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峰说疫》为清代齐鲁医家刘奎撰写,是一部较为系统全面论述瘟疫病因、病机、诊断以及防治方法的中医学疫病专著。该书博采前贤瘟疫之论,广收民间治疫验方,参合临证诊疗经验,论理精详,内容丰富。
在《山海经》有“浮山有草麻,叶方茎赤花黑。实臭如蘼芜,名曰薰草,佩之可以已疠。”的记载,《黄帝内经》有“治之以兰,除其陈气”的认识。《松峰说疫》中大量记载了焚香、佩香、沐香、服香等预防瘟疫的芳香疗法,对传染病、流行病的预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焚香祛疫
焚香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周人烟祀祭天,东汉香料传入。古人为驱逐蚊虫,净化空气,故将具有浓烈芳香气味或特殊气味的植物焚烧,运用烟雾来预防疫病。焚香可净化空气,祛除疫疠之气,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有虽逢染疫之人而不得相传的效果。刘奎在《松峰说疫·述古》中记载了因焚降真香而得免遭染疫的切身体会。“余家曾有患瘟症者十余人,互相传染。余日与病人伍,饮食少进,旦夕忧患所不待言,而竟免传染。偶一日,一入疫家,即时而病,求其故不得,因忆伊时举家患病,余忙乱终日,夜来独居一室,闭门焚降真香一块,想以此得力耶”。
古人焚香选用的中药种类丰富,常见的有白芷、苍术、艾叶、木香、沉香、檀香等。《松峰说疫·诸方·避瘟方》记载了烧丁香避瘟、焚木香去恶气、烧降真香避天行时气等运用单味中药焚香祛疫的内容。刘奎于诸香药中最为推崇降真香,言:“房中不可烧诸香,只宜焚降真。诸香燥烈,降香除邪”。
《松峰说疫》中收录了大量焚香祛疫的方剂,如刘奎自拟“苍降反魂香”一方,以苍术、降真香各等分,研末,揉入艾叶内,以绵纸卷筒包裹,烧之能除秽祛疫。还有“烧之能避一切秽恶邪气”的避瘟丹、“正月初一平旦,焚一炷避除一岁瘟疫邪气”的神圣避瘟丹、“五六月,终日焚之,可以避瘟”的太苍公避瘟丹、“避瘟疫,杀一切魑魅魍魉”的李子建杀鬼丸等诸多焚香避疫方剂。
佩香避疫
中国古代有随身佩戴香料的习惯,因其方便性,在古代瘟疫流行期间被广泛应用。《理瀹骈文·六淫》载:“今苏州同仁堂刊送辟瘟散佩方,皆岐伯咽金丹解疫法也,盖改咽而为佩矣”,即将服用的药物随身佩戴,更为简捷。
《松峰说疫·除秽》中第一首方剂,即为刘奎自拟“除秽靖瘟丹”。方中用苍术、降真香、川芎、大黄、细辛、鬼箭羽、羌活、甘草、草乌等35味中药研磨成末,按照约二三钱的剂量装入绛囊之中,全家佩戴,随时嗅闻香气,以达到“已病易愈,未病不染”的效果。书中还收录了大量中药佩香辟瘟处方,如《肘后备急方》的太乙流金散、老君神明散、藜芦散等。
沐香祛秽
中药药浴疗法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五十二病方》中即有记载。运用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药沐浴更能够发挥祛秽清洁的作用,如:李时珍《本草纲目·百病主治药·瘟疫》曰:“白茅香、茅香、兰草,并煎汤浴,辟疫气”。中药药浴疗法也是道家修炼养生之法,被称之为“沐香”“香汤沐浴”。《三皇经》有用五香汤沐浴辟恶的记载。
《松峰说疫·诸方·避瘟方》载有煎汤沐浴祛秽避瘟的方剂,如“于谷雨以后,用川芎、苍术、白芷、藁本、零陵香各等分,煎水沐浴三次,以泄其汗,汗出臭者无病”。
服香防病
芳香逐秽,宣解疫疠是疫病治疗大法,如《临证指南医案》载:“夫疫为秽浊之气,古人所以饮芳香,采兰草者,重涤秽也”。而未病之时,服用芳香逐秽之药,可起到未病先防的作用。刘奎云:“治法于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
《松峰说疫·诸方·避瘟方》有大量由芳香药组成用来预防瘟疫的方剂,其中“福建香茶饼”一方很适合现代日常代茶饮用。方以沉香、白檀、儿茶、粉甘草、麝香、冰片等药共为细末,糯米汤调,丸黍米大,噙化,“能避一切瘴气瘟疫,伤寒秽气”。《辨疫琐言》中也记载了用于疫病预防的三味较易得,可供日常代茶饮用的中药,即:荷叶、省头草、芽茶。这三味药均气味清芳,可透膜逐邪。《本草纲目》载大蒜气味浓烈,可辟瘟疫。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大蒜能够动物机体对抗细菌、病毒等的免疫应答,增强免疫能力。
《内经》有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松峰说疫》记载了大量运用芳香疗法防控瘟疫的内容,希望能够为现代传染性疾病的防治提供一些参考。(姚鹏宇
辽宁中医药大学 原淳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程广清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大疫之下彰显中医力量
(2022-05-19
04:32:31)[编辑][删除]
——读《疫病防治的中医智慧》有感
摘自2022-5-18中国中医药报
温长路 中华中医药学会
《疫病防治的中医智慧》已经出版,听书名,便知这是一本站位应时、立意深远的书。三年来,“疫情”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一致认同的热搜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搅得地球村鸡犬不宁,成为每个人必须面对且无法幸免的考验和威胁。在这场大疫面前,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向世界提交了一份优秀的答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当然是首当其冲的要素,而中国采用的中医药参与、中西医协同作战的科学战略,无疑也是一个关键性因素。《疫病防治的中医智慧》一书要向人们展示的,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医力量、中医财富、中医创造、中医智慧的缩影。
中医防治疫病的智慧从何而来
答案很明确,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长期对健康理论研究成果的积淀和大量成功抗疫经验的结晶。《疫病防治的中医智慧》一书,在“疫病的发展与认识”一章中,浓墨重笔对中医“疫病源流”进行了集成式的溯源和考据:早在殷商时期,“疫字在甲骨文中有8种写法,约出现了14次”(梁玲君等《甲骨卜辞中关于传染病的探析》),并发明了防控疫病的“熏燎”方式;先秦时期的《周礼》《左传》《山海经》《礼记》等典籍中,都有关于疫病的记录,并发出“民必大疫,又随以丧”(《礼记•月令》)的警示。《黄帝内经》是最早记载疫病的医学专著,书中明确描述与疫病相关的章节达12篇、60余处,囊括疫病的病名、病因、病机、表现、预防、治疗、康复、社会危害等多方面的内容,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疫病防治理论体系和临证指南。两汉时期,史书明确记载的大疫有38次,张仲景目睹了东汉“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伤寒杂病论•序》)的疫病惨状,撰成《伤寒杂病论》这部中国抗疫史上理法方药齐全的大著。
晋隋唐600多年的历史中,中医的抗疫理论和实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了以王叔和、葛洪、巢元方、孙思邈等为代表的一批对抗疫理论和实践有卓越建树的大家。宋金元时期,医界对疫病的认知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庞安时的寒温分治、陈言的运气辨微、刘完素的寒凉攻邪、张从正的汗吐下三法、李东垣的扶正驱毒、朱丹溪的滋阴固本等学说,为中国疫病的防治开辟了多渠道、全覆盖的多元路径。明清以降出现的温疫学派与温病学派,把中国的抗疫理念推向了一个划时代的高度:张景岳的“伤寒瘟疫说”、吴又可的“戾气传变说”、叶天士的“六气为病说”、薛生白的“湿热正虚说”、王孟英的“温热论治说”、吴鞠通的“三焦辨证说”等,筑成就了一道中国抗疫史上的万里长城。
总之,中医对疫病的认识和对疫病防治的智慧是从磨难中生、应用中炼、总结中成、传承中精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历史检验且又无法被机械复制的中国模式。
中医防治疫病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这个答案在中医学的经典《黄帝内经》中已非常明了,那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尽管人类认识疾病有限性与疾病发生趋势无限性的矛盾没有圆满解决的手段,尽管在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的疾病,尤其是突如其来的疫病中没有现成可用的利器,但人体用来抵御疾病的正气强弱,是人类可以自控、主导的抓手,是战胜所有疾病的万能法宝。“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医强调“治未病”的理念,加强机体正能量的储备,做到防患于未然,就是最先进、最超前的防疫、抗疫圭臬。如何“治未病”?《黄帝内经》中也有明确的回答:“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素问•上古天真论》)告诉人们的是,养生强体的奥秘不在神仙、不是药物,而是“以顺为养”的科学生活方式,即包括饮食、起居、运动、精神等元素在内的自身综合调节能力。
按照《黄帝内经》的这些原则,《疫病防治的中医智慧》一书,专设“疫病预防”一章,从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健身功法”“饮食调理”和“疫病外治法”三个方面入手,运用简便、实用、易于为老百姓接受的技巧和处方,把读者带入了一个互动共赢的境界。运动的方式很多,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体质、环境自由选择,只要能持之以恒,一定都会收到不同程度的效果。本书作者选择了传统的八段锦和与现代防疫关联密切的宣肺防疫健身功为模板,具有学习难度小、运动环境要求低、适宜人群广等特点,藉以为带动全民参与运动助力。“饮食调理”一节,突出了“民以食为天”和“脾胃为后天之本”的思想,参照人的九种体质,精选膳食处方271款,以为筑牢被称为人类“四大健康基石”之一的关键项目夯实基础。“疫病外治法”一节,介绍的芳香辟秽法、物理疗法和药液外用方法,都是具有中医药特色、便于在简易环境中操作的妙方,颇具推广价值。一句话,中医抗疫的重心在于预防。预防好,疾病少,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中医如何治疗疫病
这是人们普遍关注的要害问题。中医抗疫的经验太多,历代形成的数以万计的典籍中有着数不清的宝藏,实难尽言。《疫病防治的中医智慧》一书,专设“疫病的治疗”一章,从温、湿入手,在“温疫的治疗”一节中,画龙点睛式地介绍了《伤寒论》的白虎汤、《备急千金要方》的犀角地黄汤、《东垣试效方》的普济消毒饮、《疫疹一得》的清瘟败毒饮、《温病条辨》的银翘散和桑菊饮;在“湿疫的治疗”一节中,提纲挈领式地介绍了《瘟疫论》的达原饮、《医效秘传》的甘露消毒丹、《摄生众妙方》的荆防败毒散、《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的连朴饮等历代国医大家的名方,分别就药物组成、制备用法、功能主治、临床应用、注意事项、医家论述、现代研究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综述和剖析,为疫病的通常治疗提供了明晰的思路。
古人的这些宝贵经验,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再次得到充分应用和验证,各地防疫中采用的处方许多都是从先贤的创造中化裁而来的,其中包括得到公认的“三药三方”。这些处方可用于新冠肺炎各型患者的治疗,尤其在阻断轻型、普通型向重型和危重型的发展势头上起到重要作用,在重型和危重型抢救中发挥有效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中医的这种确切疗效,取决于中医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密切结合的科学架构,体现了中医活的灵魂。辨病和辨证,都是中医诊疗疾病的重要手段:辨病论治在先,是中医诊疗疾病的基础;辨证论治在后,是中医诊疗思维向精准化进步的标志。在疫病的预防和初发阶段,采取辨病论治的方法,进行群防群治性的“中药漫灌”和在疫病生成及发展阶段采取辨证论治、进行个体化治疗的“一人一方”,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二者的结合和互补,是达到更接近于疾病实质和服务于防疫工作社会需求的重要保障。
这种“不重套路重思路,不重常法重变法”的灵巧多维思辨和“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中守不变”的动态承古启今,铸造了中医固正守本、传承创新的特质。一句话,闪烁着中华传统文化光辉的中医智慧,描绘出中医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为中国乃至全球抗疫带来了希望和生机、福祉与光明。
小题目,大文章;小书本,大作为。《疫病防治的中医智慧》一书,以激情奔放的力度、深度、亮度,从一个侧面诠释了中医学博大、深邃的内涵,用深情浓重的厚度、气度、温度,在一定范围内表现了中医人宽阔、包容的胸怀。笔者饶有兴趣读完了这本书,絮絮叨叨说了这些话,仍有意犹未尽的感觉。看来,更多、更深、更确切的感受,只能留给读者朋友们去品味、去思索了,希望大家能爱上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