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中医预测医学是学科建设的研究方向
(2022-10-10 15:17:23)本世纪生命科学的提出催生了转化医学、个体化医学、预测医学、预防医学的整合、互鉴与进化。中医对疫病灾情的预测缘始于古贤哲的《易经》《易传》，整体动态象数易观察气象、物候、天文、地理及人文社会自然环境复杂系统变化，以干支计年，六十年一循环周期，对疫灾发生的全过程做了历史性的回顾，多具有大尺度细粗化的某些特征，为后人提供参考。至战国时期，儒道墨法等百家争鸣之后，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黄帝内经·素问》五运六气之学说，唐宋又加两个遗篇。吾辈学人承国学、国医大家任应秋先生与方药中先生之传授，又有恩师董建华院士系沪上名医孟河与新安学徒，倡导中西医汇通，曾送我至协和医院进修协作三年并学习病理知识技能。自上世纪70年代起，我多次参加疫病灾害防控工作。同时亦按《素问》七篇经文记载，原原本本做预测观察，包括起止、病候特征与病理印证等内容。2003年SARS肆虐，其证候要素是毒火痰瘀虚，核心病机是毒损肺络，肺热叶焦，多见胸腔积有大量血水。其病由冠状病毒引起，已见有变异毒株，然而为何当年7月中旬病毒戛然自我灭绝，这给人类带来一项值得研究的问题。基于华夏文明的优秀传统可知，生与灭是既关联又对立的正负逻辑的辩证统一。至于病毒学基因组、酶系统的变异及与复杂环境某种元素的相关性正是高概念间性论需要回答的问题。
五运六气之学对疫病的防控很重视“德化政令”。2019年冬到2020年间，武汉大疫的防控是党政体制的优势和德化政令的典范，是中华民族物质、精神、体制、机制综合平衡带来的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医药界的青年一代亲临一线，众志同心抗击疫病，继承了光荣传统，令吾辈学长们敬重而倍受鼓舞。我需申明，在2019年6月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涉及当年冬至前后会有瘟疫流行，并非所谓“神预测”，而是国家“973计划”人口与健康领域设置的疫病预测项目经过逐年研究提出的。可贵之处在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和北京市中医管理局认真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工作。2021年辛丑之岁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水运不及，全年阴专其政，气运平缓，疫情多点散发，故应坚持以切断传播途径为主要措施，常态化防疫有效。唯终之气从小雪至大寒，《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经文记有“寒大举，湿大化，霜乃积，阴乃凝，水坚冰，阳光不治。……寒湿持于气交而为疾也”。预示如遇极寒气候出现，必当严正审慎，严加防控COVID-19的病毒及变异毒株侵扰反弹。论其治当同寒者以热化，用热远热，勿折其郁气，以通气机开合转枢为要领。推荐清肺排毒汤治疗，方中含小柴胡汤等方药疏肝理气以化寒湿阴毒为主。所谓远热者不宜重剂补药。
壬寅年（2022年）初之气，立春至春分疫情的预测，我仍以复习文献为开端，考察中华大地疫病流行年表，紧密观察气象、物候、天文、地理等，多元、多维度、多模式地观测探索疫病流行的态势。这是预测医学在象思维的引领下的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可能性，不具有所谓“精准”的揣测。壬寅年“少阳司天之政，厥阴风木在泉”。气化运行先天，天气正而少阳司天，厥阴司地，正得天地之正，此言天气政令得到重视改善，政令德化百姓响应政府号召提高自觉性、能动性；又自然环境优化，绿水青山叠翠山峦的天然氧仓转化天空大气的混浊状态，将带动疫情防控由劣势向优势的改变。《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记有“厥阴少阳司地……得其正者，以地主生荣为言也。木偃沙飞，炎火乃流，阴行阳化，雨乃时应，火木同德”。又初之气，地气迁，风胜乃摇，寒乃去，候乃大温，草木早荣。上应荧惑岁星，见明乃大。唯六气中少阳厥阴司天地为上下通和，无相胜尅，故曰火木同德。壬寅年同天符，天符为执法，岁位为行令，又天会、岁会、运会三者合一，“一”为道之所生，即中和之气，执法岁会和合为年气运之佳兆。友人问及底气如何？我的回答是，重始源以历史范畴看待科技文明的互鉴，复读中医经典求悟国学，深虑哲理相信运气之学，谨守核心病机，为防控疫病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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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经》九法建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思维范式 |
| 张登本 孙理军 李翠娟 陕西中医药大学 |
摘自2022-1-27中国中医药报
——《中医病机新论》评介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永炎
中医病机理论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继承、发展、创新的突破口之一，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对病机理论的阐发丰富精彩，理法严谨，具有纲领性、原则性价值；相应的针灸方药详略得当，要言不烦，给后人留下无限发挥空间。由于《黄帝内经》中病机理论纲领性较强，后人学习时，很难完全还原古人的思维模式，因而在理解和运用《黄帝内经》病机理论时，堂奥难窥，仁智并存。
《黄帝内经》之后，历代医家对中医病机理论多有发挥，使其内涵不断扩大。病机理论于中医基础与临床的意义及价值日益凸显，使中医学术的发展传承有序，创新昭然。晚清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现代病理学、生理学之于中医影响日深，病机的本体呈弱化趋势，甚至更趋向于病理学，中医病机理论的自身特色优势及核心内涵几被忽略。加之现代医学多从微观角度，采用分析还原法，研究疾病的病理机制，忽视对病机理论的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使得中医病机理论发展举步维艰，甚至出现无序状态。因此，有必要对病机相关古代文献进行梳理，对病机概念进行现代诠释，结合现代临床对中医的要求，系统整理病机理论内容，重新阐释中医病机理论。
《中医病机新论》的几位作者，积数年之功，对病机进行现代诠释，以期“探索赜隐求其本，开示悟入质其疑”，本着“理解、解释、应用”原则，结合临床总结，提炼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原理及规律，以期由博返约，凸显中医病机理论的地位、作用与应用价值，恢复中医病机本来面目，使之更符合临床实际需要，从而提高病机理论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
本书基于诸多病机理论研究基础进行升华，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运用“因名则实，昭彰义理”的语言学以及“辨析词义，贯通医理”的考据学方法分析病机的构词、考证病机含义；遵循诠释学“客体自律性、整体性、理解的现实性及意义的和谐性”原则对病机内涵进行诠解，提炼出病机蕴含“辨证机、调气机、开枢机、启神机、焕生机”的全新内涵，使抽象的病机概念变得明确、清晰，从“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的机理”层面，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体现了中医学是健康医学而非单纯疾病医学的学科特征，有利于现代中医临床对病机理论的理解和运用。
此外，书中还结合临床，提出辨识病机的五步骤、五要素。辨识病机要“辨证机、调气机、开枢机、启神机、焕生机”，体现了中医作为健康医学对“人体—生命”的关注。强化中医治疗不仅仅是药物的对抗与干预，更重视对人体生生之机的把握；中医不仅为了挽救生命、延长生命，更重视生命质量的提高，这充分体现了中医学的人文关怀，凸显了中医的优势与地位。与以往中医病机著作不同，无论是内容上还是体例上，本书始终围绕着中医病机的概念、理论及临床应用展开论述，主要内容是独立研究思考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中医经典是继承的重点，是自主创新的摇篮。读经典，做临床，学术并重，知行合一，让经典更好为中医学科发展服务，为人类健康服务。本书在诠释病机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全面搜集和系统整理历代古医籍中相关病机理论内容，对基本纲要、病机特点及辨识方法、理论源流等病机理论的几个关键问题做了较深入系统的阐发。观点新颖，视角独特，理论与临床实际有机联系，使二者一脉相承，深化、丰富和完善了中医学的病机理论，充分体现出系统性、继承性、创新性。
中医治学当溯本求源，古为今用。继承是基础，创新是归宿，临床是根本。认真继承并学习中医经典理论与临床诊疗经验，运用科学的临床思维方法，勤求古训、融会新知，紧密联系理论与实践，从理论层面阐发前贤之未备，在继承之中求创新发展，以推进中医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本书不仅为中医初学者提供了清晰的中医病机理论发展脉络，更为掌握中医病机理论提供了简要明了的基础知识，还为中医资深人士重新认识中医病机理论开拓了一个新视角，适合广大临床医生、中医科研工作者和研究生学习、参考和收藏。
南京国医传习所的自编中医教材
摘自2022-1-26中国中医药报
徐建云 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曾为中华民国的首都，诞生于此的南京国医传习所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有着重要作用，曾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一月十四日，南京国医传习所举行了开学典礼。它的创办，为有志于弘扬中医学的青年点亮了一盏希望之灯，开启了一扇弘道之门。南京国医传习所，是由当时身处南京的名医张简斋、张栋梁、随翰英、杨伯雅、石华轩等人共同捐资、联合创办的。自此，老一辈中医人同心同德，同向同行。
南京国医传习所创立之初，由张简斋出任所长（即校长），陈逊斋（陈修园的七世孙）担任副所长（即副校长），郭受天为教务主任（另一说随翰英为教务主任）。当时承担授课任务的老师有郭受天、章启民、金少陵、汪绍生、戴洛卿、李克蕙等。
由于学校没有教材，诸位老师创编了一套完整的系列教材，以此作为南京国医传习所的教学用书。这套教材共计15本，是民国时期中医学校自创教材中最富有特色的一套。根据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南京国医传习所教材包括：
1.《解剖生理学正科讲义》 郭受天编
2.《内经之研究》 章启民编
3.《卫生学正科讲义》 章启民编
4.《中国医学史正科讲义》 金少陵编
5.《方剂学讲义》 章启民编
6.《金匮要略讲义》 汪绍生编
7.《中国药物学》 金少陵编
8.《外科学讲义》 戴洛卿、章启民、郭受天合编
9.难经之研究》 章启民编
10.《诊断学正科讲义》 金少陵编
11.《儿科学讲义》 章启民编
12.《妇科讲义》 李克蕙编
13.《温学学讲义》 金少陵编
14.《病理学讲义》 郭受天编
15.《内科学急性传染病篇讲义》 金少陵补注
纵观南京国医传习所诸位老师所创编的这套教材，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这套系列教材已有一个初步的学科分类。这套系列教材做到了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学科脉络，具体可分为六大类：一是中医经典课程方面的教材，有《内经之研究》《难经之研究》和《金匮要略讲义》，但缺少了《伤寒论》相关研究的教材。二是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方面的教材，包括《诊断学正科讲义》《中国药物学》和《方剂学讲义》，但没有一本专门的中医基础理论的教材。三是中医传染病课程方面的教材，有《温病学讲义》《内科学急性传染病篇讲义》。四是中医临床课程方面的教材，如《儿科学讲义》《妇科讲义》和《外科学讲义》。五是现代医学课程方面的教材，即《解剖生理学正科讲义》《卫生学正科讲义》和《病理学讲义》。六是追溯中国医学发展历程的课程方面的教材，如《中国医学史》。
其次，精诚团结、同心协力是共襄盛举的关键。南京国医传习所的教师，作为中医同道，有很好的合作共事的精神。
以《外科学讲义》的编写为例，该书是由戴洛卿、章启民、郭受天三位合编的，分上、下两大册。其中，外科学目录部分由章启民编写；上卷总论与外科学原文由戴洛卿编写；下卷总论由郭受天编写，外科学原文则由章启民编写。三位中医同道作为在南京市国医传习所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合作编写教材，证明了他们“以学生为重，以教学为本，以弘扬中医为使命”的责任与担当。
第三，中医人编写西医教材，是南京国医传习所创编系列教材中的一个亮点。在许多人的观念里，中医顽固保守，事实上，许多中医人秉承开放精神，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他们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努力进取，发愤图强，不甘落伍，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为学术追求的目标，郭受天编写的《解剖生理学正科讲义》《病理学讲义》和章启民编写的《卫生学正科讲义》就是明证。由中医主动编写西医教材，也是近代以来中西医汇通思潮影响下的一个必然结果，由此也表明中医人的进取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品格。
第四，从这套系列教材里，可以明确中、西医在教学课程序列里的真实比例。南京国医传习所，既以保存和弘扬中医为使命，又学习和借鉴现代医学。中医与西医之比是5:1，立足中医，也学习西医。要培养真正的中医，就必须具备中西医各科的真才实学，以娴熟地运用中医思维进行准确的临床诊疗，并有效地解决临床病症。
南京国医传习所创编的系列教材，确实有许多值得认真研究、深入思考的地方。只有努力学习中医先辈自信、敬业的精神，真正弘扬中医事业，才能告慰中医先辈。
摘自2022-1-24中国中医药报
许秀成 江苏省徐州市黄山医院
我家祖上四代中医，但到了我高考时，人们习惯生病后找西医治疗。鉴于此，我高考志愿填的都是西医院校的临床医学类专业。
毕业后，我在基层医院做了一名内科医生，见患者痛苦而来、欢笑而去，很有成就感，从未后悔过自己的职业选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门诊中遇到的西医无法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特别是遇到患者反复主诉哪里不舒服，而各项西医检查指标都正常的时候，更是无从下手。看着患者期望的眼神，我感觉自己对不起他们的信任。于是多方学习，希望可以找到治愈这些疾病的手段。
一日，我忽然想到，儿时饭桌上，父亲常跟我们讲中医的阴阳五行、寒热表里虚实，中医是否可以解决我目前的困惑呢？我内心特别渴望打破职业瓶颈，于是决心开始学习中医，将来哪个更好就用哪个去解除患者的痛苦。
繁忙的工作和家庭生活，让我去跟身在异地的父亲学习中医不现实。我就从网络上搜集自学中医的方法，购买中医典籍，观看视频教学，开始了漫长的中医学习之路。
在看了很多教学视频，也读了不少中医书籍，做了大量听课、读书笔记后，我发现自己遇到患者，还是只有西医思维，没有中医思维，开不出中药方子。似乎只能望见中医这座城堡的大门，却怎么也进不了城。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必须有明师指路方可“得其门而入”。
于是，我开始了寻求明师之路，机缘巧合，有幸认识了恩师尤允亚。他擅治疑难杂症，知识面广，博学多才，作为江苏省萧县中医药学会理事，龙城医派学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曾参与编写多部龙城医派学术传承专著。
跟诊第一天，尤老师问了我一些个人情况，包括我的学历、职称，“西学中”的缘由，已经读了哪些中医方面的书，今后的打算，甚至连我过来的交通方式都问到了，我一一如实回答。从我单位或我家到尤老师所在的医院，距离分别是10公里和15公里，那时我还不敢开车，只能骑电动车赶去跟诊。此后，只要我有时间，就风雨无阻去跟诊。
在尤老师的门诊，患者病种之多真是让我开了眼界。患者以疑难杂症居多，大都慕名而来。常见的有鼻炎、哮喘、面瘫、荨麻疹、带状疱疹、失眠、飞蚊症等，但这些疑难杂症，在尤老师手里好像治个感冒那么简单。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尤老师感知到我是真心想学好中医、造福病患，就更加愿意将自己的经验、心得无私地传授于我。他常结合病例给我讲解，由于我的中医基础还很薄弱，他所讲内容，有的我无法理解，也记不住，笔记也跟不上。为了不遗漏这些知识点，我准备了录音笔，先做好录音，回家再反复播放。整理笔记时，遇到不懂的地方，发微信请教，每次尤老师都不厌其烦地回复。
那段时间，我不管在做什么，心心念念想的全是中医。仔细回想尤老师接诊的过程、讲解的内容，再回头看书，也在网上搜集一些相关的内容作比较。尤老师也告诉我还要读好哪些书，怎么读，并鼓励我尽快在门诊中用上所学知识。他还告诫我不要偏听偏废，既要学习经典，也要参考今学，不能只听一家之言，更不能故步自封。
于是，凡是遇到我能够拿得准的病情，我都会和患者沟通，尝试中医方剂；遇到中西药治疗多日不好的，我就把患者的资料整理好发给尤老师帮助分析，按照他所说的去处方。再后来我学会自己处方，拿不准的地方请尤老师确认。就这样，很多患者的疗效都非常满意。每次有好的反馈，我都会兴奋异常。
跟诊半年多后的一天，尤老师说有个义诊的机会，让我去尝试一下。我直接拒绝说：“不行！我担心自己应付不了，义诊来的患者全是要求看中医的，遇到不会治的可怎么办啊？”尤老师沉默了，我也不敢说话，心里七上八下，担心他以后不教我了怎么办。空气凝固了一会儿，尤老师对我说：“早锻炼，早成长。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我说：“行，那我把自己还不会的问题想一想、列出来，您再给我强化培训一下，不然我真不敢去。”第二天，我把列出的满满一页纸的问题拿给尤老师。他把所有问题仔细解答了一遍，还讲了很多我没有想到的情况。从如何接诊、四诊顺序，到怎样取得患者的信任，如何辨证、选方，方子如何加减，再到常用的方剂、手写处方的格式等，很多都是他自己总结的诀窍。我做了录音，回家又听了几遍，整理了笔记，随身携带。
随后的中医义诊出乎意料的成功，后来再有义诊，我就不那么紧张害怕了。通过那次义诊前尤老师给我的强化培训，我感觉自己的中医接诊水平突飞猛进，对门诊患者束手无策的情况越来越少，转诊上级医院的患者也不多见了，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
漫漫中医路，明灯照我行，进入新时代，中医药迎来了大好的发展时机，相信我这条“西学中”的服务患者路会越走越宽广。
——读《朱良春全集·医理感悟卷》札记
摘自2025-6-5中国中医药报
诸国本
《朱良春全集•医理感悟卷》 朱良春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今年是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逝世10周年。
良春先生平生著作甚丰，散居于各个版本。2011年起，在中南大学出版社支持下，陆续增订出版了《朱良春全集》10卷,其中包括医理感悟卷、临诊治验卷、用药心悟卷、常用虫药卷、医案选按卷、杏林贤达卷、薪火传承卷、良春小传卷、养生益寿卷、访谈选录卷等。他在诊余和繁杂的工作之间，认真收集旧作，精心校阅修订，对重要文章都写了“修订感言”。这件事，耗散了他极大的精力。他行医80余年，活人无数，著作等身，在生前亲自校订出版全集，实属罕见。
良春先生毕生遵循老师章次公的教导，“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主张“经典是基础，师传是关键，实践是根本”。他熟读中医经典，博采各家学说，理论功底深厚。“医理感悟”卷是中医经典与医疗实践山水相逢的一道风景，是大医精诚与神仙手眼犀光独照的绚丽火花。
英雄肝胆
对病人有担当精神
良春先生认为，医者仁也。医生对人体生命健康负有保障保护的神圣使命，对拯救含灵之苦具有不可推诿的重大责任。《内经·灵枢》曰：“疾虽久，犹可毕也。其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良春先生说：“我认为当前许多疑难杂症，特别是癌症等，我们有时是望病兴叹，徒呼奈何。事实上‘既生斯疾，必有斯药’。先师章次公先生也曾说过，‘用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病，方称得是良医’。”“如果能掌握好辨证论治的规律，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不治之症’，而只有‘不知之证’。”这样的觉悟和认知，成为朱良春毕生的思想压力和工作压力。
1938年，朱良春从上海中国医学院毕业，拟返乡设立诊所，开业行医，临行前向章次公老师告辞。次公先生将一方寿山石印赠朱良春，印文曰：“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良春先生对“英雄肝胆”四字，多次结合自己的临床体验作了阐发。他说，“‘英雄肝胆’，指治病要有胆识，该出手时就出手，该用大剂的要用大剂，不要优柔寡断，错失时机，当用则用，敢于承担责任，这叫英雄肝胆。”又说：“‘英雄肝胆’，是一个医生在处理急危重症、疑难杂证时的严肃态度，有果断的意志，勇于负责的精神，不患得患失，一切从有利于病人痊愈的角度出发，肝胆照人，全力以赴。”
良春先生又说：“章次公先生本人，就是一个重在胆识的人，他认为重病当用峻剂。医生对重症病人惧担责任只能开个平和方，投‘菓子药’，是没有担当的表现。孙思邈说，医生‘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次公先生对病人宅心仁厚，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敢用重剂担当危重，力挽危重。章太炎说他‘胆识过人’。”
这种当医生的责任感、使命感、崇高的职业担当，彻底的负责态度，神圣的求索精神，使朱良春深受激励，感到光荣，感到人生的价值。他一辈子好学不倦，上问先贤，下访铃串，苦心积虑，求知无尽；他要求自己“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在危重病人和疑难病人面前，尽心尽力，永不言弃。他对一些医生不思进取、知难而退、推诿重症、等待新药，表示不屑和不满，认为这是医道退步的反映，是医德不良的表现。这更使他的千斤重担，有了万钧的压力。
衷中参西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医界的先辈在新旧交替之时，不断探索中西交流、中西汇通、衷中参西之路。章次公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欲求融合，必求我之卓然自立”。良春先生解释说：“发皇古义是继承，融会新知就是创新。”“要搞好继承，不能丢了传统，不能走了样，不能用西医的标准评价、取代中医。中医有自己的体系，有自己的标准。当然，中医事业也是一个不断创新与发展的事业，只有创新才能与时俱进，也才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
良春先生的入门之学，首先朝拜孟河祖师马惠卿，接受的是老派跟师教育。1938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斯时，十里洋场，熏风拂面，海派中医，时领风骚。但医林之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皇古融新,衷中参西，应是主流意识。20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歧视中医的政策受到批评，中医进入医院，国家兴办了中医研究院和一批中医大学，进一步要求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这种新医学，既高于中医，亦高于西医，是未来世界统一的高级医学。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也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巨大贡献。朱良春作为中医新秀，担任南通市中医院院长，聆听教诲，深受鼓舞，于是在1962年第3期《中医杂志》上，发表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重要性及其关系的探讨”一文，作为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补充。
朱良春在文章中说：“中医的‘辨证论治’是针对机体各个部分以及整体的主要功能状态与病理活动，给予综合性的评定，提出恰当的处理，也就是根据病情，运用四诊八纲，结合病因，加以归纳、分析，区别证候的属性，辨识邪正的盛衰，推测疾病的转归，从而确定治疗原则与具体治疗措施。西医的‘辨病论治’则是在寻找病源、明确诊断的基础上，针对病源用药的。证候是疾病反映的现象，疾病是证候产生的根源。因此，‘证’和‘病’是一种因果关系，具有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个人认为，否定或者肯定病和证的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不完善的。而两者结合，则是创造新医药学派的重要途径。”并说，“我所提倡与强调的‘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精神’，不仅是‘合于时务’的务实之举，也是先师章次公先生‘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和‘双重诊断，一重治疗’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2006年，朱良春在重审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写了近3000字的“修订感言”，对“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历史背景、时代意义和来龙去脉，作了新的评估和认定。他说，“这篇文章发表于44年之前，历史唯物地看，应当说起过不小的积极作用，至今仍然是进行中西医结合的主要方法。但是，在具体理解、具体运用这一方法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评价它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这才是认真负责的做法，也必将对于今后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良春先生接着说，“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而且，中医和西医毕竟属于不同的学术体系，中医学在充分了解了西医学的长处之后，也充分认识到了西医的局限。……如果仍然强调在西医的病名之下再行辨证，中医学术的独立地位就会受到影响。更有甚者，不少人把患者分成几个证型，每一个证型对应一个处方，只要主症加次症等于某种证型，就机械地始终使用一个处方治疗，不许随证变化药味。为追求统计学意义，削足适履，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坚持中医特色，把中医的辨证论治治病活法庸俗化、机械化，变成僵死的教条，背离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势必会失去中医的特色与优势，造成学术萎缩。因此，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防止把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引入歧途。”
之后，良春先生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振兴中医，必须回归中医，坚持中医理念，以中医经典为指导才行”，并多次论述辨证论治的重要意义，对“四诊合参”特别是望诊和脉诊、药物归经、复方组合等等的学术价值，都反复做了论述。2013年，他在《掌握中医精髓，破解疑难杂症》一文中，总结了两例“血紫质病”的治疗经验。“血紫质病”乃临床少见的血液系统新陈代谢障碍性疾病。他说，“我从医70多年，仅偶遇此2例。我原不识此病，一例为脾肾阳虚，一例为肝肾阴虚，证型不同，但凭辨证论治，均获痊愈。证明辨证是首要的、绝对的，辨病仅供参考。”并全面地表述了他晚年的医理感悟：“中医药现代化的模式，应当是‘继承、发扬、渗透、创新的结合’，也就是结合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保持原有的中医基础和临床应用特色，充分吸收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包括与之相关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学科成果，以达到创新的目的。”
朱良春是我国第一批30名国医大师之一。正如人们所公论的那样，他是一位僻居地市一隅却名闻天下的中医大家。他一辈子勤求古训，一辈子锐意创新。他临终前为北京中医药大学新校区的碑林题写了一首诗，诗曰：“读书以明理，勤学为致用。矢志兴岐黄，共圆中国梦。博观而约取，厚积宜薄发。法古不泥古，师心勿蹈迹。求新不求奇，思变不思邪。继承需发扬，厚古不薄今。尽心宜尽责，善始需善终。知足多常乐，互尊意更浓。”
他自称“此愚之治学为人之道”，实际上也是他“医理感悟”的全面总结。
近年来，人们日渐意识到要提高青年中医的医疗水平，宜先提高他们的临床思维能力。所以，首先应整理培养中医临床思维的源流概貌。
何谓临床思维模式
学经典、做临床是当前提高医疗水平的共识。笔者认为临床经典《伤寒杂病论》的基本临床思维模式可概括为“诊病审因，辨证察机，随机选方，无方立法，对症用药”五句话。诊断疾病，首先应追寻病因，而辨证的重点是察病机、抓主症、辨主证。常见者，主症先现；危重者，主症最急；复杂者，主症易解。而选方主证应随机运用，伤寒论辨证时，不少是方证相对的，如柴胡证、桂枝证，故伤寒论辨证即定方。但特殊的病也可以辨病选方。而叶天士的临床思维更显灵活，多无成方。这可能与他著述的是急性热病者多有关。历代各专科则有不同的生理与证治特点。例如，外科认为疮疡是内外因挟杂所致，须从内消、外透、去腐、生肌、止痛等方面着手，从疏邪、通络、搜风、活血着眼。
要领悟中医原创思维及其原理，对经典临床思维反复深入的研究学习，了解古代分科临床思维特点与各家学说要点，知道辨证论治形成的历史进程。关注参考现代医家思维经验，厘清拓展临床思维的路径，对中医思维方式源流进行系统全面学习，是培养临床思维的核心。
培养临床思维模式的意义
中医特色原创思维源流的核心链条，首先是认识天人相应的客观存在，考察建立阴阳五行学说常规自然规律的原创概念，并以此作思维坐标观察人，再应用象数思维反映天人相应的客观存在，作为中医疾病发生的理论推导框架，以“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作防治思想，在临床中验证作大量医疗总结记录，这就是中医学体系赖以形成的原创思维核心链条。所以，它既有经典理论推导的临床思维作框架与基础，又有临床经验积淀总结而成的临床思维作具体充实，两者综合交叉运用。例如，“日咳心肝火，夜咳肺家寒”的医学谚语主要来源于象数思维的“道”的理论指导，而“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主要来源于临床实践总结出的“术”的理论启发，二者均可应用。
要注意对古代分科临床思维特色、各家学说、地方流派、民间验方的学习与验证，这些都是理论思维与医疗实践的总结。不同岗位的医生也会因时、因地、因人、因专业不同以及精力所限，难以强求全面。所以，在选修学习中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消化。
要能熟识掌握中医临床思维的主要方法，借鉴现代医家思维经验，对现代医学的诊疗知识用中医临床思维的意识或意象，加以延伸作创新实践研究。
现代的医学工作者对于象思维的疑惑，来源于它的哲学概念的不确定性，其实注意力应集中在它在医学上的意义与应用。当年科学家钱学森提出唯象中医学，就是希望先解决中医是什么的问题，以后探求为什么。就是这种思路。深刻领悟古人原创思维的内涵，能提供临床思维认知方法，使青年中医医疗水平有所跃升，这就是笔者数十年积淀探求临床思维的初衷。
培养临床思维要从源流上理解中医临床思维，可从学习先哲的思维方式中参考先贤方法，领悟创新出自己的治病方法，从而为临床思维提供方向，提供理论与实践联系思维的桥梁。（王伯章）
如何学好用好中医临床思维
中医学与其他医学，在面对生命现象时，其思维方法是有区别的。中医学方法是集时代文明成果，多学科科学文化结合面对和研究生命现象，包括个体人、自然人、社会人的身、性、命现象。方法涵盖整体、和谐、关联、动态、消长、以外知内、见微知著、辨证施治等，其中对临床医生而言，最基本的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的个性化辨证论治的方法。
中医临床思维的学习和传承
我们学习掌握中医学方法和思维的目的，既是用来研究中医和传承普及中医的，也是用来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发扬创新的。因此，研究中医和传承发扬中医，应从树立合理对待中医学的态度做起，面对中医学的特征和现实寻找对策，多角度认识中医学的继承和发展，注重中医学研究中的可持续原则。中医学的普及，要顺应形势，抓住机遇，强化自强自信，欲求融合，先要自立。
中医学健康观强调生命体内自身和谐状态，与自然界达成和谐状态，与社会达成和谐状态。中医学疾病观认为生命的和谐状态被打破就产生了疾病，所以导致这种失和状态的关键症结，就是中医要辨的“证”。中医学最根本的诊断概念，就是对病理条件下机体反应性等一系列规律和特征的综合概括。“医道在乎识证、立法、用方，此为三大关键。一有草率，不堪司命。然三者之中，识证尤为紧要。”在实践中传承思维方法，是中医临床的落脚点，辨病，治的是病人，重整体思维；辨证，辨的是病证，重结合思维；防治，求的是疗效，重技能模仿思维。
领会中医学精神和实践中医临床思维，要强化整体观念。人是一个有机整体，这是生理的整体观，从临床医生的角度讲，更应该强调的是病理的整体观，即疾病机制的序贯性和联系性，总是围绕生命体失和状态的某个关键症结在演变。理解辨证论治不是套方施治，也不是单纯的症状堆积的分型对号入座。中医治病的过程就是找出导致该状态的关键症结并解除该状态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对症设药的过程。
学习和运用中医学辨证思维，要求临证时要建立起坚定道地的中医信念，道地中医重能力，致力于运用中医学思维与方法解决临床问题。既不做一味的简单模仿和重复，也不主动撤离战场。而临床实践中要注意“三重视,一突出”。即中西并重，心身并重，防治并重，突出中医特色和辨证思维。应注意“三结合”，即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传统用药与现代研究相结合。试着打破一些固相思维和误区，如情志不分，形体病与行为病混淆；炎症就是热证，热证定要清热解毒；咽红必是热毒，治必清热利咽；怪病必痰，久病必瘀；表证必是外感，内伤里证不见。
中医临床思维的形成与强化
在实践中，要积淀形成临床辨病辨证思维特色。临床辨病时，利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知识，对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逻辑推理，通过横向、纵向一元论解释，从错综复杂的线索中找出主要矛盾，并加以解决。辨病的类属，病的阶段，病的证候，病的转归演变，病因、病理、病位、病性。进而，依据病证类属选择辨证方法，如外感病的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内伤病的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精神心理行为病的志意辨证。疾病类属不同，各有其主要的最为相宜的辨证方法，各得其法，为相宜。临床辨证时，通过识证，析证，断证，确立辨证。以识证为中医辨证的起始点，识基础证，识体质证，识病证、方证、舌证、脉证。临床实践体会，舌、脉、体征是识证必经之路的多坐标，通过望、闻、问、切等手段，诊察疾病显现于外的各种症状和体征，据此了解内脏的病变，推测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从而对疾病做出诊断，并为论治提供依据，这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因此，应该把病证的辨识和研究重心向舌诊、脉诊等体征方面转移。所谓，医有慧眼，眼在局外，有形可征，重视舌诊；医有慧心，心在兆前，无形可意，合参脉诊。
中医临床思维的形成和强化，要重视文以载道，多读书，悟经典。更应重视献以传技，临床思维是在近病人、勤临证、跟师言传身教过程中，以跟师查房、早查房、会诊查房为途径，以精选病例交互讨论，门诊接诊及住院首诊的归纳演绎，以病床、病人、病种为单位，通过学习模仿中医辨证思维方法形成和强化的。因而，临床思维不是胡思乱想，突出“实”，即实践、实在、求是;抓住“用”，落实“能”。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要有空杯心态，兼收并取，学习、继承、再发扬。为人，为医，为中医，为治好病、维护好健康的良医。（阎兆君）
中医的发展，取决于临床经验的积累和疗效的提高，很大程度依赖于医者临证时的思辨角度和能力。要重视对中医思维方法的研究和思辨能力的训练，使医者掌握正确的思辨方法于临床。依靠实践，善于思辨，融合新知，实现理论的创新发展。同时要善于用好哲理思辨的方法，多层次地阐发中医理论；重视通过思悟、意会等加强对旧理论的阐述，增强自主创新的自觉。
总之，作为源自临床实践的中医，必须坚持走自身独特的发展之路，坚持“中医的理论自信”，立足临床，着眼整体，开放包容，中医思维，哲理思悟，与时俱进，重视微细，标准规范，传承创新，从而实现中医理论在现代科学环境中的发展。
如何学好用好中医临床思维
中医学与其他医学，在面对生命现象时，其思维方法是有区别的。中医学方法是集时代文明成果，多学科科学文化结合面对和研究生命现象，包括个体人、自然人、社会人的身、性、命现象。方法涵盖整体、和谐、关联、动态、消长、以外知内、见微知著、辨证施治等，其中对临床医生而言，最基本的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的个性化辨证论治的方法。
中医临床思维的学习和传承
我们学习掌握中医学方法和思维的目的，既是用来研究中医和传承普及中医的，也是用来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发扬创新的。因此，研究中医和传承发扬中医，应从树立合理对待中医学的态度做起，面对中医学的特征和现实寻找对策，多角度认识中医学的继承和发展，注重中医学研究中的可持续原则。中医学的普及，要顺应形势，抓住机遇，强化自强自信，欲求融合，先要自立。
中医学健康观强调生命体内自身和谐状态，与自然界达成和谐状态，与社会达成和谐状态。中医学疾病观认为生命的和谐状态被打破就产生了疾病，所以导致这种失和状态的关键症结，就是中医要辨的“证”。中医学最根本的诊断概念，就是对病理条件下机体反应性等一系列规律和特征的综合概括。“医道在乎识证、立法、用方，此为三大关键。一有草率，不堪司命。然三者之中，识证尤为紧要。”在实践中传承思维方法，是中医临床的落脚点，辨病，治的是病人，重整体思维；辨证，辨的是病证，重结合思维；防治，求的是疗效，重技能模仿思维。
领会中医学精神和实践中医临床思维，要强化整体观念。人是一个有机整体，这是生理的整体观，从临床医生的角度讲，更应该强调的是病理的整体观，即疾病机制的序贯性和联系性，总是围绕生命体失和状态的某个关键症结在演变。理解辨证论治不是套方施治，也不是单纯的症状堆积的分型对号入座。中医治病的过程就是找出导致该状态的关键症结并解除该状态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对症设药的过程。
学习和运用中医学辨证思维，要求临证时要建立起坚定道地的中医信念，道地中医重能力，致力于运用中医学思维与方法解决临床问题。既不做一味的简单模仿和重复，也不主动撤离战场。而临床实践中要注意“三重视,一突出”。即中西并重，心身并重，防治并重，突出中医特色和辨证思维。应注意“三结合”，即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传统用药与现代研究相结合。试着打破一些固相思维和误区，如情志不分，形体病与行为病混淆；炎症就是热证，热证定要清热解毒；咽红必是热毒，治必清热利咽；怪病必痰，久病必瘀；表证必是外感，内伤里证不见。
中医临床思维的形成与强化
在实践中，要积淀形成临床辨病辨证思维特色。临床辨病时，利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知识，对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逻辑推理，通过横向、纵向一元论解释，从错综复杂的线索中找出主要矛盾，并加以解决。辨病的类属，病的阶段，病的证候，病的转归演变，病因、病理、病位、病性。进而，依据病证类属选择辨证方法，如外感病的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内伤病的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精神心理行为病的志意辨证。疾病类属不同，各有其主要的最为相宜的辨证方法，各得其法，为相宜。临床辨证时，通过识证，析证，断证，确立辨证。以识证为中医辨证的起始点，识基础证，识体质证，识病证、方证、舌证、脉证。临床实践体会，舌、脉、体征是识证必经之路的多坐标，通过望、闻、问、切等手段，诊察疾病显现于外的各种症状和体征，据此了解内脏的病变，推测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从而对疾病做出诊断，并为论治提供依据，这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因此，应该把病证的辨识和研究重心向舌诊、脉诊等体征方面转移。所谓，医有慧眼，眼在局外，有形可征，重视舌诊；医有慧心，心在兆前，无形可意，合参脉诊。
中医临床思维的形成和强化，要重视文以载道，多读书，悟经典。更应重视献以传技，临床思维是在近病人、勤临证、跟师言传身教过程中，以跟师查房、早查房、会诊查房为途径，以精选病例交互讨论，门诊接诊及住院首诊的归纳演绎，以病床、病人、病种为单位，通过学习模仿中医辨证思维方法形成和强化的。因而，临床思维不是胡思乱想，突出“实”，即实践、实在、求是;抓住“用”，落实“能”。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要有空杯心态，兼收并取，学习、继承、再发扬。为人，为医，为中医，为治好病、维护好健康的良医。（阎兆君）
中医通达四理念
坚持“传统中医”
中医学核心价值在于完整的中医理论。中医学本身发展的过程即是实验的医学，尤其是经过无数的医家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临床应用，证实实际有效而被记载流传下来的经方、时方、验方等。直接面对病症，掌握主证及兼证，选择对证的方剂进行加减，而不拘泥于理论，这是中医精髓辨证论治的本质。
中医治疗的积极面在于帮助人体恢复阴阳平衡，即协助身体的自我调控维持身体的恒定，兼顾生命与生活的品质。这是中医的优势所在。
提倡“人文中医”
有学者把中医解读为中庸的医学，也有学者解读为“持中守一而治百病”的医学；中医就是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医学。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从《易经》中太极生二仪，二分二至，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老子《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到《黄帝内经》中“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气合而有形”“形神统一”。把古代文化与医学知识联接起来，形成中国传统医学，并且逐渐融化在文明时代的历史之中。从此，在中国医学史上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历史景象。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一直未曾中断的医药文化及科技文明。
中医是一门讲道的科学，是一门生命之学，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哲学在医学中的浓缩和升华，体现了古人对天文、地理、哲学、社会、人文、生命等的综合思考。要想学好中医，就要提倡“文化中医”，从中国古代哲学入手。儒、释、道是中国古代哲学中鼎立的三大思想文化体系，对祖国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要学好中医，就必须从儒、释、道的视角去理解中医药学的丰富文化内涵。
中医的人文和科学内容是有机结合的无法剥离。中医讲究形神一体，是道器结合的科学，文化属性是中医的固有属性，是无法割裂的。
发掘“绿色中医”
近年来中药饮片质量良莠不齐，影响了绿色中医的声誉和发展。把好中药饮片质量关，做到真正的绿色发展。
此外，野生中药资源也在减少，应提倡绿色种植，避免农药、重金属超标等，持续利用中药资源，不可浪费宝贵的药用资源，坚持合理用药，做有利于人类健康及发展的绿色中医。
回归自然，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的“绿色经济”正在兴起，中医药以其绿色康养特色将在绿色经济中引领健康浪潮。推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发挥中医药在绿色康养领域对人类的特殊贡献，发掘和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拓展“科技中医”
中医很早就发明了种人痘的方法，是欧洲种牛痘的先驱。近百年来，中医药人越来越意识到现代科技与中医结合的重要性，越来越意识到要与时俱进，不能离开现代科学技术。时代要求中医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广泛切合现代科技而有更多的创新。在方法上，不仅要善于继承中医药学的精华，更要善于吸收和借鉴现代科技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新成果，利用多学科的交叉，使其既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微观辨证从中医诊断学中拓展出来，从而使传统的宏观唯象辨证进展到与微观、微量、超微结构检测等高新技术相结合的水平，促进中医诊断学实现宏观与微型的辩证统一，陈香美院士主持的“十一五”攻关课题“IgA肾病中西医结合证治规律与诊疗关键技术的创研及应用”就是成功的典范。
中医药的发展要不断创新并有所突破。创新必须是在充分继承中医药基本理论和主体特征上的创新，必须是在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原则上的创新，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丢失了中医药学的本质特征。所以，必须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继承与发扬的关系，才能保持和发扬中医药自身的优势，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中医药应以其与时俱进的姿态与气度积极吸纳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在发挥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特色的基础上，兼容并蓄，创新发展。在传统中医，人文中医，绿色中医，科技中医的理念下，中医药的传承发展之路是条通达的路。
发展中医离不开四个“第一”
传承是发展中医的第一要务
要在原创性上多做文章，先须紧密结合中医属性特点进行研究。研究的思路方法必须紧密结合中医药特色。所得的指标、结论必须能解释、说清楚中医理论。必须与时代同步做好中医药理论体系的传承、丰富，发挥好优势和特色。
中医西化或用西医解释、改造中医药不是中医药的现代化、科学化。中医药现代化的一种路径是在立足中医属性的前提下用现代话语体系来解读、阐述、拓展悠久连绵的中医学理论，目的是证实、说清楚中医学理论的正确性。
创新是发展中医的第一动力
中医药的发展，一定要打破自我封闭的框框，始终坚持开放兼容、与时俱进。每个时代的中医学都是与这个时代的哲学思想、科技文化结合的产物。
要解决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重视对中医原创性理论的研究创新，运用大科学的观念开展对中医理论的研究，在继承中探索，探索中创新，创新中发展。
临床是发展中医的第一源泉
中医学理论的丰富发展有赖于中医临床实践的发展，无论是原有理论的发挥还是创新发展新理论，都离不开临床实践这一源泉。要以医疗需求为导向，先易后难寻找发展点。通过缜密思悟，制定切实可行的研究发展方向、方案，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要有勤于临床、善于归纳总结的自觉，逐个突破，形成系统理论。要客观地总结临床经验，挖掘和提炼理论精华，丰富和完善理论体系。
同时要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积极研究反映机体整体生存质量的指标系统，将“证候”等的改善情况纳入其中，逐步建立起量化指标体系，建立起颇具中医特色的疗效等评价体系，全面系统地评价中医临床疗效，以体现中医特色和优势，提高疗效评价结果的有效度和可信度。
思辨是发展中医的第一关键
中医的疗效很大程度依赖于医者临证时的思辨能力。要重视对中医思维方法的研究和中医人思辨能力的训练，使医者掌握正确的思辨方法。依靠实践，善于思辨，融合新知，实现理论的创新发展。同时要善于用好哲理思辨的方法，多层次地阐发中医学理论。重视通过思悟、意会等加强对旧理论的阐述，增强自主创新的自觉。要清晰理论建构思路，准确抓住思辨这一关键，加速中医的学术更新和理论发展。
总之，作为源自于临床实践的中医，必须坚持走自身独特的发展之路，坚持“中医药的理论自信”，立足临床，着眼整体，开放包容，与时俱进，从而实现中医学理论在现代科学环境中的发展。（刘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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