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之为病，历史悠久，在甲骨文中已有记载，《山海经》中也有贞卜“天下大疫”的记录。据《中国疫病史鉴》载，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其中不乏十分严重的情况，如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三国时曹植的《说疫气》记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明末吴又可在《温疫论》原序中说：“崇祯辛巳，疫气流行，感者多，于五六月益甚，或合门传染”，以至于吴江出现“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幸存”（《吴江县志》）。
中医人与各种瘟疫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对决，开展了力所能及的救治，取得了不少成果，在疫情的控制和疾病的治疗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古代中医是如何认识疫之为病的呢？
疫之病源
受传统文化与认知条件的限制，古人在很长时期为其发病的怪异所迷惑，认为疫病是由鬼神所为。如郑玄注《周礼》时言：“疫，疠鬼也”；《释名》曰：“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之释。《内经》亦有“邪鬼干人”“疠气流行……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的记载。
随着中医学的发展，这种迷信或蒙昧的观点逐渐发生了改变，进而出现疫病是由自然界“疠气”所为，或称之为“毒气”“疫气”“戾气”“异气”“杂气”等，与鬼神则毫不相干的认识。如《礼记》有“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的记述，已认识到疫与气候异常有关。《素问·本病论》曰：“四时不节，即生大疫”“气交失易位，气交乃变，变易非常，即四时失序，万化不安，变民病也”，认为因天地气交异变，破坏了四时节序，影响万物生化规律，进而致疫病发生。张仲景论述时行病时指出：“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并提出“欲候知四时正气为病及时行疫气之法，皆当按斗历占之”。曹植在《说疫气》中提出“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的观点。巢元方认为：“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并进一步总结
“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并做出说明：“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疠气”，还描述此异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其来无时，其着无方”“来而不知，感而不觉”。
吴瑭在《温病条辨》中认为温病中的“温毒”与“温疫”是由疠气、秽浊之毒气所致。此外，还有一种能致疫病的瘴气，又称山岚瘴气、瘴毒、瘴疠等。《医学正传》言：“岭南闽广等处曰瘴气，盖指山岚雾露烟瘴湿热恶气而名之也。”
瘴气主要指南方山林中因动植物腐烂、湿热蕴蒸致病的毒气。
上述疫之病源往往自口鼻而入，即“天牝（鼻之别名）从来，复得其往”（《素问·刺法论》）。吴又可也认为“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温疫之来，邪自口鼻而入”，因而疫之致病多犯肺系与脾胃，并发现“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温疫论》）。
疫之起病
疠气大都毒烈，但并非染之皆病
古代医家认为普通人是否感染疫病与毒性强度及染毒程度相关，但更与人体正气有密切关系。对此，《素问·刺法论》做出了明确解释，即“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还提出了“三虚”致疫说，即：“虚邪”即疫之病源，“天虚”即五运六气的失常，“人虚”即人体正气亏虚。《说疫气》也发现生活困苦者更易染病，
“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温疫论》认为：“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若其年气来盛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则又不拘于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说明戾气致病与否取决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正气的强弱。
正气亏虚有绝对、相对之分
绝对正虚主要指禀赋不足、年老体衰者，相对正虚则指不适寒湿、调摄不周等，造成正气状态一时低下者。此外，疠气加身为害，还要受体质的影响，如《温热经纬》言：“外邪伤人必随人身之气而变，故人身阳气旺，即随火化而归阳明；阳气虚，即随湿化而归太阴也。”
疫之特征
疫病的首要特征是具有传染性
《内经》即有言“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素问·刺法论》），“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若”（《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这些都说明疫病在流行地域，无论男女老少，凡触之者多可发病，且症状相似。《说文解字》解释“疫”为“民皆疾也”，也可作为佐证。巢元方对疫病的描述为“病无长少，率皆相似……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诸病源候论》）。
疫病多发病急骤，病情危笃
疫之伤人，多来势凶猛，发病急骤，甚则染之即发，且变化多端，病情险恶，常因束手或救治不及而亡，甚而造成“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说疫气》）。清代余师愚发现疫疹“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疫疹一得》）。
疫病多为一气致一病
疠气种类不一，致病各异，也就是说，每一种疠气所致之病，均有各自的临床特点和传变规律。而同一种疠气对人体的致病部位具有亲和力，或特异性与选择性，即某一疠气可专门侵犯某脏腑经络或某一部位，因而往往同病者同症。
疫之防治
疫之未感重在防
《内经》中确立的防疫基本思想主要有两点：一是避毒，因疫性大都毒烈，在疫已至而未感时，“避其毒气”（《素问·刺法论》）就成为简单实用的明智之举、上策之选（《汉书》有载对“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二是养正，即顾护正气，其实《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列举的各种养生防病措施，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都可作为平时的防范举措。
后世医家还根据疫之种类与特点，摸索出许多避疫的方法，如选用芳香辟秽的苍术、木香、蜀椒、乳香、降香，以毒攻毒的雄黄，清热解毒的贯众、升麻，补气之人参等药物或制剂加以防护。
疫之已染重在治
疫自外来，为病伤人，法当清除祛之。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中医祛邪举措蕴含着谋略与智慧。
一是予邪外出，因势利导。即给邪找出路，邪祛正自安。具体可遵循《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因其轻而扬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也可参照《温病条辨》的认识：“凡逐邪者，随其所在，就近而逐之”“逐邪者，随其性而宣泄之，就其近而引导之”。临床最为常用的有汗、下等方法。
二是改变环境，毁其所依。自然界存在着“同气相求”的规律，因而疠气加身，每有内应。若改变其内环境，消除其立身之基，同样可使疫毒之邪无法容身。就临床所见，许多疫毒无论寒温，都与体内的湿邪有关，每以内湿作为其生存土壤，通过化湿、燥湿或利湿等方法以清除湿邪，进而使毒无所依而难为害。
三是针锋相对，对抗纠偏。疠气犯人，往往来势汹汹而不可挡，耗气伤津而致危难挽，此时须当机立断，遏其病势，阻其妄为，以“热者寒之”“实者泻之”等为则用药，如常用清热解毒、清热通腑、清热利湿等，以纠正邪侵造成的阴阳失衡。但这种强力抗邪，易致两败俱伤，正气虚极甚至会得不偿失。
中医所论疫病大抵是指由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现代医学从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三个方面入手研究，使大部分已知传染病的防治取得突破。由于细菌、病毒等的变异，新传染病仍然不断出现。中医治疗疫病多采取扶正祛邪、整体调理、顺势而为的方针，在2003年的SRAS及新冠肺炎中都充分显示出了优势。笔者坚信，中医战“疫”大有可为。（河南中医药大学
朱光）
数千年的中医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发掘这些经验将有助于预防控制疫情，提高临床疗效。
成书背景
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江苏苏州人吴又可撰述的《温疫论》是中医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之作。据《吴江县志》记载，1642年前后，苏州一带连年疫病流行，每一次疫病都造成了巨大伤亡，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幸存。正如吴又可在《温疫论》原序中所言：“崇祯辛巳，疫气流行，感者多，于五六月益甚，或合门传染。”当时的医界对疫病认识不足，因疫病初期与伤寒或感冒相似，故救治感染人群多采用治疗伤寒之法，结果死人甚众。面对这种惨烈的局面，以济世渡人为己任的吴又可发出了“守古法则不合今病，舍今病而别搜古书，斯投剂不效……千载以来，何生民之不幸如此”的悲叹。于是，他“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与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方法”，从病因、病机、临床表现、治疗、方药等方面对当时流行的疫病阐述了独到的认识，著书《温疫论》，惠泽后人。
防治疫病的理论特色与临床经验
在《温疫论》开篇，吴又可就以创新的思维质疑了中医学旧有瘟疫理论，指出当时那场瘟疫的病因并非传统认识的“非其时有其气”，其“非风、非寒、非暑、非湿”，而是“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感染者“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传播途径为“自口鼻而入”。他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临床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疫病的病位“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
温疫初起的临床表现与治疗
《温疫论》详细描述了当时温疫初起的临床表现和发展规律，即：“温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明确指出了在温疫感染的初期阶段，患者首先出现恶寒症状，然后由恶寒迅速转为发热，以后处于发热持续状态。该病发展速度较快，一般在2~3天内就容易出现危重状态。这与新冠肺炎的初期临床表现及发病规律规律相类似。针对温疫初起之证，吴又可潜心研究，并求证于临床实践，创制了治疗温疫初起的基本方剂达原饮（原书组成：槟榔二钱、浓朴一钱、草果仁五分、知母一钱、芍药一钱、黄芩一钱、甘草五分），结合随证加减，有效地缓解了当时的疫情。
吴又可认为，在温疫初起阶段，尽管一些患者具有恶寒、头痛、身痛等与伤寒相类似的临床表现，但由于温疫之邪和伤寒之邪的性质和病位都不相同，所以不可完全按照伤寒之法救治。一如他在《温疫论》中所言：“其时邪在伏脊之前，肠胃之后，虽有头疼身痛，此邪热浮越于经，不可认为伤寒表证，辄用麻黄桂枝之类强发其汗。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表气，热亦不减……宜达原饮”。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灵魂。虽然同是感染疫邪，但感邪有轻重、体质有盛衰、感染人群有千差万别的病因，这些因素导致病人的病情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临床经验丰富的吴又可又提出了达原饮的临床加减，彰显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特色。“凡疫邪游溢诸经，当随经引用，以助升泄，如胁痛、耳聋、寒热、呕而口苦，此邪热溢于少阳经也，本方加柴胡一钱；如腰背项痛，此邪热溢于太阳经也，本方加羌活一钱；如目痛、眉棱骨痛、眼眶痛、鼻干不眠，此邪热溢于阳明经也，本方加干葛一钱。证有迟速轻重不等，药有多寡缓急之分，务在临时斟酌，所定分两，大略而已，不可执滞”（《温疫论》）。
达原饮治疗温疫初起的疗效，在书中也有详细记载：“间有感之轻者，舌上白苔亦薄，热亦不甚，而无数脉，其不传里者，一二剂自解”。
温疫急性期的临床表现与治疗
温疫的发展速度迅疾，一般在2~3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进入急性期或严重阶段。吴又可在《温疫论》中以发热程度、舌苔变化、意识状态为主要诊断指标，介绍了温疫急性期传变规律和相应的治疗方法，体现了中医学简、便、验、廉的临床特色。继温疫初起2~3天之后，感染者发热程度明显加重或体温持续升高，其舌苔白或纯白，舌苔较以前明显增厚，甚至厚如积粉。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及时服达原饮治疗。如果在早晨服达原饮1剂后，一般中午前，约3~4小时后，患者舌苔就由原来的白厚如积粉转为黄色。这显示病情得到缓解。
如果服用达原饮未能缓解，病情进一步发展，邪气内陷。此时临床表现为舌根先黄渐至中央、高热烦躁、脉长洪而数、大汗多渴等。此时主要病机为“邪气适离膜原，欲表未表”，侵犯阳明胃经所致，宜及时用白虎汤（石膏、知母、甘草、粳米）随证加减治疗。
如果病情未能在阳明经证期得到控制，继续进一步发展，此时患者易出现舌上纯黄色，甚至通舌变黑生刺，鼻如烟煤，并伴有烦躁、高热等症状，这是邪毒最重的状态。疫邪侵入阳明之腑导致恶阳明腑实证，应当“急投大承气汤”（大黄、芒硝、枳实、厚朴）。这是张仲景的急下存阴退热之法。如果服大承气汤后在傍晚时能够排出大便，一般至夜半热退，次日清早鼻黑苔刺消失。
邪伏膜原—阳明经证—阳明腑实证是吴又可依据临床实践总结出的疫病传变基本规律。然而，在临床实践中，温疫的发展变化是比较复杂的。诚如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所言：“此一日之间，而有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所以临证不可拘泥于此，应当审因论治，随证变化加减治疗。其中，最关键的是用药要及时，药量要达到有效剂量，即“早期、足量”，不可迟缓或投缓剂。吴又可在此谆谆告诫：“因其毒甚，传变亦速，用药不得不紧。设此证不服药，或投缓剂，羁迟二三日，必死。设不死，服药亦无及矣。尝见温疫二三日即毙者，乃其类也。”
阳明经证、阳明腑实证与新冠肺炎的相关性
临床表现类似
阳明经证乃火热之邪侵犯阳明经所表现之证，其主要临床表现为
“目痛、鼻干、唇焦、漱水不欲咽，脉长”（清·程国彭《医学心悟》），病情严重时多表现为身大热、大汗出、大渴引饮、脉洪大的病象。依据上述阳明经证的常见症状可以认为，阳明经证与肺炎或新冠肺炎的临床表现特点基本吻合。
理论密切相关
清代乾隆时代名医黄元御以渺目之恨，苦究岐黄精义，认为“手阳明以燥金主令，足阳明土也，从子化气而为燥”（《四圣心源》），实乃发陈出新之论。明确肯定阳明经证的临床表现以肺金病理特点为主。
中医学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主气，上连喉系，下通心肝之窍。司呼吸出入居上以镇诸脏，而压糟粕，以行于大肠，出纳清气，以出浊物”（清·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肺》）。虽然中医学之肺并不等同于西医学解剖之肺，但依据二者均具有“司呼吸”的功能，可以认为中西医之肺在这一点上应当是基本一致的。
“肺与大肠相表里”的机理表明，肺气的功能与大肠的功能密切相关，二者相互影响，肺气宣发，大肠之气畅通；大肠之气郁滞，易引起肺气郁滞，甚至出现气郁化火的病理表现。因此，中医学常用宣肺之法治疗便秘，也常用畅通肠腑之法以宣通肺气。张仲景用大承气汤治疗阳明腑实证，急下存阴退热就是“肺与大肠相表里”的具体实践应用。
综上所述，《温疫论》中吴又可总结的温疫初起之后，依次出现的阳明经证与阳明腑实证的传变规律与新冠肺炎的临床表现基本吻合，其相应的治疗方法在此次疫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值得借鉴。当然，《温疫论》内容丰富，不能尽述，本文所列，只是举例，意在抛砖引玉，以待医界进一步发掘。（刘子志
广州中医药大学 张曼 广州医科大学 尚文璠 广州市延瑞堂第一门诊部）
国医大师张大宁谈“清肺排毒汤”：内外兼治，珠联璧合
(2022-05-15
16:48:34)[编辑][删除]
清肺排毒汤是当前公认的治疗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疗效肯定的中药方剂，也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向全国推广的有效方剂。
方药组成
麻黄9g，炙甘草6g，杏仁9g，生石膏15~ 30g (先煎)，桂枝9g，泽泻9g ，猪苓9g，白术9g、茯苓15g，柴胡16g，
黄芩6g，姜半夏9g，生姜9g，紫菀9g，冬花9g， 射干9g，细辛6g，山药12g，枳实6g
，陈皮6g，藿香9g。以上21味中药饮片，水煎服，每天1剂，早晚两次，饭后40分钟温服。如有条件，服药后可加服米汤半碗至一碗。3剂药一个疗程。石膏用量随发热情况加减。
方剂来源
本方剂来源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共计21味中药，可看成麻杏石甘汤、五苓散、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4个经方组成，也可看成为八个经方组成，即除上面4个经方外，还内含厚朴麻黄汤、小青龙加石膏汤、越婢加半夏汤、苓桂术甘汤。其中麻杏石甘汤、小柴胡汤和五苓散出自《伤寒论》，余五方出自《金匮要略》。
麻杏石甘汤：《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方以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清代柯琴在其《伤寒来苏集》中校勘为：“无汗而喘，大热者”为佳。本方宣肺清热，止咳平喘。用于外感发热或高热，咳喘气急者。
小柴胡汤：《伤寒论辨少阳病脉证并治》：“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
方以柴胡、黄芩、人参、半夏、甘草、生姜、大枣。能和解少阳，退热止呕，用于伤寒少阳证之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厌食喜呕，口苦咽干者。
射干麻黄汤：《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方以射干、麻黄、生姜、细辛、紫菀、款冬花、五味子、大枣、半夏。能宣肺散寒，除痰下气。用于咳而上气，咳痰不利，喉中水鸡声者。
厚朴麻黄汤：《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方以厚朴、麻黄、半夏、五味子、细辛、干姜、杏仁、石膏、小麦。能止咳平喘，散饮降逆。用于咳嗽喘逆，胸满烦躁，咽喉不利。
小青龙加石膏汤：《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龙加石膏汤主之。”方以麻黄、芍药、细辛、干姜、甘草、桂枝、半夏、五味子、石膏。能散寒解表，温化寒饮，兼清郁热。用于咳嗽气喘，烦躁心悸，并见风寒表证者。
越婢加半夏汤：《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方以麻黄、石膏、生姜、大枣、甘草、半夏。能宣肺泄热，降气平喘，化饮祛痰。用于外感风热，水饮内作之咳嗽上气者。
苓桂术甘汤：《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方以茯苓、桂枝、白术、甘草。能温阳化饮，健脾利水。用于痰饮内停，气机不利，所致胸胁胀满，气逆目眩者。
五苓散：《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方以猪苓、茯苓、白术、泽泻、桂枝。能利水渗湿，温阳化气。用于太阳腑证蓄水证，症见外有表证，内停水湿，水入即吐。
方药分析
清肺排毒汤从功效上讲，突出内外兼治的原则，即外治邪毒之气，又内祛痰湿之邪，兼顾护阳气。外治邪毒时，其以麻杏石甘汤宣清，小柴胡汤和解，配以射干麻黄汤加减以排毒退热，既可清热毒又能祛寒毒，以清热毒为主，一箭双雕，确为上乘至妙之法。治内方面，因有痰饮湿邪内停，脾阳中气不运，气机升降被遏，致咳喘气逆不舒，心烦呕恶不止。方中以苓桂术甘汤、五苓散温阳化气、利水祛湿，且佐白术、桂枝，健脾补气之中尚有温补肾阳之力，使阳气得充，水湿乃除。
尤其要提的是，清肺排毒汤中还含有的厚朴麻黄汤、小青龙加石膏汤、越婢加半夏汤，同样外可宣肺排毒，内可除痰饮水湿之邪，内外兼治，尤以服药之后“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且调和胃气，确符《素问刺法论》中“避其毒气”和“正气存内”的内外兼顾治疫原则。本方取名“清肺排毒”者，以“清解肺中邪气，排除疫冠邪毒”也。纵观全方，组方用药准确无误，配伍精良，严谨无隙，珠联璧合。
治疗病症
新冠肺炎属中医“瘟疫”，《集韵·平声·魂韵》：“瘟，疫也。”《说文解字》：“疫，民皆疾也。”瘟疫即指流行性急性传染病，正如《素问遗篇刺法论》所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这里的“瘟”字即“传染”而言，而非“温热”辨证之义。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临床分为四型，即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清肺排毒汤主要适用于轻型、普通型、重型患者，危重型患者救治中可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合理使用。
前已论及，清肺排毒汤为内外兼治主方，而新冠肺炎的轻型、普通型均以“外感发热，咳嗽气急”为主症。前者呼吸道症状较轻，完全符合该方适用范围，临床上可灵活加减。外感症状多一点，可根据患者寒热情况加减。对于呼吸道症状如咳喘气逆等，则可调整药物剂量。对于内在的痰湿水饮，可临证调剂补气、利水之药，遂以一方而收全功。至于重型患者，与中西医配合可以较快起效。
疗效前景
总之，清肺排毒汤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成功使用，充分证实了中医药在治疗疾病尤其是急症治疗中的特点和优势，打破了中医不能“治病”、不会治“急症”，只会养生保健的言论。我们有充分的实践证实，中医学既能治未病又能治已病，还能治急症，尤其在新冠肺炎这种人类新发、复杂、传染性强的疫病中能发挥重要作用。
中医防治疫病，注意大小便通畅很重要，中医辨治各种急热性病症中，历来重视“下法”，《内经》曰：“土郁则夺之。”
金元四大家之一张从正重视脾胃，主张祛陈、洁肠胃。他认为“土郁之为夺，虽大承气汤亦无害也”，并举大承气汤之药论：大黄苦寒，通九窍，利大小便，除五脏六腑积热；芒硝咸寒，破痰，散热，润肠胃；枳实苦寒，为佐使，散滞气，消痞满，除腹胀；厚朴辛温，和脾胃，宽中通气。
张从正常以大承气改作调中汤，并加姜枣煎之。此药“治中满痞气，不大便者，下五七行，殊不困乏，次日必神清气快，膈空食进”，并说明“量病之微甚，中病即止，不必尽剂，过而生愆”。
现代医学认为，肠道菌群健康于与人体免疫力息息相关，此与张从正“下之则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荣卫昌”的理论不谋而合。
明代医家吴又可在其《瘟疫论》中强调：“温病下不厌早，瘟疫在于下其秽恶。”他又明确指出“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并指明其作用为“邪为本热为标，结粪又其标也”。吴又可讲：“瘟疫可下者约三十余症，不必悉具，但见舌黄，心腹痞满，便于达原饮加大黄下之……实为开门祛邪之法。”
（许厚仁）
从系统科学看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原理
(2022-05-20
10:38:57)[编辑][删除]
摘自2022-5-19中国中医药报
陈云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系统科学是以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从系统和整体的角度，探讨复杂系统的一般机理与演化规律，发展出优化和调控系统的方法并指导应用的科学，其研究方向是各种系统的复杂性。系统中医学是中医学与系统科学交叉于人的复杂性的现代研究和分支学科，着力于发掘和阐明传统中医学中的朴素系统论思想并进行现代化继承和创新研究，也是中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医药全面、深度参与中国疫情防控救治，效果显著。从系统科学来看，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有效和成功的原理，关键在于认识和遵循了人的复杂性及人与病毒关系的复杂特性和规律，通过中医诊断体系分析理清病变机制，给出相应的方药技法调控遭受病毒侵袭的病变系统，最终恢复人的健康态。
中医药的思维方式是系统论性质的，其几千年的实践如实地遵循和驾驭着人的生命及其健康与疾病的复杂性，而这正是现代系统科学正在研究和揭示的复杂特性和规律，因此，只有以系统科学解读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原理，才能如实地阐明和揭示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科学内涵。
新冠肺炎的发生机制
人是典型的开放复杂巨系统，与天地自然母系统有着复杂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疫疠之毒”与外感六淫之邪相合，由口鼻或皮毛等“开放窗口”入侵人体，与人体内原有伏邪（正虚/邪实）结合，直接或者间接侵袭子系统及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干扰破坏机体的稳态或者有序化，从而产生病症危害健康，这便是从系统的角度来看，新冠肺炎这类“疫病”的发病特点和机制。
根据新冠肺炎发生以来众多研究汇总首发症状以发热为主，但也不局限于发热，伴有干咳、乏力、肌痛、胃脘部痞闷、腹泻便秘等症状，随着病情发展，可能引起肝肾等脏器损害，重者危及生命。按照中医的辨证体系分析其发展演变：根据卫气营血辨证，邪袭肺卫，酿热蕴毒；从卫分传入气分，由气分及营分，气营两燔，毒瘀互结（由表及里的过程）；根据脏腑辨证，肺藏通过口鼻与外界相通，当疫疠之毒侵袭损伤肺络，肺体受伤，肺失华盖之保护作用，毒邪结合痰湿淤，疾病传变损及脾胃肠、心、肝、肾等（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根据三焦辨证，邪袭上位，首先是上焦肺系症状为主，继而发展和/或合并中焦脾胃系统，继而和/或合并下焦肾膀胱症状（由表及里的过程）；根据六经辨证，起病为太阳、少阴表证，继而发展和/或合并半表半里之证，继而发展为和/或合并阳明/太阴里证（由表及里的过程）。
辨证论治是中医独到的关于“病机—病证—病候”的病变诊察系统，在保持系统整体性的基础之上，根据“司外揣内”“以象测藏”“以常衡变”“因发知受”等方法创立了多种辨证论治体系，从不同的维度和角度来辨别疾病的发展演变。从以上分析可知不管哪种辨证方法，均认为新冠病毒感染人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入体后出现连锁反应或者蝴蝶效应，最终出现多系统先后或者同时受损或者各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症状，导致人系统严重失序、失稳、失健。
从耗散结构理论看中医关于新冠肺炎发生、发展、调控原理
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1969年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提供了以物理学原理认识和解决生命与疾病问题的途径。即将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而形成的新的有序状态的结构称为“耗散结构”。人系统的特性：第一，存在着“生气通天”的系统开放特性。第二，系统以“升降出入”“五行自稳”“阴阳自和”等自主调节机制保持自身远离“热力学平衡”。第三，系统内部诸多要素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如脏腑之间的“五行生克乘侮”关系、气血精津液之间的互化互生关系、阴阳之间存在着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和相互转化等关系、经络之间存在着表里、属络、交会、流注等非线性关系，以上满足了耗散结构的三条必备条件。
健康状态下的人通过自主耗散保持系统的有序稳定，疾病状态下，中医通过中药、针灸、艾灸、推拿等方药技法以强制医药力量调节以上这三方面条件，改善机体的耗散能力，增加“排熵”恢复系统的有序稳态。这里引用热力学概念“熵”来表证系统的无序化状态。在中医的理论体系中，创造出“邪”“毒”等概念用以表示致病因素。针对引起新冠肺炎的六淫之邪与疫疠之毒，在预防与初起阶段，中医通过“解表”即改变系统的开放条件以达到“祛邪”“祛毒”的目的。中医的解表之法众多，根据邪气性质不同，分为“祛风解表”“散寒解表”“祛湿解表”等；当邪气侵袭入里，引发体内一系列连锁反应，系统紊乱失序，并且产生众多病理产物如“内生五邪”“七情六郁”、痰饮、淤血等。此时的调理需要解表与通里、扶正与祛邪结合。中医总结创立出“治病八法”，包括“汗、吐、下、和、清、消、温、补”，即根据邪气在人体的不同部位及引起人的不同反应而设的处理方法。其中“汗、吐、下”均为从皮表、口、大小便排邪，“清、消”为杀伐邪气的对抗式治法，“和、温、补”是增强机体的自主调节能力，寓扶正于祛邪。在系统辨证论治中，中医同时会根据邪气当量来调整治疗方药技法的量比，这种辨证论治与钱学森先生处理开放复杂巨系统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的系统工程方法实际上是一致的。最终中医通多靶点的负熵化过程，帮助系统恢复有序稳定，实现健康。（见右图）
从图示原理可见：
第一，中医治疗新冠肺炎，早期因势利导、解表祛邪，增加系统的开放度，可以将毒邪尽快驱离人体，因此可以降低轻型、普通型病例转为重症，缩短病毒清除时间和改善轻型和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预后。古人早有方略，如吴又可《温疫论》曰：“大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
第二，直接“祛熵”的对抗病毒的方法仅仅是调控措施的一部分，所谓对抗病毒的精准治疗，中医有更深入的认识，一是体外病毒及病毒入体后不尽相同，致病方为邪，邪气袭人后，与体内伏邪相合或继发内邪，内外邪气胶着，即现代医学所见病毒导致了炎症、免疫的失调等，这导致单靶点抗病毒不能完全治愈新冠肺炎患者。而且新型冠状病毒侵袭人体后不断复制，过程中为了不断适应宿主，核苷酸结合位点会不断发生突变而产生变异。这导致抗病毒特效药研发滞后且困难。中医根据“外邪感人，受本难知，因发知受，发则可辨”，所攻之邪为通过辨证分析出的发病之邪，即侵犯人体后与人系统内邪相互作用之后的毒邪，因此治疗的针对性较好。二是中医药攻杀毒邪，始终有“排熵”贯穿始终，“汗法”“吐法”“下法”均是针对体内邪气而言的，将入侵外邪、继发内邪及内外胶着裹挟之毒清除体内，使毒邪无所依附，才是相对彻底的根除治疗。中医精准治疗的根本是系统化基础之上的个体化，注重的是个体全过程、全要素的系统性特征。三是在药效评价方面，以药方或者药方中某一味药进行体外病毒研究是目前主流的科研思路，但符合临床实际的评价要将药的个性与方的整体性区别认识，方剂的合群之妙并非各种单味药功效的加减。应遵循中医“方从法出，法随证立”的“方证对应”原则拟方用药，评价使用方药前后宿主体内病毒活性及含量，同时注重患者整体症状体征的改善情况，确保“以人为本”与“以病为本”相结合。
第三，中医药系统化治疗始终将扶正与祛邪紧密结合，“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扶正即是祛邪，有《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针对体质虚弱的人，扶正是增强其自主调节能力的先决条件；毒邪侵袭导致机体功能减弱或者过用攻伐药物破坏机体机能，均需要及时扶正才能减少重症恶化或者并发症、后遗症的出现，全程体现“以人为本”而非“杀敌一千，自毁八百”的系统化治疗。
中医药推动有序化以达抗疫目的
中医药学历经几千年磨砺，其理法方药体系流传至今仍可有效指导临床，原因在于这些理法方药体系在长周期、特大临床样本的实践检验中，正确地认识和掌握了健康与疾病的客观规律，且随着时代的进步、疾病谱系的变化、病毒的变异，仍然经得住检验和选择。
中药汤剂或者口服的中成药，中医的针灸、艾灸、按摩、刮痧、贴敷治法以及八段锦、易筋经、太极拳这些中医功法，方法虽然不同，但从不同的方面切入，改善机体的耗散能力，增加机体的负熵化机制，从而推动系统内的各子系统协同地走向有序化这一“目的点”，均能帮助排除疫病毒邪，恢复健康。
中医药是由一系列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形成的庞大的学术体系，其独有的理论体系、学术视野及实践范围和水平现代科学还有很多解释不了，以中医解读中医难以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有效翻译，但其朴素系统论思维与现代系统科学天然契合，因此在守正创新的基础上，以系统中医学理论来阐释中医药的理论和实践，将破解中医药与现代科学无轨可接的困局，有利于中国向世界民众分享中医药防控救治经验，为世界民众的健康贡献中医方案。
加载中…
(2022-05-15 14: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