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灵枢·口问第二十八》发微
(2022-06-20 14:42:50)歧伯答曰：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主卧，阳者主上，阴者主下，故阴气积于下，阳气未尽，阳引而上，阴引而下，阴阳相引，故数欠。阳气尽阴气盛则目冥，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故泻足少阴，补足太阳。
发微：
卫气昼行于体表之三阳经，夜则行于体内之三阴经。夜晚卫气入目内眦之睛明穴，经阴跷脉入足少阴肾经行于三阴经，称之为卫气入阴；清晨卫气出目内眦之睛明穴，经阳跷脉入足太阳膀胱经行于三阳经，称之为卫气出阳。卫气入阴则人卧而眠，卫气出阳则人醒而起。
若卫气的出入失常，则会导致人的睡眠障碍，临证时当依具体见症，辩证运用补泻针刺足少阴肾经和足太阳膀胱经，调节卫气出入以治疗睡眠障碍。论中以哈欠连连昏昏欲睡为例来阐明治疗方法。
阴气过盛，阳气未能尽出，阴阳相引故而哈欠连连混混欲睡，针刺足少阴肾经的井穴涌泉穴或足厥阴肝经井穴大敦穴而泻足少阴肾经，针刺足太阳膀胱经的井穴至阴穴或手阳明大肠经的井穴商阳穴而补足太阳膀胱经。
歧伯曰：谷入于胃，胃气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气与新谷气俱还入于胃，新故相乱，真邪相攻，气并相逆，复出于胃，故为哕。补手太阴，泻足少阴。
发微：
饮食物入胃化生精微，由脾转输肺，与肺中清气相合，肺的宣发使水谷精微和清气注入脏腑，维持了脏腑正常的生理功能。
寒邪或由口鼻或由皮毛侵袭人体伏藏于肺，称之为故寒气，由脾转输的水谷精微称之为新谷气，新谷气与故寒气相合复还注于胃，新故相争而引动膈肌痉挛，谓之哕。针刺太阴肺经母穴太渊或其母经输穴太白补肺经而温肺散寒，针刺少阴肾经子穴涌泉或其子经井穴大敦泻肾经而平冲降逆。
皇帝曰：人之唏者，何气使然？
歧伯曰：此阴气盛而阳气虚，阴气疾而阳气徐，阴气盛而阳气绝，故为唏。补足太阳，泻足少阴。
发微：
泪腺的出口位于目内眦，足太阳经起于目内眦，哭泣时大量流泪会耗散足太阳经经气，从而导致足少阴经经气相对过盛，故而可见不能自制地抽噎，随着足太阳经经气自复，其抽噎会自然停止，这是正常的生理。
足少阴经与足太阳经相互络属，两经经气相互制衡，若足少阴经经气独盛而足太阳经经气不足，则足少阴经经气独行，可见不能自制地抽噎。针刺少阴肾经子穴涌泉或其子经井穴大敦而泻足少阴肾经，针刺太阳膀胱经母穴至阴或其母经井穴商阳而补足太阳膀胱经。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九针于夫子，而行针于百姓，百姓之血气各不同形，或神动而气先针行，或气与针相逢，或针已出气独行，或数刺乃知，或发针而气逆，或数刺病益剧，凡此六者，各不同形，愿闻其方。
发微：针刺治疗疾病，得气方可有疗效，而病人本身的气血强弱、多寡各不相同，故而得气有快慢之别。神动而气先行、气与针相逢为得气快；针已出而气独行、数刺乃知为得气慢。若治疗有误，则可见针后气逆，若多次误治而反复气逆则可使病情加重。
得气快慢与血气、阴阳关系如何？黄帝而有此问。
岐伯曰：重阳之人，其神易动，其气易往也。
黄帝曰：何谓重阳之人？
岐伯曰：重阳之人，熇熇（he）蒿蒿（hao），言语善疾，举足善高，心肺之脏气有余，阳气滑盛而扬，故神动而气先行。
黄帝曰：重阳之人而神动不先行者，何也？
岐伯曰：此人颇有阴也。
黄帝曰：何以知其颇有阴也？
岐伯曰：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怒，数怒者易解，故曰颇有阴，其阴阳之离合难，故其神不能先行也。
黄帝曰：其气与针相逢奈何？
岐伯曰：阴阳和调，而血气淖淖（nao）滑利，故针入而气出，疾而相逢也。
发微：阳气动而阴气静，阳多阴少则得气快。针刺穴位即感酸、麻、胀、痛，好似经气先于针到达穴位，此得气甚速，谓之神动而气先行；针刺穴位施以手法促气而感酸、麻、胀、痛，此得气快，谓之气与针相逢。
阳气隆盛之人谓之重阳之人，重阳之人心气盛而神易动，肺气盛而气易行，神易动则敏感，气易动则得气甚速。重阳之人，风风火火、语速快捷干脆、动作敏捷，故可望而知之。
阴阳均衡之人，其血气如水融泥中如胶如漆，柔融滑利，施以手法促气即可得气。
摘自2023-11-16中国中医药报
孙可兴 河南中医药大学
•《黄帝内经》是科学、哲学与文化三维同构的理论体系。在进行研究和传承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要全面看待与把握，既不能因强调其科学本质而忽视其哲学、文化内涵，也不能简单地强调其哲学、文化内涵而否认其科学本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科学、理性、全面地理解中医理论，汲取人类医学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促进中医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作为中医学奠基之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典之一，《黄帝内经》（简称《内经》）自成书以来即备受关注，人们从医学、哲学、文化、科技等多学科、多角度对它进行研究，从中汲取学术营养和人生智慧。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中国文化自觉意识的复苏，解读经典已然成为当代学人探寻中国文化之根的学术生态。从“大文化观”的视角揭示《内经》的理论特质与思想精华，无疑是中医药守正创新的应有之义。
中国古代的生命百科全书
《内经》作为中医理论之滥觞，是对人与自然根本法则的具体描摹，它对气、阴阳、五行等基础理论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论治、养生等的阐释，不仅具有医学科学的基本特征，而且在将医疗经验上升为系统医学理论过程中，始终将人与自然、社会置于有机整体中，广泛涉及哲学、文化、天文历法、地理气象等多学科知识，呈现出解读人的生命本质的理论特质。
哲学与人文思想
从人类思想史和科学史的发展轨迹看，科学与人文客观地存在着从融合到分化、再到新的融合的过程，由此推动了科学与人文的共同发展。《内经》强调医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蕴藏着丰富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哲学与人文思想。
从哲学思想看，借鉴了同时代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的哲学认识，并在自己的体系内有一定发挥。如道、气范畴、精气说、天人、形神学说、阴阳五行理论等，由此确立了医学整体观、辩证观和变易观，阐明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和自然界天时气候、地土方宜、社会人事密不可分，借此探察生命现象和疾病本质，把握人的生命规律。可以说，这是立论的总纲领。
从人文思想看，由于人是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生命体，其生命存在与发展不仅表现出生理活动，也表现出精神活动。由此，在追寻生命规律时，不仅运用了大量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方法，而且涉及大量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方法，如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民俗学乃至军事学等，使其理论建构和言说深刻而生动。以社会学和心理学为例，描述了医学起源、发展与古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关系以及移精、祝由等治疗方法，如《素问•移精变气论》谓：“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内经》将社会生存环境失调作为致病因素，记载了大量关于社会经济状况、风土习俗、人情心理、社会地位变化与疾病的关系，奠定了中医学独特的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的理论基础，彰显了重视人文精神的医学内涵和本质。
古代自然科学
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与同时代其他民族相比，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如古代天文、历法、地理、气象、数学等，这为《内经》理论建构提供了科学手段和论证基础。例如天文学知识与方法，尤其是关于宇宙形成与结构的学说，促生了“天人合一”观念，引导人们顺应自然，从宇宙整体角度和四时法则探索生命规律，如“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素问•宝命全形论》）；又如地理与气象学，将《尚书•禹贡》中的“九州说”和商代形成的“五方说”引入其学说体系，通过医学阴阳五行理论形式，将地理因素纳入天人合一的方法论系统，建立了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辨证论治理论，如“阴阳之气，高下之理，太少之异也……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人之寿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气矣”（《素问•五常政大论》）。气象学亦然，形成了气象的周期性变化与疾病发生、防治关系的系统学说，以及五脏应时而变的功能运动系统规律。如其所谓“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上下相遘，寒暑相临，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故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寒暑六入，故令虚而生化也”。并以气象的名词、术语及变化机理表述医学内涵，如外邪六淫、内生六气等，由此创立了五运六气学说，通过推算气象变化规律预判疾病的流行状况。再如数学，继承和发挥古代数学“象中有数、以数言象”的象数思维模式，遵循“象为主，数为用”原则，将自然界五方、五时、五行与人体五脏之数一一比应，通过演示其方位、时序和阴阳五行生化之理，使合于人，以此说明五脏时空与机能特性，演绎讨论人体脏腑功能和自然界气候变化的有机联系，形成了其藏象学说的基础，使其诊断与治疗标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量化。
医学实践与方法
一是通过医学观察与实践，形成了由感性到理性的理论建构过程和经验体系。如对人体生命现象和体征的观察，对寒暑变化影响人体水液代谢的观察，对外感、情志致病的观察等。如当人发怒时，气满胸中、头晕目眩、胁胀，甚至昏厥、吐血，这是人体内部气的运行受到过激情绪影响的表现，联系到“怒伤肝”，就会考虑肝部损伤问题，人生气会瞪眼睛、眼红，又将肝、目相联系，得出“肝主目、怒伤肝”的肝脏象功能模型，他脏亦然。
二是建立在古代解剖学基础上对人体脏腑的大小、坚脆、容量，以及血脉的长短、清浊等的探察。如《灵枢•肠胃》记载消化道与食管长度比为351，与现代解剖学371接近；对针刺误中脏腑器官导致医疗事故的症状也多有记载；又如对五实五虚证的认识，“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素问•玉机真脏论》），验证了实证邪有出路、虚证如能进食则预后良好的判断，由此确立了五实五虚证的治疗原则。
三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学观和医学方法。如“人与天地相参”的人体观，“奇恒常变”的疾病观，“审机论治”“辨证论治”的疾病防治观以及重整体、重功能、重常变的医学方法体系，如整体推演法、功能认知法和常变探求法等。
由上，《内经》奠基了整体、系统、辩证的中医学理论体系，成就了中国古代的生命百科全书。
科学、哲学、文化三维同构的理论体系
《内经》不仅具有医学科学的理论本质，而且蕴含着深刻的哲学与文化内涵，是科学、哲学、文化三维同构、相互交融的理论形态。
科学本质
以科学的实践本质和真、善、美标准观照《内经》理论，是极其贴切的。
一是实践性。《内经》作为关于人的生命学说，其理论建构基于长期、丰富的医学观察和实践，通过对自然气象、居住环境、人体色味形脉以及针刺和药物刺激反应的反复观察与验证，发现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及其内在联系，建构起人体有效反应的生理机制。如从“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灵枢•五癃津液别》）现象发现气候变化对人体水液代谢的影响等，这种通过反复观察、验证而形成的理论，是中医药学在千百年发展中取得良好临床疗效的内在基础。
二是整体性。如以“天人合一”立论，以气、阴阳、五行为核心范畴建构了整体医学观，始终将人与自然、社会看作有机结合、相互影响、共变共生的动态统一整体，将维系和调节这一整体平衡作为治疗的根本原则和目标。又如人体整体观，借此创立了形神观、常变观、疾病观、养生观及全身调节、心身同治、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过与不及、以平为期的防病治病的整体医学原则与方法体系，凸显了注重人体内外平衡调和的精神内涵。再如将人的生、长、壮、老、已这一生命周期的发生发展看作一个整体，揭示了生命存在与发展规律，对生命过程及其规律以及顺应自然、把握不同阶段生命特点进行保健养生的阐述，也具有精准医学的理论特征。
三是系统性。始终以促进人与自然协调统一为旨归，将人与自然、人体自身看作相互联系的统一系统，建构了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论治与养生、五运六气、药物性味归经等学说体系，涵盖了从诊断到治疗和预防养生的完整理论链条。如藏象学说研究人体脏腑、经脉、形体、官窍的形态、功能、结构、生理活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包含着五脏六腑、气血津液、皮毛骨肉的系统构造和功能认知；经络学说研究人体经络的存在、循行、生理功能及病理、病证，形成了独特的以针刺治疗疾病的医学方法，等等。此外，还呈现出类似现代系统论、控制论和心身、社会医学的理论闪光。
哲学意蕴
《内经》立足于探察生命现象与本质的需要，对中国古代气、阴阳、五行理论进行了合理继承与阐发，赋予其浓厚的医学哲学意蕴，呈现出鲜明的朴素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特征。
一是始终贯彻“气”一元本体论。从医学实践出发，强调“气”的物质本原性，认为天地之气是万物产生的根本，多姿多彩的世界万象都是天地之气和合而生的产物，将“气”分为天地万物之气和人体之气，人体之气始终受到天地之气的影响与制约，所谓“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揭示出人与自然息息相关、互参互应的基本规律；认为“气”分阴阳，看到了“气”的物质多样性，阐发了五行、六淫、脏腑之气的物质本质与内在关联，由此将“气”作为物质本体引入人体生理病理变化和疾病诊断治疗中，深化了对“气”运动变化规律的认识，形成了独特的气化学说。
二是始终贯彻阴阳辩证观。如认为人体生命的根本在于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和对立统一，“人生有形，不离阴阳”，“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阴为阳之守，阳为阴之使，以阴阳消长阐明疾病的变化发展态势，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另一方而独立存在，阐明阴阳转化是有条件的规律性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更加强调阴阳的统一，强调保持人体阴阳平衡稳定对健康的重要性，所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说明阴阳和合乃是生命存续与健康的必要条件，由此使得古代哲学对阴阳的认识达到了抽象与具体、绝对与相对的统一，不仅成为中医强调人体必须以固养正气为重的内在根据之一，而且对人类健康实践具有普遍借鉴意义。
三是创立了五行对五脏的医学模式推理逻辑架构。以自然界五行属性比类分析人体形体结构与功能，建立了借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五脏结构与功能系统；运用五行生克制化理论说明脏腑生理功能的内在联系，证明五脏之间既相互资生又相互制约，处于永不停息的生克制化运动中，以此维持和调节人体生理平衡；运用五行乘侮胜复规律说明五脏发病和传变规律及其与自然界五运六气变化规律的关系，借此指导临床诊断与治疗。如从本脏所主之色、味、脉来诊断疾病，推断病情、病变和预后；治疗也依据五行理论控制疾病传变、确定治则治法和用药，确立了滋水涵木、益火补土、培土生金、金水相生、抑木扶土、培土制水、佐金平木、泻南补北诸法，关于脏腑用药、针灸取穴、情志疾病治疗皆然，不仅使依据五行生克规律诊断和治疗疾病成为中医学特色之一，而且推动了如顾颉刚所论五行这一“中国人的思想律”的不断发展。
文化特质
一是“道法自然”“中和平衡”的和谐健康观。从“天人合一”出发，认为天地自然、人类社会和生命个体的恒常存在状态是中和平衡，这是一种不偏不倚、中正和谐、真善美融为一体的存在状态，是天下“至德”“大道”，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医学理论中，时常在“中和”之中发现人与自然、社会及人体自身的顺达与和美。如于人与自然讲求顺应合一，“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于人体讲求平衡调和，“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于疾病诊治讲求“无过无不及”，临床用药要“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方有大小，病去乃止，不可过度治疗；在养生方面，更是时刻不忘教诲人们要顺应天时，万事不可“过”，因为“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此为常也”，凡此种种，皆为避免过用而求“和”。这种求和谐的文化内涵，不仅照应了中国文化精神之根，而且在日益增强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成为中西医乃至中西文化沟通的重要思想载体。
二是“大医精诚”“中正和平”的医学道德观。《内经》从儒道情怀出发，认为医学是救民安民保民之术，医道精微，因此对习医之人提出了很高的人文修养与道德要求。如医者应有广博的知识和技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既要“专于技”，还要“恒于德”，要通过“诵、解、别、明、彰”，参透医理，联系实际。要善于用“意”，达到“独悟”“独见”“独明”的至高境界，如《素问•八正神明论》言：“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神”在于“心”，用“心”则“神”，其大医之德、大道之美跃然纸上，清晰可见；在疾病诊治过程中，要熟知“三常”“四失”“五过”“六伤”“七损八益”的道理，勿犯偏执和笼统的错误。要视患者如亲人，充分体现医生的仁心、仁德、仁术，做到专、精、静三守，踏实、刻苦、专心致志，切忌骄傲自大、自鸣得意，做到性情中正平和，格物致知，问诊用药不犯寒热温凉之偏；将“阴阳和”作为生命之道、生命之源，强调医生要顺应自然，道德双修，不为物役物累，做到有节、有常、不妄作为；“赞天地之化育”，强调人的阴阳和顺与天地社会和顺的良性互动，从而达到天、地、人“中和”的最高境界。可以说，这一医学道德观，不仅为“医者仁心”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观照，而且能够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医学人文关怀与精神价值取向。
三是“以身喻国”“仁爱通达”的精神气质。由以人为本出发，认为生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的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是最为珍贵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因此，医者应将对生命的关注和尊重贯彻始终，在疗疾愈身的过程中时刻不忘以身喻国，追求心与身、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与平衡。其医道之真、经方之美、养生之善无不体现着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文化精神内涵。如养生理论，一方面，时刻不忘教诲人们顺应天时，养成良好的生活与行为习惯，万事不可“过”，避免四时、五味、劳逸、七情过用，保持生理与心理平衡；另一方面，将人置于社会之中，极为关注心理和社会因素，注重人们交流沟通的社会规范和共同意识，从古代朴素的心身医学和社会医学视角来观照，从文化视角来理解和把握，提示一切皆有所“本”，万事不可“过”，建构出以“本”为旨归，以协调“过”与“不及”为目标的动态辩证的医学体系。这个“本”，就是人与自然、社会的高度和谐。可以说，尽管《内经》的理论建构总是内在地附着在对医理的叙述中，但对于医学本质的探察却始终符合“中国文化中的医学”的鲜明特征。它始终如一地将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放在首位，显示出深刻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内涵，这一求平衡、求和谐的内在文化精神，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必将成为人类的一种共同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内经》既然是科学、哲学与文化相互交融的统一体，那么，我们在进行研究和传承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要全面看待与把握，不可片面夸大或割裂，既不能因强调其科学本质而忽视其哲学、文化内涵，也不能简单地强调其哲学、文化内涵而否认其科学本质。唯有如此，才能在科技飞速发展和医学模式转变的历史进程中，真正科学、理性、全面地理解中医理论，汲取人类医学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促进中医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融贯并存的方法论
理论要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其思维就必须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律，运用一定的逻辑方法。《内经》作为自成体系的医学理论，也是建立在自发的逻辑原理基础之上的。从思维与论证方法来看，《内经》呈现着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融贯并存的理论特征。
内在的辩证思维系统
辩证思维以事物的辩证法为客观依据，是对思维规律的自觉运用，包括分析与综合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以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现实世界运动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辩证思维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而思维的内容来自人们的实践。
《内经》是古代丰富的医学实践经验的总结，正像人类历史中一切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那样，在那个时代，医学实践也不断向思维提出任务要求。由此使得其理论建构内含着整体辩证的思维方法体系，尽管带有原始特征，但不论是确立概念、形成判断和进行推理，一定程度上都符合现代辩证思维的逻辑特性。如大量应用了比较、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的分析和论证方法，从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生相克的整体出发，以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和探索生命现象，揭示人体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的内在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指导疾病的发现、诊断与治疗。如应用比较法探察人体生理病理规律，指出“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素问•疏五过论》）。别异、比类、奇恒作为认识方法，都包含有比较的含义，也有自己的基本形式，如“别异比类”“揆度奇恒”“智者察同，愚者察异”等。又如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如四诊法、八纲辨证、“杂合以治”的治则治法等都体现了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所谓“不知并合，诊故不明”（《素问•方盛衰论》），要求在思维领域把通过分析得来的各种材料进行综合加工，从而“对症下药”。
在这种分析与综合的过程中，也包含着抽象与具体的思维方式，不论是从“诊有三常”“诊有十度”原则到“诊合微之事”的具体医疗活动，还是对气、阴阳、五行等的理论规定，乃至其对于治疗法则和用药原则的立论，都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辩证思维过程。如对阴阳概念的分析，尽管与辩证思维的矛盾范畴相比还存在诸多差别，但更注重实用性，因此其内涵和外延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充分反映着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从其整体动态的思维特征看，基本具备了辩证思维的逻辑形态，呈现出一定的“合目的”的逻辑特征，并通过这种方法不断地获取真知、发现真理，促进了中医学的不断发展。
朴素的逻辑思维系统
《内经》作为研究医学的理论著作，自然不可能专门论证逻辑方法，但是为了理论建构需要，却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类似于推类、归纳、演绎、模型与假说等符合传统逻辑思维的推理和论证方法，也可以说建立了其逻辑思维的方法论体系。
首先是推类方法。受先秦“推类”思想影响，在理论建构中总是首先着眼于各种各样的“象”“类”，将其看作最基本的逻辑范畴，通过“援物比类”“取象比类”等思维模式，将其与人体的形体官窍、生理病理功能联系起来，由此发现并建立起它们之间的各种具有确定性的联系，从而对人体生、长、壮、老、已的自然规律和疾病的预测、发现、诊断、治疗、预后以及预防和养生等进行深入探讨。如运用“援物比类”“取象比类”方法建立起人体脏腑、经络、气血津液构成与运行的功能、结构和表征系统，以此阐发其医学理论。这种从事物整体、动态的形象出发，通过取象比类推论并认识人体功能、结构和关系的研究方法，成为《内经》探求真知的方法之一，也成为中医学认识世界和人体生命特征的主要手段，并由此延展了中医阴阳五行等比较系统的理论架构。可以说，这种“以象测藏”“以类合类”的基本方法，以“象”“类”和“取象”“分类”为核心，形成了以“推类”为主导推理类型的《内经》逻辑方法的主干，也是其最主要的逻辑特色。如“五藏之象，可以类推”，由此建立了藏象系统，从功能上对五脏六腑进行了比较准确的把握；又如《灵枢•海论》将自然界“四海”与人体髓海、血海、气海、水谷之海相类比，推论说明人的生理特征。此外，《内经》还汲取了中国古代“察类”“求故”“明理”等逻辑命题的合理成分，如常有“愿闻其故”“愿闻其说”“愿闻其道”之论，即是设问以求故的逻辑方法的应用。对此，张介宾进行了发挥，《景岳全书•传忠录》将“明理”条列第一位，置于“阴阳”条之前，即是明证。
其次是归纳法。《内经》的理论建构是医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不断将观察和体悟到的具有共性或普遍性的经验形成个体的或个别认知，又通过交流沟通将这种个别认知转化为共同认知，从而形成理论学说，由此，归纳法不可避免地成为其理论建构经常使用的方法。如对调理阴阳而养生的论述，就归纳了上古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等得道之人之所以在养生方面取得成就是因为他们都善于理解和把握阴阳之理。这种无反例证伪的归纳结果，所得出的养生关键在于把握阴阳、使阴阳相和合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对时、情、味、体“过用”致病的病因归纳和四时养生的归纳亦是如此。尽管归纳法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或然的，但这种建立在长期医疗实践和对生命现象观察基础上的思维方法，符合从个别或特殊性知识推出一般性知识的归纳推理的基本理论特征。
其他如演绎推理、模型推理及理论假说等逻辑方法，在《内经》中都有应用。可以说，《内经》所使用的方法是丰富繁多的，客观地形成了其“内涵的”逻辑思维系统，这也成为其理论科学性的内在根据。
诚然，由于受科学研究水平和科学实验手段的限制，《内经》对人体结构的认识往往含有猜测的成分，多从关系和功能的角度进行归纳和推断，与现代医学对于人体组织结构的实证性认识是不同的。站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角度看，我们仍然不能片面夸大其方法的科学性，需要以辩证的态度理性看待和发展，并在新时代背景下，不断提升中医的科学价值和实践价值，从而加深人们对中医理论特色与内在价值的理解，加强中西文化的交流及中西医的协同合作，推进中医药的科学发展进程，为人类健康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模式与方法，构建起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模式。
摘自2023-11-23中国中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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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选段原文
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
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痎疟，奉收者少，冬至重病。
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
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
诗译文
春季三月是发陈，萌发生命是出新，自然天地有生气，向荣万物显欣欣。此时人应入夜眠，早起头发要披散，衣带解开舒躯体，庭中行走步放宽，精神愉快心胸畅，万物生机欣欣然。莫要滥行与杀伐，多施少敛少惩罚，此为适应春时令，保养生发之方法，如若违逆春之气，损伤肝脏寒病夏。
夏季三月是蕃秀，万物自然郁葱葱，天气下降腾地气，天地之气两交融，人应夜眠又早起，可见花实正旺盛。此时长日人莫厌，要有愉快好心情，亦使精华应夏季，气成秀美宣畅行，通泄自如神外向，兴趣广泛保持中。此为适应夏时令，保护方法是长养。如若违逆夏之气，秋收气少损心脏，秋易生疟冬发病，此时牢记在心上。
秋季三月是容平，自然景象已熟成，此时天高风且急，地气清肃早睡起，保持安宁之神志，活动时间仿若鸡，要使秋季肃杀气，对人影响减最低。神气收敛应容平，莫使神思向外行，保持肺气能清肃，秋令特点要适应，如若违逆秋收气，伤肺冬来飧泄病。
冬季三月是闭藏，万物生机皆潜伏，此时寒冰大地裂，早睡晚起要记住。神志藏内莫操劳，阳气莫被轻易扰，安静自若要隐秘，严守不让神外逃。好像东西刚刚得，深藏暗处留秘钥，躲避寒冷求温暖，肌肤开泄伤阳气，适应冬季保养法，闭藏机能要记牢。如若违逆冬之气，春气不足损肾脏，痿厥之疾春易伤。
道医交感 互相包容
——浅述道家与中医的关系
•在诸子百家中，道家对中医的影响最深，指导意义最大，中医的名实理论、医德文化，均受到了道家文化的浸润和滋养。
•道家思想与医药养生交感融合，吸引了注重健康者的注意力，扩大了影响，道家也因医药养生而魅力四射，光彩夺人。
•中医与道家相互交感、相互包容，道家对中医的影响最为深远，中医也反作用于道家，改变了他们的一些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
在我国历史上，道家的地位虽不及儒家崇高，但却综罗百代，广博精微，对中医药的影响尤其深远。道家思想和中医药名称、理论、实践、医德均有交感相错之势。同时，中医提高了道家的影响力，改变了其某些观念，在道教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多借力于中医药。
道医相通本一家
诸多中医药典故源于道家
“妙淂岐黄术，长存利济心。悬壶曾近市，卖药不论金。泉溢苏耽井，花明董奉林。故园从此去，种术白云深。”（明代曹义《送医人还金华》）这首诗通过多个中医典故赞扬医者的医术医德，而这些典故均和道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岐黄。岐黄之名，来源于《黄帝内经》中岐伯与黄帝的问答。有学者认为，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经，原本就属于道家著作。岐伯被医家和道家尊为“天师”；在《黄帝内经》与《庄子》中，黄帝均是一位养生有道、谦逊好学、德布四海的开明统治者。
悬壶。悬壶典故出自《后汉书·方术传下》，东汉小吏费长房在工作中结识在市场上悬壶卖药的仙人壶公，学得医疗诸病之法。葛洪《神仙传》进一步渲染壶公与费长房故事，二人遂成道教中的神仙，医者中的楷模。
杏林。董奉与华佗、张仲景并称建安三神医，曾为汉末军阀士燮治好绝症。董奉杏林典故源自葛洪《神仙传》，后世用之形容医术高超、医德高尚。
橘井。橘井典故出自《列仙传》与葛洪《神仙传》，相传苏耽是汉文帝时人，得道升仙前嘱咐母亲用自家庭院中井水、橘叶可救治瘟疫，后来果如其言。后世用橘井泉香形容中医药行业。
道家认为服食苍术可以成仙，古人常用种术指代种植中药材，如柳宗元《种术》：“守闲事服饵，采术东山阿。”许多和中医药相关的典故、习俗，也和道家有关，如南阳菊潭，重阳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端午节挂艾虎、系五彩丝线、饮雄黄酒等。
道家典籍对中医的深刻影响
“暗诵黄庭经在口，闲携青竹杖随身。晚花新笋堪为伴，独入林行不要人。”（唐代白居易《独行》）这首诗描写作者默念《黄庭经》游玩养生的闲情雅致。很多道家经典著作和中医理论互参互通，相互融合包容，故有“道医相通”“道医一家”之说。
《老子》。《老子》是我国首部具有较完整哲学体系的著作，“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观念，中医以之阐释天人合一之理及人体生命规律，《素问·上古天真论》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辩证法是《老子》哲学思想的精华，邹衍在此基础上提出阴阳学说，后成为中医的哲学基础，并由此建立了中医辩证思维。老子说：“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中医将其作为治疗疾病的根本法则——调整阴阳，即根据身体阴阳失调的具体情况，损其有余，补其不足，促使阴阳恢复相对协调平衡状态。清静无为是《老子》的基本观点，对中医养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对中医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管子》。稷下黄老学是我国哲学史上首个倡导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中医以气一元论为哲学基础，建立了朴素唯物主义观。黄老学中的《管子》提出了“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是构成万物的最小颗粒，《管子·内业》曰：“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管子·水地》曰：“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认为人的意识是由精气生成的，朴素地解决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管子·内业》曰：“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
《庄子》。养生一词来源于《庄子·养生主》，中医恬淡虚无、适应四时、遵循自然规律等养生观和精神治疗，主要源自《庄子》。《黄帝内经》中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等说法，天府、昆仑、清泠渊、涌泉、至阳、至阴、灵台等穴位名称，也来自《庄子》。《庄子》还记载了很多与《黄帝内经》相通的医药知识，如《在宥》曰：“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
《黄庭经》。《黄庭经》是一部将道家思想与中医相揉合，以七言韵文形式论述修炼与养生的著作，曾被道教多个派系尊奉为经典。其中《黄庭外景经》确立了道门医学的命门位置，开命门学说之先河，最早论述了气功内视之法，并认为延年长寿在于固精、养气、守神。《黄庭内景经》继承了中医“五脏神”之说，阐述了五脏六腑的解剖构造和生理作用，强调肾在脏腑中的重要性。对脑主神明有了明确认识，体现为脑为精神之主宰、生命之根本。首次提到气功“三丹田”学说等。
其他很多道家书籍，如《列子》《清静经》《云笈七签》等，也与中医互参相通。
道家中人的医疗实践推动了中医的发展
“十载扶行恃短筇，一针相值有奇功。出门放步人争看，不是前来勃窣翁。”（朱熹《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针之而愈，戏赠此诗》）道人用针灸治好了朱熹的足疾，朱熹写诗相赠。道士修炼的目的是长生修仙，他们采药炼丹、吐纳导引的行为，间接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葛洪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很多道士兼修医术，还有医家兼修道术，医道交融，他们的医疗实践促进了中医的发展。
葛洪在长期的炼丹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药物知识，其代表作《肘后备急方》具有救急、方便、实用的特点，后世多用“肘后”指代药书，如刘禹锡《闲坐忆乐天以诗问酒熟未》：“案头开缥帙，肘后检青囊。”葛洪夫人鲍姑，是我国最早的女针灸学家。雷斅援道入医，将道教修炼所需的药材炮制技术与中医相结合，著成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炮制学专著——《雷公炮炙论》，初步奠定了炮制学基础，使中药炮制成为一门学科。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初步确立了综合性本草著作的编写模式，首创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和治疗属性分类，为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
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王冰著成《次注黄帝内经素问》24卷，用道家之言注释《黄帝内经》，并将《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等有关运气学说的七篇大论补入其中。王怀隐主持编撰的《太平圣惠方》载方16834首，是我国现存公元10世纪以前最大的官修方书。刘完素是河间学派的开山鼻祖，提出“火热论”，创中医“寒凉派”。滑寿著《十四经发挥》《诊家枢要》，为针灸基础理论的普及和脉诊作出了重要贡献。冷谦的《修龄要旨》集气功、养生、保健、护理等内容为一体，对后世养生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其中的《养生十六宜》等。
道家思想对中医医德产生了重要影响
“金玉满堂非己物，子孙委蜕是他人。世间尽不关吾事，天下无亲于我身。只有一身宜爱护，少教冰炭逼心神。”（节选自白居易《读道德经》）这首诗描写读《道德经》而产生淡泊名利、诊视生命思想。道家被称为“君人南面之术”，历史上对思想道德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医医德也影响颇深。
生命至上。重人贵生是道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后演变为生命至上思想。《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救死扶伤是医生的神圣职责，生命至上是医德的核心内容，医生必须始终以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最高目标。
精研医术。精研道术是道家的基本态度，《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后演变为精研医术思想。《古今图书集成》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医术精湛，方能药到病除，解除患者痛苦，造福苍生。
谦虚谨慎。谦下不争是道家的基本观念，庄子通过河伯望洋兴叹寓言，说明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后演变为谦虚谨慎，尊重同行的思想。孙思邈曰：“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谦虚谨慎，是减少误诊误治的关键；尊重同行，是医学获得进步的基石。
淡泊名利。少私寡欲是道家的重要观念，《老子》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后演变为淡泊名利的医德思想，孙思邈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古时，中医“卖药不二价，针灸不收钱”行规就是淡泊名利医德的生动体现。
患者平等。众生平等是道家的做人原则，认为天地对万物都是公平的，后演变为患者平等医德思想。孙思邈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医生必须一视同仁地对待不同患者，尊重患者的平等医疗权。
在诸子百家中，道家对中医的影响最深，指导意义最大，中医的名实理论、医德文化，均受到了道家文化的浸润和滋养。道家与医家相互交感交流交融，造就了灿烂的中医药文化，维护了百姓的健康，也促进了道家思想的发展。
中医对道家的深远影响
道家因中医药而更具影响力
“三门临苦县，九井对灵溪。盛丹须竹节，量药用刀圭。石似临邛芋，芝如封禅泥。”（节选自南朝庾信《至老子庙应诏》）这首诗描写作者在老子庙产生的医药养生遐思。道家思想与医药养生交感融合，吸引了注重健康者的注意力，扩大了影响，道家也因医药养生而魅力四射，光彩夺人。
《庄子·庚桑楚》载，南荣趎步行七日七夜找到老子，请教养生之道，宋代谢逸《送朱世英·其三》曰：“他年解组归来日，尚许南荣见老聃。”这个典故从一个侧面说明，道家因与医药养生相通而拥有众多信徒。《庄子·养生主》中，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如此文采飞扬地描写，是为了形容顺应自然规律养生的惬意。《黄庭经》成书略晚于《黄帝内经》，书中有许多内容源于《黄帝内经》，因此也特别受到文人的喜爱，晋代有王羲之为道士书《黄庭经》换鹅故事，陆游《道室杂咏三首·其三》曰：“白头始悟颐生妙，尽在黄庭两卷中。”
道士兼修医术，不但维护了自己的健康，也收获了崇高的荣誉。屠呦呦受《肘后备急方》启发成功提取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葛洪这位一千年前的道士，再次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对象。陶弘景因医术高超而出入宫廷，被称为“山中宰相”。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民间尊其为“药王”，修建“药王庙”祭祀。刘完素被金章宗称为“高尚先生”，被明武宗敕封为“刘守真君”，民间供奉他的香火也很旺盛。
因为拥有高超的医术、崇高的医德，这些道士才得到朝野的普遍认可，享誉生前，流芳身后，道家也因此更具社会影响力。
道教的建立与发展曾借助中医
“传语终南道众，早把良缘勤种。保守气精神，调摄乌龟赤凤。赤凤，赤凤，化粒金丹高耸。”（金末元初马钰《无梦令》）道教全真派领袖马钰的这首词描写通过养生传播教义。历史上，道教“援医入道”，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道教是在汉代黄老道家思想基础上，吸收古代神仙家的方术和民间巫术及鬼神信仰而形成的我国本土宗教。东汉末年，疫病流行，针对民间愚昧落后、缺医少药的情况，道教将中医药与符咒之术相结合，治疗疾病，吸收信徒。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其弟张宝、张梁称大医，边行医治病边传教收徒，逐步创立太平道。裴松之注《三国志·二公孙陶四张传》引《典略》曰：“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张陵创五斗米道，《三国志·二公孙陶四张传》载：“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可见，在道教初创时期，以医传教是其主要的传播手段，借此来扩大势力和组织规模。
道教成立后，借医弘道又成为其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很多中医药书籍被收入《道藏》中，道教的很多书籍也常借医理来阐发其宗教思想。道教全真派在创立和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多依仗中医药的力量。王重阳注重内丹修炼，不尚符箓，不事黄白，认为修道的根本在于修心，务必除情去欲，达到心地清静。丘处机著《摄生消息论》，对成吉思汗说：“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马钰精通医术，善针灸，创“马丹阳十二神针”，明代杨继洲赞其：“治病如神灵，浑如汤泼雪”。
中医对道教观念的改变
“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节选自白居易《戒药》）这首诗描写服食丹药以求长生，反而导致灾祸。唐代皇帝认老子为祖先，大力推崇道教，社会上服食丹药导致的危害也很严重。
服食丹药思想源于古代方术，后被道家吸收。道士常以朱砂等矿物为主要原料炼制具有长生不老功效的金丹。五石散源自张仲景的“侯氏黑散”和“紫石寒食散”，原本是治疗疾病的药方，魏晋时期的士人受道家思想影响，常服食五石散以求延年益寿。
服食丹药的危害最先被医家发现，并予以严厉批判和积极治疗，最终导致道士改变观念，从服食外丹转向修炼内丹，促进了健康。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记载服食丹药中毒者的惨状，或“舌缩入喉”，或“痈疽陷背”，或“脊肉烂溃”。孙思邈《千金要方》曰：“自皇甫士安以降，有进饵者，无不发背解体而取颠覆。余自有识性以来，亲见朝野人士，遭者不一。所以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北宋寇宗奭《本草衍义·丹砂》载：“炼服，少有不作疾者，亦不减硫黄辈。又一医流服伏火者数粒，一旦大热，数夕而毙。李善胜尝炼朱砂为丹，经岁余，沐浴再入鼎，误遗下一块，其徒丸服之，遂发懵冒，一夕而毙。”
正是医家通过惨痛的事实，证明了服食丹药以求长生成仙的荒谬，才促使道家在北宋后逐渐放弃外丹修炼，走上修炼内丹养生的道路。
中医与道家相互交感、相互包容，道家对中医的影响最为深远，中医也反作用于道家，改变了他们的一些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我们既要学习借鉴道家的智慧，也要看到其不足与缺陷，兼收并蓄，方能更好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
摘自2022-1-5中国中医药报
李敏 中国中医科学院 黄英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
画作由何馥君创作，邵大箴题款，李俊峰收藏并提供。
吾乡唐子令来宾，喜无同年劝缴凭。罗城咫尺芳规在，清官有谱知相承。老桑怕夺柳州席，掀髯一笑岂所朋。况子活人有奇术，馀事亦并荆关称。我帆南溟上罗浮，阳朔山水到未曾。政闲试写象州山，寄将无惜墨一棱。
——《送唐融川大令宗海之任来宾》
此为唐宗海赴任广西来宾知县前，“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赠予他的一首送别诗。诗中除饱含刘光第对同乡友人的惜别之情外，还表达了对唐宗海成为一名清正廉明、爱民如子的官员的无限期许，同时盛赞唐宗海医技高超，“活人有奇术”。那么，唐宗海是谁？是何缘故让身为官员的他在医学方面也有惊人造诣，令素有“高洁独行”之称的刘光第赞叹不已？
一朝登科列二甲
唐宗海生活于清朝道光二十五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847-1897），字容川，又作蓉川，四川彭县（今四川成都）人，祖籍江西，祖上于清初入蜀。唐宗海自幼天资聪颖，初随广汉的李本生习文，后又从新都名宿王利堂习理，经史书画无一不通。16岁开始接受学堂教育，学有益进。
光绪十一年（1885），他中举于乡，其学识与人品为人所重，至此名闻三蜀，居家筑室授徒，各地前来求学者众多。光绪十五年（1889），他考中进士，名列二甲，任礼部主事。光绪二十二年（1896），唐宗海在京候补，后授广西来宾知县一职。然而，唐宗海虽步入仕途，被人广为传颂的功绩却在医学方面。
疗治血证效立现
因父亲体弱多病，唐宗海自觉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故在习举子业期间开始涉猎医学。同治十二年（1873），其父骤得吐血之证，继而转为下血，唐宗海查阅各书，施治罔效，延请名医，仍无所得。数年后其父病故，丧父之痛促使他下定决心精研岐黄之术。通过学习《内经》《难经》及《伤寒论》等经典医籍，唐宗海博采各家之长，触类旁通，终豁然心有所得，总结出一套血证疗法。光绪五年（1879），妻子冯氏亦患血疾，唐宗海亲制方剂治愈妻疾，自此声名远播。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唐宗海均一一诊治，哪怕有人半夜求诊，仍披衣辄往，未尝告倦，且不计资酬。稍有积蓄，他还周济亲族、邻里。也许正因这些经历，才让唐宗海发出“大丈夫不能立功名于天下，苟有一材一艺稍足补救于当时，而又吝不忍传陋哉”之慨叹，表达了自己将致力悬壶济世的雄心壮志。自癸酉至甲申（1873-1884）十一年间，唐宗海继续不断钻研医学知识，并有所创新发展，他结合长期临床实践，围绕血证加以详细阐述，撰成《血证论》8卷，弥补了此前血证理论和临床证治的空白。该书详列各种血证的辨证施治之法，尤其提出了“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法。在治疗思路上，他通过总结临床经验，根据各脏腑的功能特点，强调应以调气和血为主要原则。这种思路被后世医家所遵奉，并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各科。
周游各地医名显
光绪十四年（1888）起，唐宗海通过以医会友的方式，在上海、北京等地开展医事活动并游学往来。同年秋，唐宗海抵达上海，与四川夔门邓云笠及其弟邓其章交往。邓云笠称赞唐氏：“时每有疑证，问之辄应如响。凡人身脏腑经络，明若观火，且其谈三焦，更能发人所未发……章不能疗者，一经容川诊治，沉痼顿除，人俱惊为神奇。”邓其章曾遇难证一例，束手无策，延请唐宗海诊治，一经用药，沉疴顿除。此举使上海医界为之震动，邓氏更对其十分钦佩，奉之为“津梁”。光绪十六年（1890），唐宗海奉母赴京，将所著《血证论》示于众，众医者皆折服，闻名于京师。总理衙门总办陈兰秋前来求诊，其皮肤干燥粗糙似鱼鳞，小腹微痛，前阴缩小，漏尿，大便久不行，右耳硬肿如石，唐宗海诊其为肾系之证。陈兰秋一听，勃然而起，说西医断定病在腰背筋髓内，割治了三次还不能止漏，西医已无药可用，先生你是不是也没办法了？唐宗海耐心解释，西医只知病在腰，但耳为何肿，大便为何不通，他们能说出原因么？陈兰秋一想，的确如此。唐宗海于是接着说，按中医理论，肾即命门，连着三焦，三焦经络绕耳，所以耳肿，肾开窍于二阴，所以大小便都有问题。随即开了方药，陈兰秋不久便康复。
著书立说汇中西
唐宗海壮年间往复游学于各地，不仅让他医名远扬，更加速了他吸取西学知识的进程。时值西学东渐，社会各界对此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或竭力要求抵制西医，以正中医之名；或主张以西医取代中医，以顺应时代潮流。而唐宗海通过亲身实践，逐渐认识到西医先进之处。他于《伤寒论浅注补正》中写道：“复游海上，窃见中国皆今人不及古人；西洋则今人更胜古人，制造之巧，格致之精，实为中国所不及，则其医学亦当高出于中国。”他率先提出“中西汇通”一说，认为中医、西医各有所长，西医长于“形迹”，中医长于“气化”，主张“去彼之短，用彼之长，以我之长，益彼之短”，以达到“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之目标。
在汇通中西医思想的指导下，唐宗海编写了《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伤寒论浅注补正》《金匮要略浅注补正》《本草问答》四书，连同《血证论》，于1894年在上海合印成书，名曰《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该书是中医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试图汇通中西医学的早期论著。谢利恒曾评价道：“唐氏容川著中西汇通五种……不无牵强附会，然能参西而崇中，不得新而忘旧……不可谓非吾道中之先知先觉者也。”可见，尽管由于时代及科学水平所限，唐宗海的某些观点难免有失偏颇，但他敢于大胆引用西医的知识来印证、解释中医的革新精神实属可贵。
与此同时，唐宗海中西汇通的思想及著作更对中医学术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中西医汇通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张锡纯便深受唐宗海《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的影响。张锡纯曾言：“细阅一过不觉欣喜欲狂……自见此书后，觉灵明顿开，遂撰《医学衷中参西录》，自一期续至七期，莫不本斯书以推衍之。”张锡纯据此撰写出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是影响广泛的中西医汇通著作。
唐宗海早年好学聪敏，习举子业，后因父习医，他善治血证，壮年游历各地，医誉名扬；学术上有真知灼见，汇通中西。如果说丧亲之痛是唐宗海由文而医、奋发杏林的原因，那么西学渐东的独特历史时代，则是他发扬中医、立足中西医汇通的机遇。唐宗海作为中西医汇通的早期代表人物，其学术思想对新时期的中医药事业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摘自2022-1-5中国中医药报
冯章皓 江苏省仪征市中医院
《水浒传》第四十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写道：宋江因见鱼鲜，贪爱爽口，多吃了些，至夜四更，肚里绞肠刮肚价疼。天明时，一连泻了二十来遭，昏晕倒了，睡在房中。……次日，张顺因见宋江爱鱼吃，又将得好金色大鲤鱼两尾送来，就谢宋江寄书之义，却见宋江破腹，泻倒在床，众囚徒都在房里看视。张顺见了，要请医人调治。宋江道：“自贪口腹，吃了些鲜鱼，坏了肚腹，你只与我赎一贴止泻六和汤来吃便好了。”
宋江拿到张顺送的鱼，因鲜美多吃了些闹了肚子，一晚上腹泻二十趟，直至虚脱昏睡过去。次日，张顺瞧见，准备请医生出诊，宋江却说去赎一贴“止泻六和汤”来吃就行。宋江服下“六和汤”后，很快痊愈。
宋江吃鱼后怎会腹泻呢？原因可能有二。
首先，鱼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宋江“因为鲜美多吃了”，过量的蛋白质在体内来不及分解，致使消化功能发生障碍。《景岳全书》曰：“若饮食失节，起居不时，以至脾胃受伤，则水反为湿，谷反为滞，精华之气不能输化，乃致合污下降，而泻痢作矣。”
其次，书中前文写道，宋江、戴宗、李逵三人在琵琶亭酒楼先点了三份加辣红白鱼汤，这鱼汤是隔夜的，不新鲜。宋江只“呷了两口汁，便放下箸不吃了”，同时觉得这鱼汤“不中吃”。戴宗也说“一定这鱼腌了，不中仁兄吃。”“便是小弟也吃不得，是腌的，不中吃。”而戴宗要酒保另做两碗鱼汤时，酒保答道：“不敢瞒院长说，这鱼端的是昨夜的。今日的活鱼还在船内，等鱼牙主人不来，未曾敢卖动，因此未有好鲜鱼。”此时正值“五月半天气”，“一轮红日，将及沉西”之时。农历五月半即端午，相当于公历六七月份之时，江州（今江西九江）地界气温往往在25~30，甚至更高，且此时江南临近梅雨季节，这个温度和湿度适合微生物的繁殖，食物极易变质。前一夜打的鱼，留到第二天下午吃，加了辣椒等仍有腌味，可见鱼变质腐败的程度。宋江喝了此变质鱼汤，哪有不腹泻之理？所以从第二点来看，宋江“腹泻、虚脱致昏睡”极似现在所说的急性胃肠炎，或中毒性菌痢伴脱水症状。
而服下“六合汤”的药效如何呢？书中这样写道：只说宋江自在营中将息了五七日，觉得身体没事，病症已痊，思量要入城中去寻戴宗。至于宋江服用的“止泻六和汤”，应是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二中的“六和汤”。该方由缩砂仁、半夏（汤，炮七次）、杏仁（去皮、尖）、人参、甘草（炙）各30克，赤茯苓（去皮）、藿香叶、白扁豆（姜汁略炒）、木瓜各60克，香薷、厚朴（姜汁制）各120克组成。方中藿香、砂仁、杏仁、厚朴香能舒脾，辛能行气，而砂仁、厚朴兼能化食；木瓜酸能平肝舒筋；扁豆、赤茯苓淡能渗湿清热，而扁豆又能散暑和脾；半夏辛温，散逆而止呕；参术甘温，补正以匡邪；甘草补中，协和诸药；姜枣发散而调荣卫。诸药共用，“皆所以和之也”。之所以称为“六和”，清代汪昂按曰：“六和者，和六气也。若云和六腑，则五脏又不当和乎？盖风、寒、暑、湿、燥、火之气，夏月感之为多，故用诸药匡正脾胃，以拒诸邪而平调之也。”可见饮食有节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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