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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象思维深化中医理论研究

(2022-05-25 04:35:54)


时间:2022-03-23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3版  作者:王永炎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根本。重塑回归象思维、创新国学原理之精要,是中医药理论体系发展的重要举措,深化医学人学的中医理论研究是再创中医临床优势的先声。中医药界必须认识自己学科的优势,吸纳古今中外先进文明与技术,充实中医学科,寻踪国学原理、汇总各学派精粹,擢升基础理论。

国学哲理对中医药学理论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象思维回归、原象创生性是中医药学原创思维的优势,基于临床实践,如防治疫病、现代难治性慢病的共识疗效,是中医基础理论发展的永续动力,也是医学人学的目标。

历代明医留下的医案、医话、诊籍,是一份宝贵的大数据,有待激活发掘,为生命科学、人类健康造福,为中医理论的守正创新赋能。

重始源,立足基础理论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是诸多要素的渗灌交融。就生命学科而言,从“论”上说,它必涉及古今中外哲学、文化、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从“史”上论,必须重视始源,崇尚国故,追思前贤,追踪古贤哲的哲学衍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当今中医药学者亦应尊崇中华优秀传统科技文明、儒学、道学、禅宗美育塑造明德正纲良知的人生格局,以振兴国学国医、国术国药,敢担当负责任,承前辈嘱托,望后学续薪火,以格致正事为“任我”,事上炼求事功成,成为中医药发展的传承者与践行者。

中医药学始源于史前期中原黄河流域文化。文化即寓科技文明内涵。文字、能冶炼金属制作工具、建立聚集五千人以上的城池,人们始有宗教信仰等为其始源的例证。中华大地农耕文明在先,以河图洛书、太极图说负阴抱阳中气为和,连山易归藏易,易经易传等是其载体,兼容涵化异族他国之文化。中医元点集著《黄帝内经》是其思想精华的集大成者与光大者,为国医国药理论之肇始,亦为后世临床、临证、诊疗之圭臬,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之源泉。

以史为鉴,回归象思维,立志守正创新

回首近三百年中国学术之后,几乎只有诠释“经学”之师而无真正的思想家,原创思维被悬置,少有创新成果或为原因之一。追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与魏晋南北朝时的玄学大帜及宋明儒道互补理学心学的论争,还有佛学禅宗的本土化,中华传统哲学和社会科学指引着各门学术的发展进步;传承民族的伟大精神,崇仁德、尚和合、顺自然、知常变、净性明性的精华,实为中医理论发展之史鉴。

反观中医药事业在当今时代不断创新发展,疫情灾害频发,医家挺身抗疫救灾第一线,救民于水火,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存疗疫医案,举守正创新之旗,令中医药学瑧于学术发展进步新高峰。

目前,中医理论基础设有教席,已建科研机构,办有专业期刊,属二级学科,已培养出硕博士高层级人才梯队,迎来中医药理论体系良性发展的机遇。

象思维与中国文字语境相关。物象、具象思维与形象、概念思维可以互动,其原象即大象无形、大音无声之象是具有原发创生之象,心理情感心灵之象,是道通为一的“一”整体动转混沌之象,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知行合一之象,体现了廖廓幽玄的宇宙观,“观”是范畴大则识仁,大一无外内含小一,小一无内寓有大一,大—小一中和则礼归于仁。大德曰生则生生不息又厚德载物。中医学以象数易气神一体为原创思维,以疗效为原创优势。

中国哲学间性论阐释医理的关联性

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作为世界图景,其间性论有中华科技文明的特征。战国时期历经百家争鸣创立了道、太极、阴阳、有无、中庸等一系列的基本范畴,创发了具有中国特质的间性哲学,亦即指导中医学的哲理基础。

人的健康、疾病等整个生命过程的易变,均以中国哲学间性论为本源展开反思、纯思、向思,旨在深化中医药理论有思想的原创学术研究。五脏间性符合道与术和合规律,呈现当今高概念学理,足知古今哲理正反之间、成败之间、幽玄与显明之间,尚有疏分归纳和合第三象限。气聚成形而气散太虚,太虚为独具创生性的原象思维。中医药学临床是优势,仲师明示“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仅仅十二个字立为辨证论治总则,后世医界赞誉“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史能为百事师”,体现了中国哲学间性论之精华。

中医临床与教学科研人员需要感性、理性、悟性的整合,重在悟性,体道在实践阅历经验积淀进而信储存脑海丰富的直觉。勿论顿悟渐悟经验重建都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创新环境的培育。“知犯何逆”理解为气运核心的病机,必须观象议病细察患者,身处自然社会人群复杂系统中及隐喻的人际关系“难为”情感的反应。明理细辨病机与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的形态功能的间性关联。

天人之间的气、理、虚、通、一、和与阴阳、至极、太极、无极是中国古人判断世事在不断地变化的基本预设。易经可称易变之经典,正是一部人类最早研究间性现象,并从中得到的智慧付诸实践的间性论的重要文献。阴阳的符号系统与负阴抱阳中气为和的太极是最有影响的范畴。易以道、阴阳、动静、天地、乾坤、刚柔、正反、进退、显隐、来往等既对立又关联是相生相尅、相反相成的间性整体,混沌由始至终动态演变,它不是形而下的器物,而是形而上之道。中医学理“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以明道正纲提升技艺水平表述间性论的哲理,是中华民族传统科技文明的瑰宝,也是中国哲学为中医药学奠定的理论基础。

把握前沿迎接大数据科学时代

本世纪医学门类纳入生命科学范畴,信息化、智能化的新纪元已开启,中医药学界必须认识自己学科的优势,善于吸纳古今中外先进文明与技术,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发挥临床优势。

医案大数据得到激活发掘。《中华医藏》的编撰工作初步统计古籍约八千余种,其中各家医案以百千计,再加上近现代中医师们完整系统的病例资料,可汇聚成一份可资发掘研究的大数据。古今医案是非线性大数据,应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构建能够揭示生命能量与健康疾病多模态、多元化、多指标的数据库。

1999年笔者在“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973基础研究项目提出了整体和谐效应假说,即不同配伍所出现的不同效应源于对抗、补充、调节等多种药理作用的和谐。历经12年,学术团队紧跟多组学网络药理学与化学生物学新技术,深化整体和谐“方剂组学”的验证。目前提出借区块链发展“方证相应”一体化的模块药理学研究,进一步阐释证候与复方间相关联的假说。非线性大数据的激活发掘,多学科、多元化、计算机算法的研发已成为中医药科技工程的重要工作。各类相关生命健康数据库的建构,高性能的计算机程序编组业已为主要的研发工具,协同创新开展中医基础理论研究。

中医药学科迎来“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中医学人需要文化自觉,净化心灵,提高治学执教能力。尤其是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者要刻苦攻读古贤经典,明晰国学原理,兼学文化哲史美学,开放吸纳中外科技文明进化的成果。树立优良的学风、作风、文风,成为振兴中医药事业中坚骨干。

(摘编自《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2年第28卷第1期)

从中医思维谈经典学习的五观六势

 (2022-05-25 04:38:57)[编辑][删除]


时间:2022-02-16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3版  作者:李奕 庞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药事业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医药抗疫新功不断,“三药三方”在缩短核酸转阴时间、截断病程演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医药科学原理解读、经典思维创新的一次生动实践。

基于这一背景,我们不禁延伸出对中医思维认知的思考:中医思维在中医学中具有怎样的基础性地位?如何以中医思维为导向,明确中医药的时代定位,走出高质量发展之路?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日趋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挖掘中医特色优势,实现与现代科技的有效对话,夯实守正创新根基?这些问题是我们创建中医思维科学体系、认知模式、发展路径的过程中亟需解决的关键命题。

中医思维方法与模式

中医药学是一门实践医学,其思维方法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为基础,来源于临床医师对诊疗过程的归纳演绎、逻辑推理、悟性判断。中医思维方法广义上是指以中医理论为框架体系,融入中医医师临床诊治疾病思维过程及思维活动的方式、方法,具体又包括辐合思维、逻辑思维、经验思维、系统思维、象思维等,以及固着、定势、顿悟等思维技巧。

中医思维来自临床实践的同时也指导着临床实践。中医思维的体系复杂,众多医家常在诊疗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临床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取得是在临床经验、经验传承的基础上,医家经过理性思考、采集信息、处理信息、慎思明辨的结果。中医医师的遣方用药过程就是逻辑思维的体现过程,方剂之间的推演变化是方法叠用、诸法合方,药物之间的圆机裁减是方之加减乘除法。具体来看,中医的思维方法主要包含整体观念、恒动观念、辨证论治,这是天地人思想、形气神思维、五行理论、脏腑理论的辩证统一。

作为一门以文、史、哲为发展基础的医学学科,中医药学在思维方法、思维模式、思维技巧上有其特殊性与独立性,由中医临证的学习逐渐过渡为对中医思维的学习是每位中医医师的必经之路。在创新和拓展中医思维道路的过程中,众多医学科学家、教育家都对中医思维的发展做出重要论述,如方药中立倡辨证论治七步,中医学家冉雪峰强调一融三合思维,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提出象思维理论,都从不同层面对中医临床思维进行了深刻、生动的诠释。

把握经典学习五观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医经典是中医药文化的瑰宝,是中医学永恒的生命动力,其在推动中医药传承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中医经典的形成过程就是古代先哲在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后,将中医思维融入所见所得进而加工整理出的理论认知,因此,对于中医经典学习我们要牢牢把握“五观”:

一是要具有语境还原、文字考据的历史观。中医经典受历史、地域背景的诸多限制,其语言常有其特殊性,学习经典首先要具备历史观思维,只有回顾作者所处的年代,将自己置身于历史的大背景下,依托史料典籍站在作者的历史视角,回归篇章语境,去认知医家对某一疾病病因病机的思维过程,才能最大程度地与经典对话领会医家撰述本意。

二是要具有提纲挈领、知常达变的辩证观。辩证思维的本质是辨“易”思维。中医药辨证论治,辨的是疾病因机证,治的是气血阴阳平衡。从《黄帝内经》中自然与人体的普遍规律到《伤寒论》疾病传变的变化实质,这些经典理论的思维模式都包含着中医“易”思维,这种思维的体现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言之辩证观。对于经典理论的思考,我们要在通读全篇的基础上,以动态的思维视角体悟疾病的变化规律,回归中医证治本源。

三是要具有横纵联合、前后对勘的整体观。整体观的认知思维是中医思维的核心体现,整体观强调局部与整体的和谐统一,着眼于宏观世界中自然界与人的协调统一,着眼于微观视角中微观指标与物质能量代谢的有机结合。针对经典的学习要融汇中医整体观,对经典前后文所述文字要有整体的思索与考量。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指出:“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对于经典的学习亦是如此,既不能纠结某字某句亦不能拘泥某篇某章,更不能在不经思考及临床实践指导下对经典肆意解读揣测。

四是要具有兼爱博采、批判继承的科学观。中医经典古籍浩如烟海,流派众多,精彩纷呈,其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辨病思维绝不是绝对的真理。我们对待历代医家的观点一定要做到敬其所异,爱其所同,兼爱博采,批判继承,学习经典既要有理性的思考,也要在逻辑严密的推敲下有所学所悟,并将其转化为新的知识,提高中医认知层次。

五是要具有承古求用、纳新求好的实践观。思维认知的结果是形成逻辑化、概念化的思维习惯,最终落实于工作实际,或指导于临床实践或著书立说传及后世。古人观象于天,观法于地,借助观察的方法去认识了解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与法则,这种从实践中采集信息的方法是中医思维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基于对古代经典理论与经典名方的思考,在现有科学技术的指导下,挖掘好、利用好中医经典宝库,以经典指导科研、临床实践,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深化中医经典理论研究、经典名方研制工作,这是历史赋予中医药人的伟大使命,也是打造中医药“金字招牌”,唤醒中医药守正创新自觉,引领中医药前瞻性、引领性发展的时代观照。

坚守经典学习六势

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笔者认为,坚持中医药科学原理解读,中医药循证发展,中药现代化创新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让中医经典在新时代背景下迸发出新的生机活力,离不开广大中医药人的努力。

对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典与现代的结合、传承与创新的结合,笔者认为要坚守经典学习的“六势”:

一是要突破原有思维定势。思维方式的取得往往是重复学习与经验积累的结果。思维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积淀,才得以形成确立。在学习经典的过程中,读者往往以自己的视角去理解经典。这种独立性的思维方法虽可避免受他人干扰,但往往也会造成思维定势,思考问题囿于一隅,片面且局限。突破思维定势是梳理思维脉络,形成适于现代诊疗模式、诊断思维、制方用药思维的重要过程。

二是要把握经典传承趋势。201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向外界传递出中药审评机制不断完善的重要信号。随着中医药学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过程中的不断发力,中医经典医籍精华的研究已是目前趋势所在。

三是要挖掘经典主体攻势。找准发力点、落脚点,更为精准有效地推动中医药在新时代的跨越式发展。

四是要发挥经典原创优势。发挥中医学哲学与科学的双重属性,探究和把握原创理论现代化应用的客观规律,实现与近代自然科学的有序对接,用几千年的发展道路、发展经验指导中药新药研发等创新性工作。

五是要强化经典和科技前沿合势。坚持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的中医药守正创新工作,将人脸识别、形体识别、气味识别、人机交互、生物流体动力学等科技前沿技术融入中医经典的研究。

六是要聚焦经典学习常势。将种类更多的中医经典融入师承教育、院校教育,由点及面,并落实至基层。

中医医师要将对中医经典的学习转变为一种习惯,做到重复阅读,常读常新。

《素问·举痛论》言:“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中医药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的思维与智慧是经历几千年的医学实践而得出的结果,其基础理论、基本研究方法都已得到历代医家的公认与证实。

我们在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的过程中,既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也要从中医思维的本质出发,坚持中医药多领域多学科的研究发展与跨界融合,推动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与实质性进展,让世界以更加全面客观的视角认识中医药,推动中医药的国际交流,使之成为更具时代价值与意义的“国家名片”,我们有理由相信,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伟大梦想终会由理想照进现实。(李奕 庞博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哲学是能说明白的科学哲学

 (2022-05-17 13:31:35)[编辑][删除]
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的背后,反映了中西方哲学的一种交融碰撞。只有明了中西哲学思维的差异,才能深刻理解中西医何以不同,而中医哲学任莫大焉——

摘自2022-5-16中国中医药报
本报记者  徐婧
刘长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国象科学观》。
中医的基本理论以哲学为基础,借用中国传统学术的类比思维、辩证思维、整体观念,以阴阳、五行、元气等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体内部脏腑之间的关系,阐明有关人体疾病的病理、诊断、预防、治疗等问题,指导临床实践。
从哲学角度,如何看待中医药疗效?中华传统哲学中有没有能够产生科学的认识论?中西医学之间如何在哲学层面进行沟通对话?针对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长林。
中西医反映了中西方哲学思维的差异
记者:从哲学角度,如何理解中西医的差别?中医与哲学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刘长林:中医以天人合一的观点看世界,故中医学所揭示的是人身在日常生命过程中呈现的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
凡是接触过中医基础理论的人都会感到,中医学有很强的哲学性。其实,任何一门具体科学,都必与某种哲学发生一定的联系。无论西方还是中方,一切具体科学都会在认识取向和认识方法上受到某种哲学的决定和影响。只是哲学观点不同,其对科学发生作用的形式和产生的效果有不同。
那么,为什么中医学显得哲学性特别强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医学属于自然整体层面的科学,而西医学以及众多西方其他科学学科,则属于还原论性质的科学。中医学作为自然整体层面的科学,它要求将人之生命个体放在天地万物自然状态的全部关系之中,从天地整体的角度来观察和揭示人个体生命过程的规律。而哲学是研究天地万物最具普遍性的原因和法则的学问,所以中华传统哲学的一些重要成果正好用来作为中医学研究人之生命过程的起点。这就使中医学与中华传统哲学建立起特别直观的连接关系。事实上,中医学走自然整体科学之路,也正是由中华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决定的。
而西医学及其他还原论科学,为说明研究对象的本质和特点,依照还原论的理论则偏重于划清事物与事物、领域与领域的界限。还原论强调,整体由组成部分构成,组成部分决定整体。为了弄清事物的本质,就必须先弄清构成该事物的部分。这样的认识路线决定了科学总是主要向本学科所研究对象的内部用力,越是向前发展,其学科领域的界限就越严格、越收紧。因此,还原论科学虽然与相关的哲学总会保持必不可少的关系,但各行其是,界限分明。事实上,西医学及其他还原论科学具有上述取向,也正是由它们所选择的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决定的。
中医学与中华传统哲学在一些内容上尽管有叠加关系,但今天的中医学早已是一门成熟的具体科学,即人的医学,而不是哲学。中医学明确的特定目的和任务是揭示人之生命的特殊规律,以维护和恢复人身的健康。中医学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人个体生命生、老、病、死的过程。中医学与中华传统哲学相叠加的内容,也都是为了用以实现上述目的和任务。而中华传统哲学的目标,则是建立体现中华文化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见,笼统地称业已成熟的中医学为哲学,可能会曲解中医与哲学的关系而造成混乱。
记者:中西医的不同背后是否反映了中西方哲学思维的差异?您能具体谈一谈吗?
刘长林:中西医不同的背后,的确反映了中西方哲学思维的差异 ,我想主要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首先,中西方对时空的选择不同。
中华传统以时间为本位,以空间为从属,从时间的角度看待空间和万物的存在;西方传统以空间为本位,以时间为从属,从空间的角度看待时间和万物的存在。由此,决定了西方文化的主流偏向以空间为主,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偏向以时间为主。这种时空偏向在科学、人文、审美诸领域,皆可实证。
其次,时空选择的不同,决定了或直接联系着中西方采取不同的主客关系。而主客关系是决定如何认识世界、如何对待天地万物的出发点。
中华传统以时间为本位,时间体现为天地万物的过程。时间的特性是持续和变易。时间一维,不可回逆,不可分割,不可占有,只能共享,不能分享。在时间的范畴内,主体与客体之间显示统一与平等的关系。故中华传统主张天人合一,因顺大化,在大化流行的过程中认识世界,调控万物,在尊重天地万物天赋本性的前提下,为实现天地万物共存、共荣、共享而从事一切可能的发明创造。这就是老子所谓的“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内经》则以“顺”为一切治事的基本原则。
这样的主客关系要求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不作预设,不干预、切割、控制客体,完全尊重事物本来的生存状态,然后观察其自然而然的变化,找出其自然变化的法则。中医的许多理论,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概括出来的。
西方传统以空间为本位,空间一般体现为事物之形体,也称“实体”。空间的特性是并立和广延。空间可以切割、占有,只能分享,不能共享。而且,只有在切割和分解中,才能显示空间的属性。在空间范畴内,主体与客体之间显示差别和排斥,这决定了西方传统的主客关系采取相互排斥的“对立”形式,强调主体对客体可以占有和宰制。这就决定了西方传统在认识过程中,主要采取抽象方法、分析方法、公理演绎方法以及限定边界条件的实验等方法,对客体实行预设、定格、抽取和控制。其所形成的概念和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割断对象的整体联系和流动过程,因而必定去寻找事物相对稳定的内在联系。
第三,基于以上,就使得中西方在认识过程中对“现象”持不同的态度。
中方遵循“法自然”的原则,尊重和不干预认识客体,其面对的就是现象。顺遂事物的自然变化,来认识事物的运动规律,就不能破坏现象,而且认识所指就是现象本身,就是要把握事物现象层面的规律。
《易•系辞》说,圣人“观象于天”“立象以尽意”。《内经》有“阴阳应象大论”。其所说的象,就是现象,就是主张观物取象,并以象的形式或意象性概念来概括和表述现象层面的规律。中医辨证之“证”,正是人身生命自然所呈之“象”。
这里所说的现象,是指事物在自然状态下运动变化的呈现。从内涵上说,现象是事物自然整体功能、信息和各种关系的表现。从状态上说,现象是一个过程,是事物自然整体联系的错综杂陈,充满变易、随机和偶然。可见,现象是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
空间可以分割,而且只有分割,才能显示空间的特性。采取主客对立的方式,把对象首先看作一个空间的存在,事物作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事物的部分决定事物的整体。因此,认识事物就会以分解、还原为基本方法,这必然会主张透过现象寻找本质。所谓透过现象,就是排除和避开现象中纷繁杂乱的随机偶然的联系,从中提取出某些人们关注的要素,在预设或加以控制的条件下研究它们之间的因果必然性。
在自然科学领域,所谓事物之稳定的内在联系,大多表现为构成事物的物质实体和物质实体之间的关系。所以,沿着主客对立的认识路线前进,势必要走向还原论,将整体还原为部分,而认识的重心就在把握运动着的物质和物质如何运动。如是,无疑能够取得相当的认识效果,但这样做的结果,会把丰富、生动和个别的、各种不稳定联系、与认识主体的联系,即现象丢失了。这正是西方传统认识的特点。
第四,中西方传统哲学关于世界本原,看法不同。
中方传统哲学主流认为世界本原是元气。西方传统哲学主流认为世界本原是实体,其中相当多的人认为是物质实体。本原被认为是一切存在和运动变化的最终根据。
元气与物质有本质差别,是在以时为正、天人合一观念制导下的重大发现。其根本特性,突出有二:一是无形,“细无内,大无外”,属无限性存在。其存在的特征在于气化。二是有特殊的灵性功能,与天人合一的道德精神相合,能够与人的意念连通。
物质实体的根本特性是广延,故物质有形,属有限性存在。物质与能量可以相互转化,但二者至今未发现能够直接与人的意念连通。
我认为,以上四个方面系中西方哲学思维的主要差异。之所以形成中西医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其思维理论根源就在于此。
中国没有科学的看法是对中华文化的误判
记者:中西方哲学有何相通之处?反映在中西医学上有什么特点?
刘长林:我认为,总体看,中西方传统文化,包括哲学,是对称互补的关系,相比中方偏阴性,西方偏阳性。二者既有本质差异,也有相通之处。就哲学而言,中西方传统哲学都有自己的一套相对完整的世界观本原论和方法学认识论,都能对认识世界、发现客观规律起决定方向和选择层面的导引作用。
近百年来,直至今天,学界有一种颇具影响的观点认为,中华传统哲学只重视人自身的道德修养,而缺乏甚至没有发现客观规律的认识论,所以中华传统文化中没有科学。这种看法是对中华文化和人类科学的严重误判。他们强调但曲解了中西方哲学的差异,以致没有能看到二者的相通之处。同时,他们也没能正确理解文化以及科学的多元性。
医学研究如何治疗疾病,恢复和保持人的健康。而人的身体与生命是极端高级、极端复杂而又神奇的存在,所以研究医学的方法必须十分精妙。这种高难度的认识活动,势必要求医学科学及其选择的哲学充分发挥和展现自身的作用与功能。因此,无论西医哲学,还是中医哲学,都鲜明地相对全面地显示出该种哲学认识论的特点、长处与短处。
记者:要想向世界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是否需要进行中西方哲学的对话?或者说是否需要向世界传播中国哲学思维?
刘长林:是,而且很有必要。唯有准确、深刻地做好中西方哲学对话,才能明了中医学在人类医学以及整个科学领域中的特殊位置与价值,在本质上划清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理论分界,领悟中医学未来发展的大方向,才能理解并处理好中医学与西医学以及其他西方现代科学的关系。并且,中医药学的价值,不限于“疗效”。除了“治未病”,还有很多其他方面。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中西方哲学的一种交融碰撞。
说明白、讲清楚需将哲学与中医基础理论结合
记者:您认为进行中西方哲学对话的难点在哪里?如何克服?
刘长林:这里要讨论的哲学对话,仅限于哲学认识论方面的对话。
我认为,从理论上分析,难点在于承认:世界存在的无限性、复杂性决定了存在不仅有不同领域,而且有不同层面(维度)。不同领域决定科学须分科目,如物理、化学、生物等,而不同层面(维度)决定科学多元,如以物质实体为本位的科学,以自然整体所呈现象(本质是元气)为本位的科学等。所以在概念上要把科学与科学形态分开。科学的定义,只在于它是发现存在之规律的认识活动和认识结果。不能将科学归结为对某一层面(维度)存在的认识活动和认识结果。承认了科学多元,才能进一步看清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的科技史,以及不同于西方的哲学认识论。
从研究工作上考虑,在哲学认识论上进行中西方对话,无疑需要学者做中西跨界研究。然而我认为,首先需要将中华传统哲学与中医基础理论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这是真正弄懂中华哲学认识论的必经之路和关键所在。
记者:您能从哲学角度对“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提一些自己的建议吗?
刘长林:希望专事中医药的有关方面和个人,要把哲学及其与中医的关系列为不可或缺的必修科目。

一生行走在岐黄路上的外公

  (2022-05-20 05:36:18)[编辑][删除]

摘自2022-5-19中国中医药报
贾文忠 安徽省砀山县供电公司
我的外公蔡书泉(1910—1993)。
外公去世时,灵前的那盏长明灯燃烧得坚定而热烈,像他坚守本心、为中医事业奋斗的模样,炙热、温暖,又锲而不舍。
外公名叫蔡书泉,他生于动荡的战争年代,见过枪林弹雨,见过血肉横飞,见过无数生离死别。正值青春年少的外公曾怀着一腔热血投身报国,参加抗日游击队,奔赴前线,做随军救护的工作。战争结束后,外公做了蔡氏中医济生堂第三代传人。
他自幼聪颖勤学,钟情岐黄医道国学,研习翰墨书法。也许是因对中医有着极大的兴趣,也许是天资聪颖,外公在医学上如鱼得水,不出几年就成为皇藏峪一带有名望的中医。
外公从来都是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开方尽可能便宜,从不以医谋利。用药讲究“中正平和”,都是些极平常的草药,很少用贵重药。外公还经常会给患者开些单方验方,如吃南瓜子治前列腺增生等。他有着沉着冷静的头脑,慈善仁爱的性格,丰富的临床经验,望闻问切的准确判断,这些也都是医家所必需的。外公为人谦逊,从不吹嘘自己的看病效果如何,若有患者问这个病能不能治好,通常他的回答是“试试看”“吃几服药试试”。很多患者说,只要坐在外公身旁,就感到舒服多了。外公在一次次诊治病人的过程中潜心钻研,不停总结经验。“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他面对患者束手无策的时候越来越少,对于很多疑难杂症都有着准确而独到的见解。
外公以“善良仁慈、治病救人”为人生信条。在“文革”时期,外公也遭受了不白之冤,即使自身艰难,依然尽最大的能力帮助乡邻。面对上门求医的人,外公仍以救人作为第一要务,缺少药材时就背着竹筐去皇藏峪山上找,如此几年寻药,倒是把山中状况摸透了,他退休后仍然保持着上山采药的习惯。
山中有座瑞云寺,外公和寺中方丈善一大师本是亲戚,所以每次上山采药,外公都会到寺里与善一大师一起焚香而坐。或许是有着同样的慈悲心肠,二人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我曾随外公上山采药,去过几次瑞云寺,当真是“青苔满阶砌,绿荫遮曲径”。因草药多在山上林深处,外婆为我做了一个驱蚊草药香包随身带着。在山上,每当看到自己认识的药草,我就像发现宝贝一样欢呼。地榆、丹参、透骨草、细辛、七叶一枝花、半边莲……这些外公教过的草药名,我至今记得。
外公生活极有规律。早睡早起,除了出诊应酬,每天吃饭、散步、看书、写字、打太极拳,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规划得清清楚楚。退休后,空闲的时间多了,他便想着把年轻时候的书画重新捡起来。他早晚在书房里练一练,如此长年累月下来,在书画艺术上的进步飞快,成为本地有名的书画家,尤其画兰,堪称一绝。
外公特别节俭,一件衣服可以穿上几十年,真正做到了物尽其用。俭者,简也,减也。外公为自己的书房题名为“静俭斋”,有淡泊宁静和勤俭节约之意。
外公对晚辈的学习又特别严厉,这大概是刻在医者骨子里的一种严谨。记得小时候,我在外公家练毛笔字,因许久没来,心里无比兴奋,在书桌前根本坐不住,练字时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等外公过来检查的时候,一看我写的字歪歪斜斜,脸都气黑了。他沉默着把写错的字圈出来,说了句“错一个字写十张!”我不敢反抗,只得耐住性子写,写得手都酸了也不敢停下来,写完后去吃饭,整个右手都在抖。
外公经常用“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自勉。不仅自己从不停止学习,还以此教导我的大舅和父亲。他很少空洞说教,而是用实实在在的言行去感化,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如今,大舅83岁了,为济生堂第四代传人,在老家彭林开中医诊所,颇有外公之风范。几位表哥作为济生堂第五代传人,也都在中医这条路上刻苦钻研。我的父亲先在淮北开中医诊所多年,后被徐州惠恩堂聘为中医坐诊医生。我的母亲则用大片土地种植了许多草药,比如白芍、红花、党参、板兰根等,老家院子里,有一墙的金银花、一地的车前草。
正因情系乡邻,才得到乡亲们的尊重与爱戴。外公辞世那天,几十里的崎岖山路上,乡亲们自发分班轮换恭迎灵柩。有的是外公曾经的病人或家属,有的是外公资助过的人。他们自发到来,是对外公一生行医生涯最好的见证,我认为,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春满杏林”。
2019年2月,大舅携我的母亲及四位姨母为外公立碑,邀请萧县原文联主席夏智德撰写碑文。夏先生在碑文最后一段写道:“世上大家名人多矣,罕见能获得如此殊荣厚誉者也!呜呼,先生乃爱国爱民之先贤良医,其仁厚救难爱民之精神不朽,美德千秋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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