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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弘扬燕赵医学

(2023-01-05 04:26:53)

——“燕赵中医学术流派研究丛书”评介
摘自2023-1-4中国中医药报
方朝义 河北中医学院
“一部中医史,半部燕赵人”。燕赵自古人杰地灵,名医荟萃,大医辈出,燕赵医学文化源远流长,学术流派精彩纷呈,对中医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是中医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瑰宝。
中医学术流派是中医学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学术思想、学术主张或独到临床诊疗技艺,有清晰的学术传承脉络和一定历史影响力与公认度的学术派别。中医学家任应秋将中医主要学术流派分为医经学派、经方学派、河间学派、易水学派、伤寒学派、温热学派及汇通学派。其中,医经学派、河间学派、易水学派、汇通学派皆源于燕赵大地,燕赵医学流派在中医学派发展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系统整理研究燕赵医学流派学术思想,汲取不同医学流派的理论精华与临证经验,是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燕赵医学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传承弘扬燕赵医学需要重点加强燕赵医学文化历史、学术流派、名医学术思想的总结、研究、应用及推广,包括系统总结整理燕赵医学流派的学术思想,出版系列专著;总结整理著名燕赵医家的学术思想,辑录成书以广行于世; 整理校对注释燕赵名医著作;开展燕赵医学学术思想交流研讨;培养优秀的燕赵中医传承人才;推动医疗机构临床应用和特色专科建设;开发燕赵名医经验处方特色制剂,全面促进理论学术的传承发展和临床应用。由此,“燕赵中医学术流派研究丛书”应运而生。
“燕赵中医学术流派研究丛书”共有4册:《医经学派》《河间学派》《易水学派》《中西汇通学派》。系统整理、挖掘、总结四大医学流派的学术思想,从学派源流史略、主要学术成就及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和现代研究应用等方面研究四大流派的“源”与“流”,力求系统深入地反映各流派的核心观点和现代应用价值。
医经学派主要是对《黄帝内经》进行专题研究发挥。《黄帝内经》对人体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辨证论治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客观的叙述,还把医疗保健的原则提高到了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度,为中医学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扁鹊、张仲景、华佗、王叔和、皇甫谧、全元起、杨上善、王冰、刘温舒、刘完素、张介宾、滑寿、马莳、李中梓、沈又彭、黄元御等代表性医家,通过校订疏证、分类研究、专题发挥等方法完善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临床辨治体系,对脉学、脏腑辨证、六经辨证、针灸学、络病学、五运六气、杂病证治、摄生保健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现代中医学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根基和本源。
河间学派以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阐述火热病机、善治火热病证而著称于世,衍生出以张从正为代表的攻邪派和以朱丹溪为代表的滋阴派,不仅促进了中医病机学说的发展,也为温热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易水学派以脏腑病机理论为思想核心,重视脾胃、肾命水火为主的脏腑虚损病机,先后天并论、脾肾并重,形成系统理、法、方、药学术思想体系,在中医学脏腑病机及辨证治疗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对中医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肇始奠基期,张元素法《内经》、宗仲景,提出“古方今病不相能”的治学思想,对易水学派及后世中医学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启迪意义,提出脏腑虚损是发病之本,主张从脏腑寒热虚实以言病机辨证,以治脾肾为要,从五运六气之化以言制方遣药,为易水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学派形成期,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等创建了脾胃内伤学说、阴证学说等一系列学术理论后,易水学派以其独特、系统的学术理论体系,以其善用温补方药治疗虚损病证的鲜明学术特色在中医各家学术流派中独树一帜,奠定了易水学派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外延发展期,易水学派从燕赵大地逐渐向外扩延,广兴南北,薛己、张介宾、李中梓、赵献可、高鼓峰、张璐、沈郎仲、尤在泾等众多医家私淑易水学派学术思想,发展了脾胃学说、命门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将易水重视脾肾的学术思想外延至内、外、妇、儿科多科,拓展了临床疾病应用领域,也为温补学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西汇通学派的先驱医家从理论和临证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中西医汇通的认识和做法,其代表性医家张锡纯提出的“衷中参西”,开中西医结合之先河,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中西医结合事业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人才培养、临床医疗、科研创新、基地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瞩目的突破性成果。
中医学的发展主要是理论的发展,理论的发展最终体现在临床疗效的提高,而临床疗效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处方的运用,中医理论亦是依托于处方体现其科学价值。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医发展史,共有三次发展高峰,每次都伴随着中医理论的突破: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伤寒杂病论》奠定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扁鹊奠定了诊断方法的基础;金元时期,学术流派纷呈,河间学派刘完素提出火热论,易水学派李东垣提出脾胃论,朱丹溪、张从正师从刘完素,分别提出滋阴论和攻邪论;明清时期,温病学崛起,随后涌现出王清任、张锡纯等著名医家。三次发展高峰中,燕赵医家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燕赵中医学术流派研究丛书”准确、系统、深入、全面地论述了燕赵医学流派的形成发展和学术成就,充分体现了燕赵医学流派的学术指导价值和临床应用价值,为传承弘扬燕赵医学学术思想,开展燕赵医学学术交流探讨,培养优秀的燕赵中医传承人才,推动特色专科建设及燕赵名医经验处方特色制剂开发,促进燕赵医学的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是具有传承价值的中医学术著作。

从“中观”视角看中医学术流派研究
摘自2023-5-1中国中医药报
郑洪 浙江中医药大学
近数十年,中医学术流派研究虽然受到充分重视,但对其意义和价值也仍然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例如有人提出“医学不宜分派说”,有人认为中医学术流派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的主要作用是消极的等。这些看法各有其理据。笔者认为对于中医学术流派研究的价值,既不应漠视无视,也不宜过高评价,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中观理论视角,为中医学术流派研究进行合适的定位。
各种学科门类中的“中观”理论
笔者此处所说的“中观”是一个统名,在不同学科有不同叫法。例如在经济学中就叫“中观”,是相对于微观、宏观而言的。微观经济研究家庭、企业、市场,宏观经济研究国民经济,中观经济研究的是部分、地区、集团。中观经济学的产生是实践的产物,微观试点经验不应立即转化为宏观决策,应该经过中介环境在较大范围再尝试和总结。
在社会学上常用的叫法是“中层理论”,即“中观层次”的理论,它源于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其观点大致为:社会生活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因而企图提出一个可以解释全部社会生活、社会现象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普遍性理论是难以成功的。许多基本的社会现象还没有作过特殊的研究,难以概括出普遍的理论。因此应当先作一些中层的理论研究,提出比较小范围的假设,以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理论影响极大,被认为“激发了学术实践模式和知识发展模式的多元化”,被广泛应用到各个学科研究中。例如历史学中,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原则套用到一些具体事件中,就可能出现机械和教条的倾向,需要发展“中层理论”。“‘中层理论’介于宏大的理论体系与微观的经验描述之间,既具有高屋建瓴的抽象性,又具有细致入微的可操作性”,有助于更好地进行历史解释。
其他领域内对“中观”的探讨也很广泛,在电影学中,有学者对那些宏大的文化思潮表示怀疑,认为有教条原则、自我指涉和制造阐释等弱点,提倡在限定范围内进行的问题驱动研究,相对于“大理论”来说,既不忽视反面例证,又注重经验性的实证研究。
将中观视野应用于文学史研究的学者还认为文学流派研究属于中观研究,指出其既有认识论的价值,又有方法论的价值,可以“出入于宏观与微观”,“于肌理密集处进行着‘中观’研究”。
综上可见,“中观”是各个学科领域中,探索和解决中间层次、中间环节的特有规律的一种理论视角。就以上所见,“中观”大多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其形式通常体现为区域、部门、团体、流派等。自然科学其实也有“中观”层次的规律,在知识上主要体现为学科、专科等,相对来说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追求纯粹性,重视研究宏观、中观和微观共有的科学规律,所以其“三观”通常是贯通的,只是在不同层面的应用中有特殊的限定。这类特殊性通常分化成为新学科,一般不用流派来称谓。
中医学术流派的“中观”特征
以上有关“中观”视角的理论,对中医学术流派研究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人们都知道,中医药学既有自然科学属性,也有人文社会科学属性。传统中医知识是在分散的社会形态下形成的,源自不同流派、世家等的知识和经验,有明显的个性和特色,而规范性和一致性则较弱。民国时期中医被诟病为“不科学”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从民国到现代,中医界努力构建中医统一教材、统一教学大纲,进行学科分化,逐步使现代中医更接近于自然科学的形式。这在总体上是一种进步,但正如人们所感受到的,从无数医学知识中抽象、提炼出来的“基本”知识体系,有时离医家个体的经验差别较大,由此引发不少对教材的批评声音。虽然历版教材主编都在努力应对这方面的质疑,但都不能完全解决。这是因为要成为整体性、规范性的知识体系,就必然有一定的宏观性、抽象性,同时会牺牲不少具体的、独特的认识与观点。例如阴阳平衡观的问题,被称为“火神派”的卢崇汉提到,他曾专门给任应秋先生写信,对他在《阴阳五行》中讲的阴阳平衡提出不同意见,并提出他所主张的阳为主导、阴为从属的阴阳关系。卢崇汉的观点虽然有其论据,但无论在哲学或医学的普遍的认识论上,显然阴阳平衡更为合理。尽管阴阳在实践中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不同理论背景的人可能各有侧重,但显然不能将这些特殊状况、特色主张作为基本理论。不过由此看来,作为宏观的基本理论与微观实际之间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差距,有时就被认为理论与实践脱节。
正因为如此,中医学术流派这类中观理论的存在仍是很有必要的。在中观层面上,不同观点的理论都可以充分讨论和探索,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中观理论不需要四平八稳,各个流派面对实践时形成的特色经验,可以有这样那样的偏好。
范式偏好
如果我们把不同流派理论看作该流派的范式的话,比较而言范式之间不一定有优劣之分,是可以随不同群体的偏好来选择的。以中医学术流派中最重要的温病和伤寒而论,大多数医家都主张寒温应统一,但所选择的方法各不一样。像清代俞根初《通俗伤寒论》以“六经钤伤寒、三焦论瘟疫”来统一;现代万友生在《寒温统一论》尝试以八纲为主导,把伤寒六经和温病三焦、卫气营血的理法方药进行统一。而在中医内科学中,则以疾病为纲,有的选择伤寒方,有的选择温病方,也是在宏观上的统一。很显然,只要统一就难免会舍弃伤寒、温病体系中某些原有的逻辑和概念,所以课程体系中仍然单独保留伤寒论选读、温病学这两门课程,以使人们仍然对原有的体系有所了解,某种程度上也鼓励部分学习者将来选择伤寒或温病以深入研究。
技术偏好
流派形式多种多样。有些以技术为主的流派,在临床上有时体现为学科或专科。以针灸为例,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流派,浙江中医学术流派的十大流派中就有针灸学派。对于同样的疾病,针灸学派选择用针灸之类的非药物治疗方法。同类的还可以有推拿流派、外治流派,而在针灸内部还有头针、体针、腹针等不同技术,它们都形成了全科性地面对临床各类疾病的知识体系。所以针灸的理论基础虽然以中医理论为本,但又有“理论体系相对独立、完整,治疗手段特色鲜明”的特点,此前不少学者主张提升其学科地位。
风格偏好
即使在范式、技术上没有特定偏好,大多数医者在临床上都会形成自己的用药偏好。有的医者喜欢“轻灵”,成为“小方派”;有的喜欢重剂,成为“大方派”。由于中医五脏相关,临床治疗就存在多种路径,有善于治肝以调五脏的,有善于调脾胃安五脏的,均能形成风格。还有好用虫药、好用草药等不同,也可以成为某个流派的特色。
组织/地域联系
因某个组织而构成密切联系,形成学术流派的也不鲜见。清代杭州有“侣山堂”讲学群体,后来被命名为“钱塘医派”,该派名称中使用“钱塘”仅是代称,实质上是指“以侣山堂为主要活动场所,集讲学、研经与诊疗活动于一体”的张志聪、张锡驹等一批医家。类似的,有学者提出“利济学派”,则是指近代温州瑞安利济医学堂师生群体。以地域联系而命名的医派在当代更为多见,如新安医学、海派中医、岭南医学等。这类组织或地域的联系,是构成学术上形成共同理论观点的基础。有的虽然不一定形成特有的理论,但在组织或地域内长期密切交流,形成文化认同,也会形成某些群体特征。
中医药学中中观与微观、宏观的关系
我们把中医学术流派及其理论看作“中观”,相对的,个体医者的理论和经验属于“微观”,而整体中医理念体系属于宏观。三观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加法关系,而是各反映不同层面的规律,并不能互相涵盖。
中观与微观
按中医学术流派“学术思想—人才链—名著和影响”的三要素说,学术流派以名医为中心,但名医不一定形成流派。有学者指出:“某医带了若干徒弟,仅仅传授一般的医学知识,从事一般的医疗活动,无论在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中,均无重大建树,没有形成独树一帜的学术见解,既无重要著作问世,又无社会影响,也不能形成学派。”流派彰显了部分名医的学术影响力,不同于一般名医在患者之中的名声。
另一方面,中医学术流派研究又不能用名中医学术经验研究来代替。如同文学流派一样,有学者认为文学大家是“点”,而文学流派是“圈”,“圈的形成、移位、变形、兴替……既有其外显的演变轨迹,又有其内隐的衍变规律”。流派“人才链”的形成,流派学术思想和经验的形成与完善、传播与应用等情况,都属于中医学术流派研究的视野,不局限于某一个具体医家。学术流派发展的规律也与名医个人的成才规律不同。
中观与宏观
流派研究是学术发展的动力之一。有学者这样概括:“学派内同道的相互切劘、补益是学派形成理论张力的重要机制”“学派间的激荡互动及不同学派的意脉赓续是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因”。
不过,医学是应用科学,具有自然科学属性。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不同在于总是致力于寻找一致性、确定性的理论。中医学术流派观点各异,如果没有一个有效机制来将其整合,则可能带来莫衷一是的感觉,这种弊端在缺乏学术共同体制度的古代尤其明显。对此,历史上就有医家提出批评,认为学者“各立门庭,徒骋私见”,带来学术思想纷乱的现象,形成宏观失序。
所以,古今均有不少医家致力于整合学派观点,例如明代王纶提出“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的观点。还有不少以“医宗”为名的著作,都旨在从纷繁的学术观点中构建出宏观的“正典”。到了现代,集全国之力编成的中医教材系列可以说基本实现了这一步。但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目前统一化的中医药高等教育模式排斥个性化学术流派”,因此其统一性和规范性并不是各个学派观点的完整相加,而是作了“削足适履”的提取,由此就带来了理论多样性的流失。
因此,我们既不能像清代某些医家那样,因为学术创新造成理论不一致而否定新学说、新学派,一味主张复古;也不能认为从医家和流派观点中抽取精华构建学术体系后,就不必再研究具体的医家和流派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各反映着中医理论和实践中的不同特征和规律。
借鉴现代多学科中的“中观”理论,可以认为中医学术流派理论属于中医理论中的中观层次理论。中观层次理论是宏观、基础层面理论的源泉,但不必要求它像宏观、基础层面的理论那样完整和成熟。在中观层面上,通俗说的“无偏不成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并不影响宏观层面上的中医理论主体的平正通达。在中观理论角度下研究中医学术流派,相对于微观个体研究来说具备更广阔的视野,相对于宏观来说则有与实践结合更紧密的特点。挖掘和传承好丰富多样的中医学术流派理论和经验,推动对中医理论各个层面规律的深入研究,在当前十分必要。
(摘编自《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11月第23卷第6期)

“三折肱知为良医”的故事

 (2023-01-05 04:26:07)[编辑][删除]
摘自2023-1-4中国中医药报
有一个成语叫“三折其肱”,其中的“肱”指手臂。这个成语出自春秋时期左丘明《左传•定公十三年》中“三折肱知为良医”的故事,意思是多次折断胳膊,在治疗过程中,就能懂得医治断臂的方法,变成一个好医生。比喻一个人经历多次挫折后,就会积累丰富的经验,从而成为这方面的行家。
春秋末年,晋国日渐衰微,国家被范、中行、智、韩、魏、赵六位大臣所掌控。范氏和中行氏准备起兵攻打晋定公。一时间,形势紧张,许多人认为晋定公这次非败不可。但齐国一个叫高疆的谋士劝谏范氏和中行氏说:“三折肱知为良医。唯伐君为不克,民弗与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尽克也。克之,君将谁与?若先伐君,是使睦也。”高疆认为,战事成功和失败的关键,要看民众是否支持,假如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便失败无疑。范氏和中行氏起兵攻打晋定公,这是一种反叛行为,民众肯定不会支持他们。再说晋定公多次经历战争,屡战屡败,落到流居异国的田地,但正如三次折伤手臂的人,他已尝尽折臂的滋味,也了解了折臂的原因和治疗的过程与方法,再不会失败了。
高疆说得很有道理,但范氏和中行氏听不进去,还是坚持去打晋定公。晋国人果然联合起来帮助晋定公,范氏和中行氏大败,并直接导致被消灭,最终留下了“三折其肱”的成语。(樊沙沙)
皇古融新 卓然自立
——从《章次公医术经验集增补本》看章朱学派的特点与贡献
孟庆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

    次公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倡导“双重诊断,一重治疗”,可谓孤明先发。他强调疗效,一般病证,必须三剂见效。

    次公先生自树旗帜,创始了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中医学派。“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是对孙中山先生“发皇中华学术恢复先民技能”彝训的光大,其在文化上也是永恒的至真名论。

    章次公与朱良春这双星同璧的两位大师太灿然卓如了。二人学路相同,都殊重人品医德,都业绩昭昭,特别是在智略特长上都口碑传信。朱良春对章次公先生的继承可谓“至著者像也”。

    在近现代中医学术史上,江苏南通朱良春教授可谓是最享师承之福的大师。他是名师之徒,又是名师之师。他的老师,就是那位倡“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章次公先生。他的弟子很多,其中的何绍奇、朱步先、史载祥教授等人,已是行医海内外,医名隆盛的临床家了。是他们以精诚的仁心仁术,自辟户牖创立了以皇古融新为旗帜的章朱学派。

    人生就是享受经历与感恩。今年已97周岁的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最令人击节敬佩的,就是他在经历、品德、学识几方面都推至臻备。近日阅读朱良春教授颐年集篇隽献的《章次公医术经验集增补本》,读后心向阳光催律动,令人敬仰不止。

    章次公  中医界难得的高士

    章次公先生是近现代中医的一座高山,德艺高乘,弟子朱良春尊许勉学,笔底含情,悉心整理。章次公先生之超越和他临床之卓绝尽在书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终结千余年来伤寒温病之争

    宋以前一直循《内经》“今夫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指认仲景六经辨证系以寒为病因统概外感。金之刘完素有所突破,言“伤寒是热病”,把热性病全归于火热之邪,元明之交的王履则寒温分立,言“伤寒自是伤寒,温病自是温病”,主张寒温分治。明末大疫流行,吴又可创“戾气”说,撰《温疫论》。清初叶天士以“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立论,创卫气营血辨证,后吴鞠通创三焦辨证。由是而从宋代以降,外感热病就有伤寒派、温病派、温疫派,特别是围绕寒和温,既有病因病性之争,也有治法之争,不曾消歇。甚至伤寒学派中尚有陆九芝的伤寒统温病派,温病学派中又有杨栗山等人的温病统伤寒派。

    章次公先生师从名家,伤寒师从曹颖甫,温病师从丁甘仁,又博览群籍,对《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普济本事方》《世补斋医书·广温热论》等用力尤勤,在自己的临证实践中积累数多以伤寒经方和温病时方论治传染病的经验,指出“叶天士等总结前人的理论与经验,阐发温病学正是对《伤寒论》的发展”,慧识寒温一体,伤寒六经和温病卫气营血、三焦,是三种不同的辨证方法,其病种和病因以辨证为要务,脱却了历代以来的门户之争,冶寒温于一炉。他在总结三种辨证纲领的共性时,尤其重视病期(各阶段发病时间及病程)和维护心力,终结了对千余年来的伤寒温病之争,做了历史性的提升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次公先生的这一炯鉴,已为当代外感热病病证论治之理则,也载入现代医学的《传染病学》。

    开创了中药临床实用药理学

    先秦以还,中药循《墨子·贵义》“药然草之本”之论,中药概称“本草”,以其气立和神机同为元气,借药物之偏以调病盛衰为治。从《神农本草经》至清末民初,遗存的本草著作目录就近900部,载药味9000余种,有综论药性、药源、用法、组方者,有注疏《神农本草经》者,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缪希雍《本草经疏》,有颁行为药典者如唐代苏敬等人的《新修本草》,有百科全书式的《本草纲目》,也有侧重植物基源考辨的清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以及释义药性、取向简要的《本草备要》《本草从新》等等。至清末,在药肆中,“本草”始称“国药”,后称“中药”,以有别于西药、东药,精进了“本草”。当时对中药的功效,又从临床方面和实验方面积累了很多新知识。

    章次公先生首开病机论药性之先河,并以明晰精减、适应教学之需,在二十年代就编著了《中国药物学》四卷,后来不断补充为六卷。在他执教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和苏州中医专科学校讲授。他的《药物学》突破了“本草纲目”的概念模式和分类,又大异于李东垣的《用药法象》,而是以临床为主旨,在对每一药物原植物、产地、入药部分、性味、主治、近世应用、炮制、用量、著名方剂、前代记载、近人研究,以及东洋学说等详细介绍之后,他突破了四气五味,以病机药性为重点,突出最佳主治。例如石菖蒲涤痰开窍,夜交藤引阳入阴,龙骨潜阳入阴,每药之后有编者按,着重说明该药的应用方法和自己的使用经验。论述简要,有裨实用,诚如他在自序中所概言:“撷其精华,汰其浮辞,旁取日本,远采欧西,剪辟宋元以来肤廓之论,发扬古医学之学效研究生药,以广种植,苦心孤诣,另辟蹊径。”此书发前人之未发,补古人之未逮,他以此勾勒出现代中药学的框架,时至今日,也以其理论和实用价值堪为中药学之佳构。

    对辨证论治的理论突破与演明

    辨证论治的提高与突破,是中医学者们的事业性的永恒课题。就思维方式而言,他主张运用逻辑,晰清因果以突破医者意也。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指引他学习印度的因明学。因明学是古代印度哲学,后来也纳为佛家通学的科目“五明”之一。五明即内明、因明、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学是关于推理、论证、辨识之学,即逻辑学。

    章次公先生用因明学的方法研究仲景的辨证方药体系,结合自己对辨证论治的理解,认为因明与辨证论治思维多有契和之处,称赞道:“学问极则在舍似存真,因明一学,乃印度教人以辨真似之学也。”他将因明运用于临证,每一病患必索出主证主因,按此逻辑推理而用药,他医案的按语都是按因明的轨式来书写。这实际上是对张仲景《伤寒论》及辨证论治奥妙的一大破解:辨证论治之所以能够理法方药一线贯穿,原因在于有其内在的逻辑。次公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倡导“双重诊断,一重治疗”,可谓孤明先发,他主张运用中医之四诊、八纲及六经、卫气营血、三焦等各种辨证纲领,兼采西医诊断手段,有中医诊断,也有西医诊断,是为双重诊断。也正因于此,其辨证论治,戒“有是症用是药”之偏。一重治疗就是作为中医,一定要采用中医的中药、针灸等治疗手段以施治。他强调疗效,一般病证,必须三剂见效。这是他在实践中的体悟和选择。他是从中西医学的特点和互补性而有此认识的,使中医学在临床上见之明而治之勇,是辨证论治规范的一大发展。

    留下了超然胆艺、智圆行方的医案

    中医学重视医案,形成了传统,具有教学承传的特质。章太炎先生曾说:“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医案有如《易》之验辞,“医有按据,尤事有征符”,对于学术体系而言,医案是传递经验,启迪思维的读本。案主的学术胆识、品德、心态皆历历在目。但也有负面者,如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曾批评“率多依托”的假医案,然而医案毕竟是案主品德的遗存写照。

    章次公医案在行业中传播已久,其案例很多被援用于学人的论文之中及课堂讲述。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前列腺手术后呃逆连续十日不止,每日多至二十余次,最长延续时间达90分钟,既不能进食,也无法休息和睡眠,经中国与苏联医学家多法治疗无效,已下达病危通知书,经次公先生奇药奇法竟然转危为安,睡了一天一夜,进食稀饭后逐渐康复。这个故事曾有几位教授在课堂讲授过。听者皆“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医生司命,重在胆识。重病当用峻剂,医生对重证病人惧担责任,只能开个平和方、投“菓子药”。孙思邈说医生应“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次公先生对患者宅心仁厚,“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敢用重剂担当危重,力挽垂危,章太炎称他“胆识过人”。案中以全真一气汤治肠伤寒并发出血,以大青龙汤重用麻黄,治大叶性肺炎已发生心力衰竭,等等。古往今来的名医各有风格,例如在伤寒派中,张简斋治病全用经方,而陈逊斋经方绝不加减,全用原方,甘肃的于己百先生,治病是“经方头,时方尾”。次公先生则是不论经方、时方、单方、草药,合宜而用,这体现了《灵枢·九针十二原》“任其所宜”的原则,而其具体何方何药用于何病何证,更是既擅高韵,又侥精思了。他以大剂量杏仁用为解痉药治胃溃疡,以一味蚕茧治小儿多尿症,把地方草药六轴子用于伤科镇痛。艾叶之用最为稔熟,用于解胃痛、止呕血、蠲泻痢、治崩漏。有一治痢疾的医案竟是小说《镜花缘》中的方子。他的处方笺上,都印有“博采众方”四字。这是仲景的垂训,也是他会通的风格。他对博采和会通进一步探索,概括出临证时当以“有成法无成病”的理念,走入“神用无方谓之圣”(《素问·天元纪大论》)的境界。

    临床家们常说,阅读医案,在“接方”处最见切要,新诊时何以换方?何以增减药物?两次一对比,案主的意图和思维一目了然。次公先生的医案,在这点上交待最为清晰,堪称典范。可在一两味间识妙变之巧。例如《暑湿、湿温》[案十],系虚人病湿温,湿热日久,化燥化火,气阴不足,脉来糊数,神识昏蒙,垂危待毙。从第十二病日接诊治疗,第五诊时用附片、党参振奋阳气,第六诊后始用高丽参,皆与大队养阴药同用,取阳生阴长之意,而无灼阴伤津之弊,九诊而愈。次公先生书案,有述原因者,有引古人语者,有述主诉及诊疗目的者,有述鉴别诊断者,有述治疗转归者。已往,有名医将误诊误治的案例集成《失手录》之类,然不曾刊刻,次公先生将自己失败的医案详述始末,汇编成《道少集》与《立行集》,不仅成编,还在课堂上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医学,作为可能性的科学,误失在所难免,从对待“失手”的科学作风中也可见其心胸。次公先生说:“对待别人固可隐恶扬善,若以对待他人之法而原谅自己学术上之错误,此必沦为无行之庸医。”从书案的形式看,他的医案最能体现中医医案的传统:实用性和选择论,这大异于西医病历以搜索论为指规者。其医案文字之简炼、救贫贱之厄折射其人格。他虽然为中央主要领导诊病,但他不以病案标引贵游,自高荣誉。他批评那种“好药不贱,药少不灵”的认识,方子用药少而精宜。每个方中都有直捣黄龙的药物,正是见证得药,见药识证,以类用药,指掌皆在的风格,是“方中有药”的典范。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明于有证。”他治病的疗效全展现在医案中。案如其人,精干务实,是一部治验擅胜、托庇福人的著作。

    创始了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中医学派

    次公先生对中医学的发展有超前之悟。世其业的章次公对中医大业的发展有笃厚的使命感,这造因于他的学识,太炎先生的教益,乃至颜真卿书法濡润的品藻。士志于道,他开始在临床的同时教学授徒,和弟子一起创立学派,同时彰显他对中医学发展的殷念。

    他毕业后行医治病的同时,先是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留校任教,后又在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苏州国医专科学校授课。1929年他和徐衡之、陆渊雷共同创办的上海国医学院,他题写了“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八个大字,作为学校的校训,也是自己的座右铭,并成为他的家法师法。

    “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是对孙中山先生“发皇中华学术恢复先民技能”的彝训在时空要素的引伸光大。可谓扬古创新,苞新统故,不论中医西医东医,科学人文,乡邦要籍,民间单方,惟学用之。此发展观,在当世就“是以世人之语者,驰千里之外”。时至今日,不仅对于中医,在文化上也是永恒的至真名论。

    章朱二公  双星同璧 灿然卓如

    《资治通鉴》谓“经师难遇,人师难求。”以医为道之大者,得人乃传。朱良春大师为朱熹后裔,朱家老祠高悬“闽婺同源”的匾额。他幼读私塾与小学、中学,因患病而喜医学医,先拜在孟河御医马培之之孙马恵卿门下,从读经背诵学起,之后诊脉唱方抄方,听老师进诊讲方。一年后报考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又一年后因抗战爆发,校长介绍他到中国医学院继续完成学业,就是在这里,师徒望道相见,一个得人传,一个敏求师,手足砥砺,开创了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标格的章朱学派。

    在近现代医学史上,这双星同璧的两位大师太灿然卓如了。二人学路相同,都殊重人品医德,都业绩昭昭,特别是在智略特长上都口碑传信。

    章朱师徒皆艺从高师

    次公先生自幼随父练武习文。之后入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他服膺并受其亲炙的教师,是大刀阔斧、风格泼辣的经方家曹颖甫和纤巧缜密的丁甘仁。他以此形成了辨证准确,用药泼辣的临床风格。他还是学问博大精深的章太炎的弟子,他出于对太炎先生的敬仰,取“次公”为字。章太炎为医学世家,曾向黄体仁习医,尤嗜仲景之学。章太炎曾篆书一联语赠次公:“嗜学当如食鸡跖,解经直欲析牛毛”,抬头为“书赠次公”,落款为“宗人章炳麟”。可见师生情深谊厚。朱良春转学后即拜次公为师,除医学外,也读文临帖,1938年在上海中国医学院毕业后,章次公将一方寿山石印章赠给他,印章镌文曰:“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以为勖勉。清人唐甄在《潜书·讲学》中称:“学贵得师,亦贵得友。师也者,犹行路之有导也;友也者,犹涉险之有助也。得师得友,可以为学矣。所责乎师友者,贵其善讲也。虽有歧路,导之使不迷也;虽有险道,助之使勿失也。”按学统,亲传业者称弟子,弟子复传于人为门生。他师徒二人遵之超之,良春敬次公如父,次公写信称良春为“世兄”、“贤弟”,一个对老师推服至极,一个视弟子为得人乃传的知己。师生之谊,犹如明代王心斋之与王阳明,清代方仁渊之与王旭高,近人陈苏生之与祝味菊。都是学术史上的佳话。良春铭记老师一言一行,珍藏老师一案一信一照片,有此儒修相业,才能有这部《章次公医术经验集》。

    两位大师都是义举赡富的高士

    两人在民国年年间开业行医时就以侠义闻名。穷苦患者不但免收诊费,还赠药赙金,次公被称“贫孟尝”。良春有“侠医”之美誉。次公继承乃师太炎经世济民,识略超旷,以经史为功底,重实践治医,书法学颜真卿“正襟垂绅”,外感寒温一体,杂病学张景岳、喻嘉言、王旭高,为人耿直,不阿谀,不屈从。他治医的那个年代先是洋学(西洋、东洋)涌进,中医取消之论甚嚣尘上,中医危机愈显,但中医愈危愈奋,办学创刊,中医界又有“容新”、“排新”之争。他遂确立皇古融新之志。上世纪50年代,次公受到国家重视,应召赴京任卫生部顾问等要职。然而在1956年,他发表的《“从太炎先生论中医与五行说”谈起》的文章,却遭来非常之诋毁。本来,五行说自古就有常胜派、无常胜派、灾异派、江湖派等诸派流变,医学五行也逐渐演化,如向二火二水、五水五火发展,并以亢害承制、命门等不断突破,古代就逐渐符号化了。次公先生立足于“扬弃”,亘古常新地对待五行,通合道理。然而在那个缺乏弹性的时代,指拨一弹便有曲弦立应,更有跟风浪进批人以鸣高者,龙头讲章,令人寡欢。但运不长厄,他毕竟是以其医术与学业曾与毛泽东主席彻夜长谈,被主席誉为“难得之高士”之人,高士依然。

    1956年卫生部调朱良春进京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原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在调动过程中,省市两级政府再三挽留,朱良春因担任南通市中医院院长一职,实属“一将难求,暂难调离”,请求上级允许朱良春在当地发挥中医领导骨干作用,朱良春奉调进京未能成行。“为报寰中百川水”,他在家乡展开了他的色彩斑斓的人生。他临床佳效,闻名远近。学术多创新,继承有根脉,管理卓功绩,献身于桑梓。他率先倡导弘扬民间医药遗产,挖掘单方验方。他扶育的“三枝花”已经成为传奇轶事:即季德胜的蛇药、陈照的拔核丹和成云龙的金荞麦。其中,既研发了新药,创新了疗法,还兴办了药厂。季德胜蛇药不仅擅解蛇毒,还用于治疗肿毒、脑炎和肿瘤,今日用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等抗肿瘤,都始于此药的推广。更重要的是,三名民间医生被培养成中医院的医生。1959年,他任职的南通市中医院曾被评为“全国红旗单位”。对于辨证论治,朱良春早在1962年就在《中医杂志》撰文倡导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并指出辨证是绝对的,辨病是相对的,又在肝炎、风湿痹症等病的治疗上,他都是导夫先路,以特色和创新引领学术。对于学人学术的发展,近代以来,有一个“码头效应”,国外称“康道克效应”,就是在大城市的大医院大科研机构的研究者,能甫出重大成果和学者引领潮流,而置身南通的朱良春恰好是能突围“码头效应”而成为领军的一流学者,一如乃师,高士者也。

    朱良春对章次公的全面继承

    朱良春对章次公先生的继承可谓“至著者像也”。他们都遵家法师法尚医德,都办学校创刊物带高徒;学术上都倡言经典是基础,师承是关键,临床是根本;对于学术大道,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旗帜,以传统为自我,“欲求融合,必求我之卓然自立”,其学,旧中见新,新中有根。对于临证,师徒二人都病证结合,既博采众方,又创制新方,其用药犹如杜甫之“诗律细”,两位大师都是在辨证论治最后环节用药上“专精细”见功,都是擅用虫类药和附子的高手。章次公先生以宗师发其端,朱良春大师广其行成集其医案,或编撰为专著。就是在这个传承过程中,朱良春中年以“学到知羞”为座右铭,而到白发丹心照汗青之际,他的座右铭是为“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至善在他们这已经是一个道担大任,任之其能的煌煌学派了。

    “书之论事,昭如日月”,从宗师创学,到弟子门人承传光大,望之俨然。这部《章次公医术经验集增补本》,既真知启人,又如泰戈尔所言“美好的东西不是独来的,它伴了许多好东西同来”。《素问·气穴论》说:“世言真数开人意”,这正是一部开人意的真数传品。

学、思、悟【草根一生】

  皇古融新卓然自立(转)【草根一生】 (2014-12-16 09:08:42)[编辑][删除]
                 学、思、悟【草根一生】

     悬壶漫路之时,一定要善于学习,一定要勤于思考,领悟
其理、其质,方能先人一步,高人一招。 
    要想成功,要定目标,持之以恒。成事需要努力和毅力,并为之奋斗,吾天资非超人,唯独过人者,确定目标后,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坚持不懈努力。

中医颂(转) 


                                                                    中医颂(转) <wbr><wbr><wbr><wbr>【草根一生】


        甲午深秋,中医楼落成,彰显振兴中医之大业,展现杏林发展之前景。魁于鲁径,罕于九州。乃为颂曰:夫岐黄上古以论天真,分天地之象,列阴阳之候,明五行之道,并晓平、和之理者,乃奉生之始,启至道之宗也。

    神农尝百草而食药同源,仲景本伊尹则“伤寒”论著。叔和取“内”“难”并集众长,药王拟“千金”魁名大医。扁鹊望齐侯以辨色,董奉倚杏林而壮观。惜青囊之佚散,幸皇甫之承传。并金元四家,名声远扬。时珍立纲目,以统本草。有清一代,不胜其数。华夏之文明,承传扬弃,今人古论,竞相未已。莫不承先贤而后新拓者也。

    自古医者仁术,小则疗疾疴以去痛厄,大则平瘟疫以聊民生,所谓“华夷愚智,普为一等”,百代不已,蔚为大观。

    是故天地阴阳,五行五藏,经络府俞,揆度无常。凡及药用者,四气五味,七情和合,六经八纲,探微索隐,声色证候,类例相从,以期识契真要。此乃圣人安不忘危,恒以忧畏者也。

    红日东升,国强医盛。纵坎坷复多艰,终历风雨而不移。已誉出国门,齐西医而并蒂。乃奉和谐以养生,固本元而长治者也。

    颜山逶迤,孝水汤汤,医院扶救民生、泽被山城六十余载,五六年设中医科,聘栾鸣岗等五名中医师坐诊。今从道者凡百,专科门诊有九,开放床位百余张,集医教研为一体。乃逐大医之精诚,以期消患于未兆,广生于无穷者也。於戏中医,与日月而同明。

                            珍惜眼前 <wbr><wbr><wbr><wbr> <wbr><wbr><wbr><wbr>【草根一生】


    知道点好赖,懂得点珍惜,对你好是因为在意你,而不是欠你的。不要等有一天,头也不回地离开你!才知道失去的意义!真情难遇,知音难寻,珍惜眼前人!且行且珍惜。

    人心难懂,知人知面不知心;相遇太美,相爱容易相处难;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进了心里,恰似故友;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淡出视线,难以交心;相遇靠缘分,相知靠真诚;人有二三好友,无话不谈,不离不弃,可谓幸运。

    人生若有牵手一人,心灵相通,冷暖与共,可谓幸福;人生短短,真心难遇,知音难得,遇之,加倍呵护,情愫漠淡,真爱难求,深情难许,得之,倍加珍惜,约定今生。

 

    路,走了很久,依然看不到希望,那就改变方向;事,想了很久,依然纠结于心,那就选择放下;人,交了很久,却感觉不到真诚,那就选择离开。

悬壶感悟【草根一生】

   学、思、悟【草根一生】 (2014-12-14 09:02:35)[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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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悬壶感悟【草根一生】

     一个人能成为名医,一家学说能成为一个流派,不仅在于他的学术水平之高,有多少

独特的创见,还在于他是否根植于传统医学的土壤,是否完整地传承了历代先贤的经

验。赵炳南通晓中医经典,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外科证治全生集》和《医宗金鉴·外科

心法要诀》。赵炳南能从古代医书中取其精华,融会贯通,颇多见解,更有创新。

    成就一个学派,必须具有广博如海的包容性,以积极的心态地吸收消化学习使用。 

                                                          中医发展必由路 <wbr><wbr><wbr><wbr><wbr> <wbr><wbr><wbr><wbr><wbr>【草根一生】

             中医学的理法方药是一个完整且完善的体系,可谓环环相扣,自然而然,浑然一体,理、法是方、药之据,方、药是理、法之具。坚持理法方药的一体化原则,并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才是中医学的生存之道,也是实现中医学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悬壶励志【草根一生】

    悬壶感悟【草根一生】 (2014-12-19 14:24:04)[编辑][删除]

 

                             悬壶励志【草根一生】
 广承先贤研岐黄,中衷参西习金匮,
医德高自爱心出,仁术精从磨砺来.

                                                                   献身岐黄 <wbr><wbr><wbr><wbr><wbr><wbr> <wbr><wbr><wbr><wbr><wbr><wbr>泽被苍生 <wbr><wbr><wbr><wbr><wbr><wbr>【草根一生】


                                                                               中医学作为生态医学、整体医学、平衡医学、人文与科学交融的医学,是具有原创思维、原创发明的智慧医学。科学与医学思维模式不断演变,科学越朝前走,人类越朝前走,就越发现中医学的普世价值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希望一切有志于中医药的志士同仁,要高瞻远瞩,不懈努力,让世人感受她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医以济世,术贵于精”,中医药学术的贡献度、公信度取决于防治疾病的能力和水平,这就是我们的价值取向。殷切希望我的儿女和年青一代中医由“为医”而“明医”,由“明医”而“名医”,薪火相传,泽被苍生。

                                       中医人的“魂”是什么呢?中医的魂是理论思维,是主体意识,没有中医的理论思维,就没有中医的魂。理论研究有多深,中医学发展就有多远。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呈现出大学科、广兼容的趋势,中医人如果不与时俱进就会被淘汰。只有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完善自己,才能有所发展与创新。”

                                                                            医随国运兴 <wbr><wbr><wbr><wbr><wbr><wbr>【草根一生】


             汉字、国学、中医,一起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岁寒三友”,如今都迎来了复兴的春天。

    中医学就像一棵大树,它的根深扎在历史的深处,却开花结果于当代;它既和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生死相依走过了几千年,也在改革开放之前就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医随国运”的中医,具有辉煌的历史、坎坷的命运,但也有现实的作用、未来的价值。在共同经历了百年磨难,迎来伟大复兴的时刻!

开医学模型考试先河

 (2021-05-27 04:09:25)[编辑][删除]

 


“天圣针灸铜人”铸造完成后,一座藏于医官院,一座藏于大相国寺。
宋代医官院每年都会进行全国统一的针灸医学会试。会试前,医官先命人将水银注入铜人体内,再将铜人体表涂满黄蜡,完全遮盖铜人身上的经络与穴位。考试时,应试者根据考试题目在铜人身上下针,如果平时学习刻苦,临床经验丰富,应试者一旦准确扎中穴位,针拔出时水银就会从穴位中流出。当时,人们把这一奇特的现象称之为“针入汞出”。如果穴位选错了位置,把针扎弯也无法刺进“铜皮”。这种用铜人作为人体模型进行考试的模式在当时可是世界独一份,它开创了运用医学模型进行考试的先河。
大相国寺是北宋都城汴京中最热闹的地方,另一座针灸铜人就被安放在其中的仁济殿内。为什么针灸铜人会放在香火缭绕的寺庙里面呢?原来,王惟一完成天圣铜人的铸造后,为了进一步全面介绍铜人身上的针灸学知识,他根据针灸铜人身上的经络腧穴知识,专门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这本书是学习铜人身上针灸知识的钥匙。不仅如此,深谋远虑的王惟一担心书籍不易保存,或者再有好事者随意往书上添上两笔,破坏了原书的严谨性,于是他创造性地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内容刻在十几块大石碑上,与铜人一起放在仁济殿内。大相国寺是当时最大的寺庙,历代名人墨客都会往来于此,其中就有很多针灸爱好者,来到这里不仅可以学习石刻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内容,还可以对照铜人进行实际观察,推广针灸知识。人们都想来此地一睹针灸铜人的风采,因此这里又被称为“滋圣熏风”。
使经络腧穴规范标准
每一件历史事件、每一位历史人物都脱离不了时代的潮流。王惟一生活的北宋,是一个医学发展十分繁荣的时代。北宋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医学,从国家机构的设立、调控政策的导向以及业界学术的发展等多方面,都为王惟一及其著作的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北宋时期不仅设置了校正医书局,专门从事医书的校正、出版工作,为医学知识传播提供了大量可以参考的文献;北宋朝廷还组织人编写《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大型方书,编辑修订国家药典。王惟一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为他在针灸学上取得成就提供了良好的医学氛围。
王惟一所撰写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不仅是北宋时期针灸经穴的标准,也对宋代以前的针灸学成就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统一了各家之说,使经络循行和腧穴位置客观化、标准化、规范化,补充了腧穴的主治作用,增添了新的腧穴,充实了针灸学的理论宝库,是继皇甫谧之后对针灸著述的又一次总结。《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内容被刻在石碑上,便于学者观摩,更加促进了针灸医学的普及和流传。(甄雪燕 梁永宣)

王惟一

  (2021-05-27 04:20:00)[编辑][删除]

甄雪燕 梁永宣 北京中医药大学


王惟一(987—1067),又叫王惟德,北宋针灸学家,不仅是翰林医官院的医官,也是太医局的针灸学“教授”。王惟一打造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针灸铜人,设计了古代独一无二的针灸学习与考试技术。
设计制作针灸铜人宋代太医局是当时最高级别的医科大学,王惟一就在太医局教授针灸。在教学过程中,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地学习经络知识,他常常绘制人体经络图,在相应位置标注腧穴名称。但人是立体的,平面图不能完全满足教学的需要。王惟一设想,如果能制作人体模型,就可以让学生更加直观便捷地学习针灸。由于古代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制作人体模型只能选用铜或者铁这样的金属材料,然而铜在古代是珍贵金属,而且制作模型需要团队整体的配合和劳作,实现起来困难重重。
宋仁宗非常喜爱医学,尤其是针灸学。这位皇帝不仅爱好广泛,而且颇具创造力,他跟王惟一想到了一起,认为针灸的学习通过看书的方式远不如实物直观。于是,宋仁宗下令铸造用于针灸学习的铜人模型,早有准备的王惟一当仁不让地得到了“总设计师”的职位。
王惟一设计了两座一模一样的针灸铜人。王惟一组织全国的能工巧匠,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在天圣五年(1027年)将针灸铜人铸造成功,这两座铜人后来被称为“天圣针灸铜人”。两座铜人都是由青铜铸造,身高和一般青年男子相仿,面部俊朗,体格健美,头部有头发及发冠,上半身裸露,下身有短裤及腰带。人形均为正立,两手平伸,掌心向前。铜人里面是中空的,由“背”“面”两个青铜铸件连缀而成,可以利用特制的插头来拆卸组合。铜人体表标有354个穴位名称,所有穴位都凿穿成小孔。体腔内还有木雕的五脏六腑和骨骼,体现了当时较高的铸造工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针灸铜人。
开医学模型考试先河
“天圣针灸铜人”铸造完成后,一座藏于医官院,一座藏于大相国寺。
宋代医官院每年都会进行全国统一的针灸医学会试。会试前,医官先命人将水银注入铜人体内,再将铜人体表涂满黄蜡,完全遮盖铜人身上的经络与穴位。考试时,应试者根据考试题目在铜人身上下针,如果平时学习刻苦,临床经验丰富,应试者一旦准确扎中穴位,针拔出时水银就会从穴位中流出。当时,人们把这一奇特的现象称之为“针入汞出”。如果穴位选错了位置,把针扎弯也无法刺进“铜皮”。这种用铜人作为人体模型进行考试的模式在当时可是世界独一份,它开创了运用医学模型进行考试的先河。
大相国寺是北宋都城汴京中最热闹的地方,另一座针灸铜人就被安放在其中的仁济殿内。为什么针灸铜人会放在香火缭绕的寺庙里面呢?原来,王惟一完成天圣铜人的铸造后,为了进一步全面介绍铜人身上的针灸学知识,他根据针灸铜人身上的经络腧穴知识,专门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这本书是学习铜人身上针灸知识的钥匙。不仅如此,深谋远虑的王惟一担心书籍不易保存,或者再有好事者随意往书上添上两笔,破坏了原书的严谨性,于是他创造性地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内容刻在十几块大石碑上,与铜人一起放在仁济殿内。大相国寺是当时最大的寺庙,历代名人墨客都会往来于此,其中就有很多针灸爱好者,来到这里不仅可以学习石刻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内容,还可以对照铜人进行实际观察,推广针灸知识。人们都想来此地一睹针灸铜人的风采,因此这里又被称为“滋圣熏风”。
使经络腧穴规范标准
每一件历史事件、每一位历史人物都脱离不了时代的潮流。王惟一生活的北宋,是一个医学发展十分繁荣的时代。北宋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医学,从国家机构的设立、调控政策的导向以及业界学术的发展等多方面,都为王惟一及其著作的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北宋时期不仅设置了校正医书局,专门从事医书的校正、出版工作,为医学知识传播提供了大量可以参考的文献;北宋朝廷还组织人编写《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大型方书,编辑修订国家药典。王惟一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为他在针灸学上取得成就提供了良好的医学氛围。
王惟一所撰写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不仅是北宋时期针灸经穴的标准,也对宋代以前的针灸学成就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统一了各家之说,使经络循行和腧穴位置客观化、标准化、规范化,补充了腧穴的主治作用,增添了新的腧穴,充实了针灸学的理论宝库,是继皇甫谧之后对针灸著述的又一次总结。《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内容被刻在石碑上,便于学者观摩,更加促进了针灸医学的普及和流传。(甄雪燕 梁永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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