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学和西医学都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笔者认为中西医学双流汇聚是未来医学的发展趋势之一。

首先比较中、西两种医学体系，中医学以整体论为主，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它是一种朴素的系统论，源于“天人合一”哲学思维的复合医学模式，更多采用经验的积累、类比推理的方式，中药方剂中多种有效组分对机体多系统、多途径、多靶点的综合调节，以达祛病养生的目的，同时强调整体、强调多因素的相互联系，重“辨证”，治“病的人”，重视整体效果，注重机理解释的哲学思维。

西医学则以还原论为主，将人体视为由组织器官等组合而成，偏向于机械的还原论，强调“物理—化学”反应的生物医学模式，并且强调实验实证，注重分析，多强调单一活性化合物对机体靶点的作用，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明显的对抗性，倾向于形态、局部医学，直接因果考虑，重“看病”，治“人的病”，也重视直接效果，成分、靶点、通路比较明确。当然，我们希望未来的医学既治“病的人”，又治“人的病”，能结合起来。

中西医交流源远流长

中西医学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从整个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大概可以分为原始医学、古代经验医学、近代实验医学，现代医学几个阶段。在600~400万年前，人类诞生早期，先民们就具备了简单的伤口处理等医疗知识，真正意义上的医学是伴随着部落形成和国家的建立而产生的。公元前3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孕育了古巴比伦王国，随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黄河流域的古中国、恒河流域的古印度，它们共同隶属于“大河文明”，最早建成现代化的奴隶制国家，也最早形成医学体系。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医学则起源于希腊和罗马，希腊继承了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医学，罗马将其发扬光大。随着罗马帝国的瓦解，西欧进入了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时代”，阿拉伯医学在此时大放异彩。阿拉伯医学不仅全盘吸收了希腊罗马经典，更将其文化向世界传播，架起了亚欧大陆的交流桥梁。而中国通过佛教东传、经营西域、文化交流、军事扩张等手段，同印度地区、阿拉伯地区、西方国家等进行了大范围内的医学融合，大量的医学经典、药物甚至医生引进中国。

在前清，学界就开始讨论中西医汇通的问题。实际上，中西医汇通的指导思想和当时改良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一脉相承。具体体现在：以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的知识印证中医的古典医理，同时以中医的有关论述印证西医的有关知识。任应秋在《中医各家学说》中将中西医汇通学派分为三类：一是开始接受西说诸家，如汪昂、赵学敏、王学权、王清任、陈定泰等；二是持汇通说诸家，如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等；三是改进说与科学化的倡导者，如恽铁樵、陆渊雷等。这当中，我比较熟悉的是王清任先生，他在1831年发表了《医林改错》，当时就做了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解剖学诠释，并且他做的诠释到现在基本上还是正确的，而且被翻译成很多文字。王清任先生当年就说，他的理论“千百年后，岂无知者？”虽然王清任接受了西方医学的一些思想，但是并没有影响他中医的治疗，他提出的五首逐瘀汤目前仍在临床广泛使用。

我觉得广西灵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广西灵渠将兴安县东面的海洋河（湘江源头，流向由南向北）和兴安县西面的大溶江（漓江源头，流向由北向南）相连，也就连接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在中国的统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关于中西医结合，也可以从灵渠得到启发，灵渠沟通湘江和漓江，但湘江故道依旧，灵渠蜿蜒曲折。新的事物在发展，过去的事物仍照常进行。

笔者认为，现代系统生物医学建立以后，中医一切照旧。就像湘江故道依旧，灵渠蜿蜒曲折。当然还有一个具体的问题，中医和西医，谁是湘江谁是漓江？谁有水谁就是湘江，比如说中医疗效非常好，有水，就是湘江。西医分析得很好，那么这两股水都流到一起了，就都是湘江。灵渠的大智慧就是所有的都不动，建一个新的，把两个系统连接起来。连接起来以后形成的结果、产生的水流的趋势也是原来没有的，它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原来的体系所不可能产生的。

中西科学家预言警醒

其实很多大科学家已经关注了如何开展中西医结合这一问题。钱学森先生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把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指向得非常明确。在《论人体科学》中，他指出：中医的理论完全是宏观的、整体的理论，它没有分析，没有深入到人体的结构，各部位，细胞和细胞以下，所以它的优点是整体观，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因为它仅仅有整体，就整体论整体。西医源起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也就是为了深入研究事物，把事物分析为其组成部分，一个一个认识。这有好处，便于认识，但也有坏处，把本来整体的东西分割了。我们说的将来的科学革命，要从微观一直到整体，把它连起来。可见钱学森先生说的恰恰是我们祖国医学总结出来的东西，跟今天最先进的科学能够对上号，如果把西方的科学同中医所总结的理论以及临床实践结合起来，将会卓有成效。

不仅钱学森先生指出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西方研究生物物理的普利高津也明确指出：“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一贯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性，这与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相悖”，并明确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并预言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同性理解的很好结合，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

系统医学将开创未来

当今，全球面临老龄化问题。衰老涉及诸多生物学事件的复杂过程。学者提出了衰老的九大特征，包括基因组不稳定、端粒耗损、表观遗传改变、蛋白稳态失衡、能量感受失调、线粒体功能失调、细胞衰老、干细胞耗竭、细胞间交流异常共9个特征，但以往的研究通常针对衰老的某个特征而忽视各个特征之间的联系。同时，2014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老年科学研究组峰会上提出衰老研究的七大方向，包括应激反应、表观遗传学、炎症、大分子损伤、代谢、蛋白稳态、干细胞与再生，但衰老过程中生物学事件之间的确切关系仍然有待阐明。

我们课题组提出衰老分成四层。第一层是机体生理功能下降，疾病易感性升高，表现为多种看似相互独立的衰老相关疾病，却未能解释内在联系。这是衰老的最表层。西医疾病是一个一个单独的病，但是我们把它们归类，这就是中医的思想了。衰老的第二层是系统性炎症、代谢、内分泌功能紊乱，主要表现为三种相互关联的病理生理学改变，包括慢性炎症、营养感受异常/代谢紊乱、内分泌功能紊乱等。机体受内外环境的刺激，形成能量过剩，能量过剩促进了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又会产生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则进一步加重了能量过剩，这样形成了恶性循环，现在不少人体内存在这样的恶性循环。如果我们能改善生活方式，如饮食/能量限制和适量运动，能够广泛影响衰老的第二层，从而促进健康和长寿。这其中，要注意不同程度运动导致应激效果不同，不同个体对于压力反应性不同，因此运动量因人而异，应该适量运动。第三层是细胞功能紊乱引发系统性改变。包括线粒体功能紊乱和氧化应激、蛋白质堆积和内质网应激等等。第四层是生物分子的维持不良，核酸和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持续遭受内外损伤，以DNA损伤和蛋白质折叠错误为代表。

如果我们用中医内因外因观点来分析，第一层生理功能下降，疾病易感性增高则是表象，第二层系统性炎症、代谢、内分泌功能紊乱可认为是外因，第三层的细胞功能紊乱引发的系统改变和第四层生物分子的维持不良可认为是内因。如果把第三层和第四层看作“命”，似乎难以改变。而第二层系统性炎症、代谢、内分泌功能紊乱就是“运”，“运”可看作是运气、运动、运作、运筹等，我们可以通过生活方式改变“运”，从而改变“命”。

慢病的四级预防与中医的“治未病”理论是相通的。现在学界强调四级预防：疾病在危险因素阶段，一级预防就是防危险因素，未病先防，防未病为基础；疾病到了发生发展阶段，二级预防就是防病变形成，已病早治，看小病是关键；疾病发展到了临床事件，三级预防就是防事件发生，既病防变，治大病作保障；到了复发和并发症阶段，四级预防就是愈（瘥）后防复。中医治未病的理念贯穿其中。

那么，未来医学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呢？我们概括为“宏微并举、系统把握、多种组学、连接中西”，具体而言，就是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综合与分析相结合、经验与实验相结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现代系统生物医学全方位、立体化、多视角地研究生命全过程和疾病全过程，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摘编自《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9年第25卷第1期 作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德培）

论方剂的功用认定

  (2022-09-30 14:48:44)[编辑][删除]

时间：2022-01-10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4版 　作者：朱光

方剂是各种药物的有机组合而非堆砌，其功用虽取决于方中诸药却又非诸药功效的简单加合。目前，对方剂功用的归纳、总结，由于缺乏明晰、严谨的标准，时常可见对其功用见仁见智、表述不一的情况，影响临床应用。兹对此作一梳理。

文献记述

方剂的功用与组方的药物直接相关。而关于中药的功用，自《神农本草经》之后的很长时期并未独立表述，而是表现为与主治混杂记录的状态。如其中记述桂枝“主治上气咳逆、结气、喉痹、吐吸，利关节，补中益气”；芍药“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茯苓“主胸胁逆气、忧恚、惊邪、恐悸、心下结痛、寒热烦满、咳逆、口焦舌干，利小便；久服安魂养神，不饥延年”，等等。直至金元以后，许多医家才开始注意从中药的主治中提炼功效，如《本草纲目》中出现了“功效主治”的记录模式。而至明末清初的《药品化义》和《本草备要》，始将功效分列，并以功效阐释治疗机理。

受此影响，唐代以前对方剂的认识与记载也是以其所治的病症为主，强调方剂的具体运用，很少记载方剂的功效。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的《伤寒杂病论》即是如此，如“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13条），“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35条）。唐宋时期，一些方书始有方剂功用的记述，如《千金要方》中有“当归丸补脾安胃、调气止痛，治脾虚寒身重不举、语音沉鼓、疠风伤痛、便利无度”；《圣济总录》中有“治妊娠腹满，温胃气，化冷痰，利胸膈，思饮食，蕾香丸方”等记述。至金代成无己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剂理论研究，如《伤寒明理论》有言“小柴胡为和解表里之剂也”。至明清时期，一些医家从方名解释、方源探流、方证比较、配伍机理、运用宜忌等不同角度探讨方剂，出现了方剂专论，成为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中医文体，如《医方考》《成方便读》《成方切用》《医方集解》《金镜内台方议》《古今名医方论》《绛雪园古方选注》等，只是这些大多着重阐释方中药物的作用及配伍关系。

民国时期《中国医学大辞典》首次提出方剂“功用”，并作为独立专项进行论述，但其内容则是针对疾病的主治。1979年广州中医学院主编的《方剂学》（试用教材）将“功用”改为“功效”，其后的数版《方剂学》又改回“功用”作专项描述，且形成了一定规范，即多采用排列整齐的动宾词组，如五苓散的功用为“利水渗湿，温阳化气”，桂枝汤的功用为“解肌发表，调和营卫”等。

“法随证立，方从法出”是中医学立法组方的基本原则，方剂的功用是在某一病证背景下治法的具体体现，因而也就出现了方剂功用与治法表述基本一致的现象。

功用认定

方以药成，而方药之间存在着既合又离的关系。对此，清代医家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中谓：“方之与药，似合而实离也……圣人为之制方以调剂之，或用以专攻，或用以兼治，或相辅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操纵之法，有大权焉。”由此说明，药物的功用在方剂的环境中会因药际关系的影响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或得到强化而彰显，或受到弱化而隐匿。

一般而言，方剂发挥的是团队力量，其功用无疑是其组方药物功用的综合反映，因而功用有主次之分，且主次功用之间可有相互关联，也可相对独立。

方剂功用的认定与表述主要依据两个方面，即方剂的结构与辨证体系。

“君、臣、佐、使”是方剂的基本结构。《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病之为君，佐君之为臣，应臣之为使。”由此可知，在这一配伍体系中，君药为针对主病或者主证发挥其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因而君药也决定了方剂的主要功用，而佐使药物起次要或辅助作用。也就是说，针对病证而选用的君药，主导着治疗的方向，因而任何方剂组成中，君药不可或缺。如麻黄汤中，麻黄味辛性温，主入肺经，为发汗之峻剂，在风寒束表、肺气失宣的病机背景下，其被选作君药而决定了本方的功用为发汗解表、宣肺平喘。

方剂的功用除了与君药直接相关外，还会涉及药量与药力等因素。对此，张仲景深谙此道，通过药量的增减而使原方的君药或功用发生改变。以半夏泻心汤为例，加重炙甘草的用量后即名为甘草泻心汤，其功用也由“平调寒热，散结消痞”变为“和胃补中，降逆消痞”；若减干姜用量，再加用生姜，又名为生姜泻心汤，功用也变为“和胃消痞，宣散水气”。此种“同方异用”现象还见于桂枝汤与桂枝加桂汤、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与桂枝附子汤，桂麻各半汤与桂枝二麻黄一汤，小承气汤与厚朴三物汤，抵当汤与抵当丸，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等。

中医学有多种辨证方法，如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由于各具体系，因而同一证候在不同的辨证体系中，在选方相同的情况下，其证候名称及其治法表述都会有所不同。如大柴胡汤在六经辨证体系中属于治疗少阳表证未解又兼有阳明腑实证，其功用为和解少阳、通腑泻热；在三焦辨证体系中，柯琴认为“此方是治三焦无形热邪，非治胃腑有形之实邪也”，其功用为清泄三焦；而在脏腑辨证体系中又属于治疗肝胆湿热证之方，其功用又为清肝利胆。再如白虎汤，其功用表述或为清热生津、止渴除烦，或为清阳明经热，或为清气分热等。

几点认识

与中药一样，方剂的功用认定也是遵循“以效定功”的原则。换言之，确认一个方剂功用悉赖于临床应用验证。方剂的功用本应是客观总结的结果，但由于要经历人为的分析、归纳，主观因素夹杂其中，出现不同见解也不足为奇。就现行方剂功用的认定方式，笔者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者，君药认定的标准看似明晰，实则不易把握。关于这一点，从不少方剂的君药存有争议即可看出。如理中丸，李东垣等主张干姜为君，汪琥则认为人参和干姜孰为君应当视病证而定；再如清胃散，罗美认为生地黄为君，汪昂认为黄连为君；又如芍药汤，汪昂认为芍药为君，张元素则提出芍药、甘草为君。其他如再造散的君药就有黄芪与人参，桂枝与羌活，附子与桂枝、细辛等多种观点。就实际运用而言，遣药组方并没有固定的程式，既不是各种角色必须具备，也不是每种角色只担一职，每一方剂的药味多少及分工，全视具体病情及治疗要求的不同，以及所选药物的功能来决定。而对于有些药味繁多的大方，或多个基础方剂组合而成的“复方”，分析时一般只需按其组成方药的功用归类，分清主次即可，没有必要对君药勉强裁定。

二者，现行《方剂学》教材中收录的多是历代名方，所述功用多是由前贤方论提炼而成。尽管大都分析透彻，认识深刻，总结到位，名副其实，且其中不乏精辟言论，对加深理解其功用与特点具有积极意义，但毋庸讳言，这些方论总归属于以己度人，难免有臆测成分，因而一些方剂的功用表述还是未能成为定论。如小柴胡汤，“和解少阳”的功用不仅显得过于笼统，且本身所具有的解郁清热、疏肝理气、健脾和胃等作用也被掩盖，明显限制了其临床应用。再如肾气丸，尽管大都认为其属于肾阳虚之代表方，功用表述有“温补肾阳”“温肾助阳”“温肾壮阳”“补肾助阳，化生肾气”“温补肾阳，化气行水”等，但亦有认为其属于肾中阴阳双补之剂，甚至属于滋补肾阴之剂者。柯琴对此所言应属最为持中贴切，谓：“肾气丸纳桂附于补阴剂中十倍之一，意不在补火，而在微微生火，即生肾气也。故不曰温肾，而名肾气也。”此外，葛根芩连汤的“解表清里”似嫌粗泛；炙甘草汤的“滋阴养血，益气温阳，复脉定悸”，其间的逻辑关系也嫌含混；天麻钩藤饮的“平肝息风，清热活血，补益肝肾”，又似面面俱到，相互间关联不强。

三者，分析一个方剂，不能只看其药物组成，还应兼顾其中的方证关系、方药关系、药际关系及量效关系等，如此才能真正吃透属于前贤经验范畴的组方要义、用药特色等，进而恰如其分地把握与应用。

四者，有关方剂功用的表述，至今未形成一个具体、明晰的规范。功用认定的过程中，药物功用的取舍主观色彩明显，易造成歧义或误解。笔者认为，从实用角度而言，方剂功用应包括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等内容。（朱光 河南中医药大学）

循证医学能否将中医药疗效说明白、讲清楚

   (2022-09-30 08:16:30)[编辑][删除]

时间：2022-01-31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3版 　作者：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武瑛港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曾表示，当前中医药发展面临许多问题，其中药材质量和临床证据问题尤为突出。

尤其对于临床证据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曾指出：世界要以开放的头脑接受传统医药，而传统医药要被广泛接受依赖于疗效的肯定，其中的关键环节在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但是如何寻找合适的研究方法、循证医学能否用于中医药研究等问题，目前成为行业热议重点。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李显筑表示，在医药领域，可以说中医药是最大的“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双盲”临床试验，样本量或高达百亿人次，时间跨度长达几千年。如果纯粹用西医的循证医学体系进行评价和要求，那么中医将失去其独有的优势与特色。

中医药的特色

李显筑表示，中医药学理法方药完善，自成体系，其最具生命力的是临床疗效，从中医学的起源、发展和疗效来看，几千年以来，中医药不断验证和修正、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其独具特色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相结合的过程。

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医药循证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张俊华等曾发文表示，中医药学遵循的是“实践—理论—实践—理论”螺旋上升的发展路径。中医药传统研究方法既有归纳、演绎、推理等哲学方法，也有观察法、比较法、类比法等一般研究方法。

李显筑认为，相比之下，现代药物开发和上市时间从三、五年到十几、几十年不等，用上千例患者进行临床试验，上市后可能出现召回，原因即临床试验时各项标准达标，而在真实世界中出现了副作用等问题，但无可厚非，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可取的。

个别中药有毒性，中医学正是利用药物的毒性来纠偏、来以毒攻毒，中医药有许多减毒的方法，例如合理配伍、特殊炮制等。另外中医学还有一个特别提示——用峻烈药、毒性药时，应当“中病即止”。

“更值得思考的是现代医学在思路、方法和策略方面是否有不完善之处，现代医学的基础理论、疗法、药物出现时间较短，当下遵循的规律20年后是否会被推翻，这很值得思考。而中医药特点在于几千年积累的临床经验。”李显筑说道。

但是目前中医药发展似乎正面临如何将疗效“说明白、讲清楚”的瓶颈。

张俊华等研究显示，中医药学的临床实践和疗效评价，基于个案的观察和描述，但个案疗效反映的是个别现象，远未上升到规律层面，治疗效果存在重复性弱的问题。直接观察和经验总结还不是真正意义的现代科学试验，导致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公认度不能被广泛接受。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灸二科主任程为平认为，建立完善公认的中医药评价方法技术体系至关重要。“中医、西医各成体系，不能完全借用西医的体系去证明中医是否有效，而是中医自身要找到合适的循证方法，以证明自身有效。至于循证医学的方法要借鉴多少、如何设计符合中医特色的循证方法，这正是难点所在。”

中医药与循证医学

在程为平看来，循证医学是现代西方科学理念，并非中医学理念，属于“洋为中用”，可以借鉴，但要思考如何结合中医学特色去发展中医学。

“要思考一个关键问题，是‘循证中医’，还是‘中医循证’，两者区别很大，前者意为用西医的循证医学体系证明中医是否有效，后者意为中医进行自我证明。”程为平说道。

循证医学是西医范畴，或称为证据医学、实证医学，即充分利用统计学方法设计试验，再将临床数据进行合理分析，而中医则拥有自身的证据体系，已经历数千年验证，到今天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李显筑表示，中医的特色是辨证论治、四诊合参、天人合一等，如果纯粹用西医的循证医学体系进行评价和要求，那么中医将失去其独有的特点。

“就好比双方交战，中医、西医双方各持一把剑，与疾病战斗，中医的剑左右可横劈，上下可突刺，但在西医体系规则下，中医的剑不能打头部、不能刺心脏、不能劈肩膀，那么中医本身就会被限制。”

对于中、西医循证的区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刘保延分析，西医学以基础研究为导向，绝大多数新药、新技术均首先产生于基础研究和动物试验，然后在人体上进行前瞻性、验证性试验研究。为得到人体确切证据，必须严格控制各种影响因素，营造一个理想的临床试验环境。

而中医学最大特点是“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在前人经验基础上，在不断解决临床难题的积累中，把个人的临床经验逐步提炼升华为适应于群体的新方药，中医药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方药多来自于临床实践。

寻找合适的循证方法

目前循证中医药学发展已取得一定成绩，包括以系统评价/Meta分析为主的二次研究广泛开展、以临床随机对照试验为主的有效性研究快速增长、以真实世界研究为主的安全性评价得到开展等。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11月3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常务副院长商洪才作为第一完成人参与的“中医药循证研究‘四证’方法学体系创建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商洪才表示，寻找中医药循证方法，照搬西方标准行不通，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不仅要深入理解中医药理论内涵、找准中医药诊疗的关键点，还要借助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

但是根据张俊华、张伯礼等专家研究，目前循证中医药学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诸多不足和困难，主要包括三方面。

第一，证据基础薄弱。中医药研究内容和证据质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需求，大部分在方法学设计和执行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另外中医药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存在脱节，两者不能形成互补的证据链条，形成了“不知其然”或“不知其所以然”的局面。

第二，证据产出困难。一方面，医生临床诊疗任务繁重，参加临床试验的精力和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患者健康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依从性不高，影响数据真实性；此外，许多疾病需要常规使用西药，因而评价中药疗效需要更大的样本、更复杂的试验设计，增加了研究难度。

第三，研究力量分散。各个循证医学中心力量参差不齐，在临床研究和方法学研究方面力量还很薄弱。另外，因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各机构分工和职能不清，没有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不利于高质量证据的产出和转化应用。

李显筑认为，解决中医药发展问题还需要有顶层设计，在规则方面有所改变，让中医药拥有足够的话语权。

李显筑还表示，中医药企业的命运跟中医药行业发展息息相关，企业要学会适应政策，随着行业发展，法律法规会越来越健全、决策会越来越科学，中医药企业的发展环境将越来越好。

中医与循证医学【草根一生】

    (2015-07-15 14:47:21)[编辑][删除]

标签：  健康

    

    有人说中医报道的都是个案，不能做循证医学分析。这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中医，并没有完全理解中医的特点。现代医学往往以疾病及治疗手段来做循证医学分析，而从中医来看，同样的疾病却属于不同的证候，按疾病来分析，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若按证候来分析，则中医有绝对的循证医学意义。

    循证医学的思想与中医有相通之处，但发展循证中医药不能照搬西医模式。

中医学与循证医学之鸿沟【草根一生】

     (2015-07-09 19:06:33)[编辑][删除]

转载

标签：  股票

                                                           

      中医学和“循证医学”之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医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气”。后者只看重“实实在在”的证据和数据，只相信外在物质的变化，而中医学决不能没有“气”，从气理器，以器导气。如摒弃“气”这个概念，等于抽掉了中医学的内核。

中西医结合”我见【草根一生】

     (2015-07-18 15:46:32)[编辑][删除]

转载

标签：  股票

                                                                   

                                                                                                                                                      “中西医结合”不是机械的结合，必须寄托在医学科学基础上，分别用现代医学的先进性去弥补中医学的不足，用中医学的取类比象思维及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来解决现代医学不能解决的问题。“中西医结合”必须通过规范的中医辨证论治和规范的现代医学知识来分析、取长补短，才能真正起到应有的疗效，否则会适得其反。

仝小林：用好“象思维”促进中医药传承发展

   (2023-07-15 03:54:37)[编辑][删除]

摘自2023-7-14中国中医药报
本报记者 徐婧
6月7日，在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主办的“文明的烛火——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探源系列论坛”主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主任仝小林介绍了中医“象思维”，指出其在中医药传承和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和在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广泛应用的可能。
在论坛上，仝小林从中医创新的源泉、中医传承、中医原始创新路径和运用现代科技揭示创新成果原理等方面，讲述了象思维在中医传承创新中的地位作用、实践应用和理论支撑。
象思维是中医的精华所在
象思维也叫取象思维，它是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认识事物的基本思维。
象思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思维方式。“象”通常指客观事物表现于外在的现象、形象。一切可以看到的、闻到的、听到的、能触及的、可感知的，都是“象”。天地之间，万物以“象”的形式表现出来。
通过类比、象征等方法，根据两类事物在某种属性上的相似而推出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同或相似，这样的逻辑推理就是“象思维”。
中医象思维的培养路径可以分为观象、比象、意象和抽象四个阶段。其中观象是对于自然现象和临床现象的观察。比象是用自然之理，解释所观察的人体现象。意象是将所观人体之象及可能产生的原理进行推导、演绎，进行合乎道理的解释，然后制定治则治法，做临床验证、试错。抽象是在诸多同类同质现象中，抽提出规律，上升到理论。
仝小林认为，象思维，是中国文化的主导思维形式，也是传统中医药产生和发展的主导思维形式。象思维的形成过程，是由观象、比象，到意象、抽象，从形而下的发现，到形而上抽提，再回到形而下去验证，往复循环，不断试错、纠错，逐步完善，形成相对真理。
象思维来源于何处？仝小林认为，象思维来源于认识自然之理，化自然之理为中医之理是中医理论之根本，也是中医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虽然象思维是人类共有的思维方式，比如取类比象等方法。但是能够把它形成理论、指导临床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并不断丰富完善的，典型代表就是中医药。因此，中医是一个仍然活在当代的中国古代科学，是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的中华文明载体。研究中医的象思维，能为世界打开中华文明宝库提供一把钥匙。
“望闻问切就是运用象思维为病人疾病画像的过程，四诊水平高低直接决定疗效高低。”仝小林通过阳光的作用与中医运用温阳药物相类比治疗抑郁、“苦酸制甜”食物和药物治疗糖尿病等例子，仝小林展示了中医“象思维”在实际运用中取得的有效成果和治疗意义。
中医药传承发展需要坚守象思维
中医药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坚守象思维，仝小林表示，中医药传承发展需要人才，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需要遵循中医自身发展规律，而象思维是中医思维的根本，应该把象思维作为中医教育的第一课、必修课。同时需要注意，中医药学生教育不能一上来就抛出阴阳五行等抽象较难理解的理论，根据象思维的发展阶段，逐步的由观象、比象、意象过渡到中医抽象理论的讲授，会更容易让学生接受，也能迅速打开中医药学生大脑的另一扇窗。
“从观象、比象、意象到抽象也有跑偏的时候，中医不断修正，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反复循环，指导临床实践，反过来观察验证。中医很多治法从自然现象抽提，进而上升到哲学高度。因为既然是自然现象、有效，就一定有科学的内涵，只要找到恰当的研究方法、手段，就有可能揭示其致病原理，既为现代科学所认同，又走出与现代科学不同的道路。”仝小林说。
对于象思维在现代的发展，仝小林认为，过去中医对于疾病演变的动态判断并不显著，尤其慢性疾病没有办法观察。但结合当下科学技术，将通过以象思维抽提出来的中医理论，进行进一步科学验证，把经验变为能够用实验验证的东西。
仝小林根据临证经验提出“苦酸治甜”治疗糖尿病的理论，通过临床实际验证了理论的有效性，并应用该理论指导实验研究，开展苦味药降糖机制研究。仝小林表示，象思维具有原创优势,是中医自主创新的先导，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倘能将观象、比象、抽象系统整合，必将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目前，中医正迎来非常好的历史发展机遇。仝小林表示，当下中医发展的趋势是态靶辨证，其能够搭建起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桥梁。利用现代医学判断疗效的标准，搭建宏观和微观结合的桥梁，既能够调态，又能够打靶，给中医诊疗增加“武器”，将大大有利于提升中医治疗的效果。通过将中医象思维与世界先进医疗方法结合，不仅达到了实现中医科学价值的目的，更是提升中华文化自信和加强文化输出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