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全书关于方药的阐发散见于多篇文章中，其中《素问》载8方，《灵枢》载5方，合计为13首方，通称“内经十三方”。内经十三方是中国医学史上运用方药治疗疾病的早期记载，从多维度呈现了早期选药、组方、剂型、用法等，在中国方药史上有独特的理论意义与历史价值。对当今方药作用的认识与疾病的论治不乏启示作用。

汤液醪醴

汤液、醪醴出自《素问·汤液醪醴论》，都是五谷酿制的酒类，其中清稀淡薄者称汤液，稠浊味厚者称醪醴。虽五谷皆可为汤液、醪醴的制作原料，但经文明示“必以稻米”，因其生长于高下得宜之平地，得“天地之和”，而功效纯正完备。稻米春种秋收，伐取得时，故曰“稻米者完，稻薪者坚”，称其为汤液、醪醴的最佳原料，稻薪则是制作的最好燃料。

特点与启示：一是此处汤液与醪醴的制作介绍乃是首论酒剂之制法，是提出酒可入药治病的最早文献记载，对后世中医方药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影响。二是使用五谷、稻米制作汤液、醪醴，亦为使用中药粳米、秫米、薏米、赤小豆等之发端。三是提出时代不同，疾病谱有不同，其预防与治疗随之有不同的理念。如上古作汤液，“为而弗服”；中古“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

乌鲗骨藘茹丸

乌鲗骨藘茹丸出自《素问·腹中论》，以乌鲗骨、藘茹二味药研末混合，以麻雀卵和丸，如小豆大。饭前服五丸，“饮以鲍鱼汁”。乌鲗骨，即乌贼骨，又名海螵蛸，味咸、性温，治女子赤白漏下及血枯经闭等。藘茹，即茜草，凉血活血，祛瘀通经。麻雀卵，补益精血。鲍鱼，“利肠中及伤肝”，通利肠中，通血脉，益阴气而补肝。本方主治血枯，即精血枯竭，“月事衰少不来”。其成因“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多由大脱血，失血过多，或因醉后行房，阴精尽泄，精血两伤，气亦耗散。症见“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常自觉闻腥臊气味，鼻流清涕，甚“先唾血，四肢清，目眩，时时前后血”等。

特点与启示：一是剂型为二药研末混合，并以血肉有情之品，雀卵为丸，鲍鱼汤送下。二是注明饭前服用之方法。三是描述用药禁忌，“热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药”，指出石药可使人发瘨，芳草可使人发狂。且热中消中者，多为富贵之人，而芳草之气美，石药之气悍，“二者其气急疾坚劲”，非缓心和人，不可以服此。警示“热气慓悍，药气亦然”，若二者相遇，“恐内伤脾”。

鸡矢醴

鸡矢醴出自《素问·腹中论》，矢，同屎。鸡屎能下气消积，通利大小便，主治鼓胀。鼓胀，是肝病日久，肝脾肾功能失调，气滞血瘀、水停腹中所致，或因积滞而成，“此饮食不节”“气聚于腹”，症见“病心腹满，旦食则不能暮食”等，且“虽然其病且已，时故当病”，即具有反复的特点。

特点与启示：对其作用与适应症的阐发，如张景岳注：“鸡矢之性，能消积下气，通利大小便，盖攻伐实邪之剂也，凡鼓胀由于停积及湿热有余者皆宜用之，若脾肾虚寒发胀及气虚、中满等症，最所忌也，误服则死。”后世常用其与鸡内金同研末，治小儿消化不良之腹胀等。

生铁洛饮

生铁洛饮出自《素问·病能论》。洛，与“落”通用。生铁落，锻铁时锤落之铁屑，其性寒而重，而“下气疾”，有坠热开结之功，既可平木火之邪，又平肝降痰，故以生铁落一味，独煎为饮，主治阳厥怒狂。

特点与启示：一是陈述单味药，独煎为饮的运用；二是“夺其食”，饮食控制与服药配合；三是阐述生铁落重坠下气之功。生铁落至今仍为临床常用癫痫、躁狂类病证。现代用加味生铁落饮治梦游症、疳积、小儿腹型癫痫等，皆有良效。

泽泻饮

泽泻饮出自《素问·病能论》，由泽泻、白术各十分，麋衔五分，三药混合研末，每次三指撮，饭前空腹服。其中泽泻淡渗，利水，清利湿热。白术苦温，健脾燥湿止汗。麋衔又名薇衔、鹿衔、鹿衔草，有补虚益肾，祛风除湿，活血调经，止咳止血之功。泽泻饮主治酒风，即因酒后感受风邪，亦称漏风病。正如《素问·风论》所云“饮酒中风，则为漏风。”症见身热倦怠无力，汗出如浴，恶风少气。

特点与启示：一是组方用三味药，属于奇方，开后世角药使用之先河。二是描述用药剂型为散剂，即研细末。三是明确服药时间“为饭后”。四是《金匮要略》取其方意，去糜衔而名为泽泻汤，治饮停心下，头目眩晕。《张氏医通》载漏风之治，先宜五苓散热服取汗，后与黄芪建中汤加白术、泽泻，可见《黄帝内经》的影响。

兰草汤

兰草汤出自《素问·奇病论》，以兰草一味，煎汁内服。兰草，即佩兰。气味辛平芳香，“除陈气也”，可醒脾化湿，清暑辟浊，消胀除满，主治口甜病证。此文言瘅，是热病。脾瘅，即脾胃湿热所致，症见“病口甘”，究其成因，多由食肥甘厚味太过，“必数食甘美而多肥”，助热生湿，“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脾气滞而不能输布津液，“故其气上溢”，而见口甘等，甚至“转为消渴”。

特点与启示：一是此处消渴，乃后世糖尿病的最早论述。二是阐释过食肥甘厚味可助热生痰。三是提示服法“温服无时”，可谓代茶饮的早期陈述。

左角发酒

左角发酒出自《素问·缪刺论》，剃其左角之发，烧制为末，即血余炭，以美酒一杯同服。血余炭功能止血化瘀利尿，乃止血消瘀之良药，故主治血病。酒性温热，有温经散寒，活血通脉，通达表里之功。后文又明示应“审其虚实而调之，不调者经刺之，有痛而经不病者缪刺之”。因手足少阴、手足太阴、足阳明五络会于耳中，而上络于左额角。若邪气侵犯，五络闭塞不通，“五络俱竭”，故“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而见突然神志昏迷，不省人事，谓之“尸厥”。若五络通，气血行，阴阳和调，则神志得清。

特点与启示：一是以血余炭与美酒一杯同服，若口噤不能饮，则灌服之。二是采用针刺，如刺足大指内侧爪甲上，刺足心，刺足中指爪甲上等，若不已，“以竹管吹其两耳”。三是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载血余炭“性能化瘀血、生新血有似三七”。《证治准绳》依据此方之作用原理，用其治产后昏厥。现代亦因血余炭止血消瘀，常用作止血药，治吐血、衄血、血淋、崩漏等。

小金丹

小金丹出自《素问遗篇·刺法论》，由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组成，用火二十斤煅之，七日终，候冷，次日取出，埋药地中，七日取出，顺日研之，炼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服法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气咽之，服十粒，作用“无疫干也”。因小金丹为《素问遗篇·刺法论》所记载，乃疑为后世之方，故亦有学者提出“内经十二方”之说。

特点与启示：其一提示服后“无疫干”，乃是具有预防疫病之丹剂，此论开防疫丹方之先河。二是服法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气咽之。三是本方出自《素问遗篇·刺法论》故有小金丹为后世方之说。

寒痹熨法

寒痹熨法出自《灵枢·寿夭刚柔》，“用淳酒二十斤，蜀椒一升，干姜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种皆咀，渍酒中，用棉絮一斤，细白布四丈，并内酒中”。其中蜀椒，禀纯阳之性，为交通心肾之药；干姜，温中散寒，回阳通脉；桂心引火归元，温养经脉；酒性热而悍急，有通行十二经循行肌肤之力；诸药得酒性温行散，加之生桑炭火的热力，装入夹袋之中，制成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痹所刺之处，令热入至于病所，寒复炙巾以熨之”，熨贴患处，“汗出以巾拭身”，则营卫通，汗液出，寒痹自愈。“起步内中，无见风。每刺必熨”，原理在于“所谓内热也”，主治寒痹，“时痛而皮不仁”等。

特点与启示：一是最早的外治法药熨制作与运用之翔实记录。二是以酒配药物外用，取酒性温行散，加之生桑炭火的热力，“每刺必熨”药熨与针刺同用。三是明示“起步内中，无见风”，使用注意避风，勿因腠理开泄而受风邪。

马膏膏法

马膏膏法出自《灵枢·经筋》，马膏，即马脂。此以马膏涂之，以缓其急；以桑炭火烤，以祛其寒；以白酒、官桂性味辛温，通经络，行血脉。在此例举足阳明之筋感受寒邪，或转筋，或急引，或口僻，或目不合，皆为外邪入侵导致。“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而经筋收引或缓纵，表现为一侧拘急，目不合，一侧缓纵，目不开、僻等。治则“寒者热之”“虚者补之”，补虚劫寒，壮阳除阴，通络和肌表，调和气血。并以马膏起到“急者缓之”“甘以缓急”的作用。

特点与启示：一是外以马脂涂之缓急，桑炭火烤，以祛其寒；二是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三是饮美酒，食美炙肉，以补其虚；四是不饮酒者，自强也，摩其患处。体现多环节多途径之治法综合运用的思路。

半夏秫米汤

半夏秫米汤出自《灵枢·邪客》，其中秫米“养营补阴”，半夏“和胃散邪，除腹胀目不得瞑”“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去滓，每次服一小杯，则“阴阳已通，其卧立至”。主治目不瞑，即不得眠、失眠。因卫气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脏六腑，卫气行于阳则寤，行于阴则寐。今“厥气客于五藏六府”“卫气独卫其外”，卫气行于阳分，不得行于阴分，阳盛于外，阴虚于内而不得眠。治以半夏汤。治则“补其不足，泻其有余”，以除其厥逆之邪，阴阳通调。

特点与启示：一是“取用长流水，扬之万遍”，《金匮要略》称为“甘澜水”，取其流畅而无阻滞，以加强药效；二是治疗“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三是服用方法“以知为度”，“久者，三饮而已”。四是张景岳注“过于饱食或病胀满者，卧必不安，此皆胃气不和”，治疗饮以半夏汤，“盖专为去邪者设耳。”国医大师朱良春在半夏秫米汤启发下，自拟夏枯汤治疗顽固性失眠，疗效颇著。现代用加味半夏汤治疗失眠、嗜睡、抑郁等，疗效良好。

菱翘饮

菱翘饮出自《灵枢·痈疽》，组成是“锉菱翘草根各一升”。菱，即菱角，可健脾益胃，除烦解毒，清热发汗；翘，即连翘，其根能凉血解毒。此方主治败疵，“其病大痈脓”，亦称为胁痈。

特点与启示：其记载内服“强饮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即服药同时辅助疗法，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如《伤寒论》桂枝汤“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又如《金匮要略》服用防己黄芪汤，“后坐被上，又以一被绕腰下，温令微汗”、服用甘草麻黄汤，“重覆汗出”“慎风寒”等，其理法源于《黄帝内经》。

豕膏

豕膏出自《灵枢·痈疽》，即猪脂，亦名猪油。气味甘，微寒，无毒，功能泄肺经之积热。主治咽喉之猛疽、胁下之米狙。嗌，即咽喉处，“痈发于嗌中”，肺气出入受影响，“脓不写，塞咽”，其病来势凶猛，故称为猛疽。若病位在腋下，坚硬红肿而小，“发于腋下赤坚者”，其形状如米粒之着，则称米疽。

特点与启示：一是“冷食”，以加强解热的效力，使邪由下而出。二是同时“治之以砭石，欲细而长，疏砭之”。三是“涂以豕膏”，且“勿裹之”，后世用猪脂做膏药，可谓此方演变而来。

内经十三方分布于《素问》《灵枢》之中，其涵盖最早的选药组方、制作方法、使用方法、服药要求、主治病证，以及预防作用等。剂型涉及汤、膏、散、丸、酒、丹等。治疗途径，有内服、外治，或二者结合、针刺与服药，以及药熨结合等。其组方用药、剂型选择、病证论治，专方专病的治疗等认识，具有独特的启迪作用，对后世乃至当今产生了深远影响。（钱会南 北京中医药大学）

“浙派中医”称谓由来及内核述略
摘自2024-11-14中国中医药报
朱德明 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文化研究院
“浙派中医”是当今称谓，与浙江哲学社会科学界倡导的“浙学”内涵密切关联。“浙学”从最初提出迄今，没有公认、统一定义，在称谓上众说纷纭：有直称“浙学”，有以“浙东学派”“浙东学术”代替或等同于“浙学”，也有视“浙学”为“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合而为一。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所谓浙学，应是对发生发展在浙江、形成了浙江特色而其影响波及于国内外的一种学术文化传统的理论概括，它代表着一种富有浙江地方特色的人文传统与理性精神，是浙江地区的学术文化或曰浙江特色的学术传统。

“浙派中医”由来集思广益

“浙派中医”称谓由来，是一个集体共识形成的过程，问世不长，2017年7月1日正式面世。

地域医学流派属于中医学术流派的一个特殊门类，它是对一个特定区域内各种中医学术流派的统称。浙江中医药发展史上名医辈出，学说纷呈，以前就已形成了丹溪学派、绍派伤寒等称谓，而且为全国性的温补学派、温病学派贡献了重要人物。当代浙江学者梳理出钱塘医派、永嘉医派等。2009年，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范永升主编的《浙江中医学术流派》概括了10个学派：医经学派、温补学派、钱塘学派、绍派伤寒、温病学派、本草学派、丹溪学派、永嘉学派、伤寒学派、针灸学派；2013年，笔者专著《浙江医药通史》（古代卷、近现代卷）亦对浙江中医学术流派作了全面论述，这些都已得到了学术界肯定。

不过，学派名称众多，中医药界以外的学者不易明白，社会公众也难以分清。因此，范永升发起组织浙江省中医药专家进行多次研讨，一致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个可以统领浙江省各个中医学术流派的名称。在一年半内，浙江中医药界、史学界专家们查阅相关历史文献资料，调研各地学派名称和反复讨论的基础上，在最终定名的讨论会上，提出了钱塘医学、吴越医学、越医学派、浙江医学、浙江医派、浙派中医等12个备选名称，笔者发言并提出了定名“浙派中医”的3个方面理由，得到了与会的林乾良教授、盛增秀主任中医师、徐光星教授、郑洪教授等的呼应，最终由会议组织者范永升教授定夺，其间也听取了严世芸、朱建平、刘平等教授意见，后经浙江省中医药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五次会长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17年7月1日由浙江省中医药学会正式对外发布，范永升会长起了决定性作用。“浙派中医”遂成为浙江中医学术流派的统一称谓，现已享誉海内外。

“浙派中医”内核广博精深

“浙派中医”作为统称浙江省中医药各个学派、流派的总称，已成为浙江文化界和中医药界均认同的文化标识，其内涵和特色丰富，但“浙派中医”不能等同于浙江中医药，更与浙江中医药文化庞大内涵有区别。其所谓“派”更重视传承脉络、名医名著、临证经验研究。例如浙江元代名医朱丹溪弟子众多，其中有一部分并非是浙江人，但从学派传承的角度，他们则可归入“浙派中医”，其著作也可归为浙派中医典籍，彰显了师徒传承谱系。

2017年7月1日，在杭州召开的“之江中医药论坛”上，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长范永升公布了“浙派中医”称谓，遂在浙江省内外掀起了浙派中医系列研究高潮，对浙派中医内涵有了共识，其一，浙派中医10大学术流派：温补学派、钱塘学派、绍派伤寒、温病学派、本草学派、丹溪学派、永嘉学派、伤寒学派、针灸学派、医经学派。其二，浙派中医10大名医：桐君、陈藏器、沈括、王执中、朱肱、朱丹溪、杨继洲、张景岳、赵学敏、王士雄。其三，浙派中医10大名著：《格致余论》《景岳全书》《医贯》《三因极一病症方论》《针灸大成》《温热经纬》《霉疮秘录》《时病论》《理瀹骈文》《本草纲目拾遗》。其四，浙派中医10大贡献：创滋阴学派、倡温补学说、增药物新知、集针灸大成、辨伤寒温病、精临床诊治、重经验医案、尊养生健身、善文献整理、辟传承新径。其五，浙派中医六大特色：源远流长，学派纷呈，守诊出新，时病诊治，学堂论道，厚德仁术。

对浙派中医研究方法亦有了共识：如对浙江中医10大学术流派的研究，必须从某一流派的传承历史、重要医家医著、学术主张、诊疗特色、制方用药特色、学术影响与薪传、验案选编和医论医话选7个方面展开。其中简略论述每一学派医家学术思想产生的外部环境（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习俗等），突出医家的学术主张，尤其对诊断治疗和制方用药特色给予重点阐述。如朱丹溪擅用知母、黄柏，绍派伤寒治四时感证多芳香宣透，温补学派张景岳之擅用熟地，温病学派之重视轻清透解与益养阴津等，各具特色。纵观古今，浙江中医药界悬壶施诊、救死扶伤、丸散膏丹的美谈萦绕于耳，在中国科技史和中外医药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浙江是中医药大省，聚东南之秀，文脉悠久，名医辈出，流派纷呈，在中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千余年来，浙江医家们不断传承发展，守正创新，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浙派中医”，有史可考的清以前的浙江名医有1700多人，在一代代前辈的不懈努力下，浙江历代医药典籍琳琅满目，有案可稽者达2000多种，现存的超过800种。这些丰富的医籍是传承浙派中医学术经验和发展浙江中医药文化的宝贵遗产。这些浙派中医的典籍存量多，分散存藏世界各地，目前学术界对这些典籍的保存情况，尤其是稀见版本的范围、存藏条件、版本特点及其学术思想等情况尚未了解。

笔者在1990~2024年间34年中，不辞辛劳，花费几十万元的个人积蓄，走遍浙江省许多市县，深入乡村和城镇民居坊间，打捞被湮没的珍贵图文资料；从国家及省市图书馆古籍部，如国家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浙江省博物馆及高校图书馆等处广泛收集资料；从《史记》至《清史稿》二十五史中收集有关浙江医疗卫生资料；从1949年前的报刊、浙江省府县志、历代医药典籍、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中收集有关浙江医疗卫生资料，从而，笔者认为浙派中医内核由医学流派、学术思想、临床经验构成。

“浙派中医”史迹源远流长

距今约8000-7000年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中药材，揭开了浙江医学发展序幕。从此浙江医学从无到有，先秦至汉唐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宋代浙江医学优势凸显，出现了许多医家学派，如萧山竹林寺妇科、绍兴钱氏女科、宁波宋氏妇科、陈木扇女科、海宁郭氏女科、绍兴三六九伤科、永嘉医派等，尤其是宋王朝南下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后，浙江医学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金元、明清时期，浙江医学流派众多，整体实力更是强大，如元代浙江最负盛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被后世尊为滋阴派始祖；医经学派张景岳及侣山堂一派，伤寒学派“钱塘三张”“绍派伤寒”，温病学派王孟英、雷少逸等，此类名贤多不胜举，将浙江医学推向又一辉煌巅峰。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的进入，中医遭到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浙江中医界冲破重重阻力，汲取中西医之所长，将两种学术加以汇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浙江医药的发展更是可圈可点，名医辈出，世家林立，形成了中西医并驾齐驱的局面。

总之，浙江医药（含浙派中医）发展规律：古代，浙江医药发展史是一部浙江中医药发展史；1840~1949年，浙江医药发展史，是一部浙江中、西医互相“抗衡”，却又交融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浙江医药发展史，是一部以西医为主，中医并驾齐驱的医药发展史。浙江医药（含浙派中医）发展的总体水平，南宋之前比较落后，之后逐渐跃居全国前茅。明清时期，成为中国医药发展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迅猛，在中国医药发展史上留下了绚烂的足迹。

南京中医药大学：以教育之舟载振兴中医之才
摘自2024-11-14中国中医药报
本报记者 徐婧
一片来自1954年的枫叶，平整、泛红、叶脉清晰，夹在《承淡安日记》的书页里。这是70年前南京中医药大学首任校长承淡安受命筹建江苏省中医进修学院后，来到古都南京时摘下的枫叶。

一份来自1980年的病案，整齐、泛黄、笔迹有力，安放在国医大师周仲瑛传承工作室的资料库里。这是上世纪80年代周仲瑛的弟子跟师学习抄方时保留下来的纸质病案。

一张来自2024年的录取通知书，干净、崭新、充满生气，投递到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九年制新生蔡昕妍的手里。这是新一代杏林学子开启中医殿堂的钥匙。

与新中国成长共进，与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同兴，自1954年10月15日建校以来，7名院士、14名国医大师、大批岐黄学者、全国名中医等从这里走出，成为振兴中医药事业的中流砥柱。70年来，南京中医药大学始终以培育中医药领军人才为己任，形成了“以中医药为主体、中西医结合、多学科为支撑协调发展”的格局。

大师云集 编织出高等中医教育的摇篮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高等中医药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发出“提高中医、发展中医”的号召，承淡安、由崑、叶橘泉等一大批名医大家怀着振兴祖国中医药事业的壮志豪情来到南京，成为了新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中医药由传统师承教育向现代院校教育转换的征程由此开启。

“应该从发扬中医固有学识，提高学员对中医认识，提高疗效。”1954年10月，著名针灸学家承淡安受任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校长，确立了以“中医学术”为目标，临床事实为基础，医教研一体的发展思路。

没有现成教材，自己动手编写教材；没有现成师资，自己办班培养师资；没有现成教法，组织师生自由探索……南中医人筚路蓝缕，开启了创校之路。

自1955年底到1958年的短短三年时间里，在中医药高等教育刚刚起步之际，南中医共编写出版中医药教材28种740万字，尤其是《中医学概论》，发行量之大、影响之广、赞誉之高，成为之后我国中医药院校高等教育教材编写的蓝本。

《中医学概论》教材的统稿人之一、已故国医大师王绵之曾追忆当时的情景，感触很深。他说：“隆冬时节，我们挑灯夜战撰写书稿时，副校长由崑为我们生炉取暖，递茶送水。晚上9点钟，还指示炊事长送来热气腾腾的宵夜。”

1956年后，各地纷纷开始兴办中医院校。南京中医药大学无私地向北京、河北等地输送了一大批优秀师资，使得各地中医院校顺利开办。正是南中医编写的第一套教材、第一套教学大纲、第一份教学计划，也正是南京输送的第一批师资精英，成为各地中医药教育事业创办的基石。

据统计，上世纪50至60年代，南京中医药大学培训的学员遍及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数达1436名。他们有的成为了院士，如董建华、程莘农；有的成为首批国医大师，如王玉川、王绵之、颜正华、周仲瑛、张灿玾、班秀文、张学文等；有的成为著名中医教育家、临床医家、文献学家，如夏锦堂、彭怀仁、孟景春、宋立人等。这一师资优势，奠定了南京中医药大学高等中医教育摇篮的历史地位。

因此，新中国首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称：“南中医是中医师资培养的黄埔军校”。

煌煌巨著 印刻下攀登学术高峰的足迹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药界使用的还是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书籍，内容古老陈旧，精华糟粕并存。此时，编纂工具书迫在眉睫。

1958年，南京中医学院（现南京中医药大学）启动《中药大辞典》编写工作。

“1958年，学校由南京市朱雀路邀贵井14号迁至汉中门，这一地理变迁不仅为学校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标志着我们开始了编纂《中药大辞典》的漫长征程。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步完成了《中药大辞典》的编写工作。”该书编纂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著名中医药文献学家、南京中医药大学原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所长宋立人说。

此后，南京中医药大学又作为主编单位编撰了《中医方剂大辞典》和《中华本草》两部巨著。

《中药大辞典》《中医方剂大辞典》《中华本草》的编纂，形成了南中医学术高峰上的三颗璀璨明珠。三部书籍编纂工程之浩大、凝结心血之巨大、学术影响之广大，编纂团队条条追根、字字落实，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严谨治学精神，不计名利、团结奉献、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治学态度，铸就了南中医的学术传统。

秉承老一辈南中医人的学术精神，近年来，南京中医药大学牢牢把握内外部发展形势，强化有组织科研，牢牢把握平台搭建、人才集聚、机制改革、成果转化“四大引擎”学校弘扬“冷板凳”精神，创新“托底工程”为基础研究者提供宽松且稳定的学术环境，鼓励他们用现代科学技术“说明白”中医药疗效作用机制，“讲清楚”中医药科学内涵。

近年来，学校以第一作者单位或通讯单位在高影响力期刊发表论文600余篇。以第一完成单位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Nature）上发表的研究，首次实现了线粒体原位膜蛋白的高分辨结构解析，可为揭示补气中药的科学内涵提供新思路新方法。以第一作者单位在全球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发表的两项研究，系列报道了全球首个获得成功的肝癌辅助治疗的大型III期临床研究。持续加强医教研协同，面向附属医院设立校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稳定支持以解决临床问题为导向的医学基础研究，促进医学科技创新。

创新模式 开垦中医药拔尖创新人才的沃土

改革开放以来，南京中医药大学对中医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不断探索与实践。

上世纪9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学校进行了“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其培养方式就是“按类招生、分段教学、中后期分化”。与此同时，开设中医基础课程实验，实验中医学从任选课发展到中医专业的必修课；逐步强化模拟研究与教学，通过模拟诊疗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推动了中医临床课的教学。

自2008年起，南京中医药大学从高考学生中随机抽了40人作为试点班，探索新时期中医拔尖人才成长规律。这是学校开展的“高等中医人才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的实验工作——“精诚计划”，并入选教育部第一批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建设项目。

“‘精，意为医术精湛；诚，意为医德高尚’我会牢牢记在心中。身在这个班，我想学习到真正有用的知识，实现‘精和诚’。”第一届“精诚班”学生陈清曾经这样谈“精诚”。

进入新时代，南京中医药大学率先全面探索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临床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自主构建卓越人才培养体系。2015年获批“中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九年制”“5+3”一体化项目，2018年学校先后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在全国率先启动中药学“4+5”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分别设立中药学“本研贯通”（新中药学院班）和中药学“本研贯通”（屠呦呦班），探索培养具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应用现代科学解读中药原理能力的拔尖人才。2022年学校设立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研贯通培养），探索“先中后西”与“先西后中”的中西医结合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

2023年10月，学校又创新性地建立了全国中医药院校首家以通识教育为核心的校级书院——淡安书院，与专业书院双轨并行、高效协同开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

从传统师承教育向现代院校教育转换，南京中医药大学开中国高等中医药教育之先河。

从朱雀桥畔的一叶小小扁舟成长为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巨舰航母，南京中医药大学以教育之舟载振兴中医之才。

从“育中医药人才”之初心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一流中医药大学”之目标，南京中医药大学始终阔步前行。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南京中医药大学建校70周年，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南中医人将勤精不倦、持之以恒，继续书写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崭新篇章。”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程海波说。

按脉辞世杨博良

 (2017-12-29 07:35:37)[编辑][删除]

杨博良，名尔厚，字博良。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卒于1952年，经历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时代，世居江苏武进横山桥西崦村。毕生精力，致力岐黄，刀圭济世，活人无算，是“孟河医派”中佼佼者。

他的父亲曾为清左宗棠手下大将，镇守嘉峪关，辅助抬榇出关的左宗棠收复新疆。母亲旗人，为清宗室之女。他自幼聪颖过人，熟读四书五经。戊戌变法以降，学堂日兴，科举渐废，遂绝意功名。恪守庭训，“不为良相，当为良医”，锐志学医。时孟河名医马培之老先生尚在，欲拜为师，马老先生以年迈体衰，恐难善教，推荐得意门生无锡邓星伯。杨博良遂拜邓星伯先生为师。他在邓星伯先生门下出师后，于常州茅司徒巷行医，后迁回故里横山桥，直至终老。早年以外科闻名，渐于内、外、妇、幼各科圆通无碍，屡起大恙沉疴。临终前仍在诊病，为患者按脉时辞世。

杨博良一生，淡泊荣华，慈惠众生，无论贵贱妇儿，普同一等，倾力救治。上至达官显贵，下逮走卒贩夫，远至宁沪皖浙，近及常郡乡邻，应诊者日不暇给。业医始终贯穿孟河心法，醇正尚和缓，平淡见神奇。用药绝大多数为平淡常用之品，剂量不重，参差配伍，多能药到病除，甚或起死回生。方药剂型多样，内服有汤液、丹、散、丸、膏、药酒。外用有洗方、搽方、搓方、熏方、嗅方、薄贴、掺药等。因病而定，极为丰富灵活。

首届国医大师颜正华，江苏丹阳人，是其出类拔萃的弟子，据颜老回忆，杨氏家宅宽阔，大门悬一匾，题曰“功同扁鹊”，意指妙手回春如神医扁鹊。大厅悬匾“广被太和”，此语出清吴金寿《三家医案合刻》，借指他的崇高医德感天动地、泽被天下。

据现存资料，可考的弟子有张元凯、张效良、谢绍安、许伯羲、颜正华、王益之、周少柏等23人，均为各地名医。擅医易气三法的武进名医张元凯，16岁拜杨博良为师，一生笔耕不辍， 65岁时和同仁花费五年时间编纂了216万字的《孟河四家医集》，80岁高龄又编撰了《医刍融新》和《邓星伯临证医集》（与邓学稼合编）。

 

杨博良当年诊病时，在家宅堂上当中置一八仙桌，他在桌后正坐，患者就诊于其右，学生侍诊于其对面及左下方，随录病案、药名。大桌正中端放一块一尺见方，一寸左右厚之古砚，古砚背面刻有“阅微草堂”字样，相传为一生嗜砚成癖的纪晓岚遗珍。杨博良在诊病时，不时在砚中舔墨润笔，书写或修改脉案方药。

黄芩救医圣

   (2017-12-28 04:54:30)[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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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20岁那年，因患感冒咳嗽，日久不愈，渐至发热肤如火燎，每日吐痰碗许，烦躁口渴多饮，寝食几废，六脉浮洪。当时服了各种药物柴胡、麦门冬等月余，均无效果，病情越加严重，皆认为必死无疑。其父李言闻根据金元时期名医李东垣用黄芩治肺热如火燎、烦躁口渴多饮的经验，断其病为气分发热，因此用黄芩汤，泻肺经气分之火而治之。用黄芩一两煎汤后给李时珍一次服下，次日即身热尽退，随后吐痰、咳嗽皆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黄芩条下详尽地记录了这件事，并感慨“药中肯綮，如鼓应桴，医中之妙，有如此哉。”

黄芩治好了李时珍严重的肺部疾患（据其症状分析当属现代医学之肺部感染一类疾病），正是由于黄芩具有苦寒之性，能泻实火，也就是发挥了黄芩抗菌消炎、退热的药理作用，故对壮热烦渴、肺热咳嗽有良好的疗效。黄芩以清泻肺热见长，治疗肺热咳嗽，单味黄芩即有效，临床上常配伍桑白皮、地骨皮等。治疗外感热病、壮热烦渴、苔黄脉数者，用黄芩配黄连、栀子、石膏等。黄芩与天冬、麦冬等配伍，可治疗阴虚有热之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