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医的思想境界

卢祥之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中医从汉至清两千多年历史足迹中，儒医的身影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中医的发展历史。儒医文化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也是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是其繁衍生息、长久发展的基础和保证。中华文明历数千载而不衰，与文化道统的传承和维系紧密相关。爱因斯坦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即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以及通过系统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的因果关系。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发现在中国都做出来了。20世纪40年代英文版《易经》再版时，欧洲哲学家荣格在序言中写道：“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到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的，唯独中国的《易经》千古常新，相延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有相同的地方。”北宋朱熹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文化就是源头活水。正是源头活水的滋养，中医文化这株奇葩至今芬芳馥郁，北宋著名诗人林逋诗谓：“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中医文化亦为“占尽风情尽医坛”。

儒医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儒学的确立形成于春秋战国，当时王室势微，诸侯争霸，各类学说并起，成百家争鸣之势。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好古敏求”“学而尽周公之道”。孔子的一生，“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殚精竭虑，留心于“仁义”之地，行乎于“礼乐”之间，修史，赞易，不仅总结了三代以前的文化道统，开创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承前启后的崭新局面。三代以来，儒家学说自孔子传曾子，再传子思，继而孟子，自此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体系。

从两汉至隋唐，由于儒学的官学地位，对医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儒医的脉络，已现端倪。两汉至唐代著名医家中，儒者实为多见。如《史记》谓仓公得公孙光推荐受师于公乘阳庆，公孙光赞叹淳于意：“光又属意于殷云：‘意好数，公必谨遇之，其人圣儒。’即为书以意属阳庆，以故知庆。臣意事庆谨，以故爱意也。”华佗“游学徐土，兼通数经”，皇甫谧“博综典籍百家之言”，葛洪“夜辄写书诵习，以儒学知名”，“诸王侍读”陶弘景“读书万余卷，善琴棋，工草隶”，王叔和“性度沉静，通经史”，这些医家都是儒学修养极深之人。

张从正说：“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如长沙太守的张仲景，儒者、官者、医者集于一身，其撰经典《伤寒杂病论》，大量运用形象精练、准确的语言词汇和修辞手段，娴熟的叠音词、排比句，功底甚深、医理精湛。又如撰写《诸病源候论》的巢元方、撰注《黄帝内经太素》的杨上善、补注《素问》的王冰、编撰《外台秘要》的王焘，孙思邈、刘禹锡都是以文名远播，业医亦精。

儒医的思想德操

张仲景作《伤寒杂病论》鼎峙百代、标程万古，“如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张仲景以济世救人、普同一等、仁爱为准则，继承发扬古代医学家德高艺精的优良传统，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在“举世昏迷”的社会里，“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仁术济世，“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对于病人，他一视同仁，批判那些“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的势利之徒。为人谦虚谨慎，提倡终身坚持学习，序曰“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医无止境，必须终身学习，有如李商隐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孙思邈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对待病人“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慈悲心是医者首要必备的品质，是行医救人的前提。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不可借故拒绝治疗病人，不得瞻前顾后。晋代葛洪虽然一生笃信丹术，但《抱朴子》中说：“若德行不修，但务方术，皆不得长也。”

宋代名儒范仲“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旷世箴言对后世儒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范仲淹反对“良医之技失之于卑”的观点。良医之所以与良相同等重要，因两者同为“仁政”之学。良医无论是对君亲、百姓，还是自身，皆为不可须臾或离。“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在下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表现了儒家“仁术”的基本精神。

儒医的品格、抱负和期许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就如同一棵参天大树，深深地植根于两千多年的土壤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木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在儒学振兴的今天，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医，就是“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

以人为本的基本品格

在中国文化中，从西周以来就奠定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儒家人文精神作为影响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一种主导性、共通性的文化精神，《周易》的元典说，就是“人文化成”“人心化育”，即通过艺术与道德的有机交融，以感受与体验为中介，实现对人生和人心的和谐化育。

中医用“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说明健康长寿，用“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说明自然和谐，“无有终时”说明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树立起了文化的生命航标。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的文化价值，只有落实在活生生的人，实现健康长寿和可持续发展才是真的医学文化。

以仁为核心的医德原则

“仁”是中国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也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论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仁”是德的表现，中国历代儒医都把“仁”作为行医的前提和出发点。唐代儒医孙思邈首先提出了“仁爱救人”的医德基本原则：“凡大医治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清代儒医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中说：“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无才固不足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为跋扈之才，实则以败，断无以成。”近代儒医冉雪峰先生谓：“士先曰识而后文章，医先品德而后学问。”

以天人合一思想指导诊疗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传承至今，对当代社会文化走向、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审美追求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这一整体观思想为我们重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价值和有益启示。

中医认为，中医整体观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人体健康与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整体观念注重的是事物内部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如天人相应、五脏的生克乘侮等，这是一种辩证观念，也是中医的优势。

以阴阳五行、辨证施治为临床基本原则

阴阳五行是中国哲学和中医学对事物认识的最基本概括。世界是多极对立的，金木水火土构成了一种物质基本结构范式。中医学思维的根本出发点同中国哲学一样，在于强调事物内在的转化。中医学把阴阳学说应用于医学，作为中医学理论的基础，“明于阴阳，如惑之解，如醉之醒”（《灵枢·病传》），“设能明彻阴阳，则医理虽玄，思过半矣。”（《景岳全书·传忠录》）。中医学用阴阳学说阐明生命的起源和本质，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根本规律，这一学说，贯穿于中医的理、法、方、药，长期以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实践。

辨证论治，《说文解字》谓：“辨，判也。”《尔雅》曰：“辨，别也。”证，谏，从言，通“症”。秦伯未先生说：“辨证论治是中医普遍应用的一个诊疗规律，从认识证候到给予适当治疗，包含着完整的极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一个特点，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对症治疗，也不同于现代医学的辨病治疗。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候，治疗方法也就不同，而不同疾病只要证候相同，就可以运用同一治疗方法。由此可见，辨证的“证”就是疾病的原因、部位、性质，换句话说，也就是致病因素和抗病能力相互斗争情况的概括。

以“执中权时”为理论基本建构

“达权者，唯变所适也。”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无论是王弼、何晏的“中和”，程子的“不偏之谓中”，或是朱子的“无过无不及之名”，皆可归于不偏于一端而合宜恰当。“中”绝非死静不动，它是流动、权变之“中”“或引而上或引而下”。此即《中庸》所谓“君子时中”。孟子说：“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寓“权”于“中”，不要使两端隔绝。中医药理论的“致和”是医治疾病的最终目的的“道”。“执中”是医治疾病过程的基本方法。

中医认为，平衡、和谐是身体健康的前提和基础，《素问》曰：“夫阴与阳皆有俞会。阳注于阴，阴满之外，阴阳均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平人”即是身体各器官部位处在平衡和谐状态的健康人，其特点就是阴阳平和。人之身体的理想状态就是保持“适中”，诊断过程就是找出身体的哪部分出现了“失中”，治疗原则就是“执中”，治疗的最佳效果就是“治中”。“中”者，不偏不倚，不多不少，不卑不亢，恰到好处，人体各种功能达到最佳状态，亦即所谓“和”，亦即达到《内经》所谓的“平人”。

中医学吸收了儒家文化的精髓，构建了自己的学说。而中国的思想流派，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人的关注，这一点自始至终是儒学的中心和重心。儒学的绵延不绝，儒学的生生不息，儒学的生机勃勃，带动儒医的源头活水。儒医的传承和赓续，致力于对人的关注，致力对人健康的探讨。北宋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展示了中国儒学和儒医学者的襟怀与抱负，实际上，也是最能说明中国儒医的器识，也可说是中国历代儒医向往的最高境界和期许。（卢祥之）

略论儒家文化与中医学的关系
摘自2023-7-10中国中医药报
翟海宁 冯治芳 山东省诸城市中医医院
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和骨干的儒学，一直传承至今。而在这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中最具特色、最具实践功能的一门学科，与儒学相互影响、彼此渗透。
儒家与中医具有同源性
“儒”和“医”血缘相近，同源于“巫”。氏族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知识分子——“巫”。在氏族社会中，巫掌管着包括医疗在内的所有重大活动。因此，巫既是术士的专业，也是人类分化出来的第一个知识领域。“儒”较早从“巫”中分化出来。殷商时期的“儒”，专门为人相礼，掌管祭祖事神，办理丧事，李泽厚说儒家文化具有“巫史传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讨论的。与“巫”“儒”分化相对应，随着医药的发展，在东周时期“医”和“巫”也开始分业，《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战国时期）已经提出了“信巫不信医，不治”的说法。
“儒”与“医”不仅在起源上有近源关系。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中医学的人文因素也越来越丰富。中医不仅用人体的术语来解释自然现象、生命现象，也逐渐用社会政治伦理的术语来解释生命现象。比如，在中医药理论中君心为君、臣脾为臣，将相、尊卑大小等社会术语无所不在，这样人体生命俨然成为一个完整的伦理社会。政治伦理观不仅是古代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医理论的支柱之一。
正是两者的亲密关系，我们对一部分行医者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儒医”。儒医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相结合的载体，作为医生队伍中的特殊群体，他们身上体现了儒学和医学的双重特性，集中反映了“医儒同道”的文化色彩。
“儒医”的称谓最早见于宋代洪迈的《奕坚志》：“有薪人谢与权世为儒医”。当然，就历史事实看，从汉代以来，各个时期都有儒医的代表性人物。两汉隋唐，经学兴盛，张仲景、华佗、孙思邈皆是儒医的代表。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这是一部总结汉代以前临床医学成就的专著，确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原则。华佗是东汉医家，他精通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尤其擅长外科，素有“外科鼻祖”之称，他发明的“麻沸散”是医学史上的一个创举。葛洪是东晋时期的医家，他强调“儒道互补”，认为道家要采取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才能达到长生的效果。隋唐时期的孙思邈对医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特别强调医生的医德，并在临床各科、食疗、养生和药学方面都有很大成就。因为他对药学的贡献卓著，故被后人尊为“药王”。
宋代以后，理学兴起，儒医随之有了新的转向。如北宋哲宗时期的太医刘温舒，继王冰之后，重新开启了中医学的“运气”之说。在此基础上，金代的刘完素使运气学真正成为了医学新理的一部分，他提出“医家之要，在于五运六气”，主张“六气皆从火化”，因此临床用药多主寒凉，后人称之为“寒凉派”。
与宋儒为学之道相比，儒医开始提倡以“己意”注释古书，例如朱熹补《大学》“格物致知”之传，刘完素则在《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里添“燥气为病”一条。清代朴学兴起，一些经学家把研究方向放在古医籍的考证、校定、注释上。
到了清代，儒医研治《黄帝内经》，考证严谨，推理缜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历代《黄帝内经》注家在校勘、释义上的不足，取得较大成就。受朴学风气的影响，不少医家纷纷起而效法，运用考据方法对中医经典进行注释整理，如柯琴、薛雪、吴塘、王清任等。
以上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儒”“医”的关系，就儒家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还体现在理论、思维、医德等具体内容上。
阴阳整体观对中医理论的影响
《黄帝内经》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阴阳”说出自儒家经典《易经•系辞》，“五行”说始于儒家经典《尚书•洪范》。这种思想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整体观，从宇宙的整体推到人身的整体。
《易》是中华文化经典的源头活水，也是儒家“六经”之首。《易经•系辞》认为宇宙的形成，始于“太极”，“太极”分为阴阳，阴阳合而后万物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此处以阴阳之对立统一，从自然联系到人身的结构形态和功能活动。《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古人在生活中看到地面湿气受热蒸腾而上为云，云又遇寒气下降而为雨，天地之间相互沟通，所有的事物变化形成一个整体。人处于天地之中，秉天地之气，因此人也是宇宙的组成部分，与宇宙一起形成一个统一体，由此凡是宇宙的变化，必然影响到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证实了宇宙的变化对人体的影响。
“阴阳五行”说不仅具有整体观，而且具有动态观。阴阳五行均系运动不停者，其对立、转化、滋生、制约均无静止不变之时，《黄帝内经》在各种疾病的转化、转归以及疾病的治疗中看到了这些理论。中医长期以来运用这些理论，在治疗上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时掌握变动的重点，因为疾病本身就随着人体与病邪错综复杂的斗争，不断变化，治疗不能以不变的态度来对待万变，必须随其变化的重点，根据矛盾转化的主要方面，以变应变。
中庸之道对中医学的影响
儒家的中庸思想源自古代的“中和之道”，这种思想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而“中庸”一词始见于《论语•雍也》，即：“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也就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和哲学观念，是孔子吸取了历史文化并加以改造发展形成的思想体系。
尽管中医学理论体系综合了道、儒、阴阳在内的诸家学说，但从其理论框架的独特性以及中医学思维模式看，中医理论体系渗透着以“中庸”为基础，以人学为核心，以实用理性为特征的儒家文化。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兼收并蓄、博采众家的学术特色。《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它在综合古代哲学、天文、气象、历法、生物等多方面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医学体系。这一过程与“中庸”的“中和”特征相契合。
中庸的“执用两中”以致中和的理念，对中医临床的生理病理及诊断治疗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庸观在中医学中体现为机体协调观，在生理上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脏腑阴阳、经络气血之间保持协调，人身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而这种协调一旦被破坏，人体即进入病理状态，因此在治疗中，掌握中庸的“度”非常关键。在中医临床中，掌握“中节”、“中”与“和”有着积极普遍意义。例如，中医在具体应用治疗八法时，都力求以中为度，如汗而勿伤，下而勿损、温而勿燥等。
中庸思想还与中医的辨证施治有密切关联。在中医的临床实践中，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针对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病人的年龄、体质、病情的发展等，在一定范围内，对方剂进行加减化裁是必须的。这是从整体着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机动而有预见性。
中庸思想在指导中医养生学的基本思想、基本原则中，对中医养生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适应环境、调和情志、适当运动、调节饮食、房事有节等五个方面，即在整体的和谐、饮食起居的适中、运动及房事的适度等方面，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养生保健。
儒家伦理思想对医德的影响
儒学文化的核心是“仁爱”，是“成人”，关心“人”本身。关注人的身心和谐，人人和谐，“天人合一”是儒学的目标和指归。中医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人的生命，因此我们把救助人的生命健康的医学称为“仁术”。也就是说，中医学不仅是医疗技术的运用，而且更具有道德属性。“仁术”反映了医生对生命的高度尊重与敬畏。古代医家在道德观念基础上，扩展论述了学医习业、治病救人，医生之间、医患之间、义利观念等具体内容，构成中医医德的思想体系。
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是被动，而是主动发展，也积极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例如，“知医为孝”是医学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也被很多医家所认同和推崇。再如，医家坚持“上医医国”的观点，这表现医家受儒家修身治国观念的影响很深，也说明中医学不仅仅要求医者医疗技术高超，还要求他们像儒生一样，有能力解决从皇帝到百姓的病痛，解决社会基本问题，保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
宋代以来，有儒、医融合的现象，这也进一步说明两者的文化基因具有统一性。例如，林亿等校对《针灸甲乙经》时，认同了皇甫谧的观点，认为医学是儒生必须拥有的知识，只有习医才能真正地通天、地、人，才能成为大儒。再如，医者在谈论医学的时候，也喜欢把医学和儒学做比较，把习医和为儒看成同等重要的事情。有的医家仿效孔子“正身”“修己”的说法，指出“正己”是进行自我道德修养，“正物”是针对病情正确处方用药。
这些现象都再次表明，儒家文化与中医学无论从起源、理论、历史还是未来发展，都是融通共存，互相成就的。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发展趋势，才能更好地将两者相结合并进一步发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