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白血病化疗后骨髓抑制期的中医药治疗
(2023-01-01 05:11:38)急性白血病治疗的方法很多,化学疗法目前仍然是白血病主要的治疗方法之一。化疗后骨髓抑制期的长短影响着进一步的治疗。由于这一阶段血细胞减少,发热、出血等的发生直接危及患者生命。细胞因子的应用,全血细胞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骨髓抑制期的时间,减少了感染、出血等因素的发生。笔者近年来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急性白血病,尤其在化疗后骨髓抑制期中药治疗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疗效。
重视脾胃调护
白血病化疗过程中和化疗后,化学药物的毒性对患者的影响,首先出现的临床表现就是恶心、呕吐、不思饮食、纳差、乏力等,伴随着实验室检查的结果血常规呈现血细胞进行性的减低。虽然近年来,化疗时中枢止呕药物的应用使胃肠道反应明显减轻,而脾胃的损伤仍然存在。古医籍中,多处提到脾胃在后天气血的生成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在化疗结束后的早期阶段健脾和胃、益气养血,既有助于恢复脾胃功能,气血的生成,恢复受损正气;又能够防止外邪侵入,避免感染。因此,重视脾胃是白血病化疗后中医辨证治疗的第一要务,同时也是中医“治末病”思想的具体体现。
补益脾肾两脏并重
化疗后早期阶段,给予中药辨证调护脾胃,随着纳差、乏力、恶心等脾胃不足等临床表现改善,建立相应的评价,可以考虑在辨证的基础上,加入温补肾阳或滋补肾阴的药物,共同达到脾肾同补的目的。如果在早期脾胃未恢复阶段使用补肾药物,这类药物过于滋腻,易阻碍脾胃,不利于脾胃的恢复,因此,选择补肾的治疗,应该考虑时机,一方面根据临床辨证,另一方面要注意脾胃的功能恢复。随着补肾和健脾两法的并举,在巩固脾胃后天之本的同时,根据“肾为先天之本”“肾主骨生髓”的理论,建立了中医学“肾与骨和髓”的理论联系,通过补肾的治疗,有利于骨髓抑制期骨髓正常细胞的增殖,可以通过外周血细胞的变化来初步评价骨髓的恢复。
扶正祛邪治已病
化疗后骨髓抑制期中医药对脾胃的调护和脾肾并治是“治未病”的重要方法。但是,临床中仍然有发热、出血等“已病”的发生。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中医药也有系统的辨证论治方法。从该病的总体过程来看,运用中医治疗的时候,应该遵循“扶正祛邪”的基本原则。化疗后骨髓抑制期,骨髓增生减低,外周血全血细胞减少,人体自身免疫功能较低,容易发生感染,在中医学辨证时,就要时时考虑到正气不足的基础;感受外邪,在治疗时,祛邪不忘顾及正气。因此,用药不可过于骏猛,温阳解表、益阴解表、益气解表等治法就成为自然的选择。
出血辨治重气血火
唐容川《血证论》中提出的“止血、消瘀、宁血和养血”治疗血证的四步法,可以说是治疗血证的总纲。但是在化疗后骨髓抑制期的辨证中应该仔细把握,尤其是血小板计数小于20×109/L时,运用消瘀法时应注意再出血或加重出血的可能性。在辨证中,总体把握总纲的同时,还要注重气、血、火三个病因病机因素的辨证,要辨清三者的虚实,虚实不同治疗方法上有着明显的差别。气实宜清气、降气,气虚宜补气、益气,实火当清热泻火,虚火当滋阴降火。除此之外,各种血证结合上述辨证的同时,酌情考虑加入凉血止血、收敛止血或活血止血的药物。在把握以上辨证治疗原则的基础上,对各种出血的治疗就能得心应手。
总之,在白血病化疗后骨髓抑制期的中医药辨证治疗,建立一定的思路有助于规范这一阶段的治疗。以上从“治未病”重视脾胃,并且根据不同临床表现进行评价,适时加入补肾法的治疗,有利于骨髓抑制期的恢复;从“治已病”的角度探讨了发热和出血的辨证治疗思路和方法,目的在于建立规范的中医药治疗方案。(白玉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从三辨一合思想诊治原发性肝癌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通常指肝细胞或肝内胆管细胞发生的恶性肿瘤。肝癌发病隐匿,早期多无特异性表现,确诊时常已处于中晚期,且术后易复发、转移,从而导致患者生存期短、生存质量差。肝癌属于中医学“肝积”“积聚”“癥瘕”等范畴,病性多为虚实夹杂,病机多为正虚邪盛,正气亏损,痰、瘀、热、毒胶结凝聚成癌。中医药治疗肝癌可从抑瘤生长、减毒增效、提高生存质量等多方面发挥作用。笔者自1985年以来致力于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的相关研究,尤其对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研究较多,用中医药治疗肝癌临床疗效显著,形成了从“三辨一合”思想治疗原发性肝癌的诊疗策略,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
正虚邪盛为病由
肝癌虽为现代医学之名,但中医古籍对肝癌早已有相关论述。《难经》记载:“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及“脾之积,名曰痞气。在胃脘,腹大如盘,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发黄疸,饮食不为肌肤”。与肝癌临床症状胁下肿块、质地坚硬、高下不平,疼痛时作,黄疸,发热,伴乏力、纳差及消瘦等症状不谋而合。《医宗必读·积聚》云:“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邪气日昌,正气日削,不攻去之,丧亡从及矣。然攻之太急,正气转伤……”《素问·评热病论》亦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肝癌发病是因正气亏损而导致痰、瘀、热、毒等邪气凝聚,是因虚而致实,因虚而患病,总的病性为虚实夹杂。而正虚为本、邪毒为标,多因相合、癌毒内生是肝癌的致病关键。
扶正祛邪为内核
古今历代医家关于肝癌的治法、治则论述颇多,但总的治疗大法即为扶正祛邪,而扶正有补气、养血、滋阴、补阳,祛邪有行气、化痰、活瘀、解毒等治法,两者如何结合,两者方中的用药占比如何,则需根据具体病情辨证施治。《医宗必读·积聚》曰:“初者,病邪初起,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且攻且补;末者,病魔经久,邪气侵凌,正气消残,则任受补。”一是强调治疗疾病应分期论治,二是明确指出扶正与祛邪的用法应根据临床病患的整体情况,辨证施治。
因此,肝癌的治疗应当标本兼顾,以扶正、祛邪为治疗大法,结合患者病性、病位、病期,灵活应用养血柔肝、健脾益气、化痰活瘀、解毒清热等治法,同时应考虑患者所经受过的手术、放化疗、消融治疗、介入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现代医学治法,从整体出发,一人一案,综合辨证施治。
“三辨一合”细考量
“三辨一合”是现代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癌思想的集中体现,强调在治疗肝癌时注重辨病性、病位、病期,同时整体与局部“合”和论治,使得中西医诊治优势互补,以达到更全面有效的诊疗效果。
辨病性,分清阴阳
肝癌的发病原因较多,西医学认为有病毒性肝炎、黄曲霉毒素、大量饮酒、先天遗传等病因。中医角度则有外邪侵袭、久病劳倦、情志失调、饮食不节等内、外致病因素。病因繁杂,往往临床难以决断,但中医治疗的关键点是从患病的人出发。人与人之间体质大不相同,具体到疾病本身,即病性的不同,是寒、热、虚、实、阴、阳的不同。若不辨明病性,阴阳不分、寒热不明、虚实不定,则会南辕北辙,使得肝癌的整个治法、疗效转归及预后等出现较大差异。基于此,治疗肝癌,辨病性是第一步,应四诊合参,从患者本身出发,判别阴阳、寒热、虚实的具体程度,从而为下一步的立法遣方作出坚实的铺垫。
辨病位,分经论脏
从六经辨证角度来看,临床确诊肝癌时多为中晚期,此时病位多在中、在里,若为阳性病患,则是少阳、阳明,若是阴性病患,则为厥阴、太阴。若是简单疾病,分经即可论治,而中晚期恶性肿瘤这类复杂疾病的治疗,需在六经辨证的同时融合脏腑辨证。如东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提出:“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可见,一脏病往往累及其他脏腑,治疗应兼而顾之。再结合肝癌的临床特点,肝癌发病往往以肝为直接病位,而间接病位则有脾、胃、胆囊、大肠、小肠、肾等。因此,在治疗时应将六经辨证与脏腑辨证相结合,辨明病位,精准治疗。
辨病期,中西结合
西医学对肝癌的治疗手段多种多样,临床疗效确切,但随之而来的不良反应也让患者望而生畏。中医药可全程参与肝癌的治疗,由于患者身体素质不同、疾病严重程度各异、所处治疗阶段不一,故应分期治疗肝癌,最大程度提高患者的治疗获益度。
在手术、消融及介入治疗、放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前后,可根据各治疗手段的特点及相关不良反应,分别应用不同的治法方药。在外科手术后,以扶正为主,益气养血、健脾和胃助恢复;在消融及介入治疗后,运用清热解毒、健脾和胃法缓解发热、肝区疼痛、呕吐等不良反应,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在放疗期间,运用养阴益气、清热解毒、健脾和胃法缓解患者放疗局部皮肤反应、骨髓抑制及消化道不良反应;在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期间,运用清热解毒、凉血止血、健脾和胃法来缓解皮肤、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的相关毒副反应;在治后恢复期,即指患者在经过一系列西医学治疗手段后,疾病得以控制,病情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当以中药为主,运用柔肝养血、健脾益气、清热解毒、化痰活瘀等治法改善机体内环境,防止疾病复发。因此,辨明肝癌所处治疗阶段,并针对病期特点,中西协同,减毒增效,可使病患获益最大化。
整体与局部“合”和论治
整体观是中医思维的核心内涵。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肝癌的发病是整个机体内环境发生改变,从而使得癌瘤发展逐渐在肝脏形成肿块的过程。
从治疗上看,中医药可改善机体内环境,从根本上纠正癌瘤发生发展的环境,从源头治疗肝癌,但可能对肝癌的局部病灶治疗效果较慢,若局部肿瘤负荷过大,会出现黄疸、腹水、肝昏迷等一系列危重情况。而针对肝脏局部病灶,外科手术、消融、介入治疗、粒子植入等手段可有效、快速缩小病灶,减轻癌瘤负荷,提高患者生存质量,但这些治疗对于整个机体内环境没有明显改善作用。
因此,对于患癌机体,中西医结合全程治疗不仅可快速缩小局部病灶,还能进一步改善机体内环境,延缓疾病进展,延长患者生存期。这种整体与局部“合”和论治,使肝癌治疗跨上新台阶。(郑玉玲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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