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引我入道岐黄
(2023-02-02 13:59:46)
时光荏苒,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其中凌耀星(1919—2015)、胡建华(1924—2006)、裘沛然(1913—2010)三位老师的教育和培养,令我终生难忘。
凌耀星:探宝与挑刺
初识凌耀星老师是1978年到北京求学时,凌老师应我导师方药中先生邀请,来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班讲学。难忘凌老师满头银发,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声如洪钟,讲解条理清晰,分析鞭辟入里,论证丝丝入扣,新意迭现,演讲妙趣横生。我默然识之:“研究学问就应该像凌老师这样。”出于对凌老师的崇拜,也深感自己中医经典知识的匮乏,毕业以后我选择了回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教研《内经》。1984年我如愿以偿地来到凌老师的麾下,一方面继续向凌老师学习,一方面在教学中学习研究《内经》。
凌老师把我引进《内经》之门。我聆听了凌老师的每一次讲课,认真记下了她对《内经》许多独到的见解和深入的阐发。学习《内经》要把握好“读书与实践,探宝与挑刺,文理与医理,钻进去与跳出来”几个环节。其中“探宝与挑刺”,是说对待文化遗产应持严肃慎重的态度,切不可以现代医学的观点,轻易地加以否定或随便地画等号,如认为凡是现代医学中没有的或解释不通的便是糟粕;而其中可以解释的,就等于现代医学中的某些内容。以这样的观点和态度来学习《内经》,不可能有较多的收获。凌老师的这些独到学术见解,解除了我对《内经》学习的许多困惑。她曾说“作为教师,要会独立思考。我过去讲课每年都要修改补充讲稿,每一次都在肯定自己和否定自己的过程中提高”“学习《内经》必须密切联系临床,也可以适当地与现代医学相联系”,这些教诲我几十年来始终铭刻在心。老师的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大都融会于我后来主编的《内经选读》本科教材之中,代表了上海中医的学术特色和水平;老师的治学理念也是我日后学术生涯的座右铭。
胡建华:宏观与微观
1981年4月15日,我从北京研究生毕业,如愿以偿地来到上海中医学院报到。在零陵路的校园里迎面正好碰到敬仰已久的胡建华老师,他不认识我,我告诉胡老师,我在杂志上读到过胡老师的许多论文,受益良多。我们交谈了近1个小时,我发现胡老师平易近人,便不揣冒昧地提出能否跟师学习临床,想不到胡老师爽快地答应了,令我受宠若惊。
胡老师学验俱丰,尤其擅长脾胃病和神经、精神系疾病的治疗。80年代胡老师在龙华医院开设癫痫专科门诊,就诊患者门庭若市,上午门诊经常看到下午近1点。胡老师归纳癫痫的中医病机是“风、痰、瘀、热、虚”五端,曾经总结了250多病例,有效率达到80%左右,研制了镇痫定志合剂、蝎蜈胶囊等系列院内制剂,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受到患者的欢迎。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医临床优势之所在。胡老师认为,中医是宏观医学,西医是微观医学,前者强调辨证,后者注重辨病。临床应该把两者结合,互鉴互用,优势互补。对于西医诊断不明的疾病,完全可以充分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对于西医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的疾病,可以采用小剂量的西药加上中医药联合治疗,可以提高疗效;对于某些慢性病,可以采用中药治其本,西药治其标的方法,控制病情。例如,对于癫痫病的治疗,胡老师根据现代医学关于癫痫的发作类型,按中医的辨证进行治疗。对癫痫大发作型,采用化痰开窍、平肝熄风的方法;对失神性小发作型,采用清心宁神、疏肝解郁法;对精神运动型发作者,使用甘麦大枣汤法治疗;对局限性发作者,采用镇肝熄风解痉法治疗;对外伤性癫痫,采用活血化瘀祛风法等,收效较好。
胡老师的临证思路,对于日后我在治疗脾胃病及神经精神系疾病中,得到很好的启悟,视为准绳。
裘沛然:大道与小道
1990年6月中央人事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作出《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做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决定》。我生有幸,拜以博学多才和擅治疑难杂病著称的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为师,成为其学术传承人。
跟师临证20年,难以忘怀的故事甚多,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裘老师经常强调的“治病先治心”。裘老师语重心长地教导说:“治病先治心,既是一个医疗方法问题,更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他倡治疗疑难病八法中有“医患相得法”,为治愈疑难危重病症创造最佳的条件。
1994年底经过4年跟师学习,1995年7月4日我有幸与导师裘沛然又一次代表上海市师承的师生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出师大会”。裘老师还代表全国464位指导老师在大会上发言,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学生“不仅要继承好导师的学术经验,更要超过导师”;我代表全国627位结业出师的学生发言,感谢国家的中医政策和导师的悉心培养,表示“继承尚需努力,发扬任重道远”。
之后,我一方面继续向裘老师学习,一方面自己努力实践,并带领“裘沛然名师工作室”团队深入系统研究裘老师的学术经验。我们出版了《裘沛然医论医案集》《裘沛然学术经验集》《国医大师裘沛然学术经验研究》《国医大师裘沛然人学思想研究及诗文赏析》等一系列学术专著,总结探讨“国医大师的成才规律”,整理发表医论医案、学术论文百余篇。回首跟师20余年,我有幸处在我国中医药发展的最好时期,得国家师承政策的阳光,又得恩师之荫佑,导师的谆谆教诲,“医学是小道,文化是大道,大道通小道容易通”,是我学习中医的嚆矢。裘老师的为医之道、为人之道、治学之道,给我留下了永恒的“能源”。
高山流水,厚德仁心,“泰山其颓,哲人其萎”。三位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但其国医风采、大师风范宛若眼前,并不断激励着我侪为岐黄大业砥砺前行!(王庆其 上海中医药大学)
还中医本来面目
近百年来,中医命运“坎坷”!现代中医之路,究竟应该怎样走?是今天中医人必须思考并付之实践的问题。重庆市中医药学会名誉会长 马有度教授曾说:“名医治学之道各有千秋,但有共同规律:勤奋读书贵感悟,多方拜师巧取经,反复临床求佳效。他们一生追求精诚大医。大医,固然是“名医”,也应是深明医理的“明医”,更应是全心为民的“民医”。要成为“名医”,首先要做好“明医”,要深明中医医理,要精研中医医术。现代中医人要走好中医路,这是最重要的。
建立自信、正确评价自我
学中医难,行中医更难。走好中医路,走正中医路,走向中医的成才与成功之路,老一辈有老一辈的困难和艰辛,新一代有新一代的迷惑与努力。
首先,对中医要有崇高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心。中医乃我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对人类繁衍昌盛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连近年来肆虐猖獗的“非典”、“甲流”等烈性传染病,中医中药的疗效也有目共睹。但为何我们有些“现代中医”却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这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而不是中医出了问题。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高思华的一席话值得我们思考,他说:“有人用西医杀病毒治感冒的标准来衡量中医,认为中药处方一是没有杀病毒的药,二是一人一方,于是就说中医治病靶向不清楚,没有标准,无法重复,认为中医不科学,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医之所以能够根据其不同的表现对同患流感的患者开出不同的药方,是有中医的标准的。评价其是否科学,不能够根据其与西医的观念和方法是否吻合,而应依据是否可以治好病。就好比说十八般兵器,用刀要砍,用枪要刺,若用刀的招式来评价枪,或用枪的招式来评价刀,都是不合理的。”
然而,当今无论是临证思维,还是科研设计;无论是教学模式,还是行政管理,很多都是跟着西医的路子走,套用西医思维模式。用这种思维模式管理中医、发展中医,必然导致中医后继乏术,导致中医人失去信心,丧失信仰。
还中医理论本来面目
首先要还中医药理论本来面目。现行的中医药理论有没有被曲解,这是应该提出来深入探讨的问题。目前的中医院校教材是否全面准确地体现了中医药理论体系与临床体系,值得讨论。因为近二三十年来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中医人才,读中医原著的少了,对中医的认识仅仅是停留在教材上的那点东西。即使是读完博士,中医基础理论又有多深厚?读过几本中医原著?
笔者的恩师,中国中医科学院王伯岳先生生前说:“现在有些中医科班出身的学士、硕士、博士,甚至教授,在中医面前则大谈‘西医’,到了西医面前则大谈‘中医’。显而易见,西医是他的弱项,在真正的西医面前他不敢班门弄斧,其实,中医应当是他的强项。如果我们学历最高,职称最高的中医都不敢面对中医的话,那我们中医队伍又如何发扬中医呢?群众又会如何看待中医?”这是先生二十多年前讲过的话,现在情况又改变了多少呢?
回归中医,还中医药理论本来面目,就要提倡读原著、读经典。真正的中医名家,都是饱读原著,精通经典的。从原著、经典中真正领会中医药理论内涵,并运用到临床实践当中,而且是反复实践,不断提高。“现代中医人”如果只是抱着现行的几本“教材”,或由其衍生出来的所谓“大部头著作”,是很难真正做一个“明医”的。
其次,就是“辨证论治”与“辨证分型”的问题。“辨证论治”是中医最根本的特色与精华,天人相应,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一人一方随症加减是辨证论治的根本体现。而“辨证分型”,将一个病分列若干个“证型”进行“规范化”治疗,实际上是把“辨证论治”简单化、程式化、固定化、肤浅化,变成十人一方、百人一方、千人一方、万人一方,扭曲并改变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思维模式,更不要说这种“分型”是否符合该疾病的实际情况了。
因为从临床角度来说,大家对各种疾病“证型”的看法大不一致。我们常说中医教材脱离实际,不像西医教科书直接与临床接轨应用,就是因为中医教材没有按照中医临床思维去编写,这是导致中医后继乏术的症结所在。“分型”模式是西医的思维模式,“辨证”模式才是中医的思维模式。用西医思维模式解读中医,认识中医,甚至去发展中医,其结果会是怎样呢?
20世纪80年代是中医的一个振兴年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也给中医带来一个机遇,记得当时“名老中医专家医案经验的电子计算机系统的研究”,很风行了一时。当时为我国著名中医肝病专家关幼波教授研究的“肝病诊疗”设置了280多个“证型”,关老说还未全面包括。后来事实证明,花费大量科研经费研制的全国一大批名老中医专家的经验,不但不能为临床运用,更谈不上“永久地保留”名老中医专家经验了。
这个事实说明什么?跟上时代新技术研究中医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方法错了,路线错了,就会偏离方向,就会违反中医发展的自身规律,这种“与时俱进”没有实际意义。回归中医,就是要回到中医基础理论的原点,回到中医临证思维的原点,就是恢复中医的本来面目,从中医自身的规律出发去发展。
建立符合中医自身的标准
此外还有中医标准的问题。多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医没有标准,无法重复。于是乎,就人为地设标准,搞科研,去验证。事实上,这种认识与思路也是按西医模式去做,结果是交了学费,走了弯路,现在又回到了基本的认识:中医的个体化治疗特色才真正体现中医辨证论治规律。然而大道理大家都明白了,但临床“规范”仍然还是没变,科研仍然必须按“标准”去做,否则课题不批准,临床医疗管理不合格,知与行难合一。
我们常说中医辨证必须体贴入微,治疗用药必须丝丝入扣,这样才能提高临床疗效。而程式化、肤浅化的“分型”显然跟不上临床上的变化。若把它作为“标准”,甚至推向“世界”,岂不是害了中医,由“后继乏术”真的成为“中医乏术”了。
什么是中医的标准?我们说中医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营卫气血、四诊八纲、三焦六经等等都是标准,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对于现代疾病如何建立中医诊疗标准?这需要大家集思广益,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不可用行政命令,召集几个人设定几个证型,打个勾就能完成的。一个学科的标准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就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