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名誉所长汤钊猷：

刚柔相济是抗癌王道

•在抗癌这场持久战中，化疗属于刚性的“消灭战略”，中医药属于柔性的“改造战略”，在方法和理念上都做到“刚柔相济”，必然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化疗攻癌不是量越大越好，而应量力而为、适可而止，这正符合中医过犹不及、以和为贵的理念。

最早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为国际抗癌联盟主编的《临床肿瘤学手册》撰写肝癌章节；最早建成不同转移潜能的人肝癌模型系统，筛选出干扰素等有助控制癌转移药物……功勋卓著的西医肿瘤外科专家汤钊猷院士，在50多年的临床和科研实践中非常看重中医药抗癌的价值。他认为，在抗癌这场持久战中，化疗属于刚性的“消灭战略”，中医药属于柔性的“改造战略”，在方法和理念上都做到刚柔相济，必然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方法互补，找准化疗与中药有效配合的关键

“化疗加扶正中药，能有效改善癌症患者预后。”汤钊猷强调，中西医结合抗癌并不是简单地中西医并用，而是找准互补点，让中西医有效配合，“化疗+扶正中药”这一经验来源于多年工作实践。

汤钊猷回忆，上世纪60~70年代，对付肿瘤的方法非常“刚硬”，肿瘤外科主张用创伤性较大的“超根治术”，化疗也主张用大剂量，化疗不行就再加放疗，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等清热解毒、软坚散结的攻癌中药有时会一斤一斤地用，目的是通过硬碰硬地方式将癌细胞赶尽杀绝。然而结果非常“惨烈”，大多数患者深受严重并发症或癌转移的折磨，最终逃不过死亡的命运。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些刚性疗法虽大多能立竿见影地消灭大部分癌细胞，却无法将它们根除，剩余癌细胞虽数量不多，却更加“凶猛”，使癌转移风险大大增加。其原因在于这些疗法可导致缺氧、炎症、免疫功能下降，严重损伤了人体内正常的保护屏障和调控机制，于是残留的癌细胞可如入无人之境，迅速死灰复燃。而单纯、大剂量地用攻癌中药实际上也是刚性治疗思路，“刚上加刚”不但不能起积极作用，还会使病情恶化。汤钊猷亲眼见过很多肝癌患者接受化疗配合大量攻癌中药后，很快出现白细胞大幅度下降、出虚汗、卧床不起，甚至发生严重内出血或全身广泛癌转移。

汤钊猷由此思考，在“我强敌弱”（如癌症早期）态势下，“消灭战略”有优势，即孙子所说“五则攻之”，但在“敌强我弱”（癌症中晚期）态势下，硬碰硬的单纯“消灭战略”无法解决问题。于是，他请教了许多名老中医，也与自己的妻子、“西学中”专家李其松教授进行了深入探讨，逐渐摸索出用健脾理气、补益气血的扶正中药复方辅助抗癌的路子。汤钊猷亲自将此思路用于肝癌患者的治疗，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

为了揭示疗效背后的道理，汤钊猷通过人肝癌裸鼠模型来探究中药复方松友饮（含黄芪、丹参、枸杞子、鳖甲、山楂5味中药）的作用及其机制。结果证明，该复方确能延长生存期，其机制至少包括3个方面：第一，使部分癌细胞“改邪归正”，即下调肝癌干细胞标志，起促分化作用，可降低癌细胞的恶性程度，同时还能抑制上皮-间质转化，降低肝癌的侵袭性；第二，改善癌细胞所处的微环境，如通过促进血管内皮正常化而抗缺氧，进而减轻化疗等杀癌疗法的促转移作用；通过抑制肝星状细胞分泌细胞因子而抗炎，以抑制癌转移；第三，提高机体的整体免疫功能，抑制残癌转移。

“扶正中药复方的机制核心在于‘改造’：改造癌细胞、改造微环境、改造机体。”汤钊猷说，“改造策略”属于柔性抗癌方式，恰可弥补化疗这类刚性治疗的缺点，刚柔相济是化疗和中药配合显效的关键，也是抗癌王道。

立足理论，汲取中医药智慧让化疗更有效

“中医药抗癌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其技术方法上，更体现在其理论认知上。”汤钊猷认为，中药复方柔性抗癌特色正体现了中医理论的优势。中医学作为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门学问，其理论具有宏观视角，在治疗思路上也遵循扶正祛邪、过犹不及、以和为贵等原则。而西医的传统抗癌思维是祛邪复正，即通过消灭肿瘤来恢复机体受到抑制的免疫力，重视打击对方，很容易犯过度治疗的错误。西医在制定化疗策略及辅助方案时，应从中医理论中汲取智慧，以此来优化现有治疗方案，并拓展出更多有价值的方法。

汤钊猷早年曾带领团队专门研究如何制定出疗效最优的化疗策略及辅助方案。结果显示：以中晚期肝癌患者一年生存率为评价标准，接受小剂量化疗的患者生存率最高，为中剂量患者的1.5倍，为大剂量患者的6倍；化疗合并免疫治疗的患者生存率是单纯接受化疗患者的2.3倍。

由此可见，化疗攻癌不是量越大越好，而应量力而为、适可而止，这正符合中医过犹不及、以和为贵的理念。如果西医能不仅以微观视角看到癌细胞，更以宏观视角看到患者整体，在刚性治疗中融入了柔性理念，将化疗量控制在适当范围，必能取得更好的疗效。同时，该研究也说明免疫疗法是很有价值的辅助化疗方法。所谓免疫疗法，就是通过人为激发或调动机体的免疫力来控制、对抗癌症的一种方式，从作用机制来说，它与扶正中药复方类似，都属于柔和的补益法，也可弥补化疗的部分缺点。在汤钊猷看来，只要把握好刚柔相济的抗癌王道，深入理解中医理论精华，不一定局限于用哪些药、哪个方，甚至不局限于用中药，只要能达到柔和抗癌作用的方法，都可以用来辅助化疗而改善患者预后，这就是刚柔相济的消灭与改造并举抗癌思路。

北京中医药大学三附院针灸微创肿瘤科主任黄金昶：

“化疗+中医”既消瘤又扶正

•以中医视角看，化疗药也分寒热，通过对患者用化疗药后的毒副反应进行阴阳属性的界定，可以判断所用化疗药物之寒热属性。

•火针围刺体表肿瘤或内部肿瘤在体表的投影，对于消瘤很有帮助。

“十八般武艺”齐上阵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针灸微创肿瘤科主任医师黄金昶治疗癌症的特色，他不仅善用中医思维制定化疗、放疗、靶向治疗方案，更是将中药、针灸、脐疗、刺络拔罐等各种中医方法灵活运用于癌症治疗，以达到抑瘤消瘤、扶助正气，进而延长生存期、提升患者生活质量的目的。

化疗也分寒热，经方调衡复正

黄金昶认为，化疗是非常重要的抗癌手段，以中医视角看，化疗药也分寒热，比如紫杉醇会导致患者关节疼痛、低血压、心动过缓、水肿等一系列阴性表现，即可判断其属性寒凉；而健择则会引发过尿血、过敏性皮疹、瘙痒等阳性症状，其属性偏热。所以紫杉醇适于偏热性的乳腺癌，健择治疗寒湿型胰腺癌效果好。由于化疗杀癌是以偏纠偏且力度较大，所以遣方用药须调衡复正。

“辨证是最重要的环节。”黄金昶提出，针对癌症治疗的辨证应融阴阳、寒热、虚实、脏腑、三焦、六经辨证于一体，全面反映证候、病机。他总结多年经验得出，癌症病机多属虚实夹杂，在辨证论治基础上要特别重视温阳、活血、以毒攻毒、通利二便，还必须结合化疗对人身体的影响，综合作出辨证论断。

“抗癌当重用经方。”黄金昶用经方治疗癌症取得了显著疗效，如用半夏泻心汤治疗胃癌、用乌梅丸治疗胰腺癌、用小续命汤治疗脑胶质母细胞瘤等。在他看来，经方往往具备攻补兼施、调衡复正的特性，可整体改善癌症患者失衡的内环境，促进人体正气逐渐恢复。

中药确可消瘤，针刺为化疗导航

“不仅要扶正，还要消瘤。”黄金昶认为，肿瘤核心病机为“瘤络瘀阻”，他在经方的基础上加用金钱白花蛇、蟾皮、斑蝥、壁虎等强力破血通络消瘤中药，成功使很多患者的肿瘤明显缩小。为了保证确切疗效，他在用量方面非常精准，总结出用蟾皮1只就可使肿瘤明显缩小，如用斑蝥消瘤则需2~4只（大者2只，小者4只），如用壁虎则需15~20只。

“消瘤对于抗癌至关重要，仅靠中药不够，还必须善用针灸。”黄金昶在实践中得出，火针围刺体表肿瘤或内部肿瘤在体表的投影，对于消瘤很有帮助。为了探究其机制，黄金昶带领团队运用小动物活体成像技术和药代动力学研究方法探索发现，化疗同时用针围刺瘤体，可调节肿瘤微环境，使化疗药在瘤体周围富集。由此可见，针刺能使化疗的靶向性更强、杀癌更精准。

黄金昶谈到，“火针围刺”抑瘤既有普适性也有独特性，比如对肝、肾等“脏”之肿瘤，直接围刺即有显著疗效；但对肠、胃等“腑”之肿瘤，需先在与其相关的腧穴刺络拔罐，之后围刺才会效显，其中蕴含着“五脏藏而不泻，六腑泻而不藏”的中医理论智慧。

中医理论指导，多举措应对骨髓抑制

骨髓抑制是最严重的化疗副反应之一，具体表现为白细胞、红细胞、血红蛋白及血小板的减少，尤其是白细胞中的粒细胞减少最为明显。于是，患者抵抗力下降，易感冒，常觉四肢厥冷、精神萎靡。更可怕的是，在骨髓抑制情况下，骨髓中的不成熟免疫细胞——髓样免疫抑制细胞会被某些药物或肿瘤诱导释放到外周血，进而汇集到瘤体周围促进瘤体生长，导致患者病情恶化。所以，治疗骨髓抑制是抗癌的重要任务。

黄金昶从理论探渊及临床观察中认识到，白细胞与卫阳有关，可通过温补下焦来升白细胞；红细胞与脾、肾有关，升红细胞和血红蛋白要滋补脾肾；血小板与肝、脾有关，可从调理肝、脾入手促进血小板生成。因此，他总结出，用艾灸和中药能促进白细胞、血红蛋白快速而持久地升高，刺血拔罐可使血小板数量迅速提升，刮痧对粒细胞数量增加有帮助。“只要治疗得当，有时一天就能看到显著效果。”黄金昶谈到一位化疗后白细胞极低的卵巢癌患者，前一天艾灸气海、关元、足三里，次日白细胞就升至正常值。

“中医药与化疗可相辅相成，发挥更好的抗癌效应。”黄金昶认为，中医“十八般武艺”与化疗同时作用于癌症患者，既能有力消瘤，又能通过扶正改善患者体质，还能有效缓解化疗副反应，以全面提升患者预后。

江苏省中医院肿瘤科主任钱军：

把化疗当作一味“中药”

中西医结合抗癌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在癌症治疗实践中，中西医应具体以什么形式结合呢？江苏省中医院肿瘤科主任钱军从近30年的癌症治疗实践中总结出：中西医结合抗癌应遵循“以道驭术”的原则，“道”即为中医理论，“术”则包括治疗癌症的具体中医方法和西医方法，“以道驭术”意为以中医理论统领癌症治疗的全过程。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钱军将整个治疗方案当作中医处方，把化疗也当作一味“中药”。他认为，在以化疗为基础的治疗阶段，化疗以毒攻毒起主要杀癌作用，担任着君药角色，而方案中的其他治疗方法就应负责减毒增效。

“如果不减毒增效，化疗很容易如同大型杀伤武器，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钱军曾带领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多中心、前瞻性的大样本临床试验，如在晚期胃癌的临床试验中证明，使用养正消癥方联合化疗患者可比单纯化疗患者延长生存期53.55天。切实科研实据与多年临床经验令他深刻地体会到，减毒增效不是辅助方法，而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如何减毒增效？钱军提出用辨证、辨病、辨法相结合的方式。证和病从不同角度、层次反映疾病和患者的整体情况：通过辨证可确定治法治则，进而明确中医处方的大致结构，如对于脾阳不足证可用香砂六君子汤打底；应对气滞血瘀证可以复元活血汤为基础方。通过辨病可确定不同部位癌症的病情特征及细胞特性，在辨证论治处方基础上加用针对性较强的药物，如肺癌可用猫爪草、金荞麦、鱼腥草、法半夏等理气化痰；食管癌选择三七粉、守宫粉、急性子等活血消积；乳腺癌可加醋青皮、梅花、玫瑰花、醋柴胡等疏肝理气。辨法则要明晰不同化疗药物的起效特征及毒性特点，并以此为依据，提前布局并随时调整中医处方，最大限度地达到减毒增效的目的。

“辨法是一个新概念，它是中西医结合抗癌中不可或缺的步骤。”钱军举例，比如对于结直肠癌，奥沙利铂和伊立替康是两种最常用的化疗药，其中奥沙利铂有一定神经毒性，使用一段时间后，患者会出现四肢末端疼痛、麻木、活动受限等神经受损症状，辨法就是要明晰并预测到这种不良反应，在中药处方中提前布局相应的解毒中药汤剂，如用黄芪桂枝五物汤来补气、活血、通络，可有效预防神经毒性；而伊立替康则会造成延迟性腹泻，所以在处理化疗前期的便秘时，不宜用很多通滞中药，而应用健脾丸加火麻仁、郁李仁等药来消补兼施，既改善便秘症状，又预防化疗后期的严重腹泻。

在钱军眼中，奥沙利铂、伊立替康等化疗药不过是有一定毒性的攻邪药，在辨证、辨病、辨法的基础上，发挥中医药优势，制定合理的减毒增效方案，可取得更佳抗癌疗效。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主任李泉旺：

中医药要为化疗打前站

作为一名在抗癌临床一线奋战20多年的中医医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主任李泉旺认为，化疗是杀癌的有力武器，但其毒副反应也不容忽视，中医药恰擅长解决这一难题，但因中药通过调整机体失衡状态而缓和起效，所以建议患者在化疗前两周左右就开始服用中药。

“必须打足‘提前量’才能显示出中医药抗癌的优势。”李泉旺说，化疗常伴随较严重的消化道反应，如厌食、恶心、腹泻等，不用中药或者化疗后才开始用中药的患者，副反应往往较严重，很多人因耐受不住而不得不中断化疗；而在化疗前两周就开始服中药的患者，一般副反应较小甚至无副反应，大多能坚持完成化疗周期，饮食、睡眠质量较高，精力也比较充沛。

“打前站”的中药遵循了怎样的组方思路？李泉旺谈到，自己很少使用黄药子、半枝莲这类直接起攻坚消瘤作用的中药，而是一直秉持以中药调理体质、纠正脏腑失衡状态而抗癌的理念。“调理体质既要尊重患者各自身体特点，也要顾虑到化疗患者的共性。”李泉旺说，气滞、痰湿、血瘀、郁热、癌毒是形成癌瘤的重要原因，每类癌症患者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体质倾向，比如很多肺癌患者多见痰湿蕴肺倾向、胰腺癌患者则多见痰浊瘀阻倾向等。但接受化疗后的患者，大多首先表现出气虚状态，气虚到一定程度则出现脾肾阳虚，又因气虚而无力推动血运，常伴有瘀血。因此，脾肾阳虚兼瘀是化疗后患者的常见状态，具体表现为脸色晦暗，四肢怕冷，多汗，舌苔水滑、白腻、有瘀斑瘀点，脉沉而无力等。所以遣方用药要以补气养血、健脾温肾为核心，常用补中益气汤、归脾汤、四君子汤等，并酌情加用陈皮、丁香、豆蔻、砂仁、菟丝子、鹿角霜、九香虫、蛤蚧等健脾药及血肉有情之品温补肾阳，同时结合患者特有的体质倾向进行综合调理。

李泉旺强调，中医药以宏观视角看患者，擅长通过整体调节来纠正偏颇体质，患者身体越接近平和，就意味着“土壤”越优良，癌细胞会逐渐失去生长空间，也就起到了抗癌、抑癌、防复发的作用。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中医药尽早干预、打足“提前量”是最佳选择。（本报记者 张梦雪）

时间：2022-09-14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5版 　作者：张克克 王祥麒

全国名中医郑玉玲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著名中西医结合肿瘤防治专家，对肿瘤辨证见解独到，提出了新的“邪气致病学说”，运用“和”法理念防治肿瘤，效果显著，其学术思想对中医肿瘤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彰显了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的优势和特色。值得师承人员进一步继承、发扬，也值得临床借鉴、推广。

肿瘤辨证新认识

肿瘤是由多种致瘤因素长期作用于机体，使原癌基因激活和（或）抑癌基因失活，从而在分子水平上发生一系列复杂变化，继而引起表达水平的异常，最终导致异常克隆性增殖而形成肿瘤，本质上属于基因病，中医学对该病并无专论。当前肿瘤提倡多学科综合治疗，患者确诊后据其原发部位、病理性质、期别的不同，在寻求中医治疗之际多数已选择了不同的治疗方法，如手术、放疗、化疗等。针对这一特征，郑玉玲认为，提高临床疗效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在继承传统中医理论的基础上，发挥整体观及动态辨证观的优势，运用中医思维来重新看待肿瘤的辨证。

手术、放疗、化疗等治疗方法虽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肿瘤的病程进展，但势必会对人体造成新的影响。如手术有时可治愈肿瘤，但亦大伤元气，出现气血两虚或气虚血瘀之证；有学者把放射线的中医药属性辨为“火邪”“热毒”。放疗期间患者多属热毒耗伤气阴，或出现热毒入于血分的见症；化疗为“大毒治病”，多数患者出现恶心、呕吐等消化道反应和（或）骨髓抑制，“大毒治病十去其六”，此期宜调和脾胃，减毒增效。《黄帝内经》云：“有诸内者，必形诸外。”司外揣内是中医认识疾病的重要方法。郑玉玲根据患者采用不同治疗方法产生不良反应所引起的不同症状，结合中医理论、病因、病机、临床特点，提出了新的“邪气致病学说”。在辨证之际统筹全局，根据不同阶段（手术前、手术后、化疗阶段、放疗阶段、放化疗后）的病机动态变化特点，把握每个阶段的病机变化关键，做到见症知机，辨证施治。

师古不泥古

郑玉玲认为肿瘤的发展、演变过程与《伤寒杂病论》论述外邪入内，循经演变的过程较为相似。且《伤寒论》中大部分条文在探讨失治、误治后的治疗，其方剂所治，多为内外夹杂、寒热虚实错杂的症候，这与肿瘤患者错综复杂的病机特点十分相似，其制方之理、法多可借鉴。故仲景思想及方药在肿瘤临床中应用广泛，收效显著。

肿瘤是全身各部位肿瘤疾病的总称，种类繁多、病证复杂，每种肿瘤亦有不同的病机特点。在“异病同治”的同时，还应善于化裁，在辨病基础上进行辨证治疗，使之更加切合各自的病机。临证之际，贵在变通，既不逾理，又不为理所拘。辨明病在何脏何腑，证属寒热虚实，而灵活运用。如无论消化系统肿瘤（胃肠道肿瘤、胰腺肿瘤及肝胆肿瘤），还是其他系统肿瘤，在放化疗期间出现上热下寒，寒热错杂见证者，均可运用半夏泻心汤加减治疗。但又据其原发病位、所处阶段、兼夹症候、病邪性质等而加减变化，如胃肠道及胰腺肿瘤者，多加入藤梨根、土茯苓、生薏苡仁、红藤等；肝胆肿瘤多加入菝葜、八月札、郁金、白花蛇舌草等；处于化疗阶段者，多合用橘皮竹茹汤加强降逆止呕之功效；疼痛较重者则合用四逆散加延胡索，郑玉玲认为，四逆散可有效解除痉挛、压迫造成的疼痛。其部位不局限于腹中痛与胁下痛，所主之痉挛也不限于胃肠痉挛，可广泛应用于癌性疼痛。

论治不忘护胃气

广义的“胃气”泛指脾胃的消化吸收机能。《灵枢·五味篇》云：“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目前针对肿瘤治疗的诸多方法，如手术、放疗、化疗都易耗伤胃气。凡病之转归莫不与胃气强弱密切相关，肿瘤患者病情转变亦多始于胃气渐衰。随着中药药理学的研究进展，一些具有抗癌成分的中药逐渐被发现，而该类中药多属攻邪有毒之品。目前，肿瘤治疗中存在一种倾向，即喜欢选用大方剂，因大方用药物品种多、药量大、有毒药品多。品类太繁，攻治必杂，极易耗伤胃气；且患者屡经放化疗，脾胃本已受损，消化食物尚且困难，更不要说药了。李东垣云：“人以胃气为本，胃气一败，百药难施。”故“大方剂”不仅起不到治疗作用，反而加重脾胃负担，起到相反的作用。郑玉玲临证遣方用药，总以顾护患者胃气为先，在此基础上辨证施治，达到治疗疾病之目的。疾病初期常根据患者体质强弱、邪气盛衰、肿瘤所发部位等，加入一些清热解毒、消肿散结之品，以增强疗效，但药不过二三味，方中必佐有白术、茯苓、陈皮、焦三仙、鸡内金、谷芽等健脾养胃之品，以预防伤正，缓和药性。且此类药物还可生发胃气，有利于其他药物的吸收。病至中晚期，胃气衰败，形神俱损，“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时尤以保胃气为先。

治瘤注重以和为贵

肿瘤的中医病因病机尚未阐明，因其属有形之邪，人们往往把肿瘤本身和痰、瘀、毒、虚等概念相混淆，认为这些因素单独存在或相互组合为患，但肿瘤可生长、易转移的特点说明肿瘤本身和痰、瘀、毒、虚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癌毒”学说，指出癌毒是可衍生恶性肿瘤的特殊毒邪，是肿瘤发生发展的关键。癌毒与痰、瘀、湿等病理因素胶结存在、互为因果、兼夹转化、共同为病，构成恶性肿瘤的复合病机。此学说在理论上发展了肿瘤的病因学说，但在治疗理念上仍囿于化痰、行气、活血、清热、解毒等法，而未有新的突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治病求本，本于阴阳”，中医治病的目标是运用中药来调和机体阴阳失衡的状态，使之达到新的平衡协调。肿瘤的治疗也不例外。手术、放化疗等治疗方法及致病邪气“癌毒”均作用于人体，在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机体的阴阳平衡被打破，气血、脏腑功能失和，而出现种种变证。“和”属中医治则八法之一，方剂学认为“和”法为通过和解调和，使表里寒热虚实的复杂证候，脏腑阴阳气血的偏盛偏衰，归于平复，此外，在《伤寒论》中，对某些经过汗吐下后，或吐泻之后而余邪未解的病证，不用发汗、泻下峻剂，但用药以缓和病势清除余邪，亦称为和。

郑玉玲治瘤无论攻、补，其意在“和”。肿瘤本为耗气伤血之物，确诊后手术、放疗、化疗叠至，终致气伤血耗，脾胃受损。此时应纠正患者脏腑、气血、阴阳失衡的状态，重建和恢复脏腑功能及气血阴阳平衡，使机体与肿瘤趋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从而达到延缓复发、转移之目的。实际上“带瘤生存”就是“和”法理念在肿瘤治疗中的延伸和发展。如乳腺癌患者在寻求中医治疗时，多数已行手术、放化疗，病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亦无明显临床症状，此时辨证当尤重舌脉。从临床观察多数患者为淡白舌或淡暗舌，脉象多弦数或细。此为气血亏虚，兼以气滞血瘀之象。故立益气养血、健脾疏肝法，药用黄芪、当归、白术、鸡血藤、茯苓、柴胡、白芍、香附等。“大毒治病十去其六”，“癌毒”不清，伏邪流注，极易造成复发、转移，在扶正补虚的同时，亦要兼顾祛邪。应据患者体质强弱及邪气盛衰，辨证选用夏枯草、郁金、皂刺、贝母、半夏、陈皮、牡丹皮之属。临证之际当细查精详，勿犯虚虚实实之禁。

典型医案

患者某，女，36岁，右乳癌术后，于2010年4月14日就诊。患者于2009年7月无意间发现右乳肿块，有轻压痛，无溢乳，局部皮肤无红肿。近2月来自觉肿物较前增大，为进一步诊治，于2009年9月在郑州某三甲医院行细针穿刺，病理诊断示：右乳浸润性小叶癌，2009年9月12日在该院乳腺科行“右乳癌根治术”，术后病理示：（右乳）浸润性小叶癌，淋巴结（0\30）。免疫组化示：ER（+-），PR（+），C-erbB-2（-）。于9月16日行TA方案化疗6周期，末次于2010年1月6日结束。于2010年1月18日行局部放疗30次，末次放疗于2010年3月2日结束。现求治于中医，症见：精神不振，面色萎黄，乏力，头晕，食欲欠佳，纳一般，眠可，二便调，舌红苔薄黄，脉弦略数偏细。证属气血亏虚，肝火偏亢。治以益气养血，疏肝泄火。药用黄芪12g，当归15g，鸡血藤15g，生白术30g，牡丹皮9g，柴胡12g，连翘9g，焦麦芽、焦山楂、焦神曲各15g。15服，水煎服，日1服，早晚分服。

守上方继服用15服，乏力、头晕较前明显减轻，食欲尚可，纳食量较前增多，唯时有咽干，口苦，睡眠差，舌红苔薄，脉弦略数。治宗原意，参入滋阴清热之法，以增强益气养血之功。上方加百合30g，知母12g。“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伏邪流注，极易造成复发、转移，在扶正补虚的同时，要兼顾祛邪。上方加夏枯草15g，郁金12g。

患者坚持调治，2015年8月随访病情稳定。

肿瘤患者叠经手术、放化疗，即使处于无进展生存期，机体处于一种虚弱的平衡状态，此时用药当徐徐渐进，效不更方，灵活加减，量变引起质变，最终使机体达到一种新的、稳固的平衡协调状态。（张克克 河南省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王祥麒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问道《黄帝内经》（转）【草根一生】

  (2015-06-17 19:17:16)[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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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黄帝内经》 ——以生命物质为核心的脏象理论本原及其在近代的异变 施怀生 山西中医学院

•《黄帝内经》藏象学说是以生命物质和生命现象研究为主体的中医学核心理论。在这一理论视野中，生命是物质的，物质是普遍联系的，物质的运动变化是永恒的，物质的存在和运动变化是有其特定表现的，通过对其表现的研究，是能够发现和掌握其内在规律的。     •只要我们坚持中医藏象理论原有的超越器官、紧扣物质、层层深入、广泛联系的研究路径，中医学就一定能够逐步走出边缘化语言、孤独式生存、自发性成才、控制性疗效和从属性地位的困境，回归原有的与任何学科开放兼容、与时代发展高度同步的方向与路径。     中医学作为最具中国原创优势的生命科学学科，在我国总体医学科学体系中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也是我国医学科学最具发展潜力的一个重要领域。然而，从各级各类中医药临床科学研究开题立项及其发表的论文来看，几乎是清一色的治疗学课题，很少有关于中医诊断学研究进展的报道，给人一种中医诊断学不需要深入研究或中医诊断学的研究已经到了极限的错觉。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现行主流中医理论特别是器官学特征明显的脏象理论框架下，关于辨证诊断的研究很难深入展开，这同样也是造成科学界对中医理论产生误解提出质疑的关键原因。因此，重申《黄帝内经》确立的基于生命物质运动的脏象理论本原，反思脏象理论在近代发生的异变，对重新确立中医药科学的理论自信和发展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黄帝内经》确立探究人体生命运动规律的主导路径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医理论形成体系的重要标志是《黄帝内经》的问世。换言之，所谓中医理论，指的就是《黄帝内经》所论述的理论体系。但必须清醒地看到，《黄帝内经》所给出的，主要是研究揭示人体生命运动规律的方法与路径，那些认为《黄帝内经》已经给出了生命运动研究终极成果的看法，是苛求古人、不切实际且不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     《黄帝内经》摆脱了器官剖析与主流文化严重冲突造成的研究困境     虽然《内经》成书的确切年代尚难定论，但当下比较公认的看法是秦汉时期，下限不应晚于东汉。     我们知道，同其他各种人文自然科学一样，中医学不可能脱离开整个社会文化环境而独立生存。关于《内经》的研究，必须联系其成书之时所发生的一次重社会事件综合分析，这就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念成为基本国策，儒家文化强势上升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此前“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的研究方法不可能在“人之发肤受之于父母”的价值氛围中继续得以延续，器官学研究遇到了空前的困难。     当此之时，中医学并没有消极无为，更没有固守器官学研究的老路，而是在保留业已成熟的体表器官（五官、九窍、四肢等）和大体部位（内外、上下、表里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毅然搁置了关于脏腑研究中的器官学研究内容，由此避免了在既有研究方法与主流文化之间所形成的严重冲突带来的巨大冲击，在强烈的社会思潮变革中绝处求生，把研究的视角聚焦于已有相当成就的“阴阳气血精津液”等生命物质研究方面来，成功实现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重大转型。     《黄帝内经》锁定了生命物质的普遍联系及其运动变化的主体目标     当器官学研究不再作为中医学研究的重心之后，关于生命必需物质和干扰生命活动物质的研究迅速成为中医学研究的重点目标与核心理论，实现了“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医学化改造，赋予原本属于哲学范畴的“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以鲜明的医学理论内涵，开辟了以生命物质的本体状态、自然属性、存在方式、相互联系和运动变化等为主体的研究方向。同时，具体围绕“气血精津液”和“风寒暑湿燥火”等各类物质展开的研究如火如荼，并坚持两千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之所以说中医学在《内经》时期就已经将研究重心转移到物质研究方面来，其直接证据有三：     一是在现行主流中医理论体系中，“阴阳五行学说”“气血精津液学说”“外感六淫学说”和“内伤七情学说”等仍然居于核心地位，这一点毋庸置疑。     二是中医学四诊所得出的结论除“浮脉”“沉脉”反映表里这一大体部位外，大多是围绕“气血精津液”和“寒热虚实”等方面的结论，几乎没有关于脏腑形态、部位、结构、质地等器官学内容的四诊研判。     三是中药学和方剂学的功能主治，其关键要素是“升降浮沉”“寒热温凉”“扶正祛邪”及“调理阴阳”之类的指标，其发挥作用也无一不是针对“气血精津液”和“寒热虚实”等目标而设定的，几乎没有关于哪种中药可以干预人体脏腑形态、部位、结构、质地等作用的记载，《内经》以降从来如此，概无其他。     《黄帝内经》确立了生命物质“推之可万”“数之可数”的医学理论核心模式     《内经》把阴阳作为世间一切物质的统领，把阴阳学说作为中医理论的首要学说，使其成为认识自然、研究生命的基本法则。     首先，确立了生命的物质性，并指出了生命物质的内涵和外延均离不开阴阳，所谓“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明确了生命物质是由无限层级构成的，即所谓“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阴阳之中，又有阴阳”，从而描绘出物质总体之下有阴阳两类、阴阳两类之下有脏腑之气、脏腑之气之下有不同功能之气，且无限深入广泛联系的生命物质全景图。     再次，《内经》中的经典名句“夫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也，然所合，数之可得者也”，道出了无限可分的物质及其运动变化规律是可以被人类所无限认识和掌握的。其中“推之可万”中的“推”字，本就     是移动、扩展、判断物体之意，而“数之可数”的“数”字，则是查点、计算、比较、考察、审辨、确认各种规律和法则的方法、途径和技术的表征。     可以断言，《内经》之所以能够指导中医学传承发展两千年，中医学之所以能够在两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取得新的跨越和发展，正是历代医学家采用“推之可万”“数之可数”这一正确方法，并孜孜不倦地“推”和“数”的结果。     至此，我们对中医学理论的基本认识逐步清晰起来，这就是以超越器官、紧扣物质、层层深入、广泛联系为特征的基本理论架构。从这一点出发，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实际上就是以人体生命物质的普遍联系及其运动变化规律为研究主体的基本观念；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实质上就是通过观察人体生命状态和生命现象的各种变化，进而分析研判并有效干预生命物质异常运动变化的基本方法。     基于生命物质运动的脏象理论是推动中医学不断发展创新的关键     《内经》在毅然放弃关于脏腑的器官学研究之后，对脏腑概念和脏象学说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形成了全新的脏象学说，并有效指导中医学发展千百年。     脏象学说由器官研究向生命物质研究的成功转型     《内经》对于脏象学说的转型，重点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将脏腑概念升级提位，使其成为生命物质的统领和分类学概念，即脏腑的实质是指人体内能够协同完成特定生命活动的相关物质的统称；换言之，脏腑是相互关联的阴阳气血等物质的总和。     二是脏腑概念与物质概念成为深度融合的一体化概念，脏腑与阴阳气血形成了固定性词组，如“心血、肺气、肝阴、脾阳、肾精”等。当我们论及心时，必然是指心阴、心阳、心气、心血等，绝对与所谓“形如莲花”“七孔三毛”等无关。也就是说，有关脏腑的部位、形态、结构、质地等指标在中医理论发展和临床实践中已经失去了实质意义。     以物质为核心的脏象理论对中医理论发展的成功指导     继《内经》之后，中医理论的巅峰之作当属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而令人感兴趣的是，《伤寒杂病论》中提到的脏腑，正是统领各种物质并论述其运动变化内涵的概念；其所关注的生命物质的异常，重点是正气与邪气相互作用的状态；在器官学方面，最多也就是用到了一些《内经》本已研究成熟的体表结构和大体部位，但这些基本与脏腑及脏象本身无关。     唐宋金元时期，中医学得到持续发展，甚至形成了学术争鸣的高潮，但无论是王焘、孙思邈还是李东垣、张从正、刘河间、朱丹溪等名医大家，其关注的焦点几乎都是物质，所论及的脏腑，几乎都是这些脏腑所统领的阴阳气血，或者是这些脏腑自身的寒热虚实。     明末清初，温病学说的诞生，使疫疠之气成为中医学最主要的一大科学发现，传染性病源进入了中医学的视野，这是物质研究路径和方法取得的重大成就，是中医学完全走向物质研究的又一铁证。     近代中医学困境源于脏象理论研究主体及其方向的异变     清代中晚期到民国早中期，西学东渐已成燎原之势，中医学遇到了强烈冲击，汇通学派应运而生——一方面奋起自保，功莫大焉；另一方面，悄然迎合，自证合理，从而使以物质研究为主体的方向和路径发生偏转，器官学研究不知不觉地嵌入其中，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出现了“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等论断，而这里所说的五脏，已不是统领物质的五脏，而是具有明显器官学色彩的表述，托名五脏，实指器官。     二是错误的将使动词汇“藏”字名词化，偏离了《内经》中“藏”字固有的主导、调节物质及其运动变化的本意，形成了“肝中之血”“肾中之精”等表征场所的概念。     三是病机论述与防治学说相互脱节，病机论述中有意无意地强调形态、结构、部位、质地等内容，而遣药组方却仍沿用“扶正祛邪”“调理阴阳”等以物质为主体的核心内涵，两者之间渐行渐远，前者对后者事实上不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早在两千年前就已基本搁置了器官学研究，藏象学说是以生命物质和生命现象研究为主体的中医学核心理论。在这一理论视野中，生命是物质的，物质是普遍联系的，物质的运动变化是永恒的，物质的存在和运动变化是有其特定表现的，通过对其表现的研究，是能够发现和掌握其内在规律的。     只要我们坚持中医藏象理论原有的超越器官、紧扣物质、层层深入、广泛联系的研究路径，中医学就一定能够逐步走出边缘化（而非共享化）语言、孤独式（而非互动式）生存、自发性（而非机制性）成才、控制性（而非根治性）疗效和从属性（而非主导性）地位的困境，回归原有的与任何学科开放兼容、与时代发展高度同步的方向与路径。 说师论教（转）【草根一生】    (2015-06-17 17:06:20)[编辑][删除] 标签：  健康 说师论教 何清湖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为人师表，不应当只考虑如何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燃烧自我，而应当主动地、积极地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传递信念、输出能量以点燃每一位学生心中的火种。     •如果说“传道授业解惑”主要是讲的一位老师应该教什么，那么“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更倾向于告诉我们怎么教。     •教师是一个充满爱的职业，爱是一切教育的源泉。     笔者从14岁踏入中医药大学成为一名中医学子，到25岁左右踏上讲台、拿起教鞭，从事中医教育二十余年，对学校、对中医学、对中医院校的学生们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别样的感触；从常规课程授课到指导引领硕士生、博士生从事中医药相关课题研究、创新创业，对于中医药学的教育有着特殊感悟。今天，就把这些所思所感浓缩成一篇教育心声，送给即将踏入中医药大学教师岗位的年轻人们。     说“师”     什么是老师？这应该是每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人理应扪心自问的问题。因为想清楚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成就一个有原则、有方向的教育者。     有人把老师比喻为“园丁”，要用心、用力地呵护像花草一般的学生们，教育就是除虫、洒水、施肥。但以呵护为主的教育方式应当主要存在于学生低龄教育时期，在学生相对幼小脆弱的时候以呵护为主、引导为辅完成教育工作。     有人把老师比作蜡烛，认为老师的工作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因此有人愿意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形容老师的教育工作，说明为人师者要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比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身为老师，我们是不是应当考虑更多一些，思考一下当自身燃尽以后世界会不会又重新回归了黑暗？     笔者个人愿意把老师比作“点蜡烛的人”。年华易逝，岁月无情，每一位在讲台上执掌教鞭的教授学者终将老去；为人师表，我们不应当只考虑如何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燃烧自我，而应当主动地、积极地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传递信念、输出能量以点燃每一位学生心中的火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在未来当我们渐渐失去火光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会因此而黑暗，而是在已经燃起的万千烛光中更加光明璀璨。     论“教”     那么，身为老师应当教学生什么？又应当如何教呢？关于这个问题，古人曾经给出过答案，笔者特别推崇的是先贤留下的三句话，一句是韩愈的《师说》有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还有两句源自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一句出自《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一句来自《论语·先进》里“闻斯行诸”的典故，后人提炼总结为孔子“因材施教”思想。     传道授业解惑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说的就是老师应当教学生什么。一些老师在教育过程中往往比较注重的是“授业”，相对来说，没有“传道”意识，更不愿意为学生答疑解惑。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使得专业教育沦为简单的知识灌输或技术传授，一门学科也因此失去了知识传授过程中本应体现的魅力，学生兴趣因此而消磨殆尽，教授结果也自然不尽人意。笔者认为，与授业相比，传道、解惑亦应当是教育过程理应侧重的两个方面。     “道”意味着“自然、规律、方式、方法”，从小的方面来看，传递的知识总是有限的，老师更多的应当是教授学生学习知识、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创新创作的方式方法、技巧原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懂得了这些与专业学习相关的“道”，才真正赋予了学生一生取之不竭的财富；从大的方面来看，任何一项专业与社会人文、自然环境是息息相关的，传授知识的同时，我们理应传达一些有益于社会发展、有利于他人需求、遵循于自然规律的积极信念，让学生能够在了解一定行业弊端不足的同时依然坚定对专业的信心、对学科的希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促使学生们努力为一门学问乃至整个社会去营造一个光明的未来。     “惑”意味着“困惑、不解、迷茫”，学生会因为“惑”而止步不前、原地打转。许多老师不喜欢甚至是厌恶学生因为“惑”而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是嫌麻烦，有的甚至是好面子怕不能解答。殊不知学生的“惑”是学生在学习、成长过程中进步的表现，更是老师传道授业取得进步的标志。在笔者看来，“传道、授业”是老师主动、学生被动的教育形式，而“解惑”往往初步形成了师生互动的局面，正是辨明学理、思维碰撞的最佳时机。     学生的“惑”可能分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学生通过积极思考产生了疑惑、问题；一种情况是正好碰到了教学中的瓶颈或关键点引发了疑问、不解；还有可能是学生在学习生涯中的某个阶段对学习的专业、未来可能从事的行业甚至是人生产生了迷茫。不论是哪种情况，身为老师都应当设法为学生解答，以鼓励其学习、激发其兴趣，同时打破学习瓶颈、突破教学关键，使教学相长。为学生答疑解惑的过程，也是和学生的感情交流过程，以过来人的身份在学生迷茫时给出建议，让学生对所学知识和专业，充满信心，是教育工作的重要一环。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如果说“传道授业解惑”主要是讲的一位老师应该教什么，那么“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更倾向于告诉我们怎么教。“有教无类”往往指的是一种教育态度，“因材施教”指的却是一种教育方式方法。什么是“有教无类”的教育态度？指的是老师面对学生应当不卑不亢平等看待，无论学生出身有别、智力不同，皆一视同仁。师者，这一身份庄严崇高，老师是给予者、引导者，决不能因为学生的不同状况而表现出不同的喜好或厌恶。“因材施教”是在教育方式方法上，因为不同的学生学习方式不同、知识背景不同、成长环境各异，要把相同的知识准确地传达到不同的学生那里，就需要讲求“因材施教”的方式方法，在教育过程中就善于换位思考，能够设身处地的从不同学生的角度看待知识、思考问题，让学生们乐意受教。     总之，笔者认为，老师是一个充满爱的职业，爱才是一切教育的源泉。因为有爱，才会在传达知识的过程中乐于鼓励、善于启发；因为有爱，才会在传道解惑过程中悉心指点、用心提携；因为有爱，才会在执教过程中永远谦虚谨慎、虚怀若谷。与诸多教育方法、教学技巧相比，对学生教育工作的爱、对学科行业的爱、对学校乃至社会的爱才真正能驱使我们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断进取、不断钻研、不断奉献、不断地把思想知识传承发扬。 白发更须读书勤【草根一生】     (2015-06-13 08:00:19)[编辑][删除] 标签：  情感                                   温故而知新不亦说乎！读书是我一生最大乐趣与享受，一日不吃不喝可以，一日不学不读不可以。不仅医药专业书，更花很多时间旁及文史等书。往年住房小，没几平方米，无处放书，罗在桌上，堆在地上，妻子和孩子埋怨家里书太多，“脚都插不下去了”。但读书却能使我洞明处事道理，为我插上遨游的翅膀。少些心计，多些朋友；少些是非，多交知己。读李白思念与送别汪伦等的诗句，察觉到宾朋友好对修身养性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得好友来如对月，有奇书读胜看花”，“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在心中”，是我非常欣赏的警言和韵句，它对我的喜好每每有“迟到的回报”之作用。“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读书慰我情”！读书让橘井流芳甘泉恆溢，使杏林春暖阳光普照！ 中西汇通 双赢双輝【草根一生】           发皇古义，融汇新知。厚古不薄今，温故且知新。传统中医学是古而不老，旧而常新，永远富有生命力，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中医和西医虽然在思维和诊疗上有很大不同，但保障人类健康，两者是共同的。     中医发展道路中，要充分应用现代科技推进中西医有机结合，跨文化认同彼此的优势和特点，优势互补，继承和发展中医药精髓，提高临床疗效，是中西医结合重要的发展方向。采取这种优势互补的整合，跨学科交叉、求同结合和求异探索整合，才能使两种医学都得到大大的发展，达到双赢或多赢。     愿中医事业万古长青，愿岐黄之路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