名《伤寒论》研究专家相继去世，使得原本在中医高校中就已经不响亮的经方之声就更加微弱。我国的经方医学传承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
问：现阶段提出经方传承的现实意义在哪里？
黄煌：首先是培养中医人才的需要。经方是中医临床的基础，是登堂入室的门径。欲为大医，必擅经方。
历史上许多名医都是从学习《伤寒论》《金匮要略》入手的。因为经方不仅仅是方，经方是经方医学的略称，是一种思维方式。经方强调方证相应。方证是一种直觉思维。“观其脉证，治犯何逆，随证治之”，临床观察的结果是认识方证。所以，方证不是思辨所得，而是望闻问切所得，是用方药的形式固定下来的诊断单元。换句话说，《伤寒论》更多的是用描述的方法，活灵活现地描述患者的体型体貌、脉证腹证、精神心理状态、好发症状等，而不是给人以许多理论概念和推理。
为什么中医需要师带徒？就是要在诊室里学，看老师如何看病？什么样的病人用什么样的方。但是，这种朴素的思维方式被忽略了，现在高等中医院校的教材里不讲方证，而充斥脏腑辨证的概念推演，不能不说是一种当下中医教育的集体失忆或学术退化。而且，方证思维是参照经验的模式识别，简洁快捷，能一步到位，是临床医生的最佳选择。胡希恕先生说：“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辨方证也是学习中医研究中医的最佳切入口。刘渡舟先生说：“要想穿入《伤寒论》这堵墙，必须从方证的大门而入。”
其次，是临床实用价值的需要。经方本来是治病的有效验方。但是，现在许多医生不会用。他们认为这些古代的配方不能治疗今天的疾病。乍一听似乎有那么回事，但细细一想，这是不对的。第一，人类的疾病古今变化不是很大，有许多疾病古代有，现代也有，比如感冒、结核病、糖尿病。第二，古今人类的疾病反应方式没有变，比如寒则无汗、尿清长，热则汗出、口渴、尿短黄；古人服大黄腹泻，今人服大黄也腹泻。经方的治疗对象是人。疾病虽然有不同，但人是不变的。所以，近代以来有关经方治疗现代疾病的报道连篇累牍，例子不胜枚举。而且，经方非常经济实惠，可以说，不花钱，能治病，花小钱，治大病。
再就是市场开发价值。经方是中华民族的临床经验结晶，可是没有专利，是人人可共享的。不过，在如何应用好经方治疗现代疾病方面，我国还可以形成自己的专利和技术壁垒。就是针对国内市场，其经济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日本津村制药公司靠一个“小柴胡汤颗粒”，就够日常运作开支；国内某制药公司的“一清胶囊”，就是经方三黄泻心汤，已经搞得轰轰烈烈。可见经方的商业价值所在。（本报记者 张亦舒整理）
经方传承的历史现状与前景（下）
问：目前经方传承的现状如何？
黄煌：与本世纪初期相比，近十年来国内的经方传承已经明显升温。由于经方思维的简洁明快，所以大批基层医生在西学中过程里学习热情高涨。近几年来，公立医院的临床医生开始经方探索，如广东、无锡等地经典病房的开设尤为引人注目。2016年，南京中医药大学率先成立国际经方学院，并相继在瑞士、美国、加拿大建立分院。瑞士、美国分院已经开始招收经方博士生。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国际经方班蜚声海内，成为推广经方的重要品牌。北京中医药大学经方学堂采取“经方名家专题讲座”的形式，以“学经典，厚基础，重临床”为指导，强调对经典原著的理解和临床运用。上海、浙江、湖南、山西、河南等中医药大学也有各自的探索。
近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经方的发展更加迅速。经方相关的网站与微信公众号有黄煌经方沙龙、经方医学论坛、经方循证情报、经方争鸣、经方质难、经方学苑、王宁元汉方与腹诊译介、肖相如频道等。
这些年，经方相关著作的出版也非常火。有古代伤寒家、经方家著作的再版校订，有现代经方家以及青年经方医生的医案经验集，还有日本汉方著作的翻译出版，更有许多大型经方文献的编辑整理，这对经方的学习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资料。
民间对经方文献的研究，如常立等几位青年编辑的《增广伤寒杂病论》，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为核心，萃取唐以前诸家经方，撰用古医籍善本及出土文献21种，提供了研究经方的最佳文本，实属难能可贵
一批经方学者涌现。如冯世纶、黄仕沛、娄绍昆、刘方柏、彭坚、陈雁黎、畅达等来自临床的医家坚持研究并推广经方。他们独到的思维、与众不同的视角、鲜活的临床经验引发读者的关注。另外，七零后、八零后的经方爱好者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可以预料，在未来的十年内我国经方研究还会出现较大的进展。
在国家的鼓励下，经方中药制剂的研发正在火热进行中。去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了《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其中有30首左右是经方。这批古代经典名方的高品质中药制剂研发，对经方的推广将有积极意义。日本和中国台湾已有较成熟的经方制剂研发经验，并且有良好社会反响。所以，我国开发经方制剂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但是，经方的发展现状是基层热，高层冷。高等院校对经方的传播和发展尚在观望，无明确的对应思路和做法。中医医疗机构从经济效益出发，对经方的的推广缺乏热情。面对基层出现的经方热，相关部门尚缺乏引导。关于如何发挥经方在传承发展中医学的作用问题上，各界看法不一。所以，经方的推广难度还很大，有许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大力开展经方的宣传和推广，调动广大临床医生特别是基层医生应用经方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国内外经方的教学研究力量，促进中医界学术思想的变革，营造一个有利于经方发展的社会氛围，显得十分重要。
问：您主持的国际经方学院成立不久，但已经有较大的知名度，同时，您的工作也影响了很多人，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在经方研究推广上做的工作？
黄煌：我的工作是南京中医药大学许多老前辈打下良好基础的继续。首先，江浙沪是经方家的摇篮。宋代有许叔微、朱肱；清代有徐灵胎、尤在泾、柯韵伯、王旭高、余听鸿；近代有曹颖甫、章太炎、余无言、范文虎、陆渊雷、祝味菊。南京中医药大学有研究经方的传统和基础。第一任校长承淡安就著有《伤寒论新注》，副校长叶橘泉更是一位著名的经方家，他倡导方证相应，临床擅用经方治疗现代疾病。其后，宋爱人、樊天徒、曹仲苓、吴考槃、陈亦人、张谷才等，都在《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先贤的启示和激励下，我们从上世纪末开始，致力于经方的推广。1999年开讲《张仲景药证》，2004年，开通首家公益性网站《黄煌经方沙龙》，2006年开讲《经方应用》选修课。我们编写了上百万字的经方专著，《张仲景50味药证》《中医十大类方》《黄煌经方使用手册》《药证与经方》等，并分别译成英、日、德、韩等多国文字出版。国际经方学院成立3年来，已经成立了瑞士分院、美国加州分院、加拿大多伦多分院。我亲自为美国、加拿大、瑞士分院中文博士班、英文博士班、经方医学专业研究生授课，并联合培养硕博士研究生。还分别在英国伦敦，美国奥克兰，德国法兰克福，澳大利亚墨尔本，悉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中国台北，中国香港设立教学点，与当地中医学院或中医协会合作开办讲座，面向当地中医师、针灸师、自然疗法师介绍经方应用的经验，推广经方医学。这十多年来，我在海外推广经方，开展140多场、近7000多人次的经方培训，以及国内180多场，4万多人次的经方培训，有力地提升了南京中医药大学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我们在经方的推广上重视经典原文的解析，强调方证，并结合现代临床对经典方证作发挥，摸索出一套客观形象生动的教学模式。国际经方学院已经成为南京中医药大学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和富有活力的教学特区。
问：您认为我国的经方推广前景如何？当下经方的发展方向在哪里？
黄煌：虽然预测是困难的，但我也谈一下比较乐观的看法。我国现阶段经方发展的前景是好的，发展的趋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方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经方专家系统将是中医学与人工智能结合的最佳领域。经方的争议性最小，方证相应的思维方式最简洁，数千年的经方应用经验规范性最强，也最便于计算机进行推理和判断，模拟医生的识别方证以及处方过程。目前国内有家公司已经根据本人的“方—病—人诊疗模式”以及应用经验，开发出计算机程序系统，用于临床后效果理想。而且，该系统能将海量的临床医案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对每张经方的主治疾病谱、适用人群特征、剂量区间、加减变化、不良反应等每年的变化作出统计，这对经方的研究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当然，难度也是有的，要提高专家系统的处方用药准确性，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医本身问题而不是程序设计问题。临床上还有不少内容是人工智能不能及的领域，比如望神态。
第二，经方与循证医学的结合。方证是安全有效使用经方的临床证据。经方研究必须与循证医学相结合。循证医学的核心思想是在医疗决策中将临床证据、个人经验与患者的实际状况和意愿三者相结合。其临床证据主要来自大样本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和系统性评价或分析。目前经方研究可以利用的循证医学中的证据可靠性虽然不高，但这条路是必须走的。《黄煌经方使用手册》正在修订中，第四版新的版本将会增补很多循证医学的证据。
第三，经方走向基层，走向民众。由于互联网的出现，经方的大众化成为时代的大趋势。目前，渴求学习经方的主要有两大类人群，一是基层医生，特别是那些需要转型的社区医生和乡村医生，为了尽快掌握中医药的适用技术，需要疗效确切、上手快的经方。二是家庭主妇，为了让孩子感冒咳嗽不挂水，为了让双亲老人少生病，为了让小病不出家门，他们需要中医药，而不花钱能治病，花小钱治大病的经方成为她们的最佳选择。我们必须顺应这个时势，编写实用的经方教材，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帮助基层医生尽快掌握部分经方的实用技术，向大众传播以经方为标志的中医学理念以及实用的生活经验。
第四，经方走入高校。在社会上经方热的趋势下，也需要将经方的内容渗透到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内容中。比如，加强目前的《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教学权重，以经典原文为主、案例教学为辅的经方教学，将训练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为重点等。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已经编写了《经方方证》《仲景药证》《各科经方》《各家经方》《经方概论》等教材，开始了经方专业教学的探索。
第五，经方走入临床专科。在医学不断专科化的趋势下，鼓励专科医生用经方，有助于发现经方在专科的应用规律和特点，有助于经方方证的规范化研究，也有助于专科临床思维的全科化。经方需要与临床专科结合，研究才能深入。我们已经成功主办了多期专科与经方的培训班，发现经方在消化科、呼吸科、妇科、皮肤科、儿科、口腔黏膜科、内分泌代谢、脑科的前景广阔。目前许多专科的学术大会，也邀请经方医生参加并演讲。
第六，经方在海外的发展。由于经方的规范性以及成药化，这些年经方在海外越来越受到重视。经方应用必将成为海外中医人员继针灸之后，又一个希望掌握的临床技术。或者说，经方有望成为第二次国际中医发展高潮的重要载体。这些年来，日本汉方制剂的成熟经验，中国台湾的科学中药制剂，都为国际经方热的持续提供了重要的能量。我们必须顺应这个走向，尽快制定发展对策，为维护我国在经方医学的原创权和话语权，做出充分的准备和必要的努力。
总的来说，经方热的出现是以中华文化复兴为大背景的，是中医界坚持文化自信的一种自发行动。经方热不仅仅是某种临床技术的复兴，而是中医思维的回归之旅。经方热，有利于中医学的传承创新发展，当今中国的中医药界应该高度重视这次由下而上涌动的一次学术变革浪潮，顺应它，利用它，由此推动中医药的学术进步。（本报记者
张亦舒）
承仲景之道，多维化浊毒
浊毒证概述
国医大师李佃贵认为浊毒既是一种对人体脏腑经络及气血阴阳均能造成严重损害的致病因素，同时也是多种原因导致脏腑功能紊乱、气血运行失常、机体内产生的代谢产物不能及时正常排出蓄积体内而化生的病理产物。跟师李佃贵教授学习期间，李佃贵老师对此有丰富的经验。
浊毒证临床表现
舌苔：以黄腻、薄黄腻、黄厚腻、根部黄腻等多见，但因浊毒的轻重不同而有所差别。
脉象：以滑脉为多，可出现弦滑、弦细滑、细滑、滑数等多种脉象。
排泄物、分泌物：可见大便黏腻不爽，臭秽难闻；小便或浅黄或深黄或浓茶样；汗液垢浊有味。
颜面五官：面色粗黄，晦浊。或皮肤油腻，或咽部红肿，或眼胞红肿湿烂、目眵增多，鼻头红肿溃烂、鼻涕多，耳屎多，咳吐黏稠之涎沫。
根据不同病症、不同脏腑、不同治疗阶段，设有不同的治疗原则。化浊解毒要贯穿始终，化浊解毒途径有：从皮毛而解：邪在卫表，汗而发之；邪轻者，轻而扬之。从二便而解：淡渗利浊，使浊邪从小便而解；泄热通腑，使浊毒从下而走，给邪以出路则不相为害。恢复脏腑的正常生理功能，升清降浊，毒邪尽散，正气来复，胃平为安。
浊毒证的治疗
清·程钟龄将治疗方法归纳为汗法、吐法、下法、和法、温法、清法、消法、补法等八种治疗方法，“八法”之说，虽由程钟龄提出，但“八法”的应用却早已见于张仲景，在仲景思想指导下，灵活应用八法，多维一体化浊解毒，疗效显著。
伤寒汗法——达表透浊解毒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其在皮者，汗而发之”的理论之后，东汉名医张仲景以这一基本原则立论，在《伤寒论》中对汗法具体应用有解肌发汗法、开腠发汗法。汗法兼法有清热发汗法、化饮发汗法、生津发汗法、利湿发汗法、和解发汗法、养阴发汗法、导下发汗法、温阳发汗法、温补清汗法等。在仲景汗法思想基础的启发下，我们提出达表透浊解毒法。浊毒蕴结肌表，肺卫失和，腠理失固，通过汗法将体内浊毒排出体外。选用金银花、连翘、紫苏、柴胡、荆芥、藿香、佩兰、白芷等药物，芳香辟浊，解毒透表，使浊毒之邪从表而解。
伤寒下法——通腑泄浊解毒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为下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仲景首次将下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下法的适用、禁忌及理法方药做了系统的论述，攻下法是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张仲景《伤寒论》中有寒下、温下之分，有大小轻重缓急之别。“下者，推陈致新也”。其实攻下的根本目的在于推陈致新，使机体达到新的平衡状态。下可去壅、凉血、去燥、降逆、泄热、导滞、开郁。在仲景攻下思想的指导下，李佃贵提出狭义通腑泄浊解毒法，旨在使浊毒之邪从大便而走，选用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麻子仁丸、桃核承气汤等，给浊毒之邪以出路，邪去正安。
伤寒利法——渗湿利浊解毒 《伤寒论》在讨论小便异常时，除“小便不利”外，尚有“欲小便不得”“小便难”“小便少”“淋”“便血”“不尿”“小便已阴疼”“苦里急”“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等。小便不利泛指小便量减少、排尿困难及小便完全闭塞不通。张仲景《伤寒论》中涉及小便不利的方证约40余个，小便不利的病因病机大致分为以下几种：肺气郁闭，肃降无权；热与水结，气化失司；邪在少阳，枢机不利；津液受损，化源不足；湿热交蒸，邪无出路；中阳不运.转输失职；肾阳虚衰，气化无力。仲景辨小便不利审因论治，在仲景利法思想的指导下，我们认为湿浊同源，湿久凝浊，久则浊毒内蕴，以甘淡利湿之品，用茯苓、猪苓、泽泻、冬瓜子、薏苡仁、滑石、白茅根、萹蓄、瞿麦等药，渗湿利浊解毒，使浊毒之邪从下焦排出，从小便而解。
伤寒清法——清热化浊解毒 《伤寒论》其中清法涉及的条文颇多，治法亦不少，除阳明病作为主要治法之外，在太阳、少阳、少阴、厥阴、差后劳复诸病中，皆有灵活运用。而仲景清法的立法依据是《素问·五常政大论》“治温以清、治热以寒。”和《素问·至真要大论》“热者寒之，温者清之。”针对热邪侵犯的部位，我们总结其治法有清利咽喉法、清宣郁热(清热除烦)法、清肺平喘法、清热泄痞法、辛寒清气法、清泄少阳法、清肠止泻法、清热燥湿法、清热育阴法、清热化痰法、清热利湿（退黄）法等。从卫、气、营、血辨证的角度来看，仲景清法局限于清气分邪热，而在营血证治方面，未能成系统认识。后世的温病学家在仲景清法的基础上，继承并创新了清热的理论，使清热的理法方药更加完善。在仲景清法的基础上，我们领会精髓，采用清热化浊解毒法，主要选用三黄石膏汤加减（生石膏、黄芩、黄连、黄柏、栀子等），使浊清毒散，顽邪骤去。
伤寒吐法——探邪化浊解毒 吐法是通过患者的呕吐使积聚在胃脘、胸膈、咽喉等部位的毒物和痰等物质得以排出。一般采用给病人服用催吐药或者使用刺激让病人呕吐。仲景之用吐法是继承于《内经》，而又有所发展。其所应用吐法之病症，病位均在上焦胸部，正合《内经》“其高者因而越之”之训；论中用吐法意在祛除痰浊等在胸之实邪，也是遵从《内经》“湿气在上，以苦吐之”之言。临证时只要病邪在胸膈之上，无论其为痰涎、宿食、宿饮，还是其他的邪浊，“上实也，皆可吐之”以因势利导。遵循仲景之意，选用酸苦涌泻之药物，如甜瓜蒂、赤小豆等，或采取物理刺激咽喉，常用的有鹅毛探喉、竹筷探喉、手指探喉等，使上焦浊毒之邪从口而出，浊去毒散，病自安康。
伤寒消法——祛痰涤浊解毒法 “消”为“消失，消散”之意。消法是临床上重要的治疗法则之一。《内经》有关“结者散之”“坚者削之”“其实者，散而泻之”“血实宜决之”等论述，是其理论基础和立法原则。《伤寒论》中，就消法的运用说理详明，辨治极确，其所创众多方剂，法度井然。任应秋对此进一步指出：“就其实而言，凡病邪之有所结、有所滞、有所停留、有所郁，无论其为在脏、在腑、在气、在经络、在膜原，用种种方法使之消散于无形，皆为消法，或名为消导，亦即导引行散的意思。”具体包括食、气、血、痰、湿等壅滞而成的积滞痞块，分别称之为食积、气滞、瘀血、痰饮、湿聚。消法又分为消食、行气、活血、化痰、祛湿。在仲景消法的指导下，我们扩大消法的临床应用范围，提出祛痰化浊解毒法、逐水泄浊解毒法、散结化浊解毒法、活血化浊解毒法、祛湿化浊解毒法等，消浊散毒。以祛痰涤浊解毒法为例，进行简要说明。表邪未解，误用下法，可致邪热内陷，若其人素无痰湿，邪热无以相结，则可致成痞证而别于结胸。原文154条：“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是因为胃热炽盛，气滞不舒。大黄黄连泻心汤泄热消痞，正当其用。原文138条：“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本方原治伤寒表证误下，邪热内陷，与痰浊结于心下的小结胸病。痰热互结心下或胸膈，气郁不通，故胃脘或心胸痞闷，按之则痛。我们应用小陷胸汤合大黄黄连泻心汤加减（瓜蒌、半夏、黄连、黄芩等），清热祛痰涤浊解毒。
伤寒补法——健脾化浊解毒法 补法是指通过补益机体阴阳气血，使得由虚劳造成的脏腑功能衰弱状况得到恢复的治疗方法。《素问·三部九候论》中的“虚则补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以及《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的“损者益之”，为补法的理论渊源。《伤寒论》中的补法，按其所属方剂的功用特点和作用部位，可分为补气、补血、补阴、补阳，有正补五脏和五脏相生滋补，有补先天之本和补后天之本之分。按其补益作用的大小和性质，可分为峻补、平补、调补、温补、清补等。在仲景补法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根据浊毒的致病特点，多采用平补、调补、清补的方法。先天禀赋不足，脾胃虚弱，脾运失司，水谷精微消化、吸收或转输失常，酿生浊毒。我们多采用百合乌药散合当归芍药散加减（百合、乌药、当归、白芍、白术、茯苓等），健脾除湿解毒，实际上也是对湿聚的消散。当归芍药散出自《金匮要略》，由当归、芍药、川芎、茯苓、泽泻、白术组成。方中白术、茯苓、泽泻健脾益气，利水渗湿，芍药补血和营，敛肝柔肝，缓急止痛，佐当归、川芎养血调经，行气和血，全方共奏健脾疏肝，温通气血，渗利水湿之效。合而用之，脾得健运，肝得柔养，气血通畅，湿消毒解，则诸症自愈。
伤寒攻毒法——攻毒散浊解毒法 虫类药的应用是中医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载有抵挡汤、下瘀血汤、土瓜根散、大黄虫丸、鳖甲煎丸、滑石白鱼散和蜘蛛散等七首以虫类药为君的方剂，应用了蛇虫、水蛭、露蜂房、鼠妇、蜕螂、衣鱼和蜘蛛等虫类药。仲景对疾病的辨证论治准确，施用这些虫类药效如桴鼓，体现了“以毒攻毒”“有故无损”的学术思想。在仲景攻毒法思想的指导下，临床适量巧妙应用土鳖虫、水蛭、斑蝥、全蝎、蜈蚣等虫类药，以毒攻毒；同时，虫类药物善于搜剔入络之邪，使邪去正气来复，同时浊毒胶结固涩，以毒攻毒，活血通络，可使浊毒流动起来，或排出体外，或归于清气，选用半边莲、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白英等解毒抗炎药物，最终达到以毒攻毒、散浊解毒之效。
浊毒证的预防
治未病是中医防治理论核心，一是采取防范措施，防止疾病的伤害；另外就是采取积极治疗，去除致病的因子，中心思想即“未病先防”与“既病防变”。在中医治未病理论形成过程中，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既继承、发展了《内经》治未病的思想体系，又对后世的预防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仲景治未病理论内容丰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之治未病是指养生调摄，未病先防，即内养和外防；广义之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养生调摄，将病防发、防微杜渐，早期诊断、既病防变，初愈防复、调摄复元等几个方面。
未病先防，调护正气 在《伤寒杂病论》中，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贯穿始终。首先从人体生长衰老及发病规律出发，提出在机体未病时应重视养生之道。如《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记载：“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经络……更能无犯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别无由入其腠理”，明确提出“养慎”，即“内养外慎”“内养”是指保养正气、提高机体抗病能力；“外慎”是指谨慎饮食起居、适寒温、勿房劳、顺应四时等。因此在浊毒的预防中，要未病先防，通过“养”“慎”并重，抵御浊毒之邪对身体的侵害，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符合《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之养生要诀。
既病防变，调摄复元 根据阴阳五行理论，脏腑之间在生理上相互资生、相互依存，在病理上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张仲景云：“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此即治未病学术思想的具体体现，从整体观出发，取类比象，遵循脏腑病变“肝木克脾土”之传变规律，则“补土以御木之克伐”，通过预防性用药，调补脾土，使脾脏正气旺盛，防止肝木之病蔓延。在浊毒证脾胃病证中，选用《金匮要略》当归芍药散(当归、芍药、川芎、白术、茯苓、泽泻)为主方，加减应用，着眼肝脾，补虚未忘调肝，补中兼运，寓补于运，调肝则忌用破气、过于疏泄之品，肝体阴用阳，非柔不克，柔肝为主，疏肝、滋肝、软肝兼而用之。张仲景在《伤寒论·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中专门论述了初愈防复的思想，提出了食复、房劳复、伤神复、阴阳复等多种易引起病情复发的因素，阐明了治疗病后劳复诸病的辨证论治方法，启示医者和患病之人在大病初愈及余邪未尽的情况下，宜调摄心神，谨慎起居，饮食适宜，恢复元气，加速身体完全康复。浊毒之邪黏滞，病程缠绵，易积成形，蕴久生变，因此要既病防变，调摄复元，防止浊毒之邪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娄莹莹 刘小发 张金丽 孙润雪 河北省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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