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是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后，人体所产生的反应，因此而导致的人体状态的变化。证反应了所有致病因素对人体的影响，现在中医所强调的整体观念、三因制宜等，都已经在证中得到了体现，并不需要另加考虑。
如第37条同样是太阳病十日已去，有的人表现为欲解，显然是正气强壮，抗病力强而自愈；有的人表现小柴胡汤证，就是少阳之气本弱的人；有的人表现为麻黄汤证仍在，是正气较强，病尚未向里传变。
第149条同样是太阳传至少阳误下以后，有人是柴胡证仍在，这是体质较强壮的人，没有因为误下而变化；有人是大陷胸汤证，则可能是胃阳旺盛，素有水饮内停者，因误下而化热入里，水热互结，形成了结胸；有的人表现为半夏泻心汤证，是素体脾胃虚弱，误下更伤脾胃，导致气机升降紊乱，壅塞于中，而成了痞证。
如北宋的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叙论”中说：“桂枝汤，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时行之，无不应验。自江淮间地偏暖处，惟冬及春可行之。自春末及夏至以前，桂枝、麻黄、青龙内宜加黄芩也。自夏至以后，桂枝内故须随证增加知母、大青、石膏、升麻等辈取汗也。”
难道证的寒热仅仅是因为季节和方位吗？难道夏季和南方就没有麻黄汤证吗？难道冬季和北方就没有白虎汤证吗？自然界的气候寒冷人体就一定要感受寒邪、表现为寒证吗？自然界的气候炎热人体就一定要感受热邪、表现为热证吗？
《伤寒论》凭什么流传千古？
张仲景对医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
《伤寒论》被奉为经典，张仲景被尊为医圣，经方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毫无疑问的，张仲景对中医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到了学术界永恒的尊重和景仰。张仲景凭什么可以享此殊荣呢？
现在主流的观点认为，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征，张仲景的《伤寒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
学术界一直而且一致认为，《伤寒论》的主要贡献就是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各种版本的《伤寒论》教材在概论中总结其学术成就时，第一条都是“创立了六经辨证的体系”，第二条都是“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
但是《伤寒论》的实际内容并不支持这一以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的教材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这是令人震惊的结论。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12）
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13）
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42）
伤寒发汗，已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57）
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荣气和。荣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荣气谐和故尔。以荣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荣卫和则愈，宜桂枝汤。（53）
病人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54）
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得与之。（15）
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似疟，一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25）
若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之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17）
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16）
……
流传千古的《伤寒论》主要由这样的条文组成。
从条文中我们能读出什么来？
有六经辨证吗？没有！
有辨证论治吗？没有！
需要四诊合参吗？不需要！
需要三因制宜吗？不需要！
需要整观念吗？不需要！
证是越多越全越好吗？不是！
有组方理论吗？没有！
有理、法、方、药吗？不全！
……
条文中没有六经辨证的特征，也没有辨证论治的特征，没有现在主流的中医所要求的要素，有的只是证和方。
绝大部分的条文格式相同，即前面是证，后面是方，证方相连，方证同条。这就是方证。如果严格按顺序而言，应该叫证方。现在习惯叫方证，顺序有变，内容不少，亦无不可。
这些条文的主要内容是证和方，讨论的是证和方的适用程度。对一个方而言，有的证是“主之”，有的证是“宜”，有的证是“可与”，有的证是“不可与”。这就是《伤寒论》条文的主要模式。这种模式和辨证论治并不相同。
以上是关于桂枝汤证的部分条文，讨论的都是证和桂枝汤之间的关系，即什么证可以桂枝汤主之，什么证宜桂枝汤，什么证可与桂枝汤，什么证不可与桂枝汤。显然，讨论的主要是方证。
中医的理论几十年没有认真研究整理过，存在很多问题。为了中医的发展，欢迎大家参与并讨论！提出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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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对证的适用程度不同
从《伤寒论》桂枝汤证的条文可以看出，方对证的适用程度并不一样，根据《伤寒论》的原文，可做如下区分。
1 “特异性方证”等级：主之。
这是桂枝汤适应证中的最高等级，方和证之间具有特异性的关联，用桂枝汤具有药到病除的特效。原文第12条、第13条属于特异性方证等级。
2 一般适用等级：宜。
“宜”的一般适用等级不如“主之”的“特异性方证”等级那么好，就是有效率和有效程度都比“特异性方证”等级差一点，但也只有这种选择是最好的。原文第42条、第57条、第53条、第54条等，属于一般适用等级。
3 可能适用等级：与或可与。
“与或可与”的可能适用等级比“宜”的一般适用等级又差一点，就是有效率和有效程度都比一般适用等级又差一点，但也只有这种选择是最好的。原文第15条、第25条等，属于一般适用等级。
4 不适宜等级：不可与。
不适合用桂枝汤，也可以理解为桂枝汤的禁忌证。原文第16条后半段、第17条、第19条等，属于不适用等级。
5 无方可用等级：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如果这个证连可能适用等级的方都没有的时候，才需要“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而张仲景提出的这一原则被认为是辨证论治的理论渊源。也是《伤寒论》确立了辨证论治原则的主要根据。
二 “特异性方证”是医学的最高境界
“特异性方证”，就是方和证之间具有特异性的关联，可以达到药到病除的特效，具有精准、快捷、高效的特征。
《伤寒论》中主之的方证绝大部分属于“特异性方证”。
证是中医的治疗对象单位，方是中医的治疗手段单位。证和方之间的关联程度决定疗效的好坏。“特异性方证”，是证和方之间关联程度最高的级别，也是医学所能达到的最好疗效，即药到病除，亦即特效。
《伤寒论》的核心是方证，但方证之间的关联程度并不一样，有主之、宜、可与、不可与的区分。区分的根据是某证用某方后疗效的好坏和副作用的有无或多少。其中，只有“主之”的方证之间关联程度最高，可以达到药到病除的特效，属于“特异性方证”，所以，“特异性方证”是方证中的精华。
总结一下：方证是《伤寒论》的核心；“特异性方证”是方证中的精华，是医学的最高境界。
三 “特异性方证”的构成
“特异性证”，由特异性要素、或者特异性的组合构成，针对特异性的方。
1 特异性要素
如“往来寒热”，就是小柴胡汤证的特异性要素，见到“往来寒热”，就是小柴胡汤主之。
2 特异性组合
如恶寒、发热、汗出，就是桂枝汤证的特异性组合，见到这一组合，就是桂枝汤主之；恶寒、发热、无汗，就是麻黄汤证的特异性组合，见到这一组合，就是麻黄汤主之。
“呕而发热”，就是小柴胡汤证的特异性组合，凡是“呕”和“发热”并见，就是小柴胡汤主之。
四 怎么确定“特异性方证”？
怎么才能找到“特异性方证”？那就要背熟《伤寒论》。凡是“主之”的方证大部分是“特异性方证”。对临床而言，这显然不够，那就透彻的研究《伤寒论》，自己再摸索。
吉林的一位慢性肾衰患者，感染发烧，西医治疗半月不能退烧，听病友说我能治疗这种发烧，其子专程来北京找我，授小柴胡汤原方，其子因怕耽误时间，用手机发回吉林，服1剂烧退。
慢性肾衰合并发烧和小柴胡汤之间具有特异性的关联，就是小柴胡汤对慢性肾衰合并发烧有特效。这是我摸索的“特异性方证”。仿《伤寒论》成例，可表述为：慢性肾衰合并发烧者，小柴胡汤主之。
慢性肾衰合并发烧为什么用小柴胡汤主之？
小柴胡汤是少阳病的主方，《伤寒论》中的少阳病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少阳病最本质的特征是正气已显不足，正邪双方都呈衰减之势。少阳病最具有特征性的表现是往来寒热，现在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往来寒热是邪在半表半里的表现，其实半表半里是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中提出来的一个错误概念。张仲景在第96条提出了少阳病的主证往来寒热，接着在第97条对此进行解释：“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血弱气尽，腠理开，显然是人体正气虚弱在先；正邪分争，就是正邪双方相持不下，互有胜负。一个不太强盛的正气遇到了一个同样不太强盛的邪气，正气欲祛邪外出却不能一鼓作气，邪气欲侵入人体也不能长驱直入，就形成了特有的临床表现往来寒热。除了往来寒热，在《伤寒论》中还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少阳病是正气不足的。第265条：“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弦属少阳，细就是正气不足。热入血室的治疗可用小柴胡汤，热入血室的特殊性就是在妇人经水适来适断的时候，妇人经期的体质状态显然与血弱气尽类似。少阳病的主方小柴胡汤用了人参、甘草、大枣。
《伤寒论》中怎么用小柴胡汤呢？在《伤寒论》中用小柴胡汤的条文一共有18条，其中有8条提到了发热：往来寒热（第96条）、呕而发热（第379条）、身热恶风（第99条）、头痛发热（第265条）、差后发热（第394条）、发潮热（第229条）、热入血室（第144条）、黄疸发潮热（231）。由此可见，小柴胡汤是退烧的方。是否所有的发烧都能用小柴胡汤呢？显然也不是，如果发烧与恶寒并见，那是太阳病的发烧，就需要用麻黄汤或桂枝汤；如果发烧不恶寒，反恶热，那是阳明病的发烧，就需要用白虎汤或承气汤；小柴胡汤治疗的是少阳病的发烧。少阳病的发烧是往来寒热，往来寒热代表的病机是正气已显不足，由此可以引申，凡是正气不足的发烧都可以用小柴胡汤，如老年、小儿、孕妇、产妇、妇女经期、大病、久病等特殊的人群。少阳是喜呕的，第96条提到的少阳主证除了往来寒热，还有心烦喜呕，第149条有“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俱”，第379条“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少阳的腑是胆，邪入少阳影响胆的功能，胆病会及胃，因为胆为木，胃为土，木克土。《灵枢.四时气》说：“邪在胆，逆在胃”，如果呕吐与发烧并见，说明这个发烧是少阳的发烧，也是小柴胡汤的主治范围。
有了上面的基础，“慢性肾衰合并发烧者小柴胡汤主之”就变得理所当然。慢性肾衰是慢性病、大病、久病，正气虚弱是肯定的，如果发烧就是正气虚弱的发烧，这是小柴胡汤的适应证；慢性肾衰由于酸碱平衡紊乱酸中毒，尿毒症毒素刺激胃粘膜，绝大多数的病人都会出现呕吐，有的甚至贯穿于疾病的始终，如果发烧，就是呕而发热了，这也是小柴胡汤的适应证。因此，就有了“慢性肾衰合并发烧者，小柴胡汤主之”的结论；慢性肾衰发烧的证和小柴胡汤的方之间就有了特异性的关联。
《伤寒论》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特异性方证”。张仲景为什么被尊为“医圣”而毫无疑义，就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么多的“特异性方证”，且经历了数千年的考验，屡试屡效，百试不爽。也就是说，张仲景对医学最杰出的贡献是“特异性方证”，没有人在这个领域超越张仲景。
医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找到特异性的治疗方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特效药。“特异性方证”就是找到了与证对应的特异性的方。“特异性方证”的运用没有辨证论治的过程，是因为证与方的关系已经确定，临床运用的时候可以省略辨证论治的过程，因而才使“特异性方证”具备了精准、快捷、高效的优势。
学习《伤寒论》学什么？学张仲景已经确立的“特异性方证”，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拓展特异性方证。还以小柴胡汤为例。
张仲景已经确立的“特异方证”有：
往来寒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根据张仲景的理论稍加拓展的“特异方证”有：
正气不足的发热，小柴胡汤主之。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领域肾病稍有拓展的有：
慢性肾衰发烧者，小柴胡汤主之；
慢性尿感发烧者，小柴胡汤合导赤散主之；
如果一个方能够升华成“特异性方证”，一个医生有能力将一个方升华成“特异性方证”，运用的时候辨证的过程就可以省略了。名医为什么看病又快又好，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特异性方证”。能不能掌握张仲景已经确立的“特异性方证”，有没有能力将经方名方升华成“特异性方证”，是衡量一个医生水平的重要标准。如果一个医生掌握了五十个“特异性方证”，治疗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一运用的是“特异性方证”，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个医生一定是神医。
显然，“特异性方证”，才是医学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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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证辨证可摆脱一证多方困局
(2022-05-13
14:29:28)[编辑][删除]
摘自2022-5-12中国中医药报
翟惠奇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最鲜明的特色在于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其中辨证论治不但是中医学理论的特点，更是中医临床治疗学的核心，是中医临床诊断与治疗一体化的实际体现。总体而言，辨证论治是整个中医诊疗过程的核心，是中医开具处方的思想依据，是中医疗效的根本来源。辨证论治应该是一套完整的思想方法体系，当对不同疾病具有普遍有效性和实践的可复制性。随着中医学的发展，中医学现行的辨证方法可谓丰富多彩，六经辨证、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不一而足。这些辨证方式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并且在要求与现代科学接轨的今天，有没有一种具有客观规律性、可复制性和普遍有效性的辨证论治方法体系显得十分重要，而笔者认为经方体系的六经辨证体系模式与思想或许是回答、解决这类问题的切入点。
一证多方的困局
大概自唐宋以后，以脏腑理论为主导的医经学派逐渐发展，这种以说理为主的医学体系因其易于解释、方便圆说的特点逐渐成为中医学的主流，在此之下衍生出脏腑辨证、三焦辨证等多种辨证方法，令学者眼花缭乱，其在不断丰富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证多方。这并非说这些辨证方法不好，而是提示这样的辨证往往不够全面、不够精确。比如临床上，有时在看病过程中虽然已经应用多种辨证方法相互参合补充，但最后往往还是会陷入一证多方，难以选取最佳方剂的境地。比如虽辨证为肝阳上亢证，但其下有龙胆泻肝汤、当归龙荟丸、泻青丸、天麻钩藤饮等多首方剂，诸方药物仍具差别，又不可谓诸方功效相同，故往往令人难以择取。因此，在这样的辨证方法体系下，中医界时常有这样的情况：同一个患者，让不同中医师诊疗，往往会出现辨出不同证型或者相同证型下开出不同方子的情况，甚至“十人九方”成为常态。针对这种现象，笔者认为这其实和辨证方法体系的选用有一定关系，是相对粗糙、浮泛的辨证体系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伤寒论》提供了破局利器
对于这种困局的解决，笔者以为六经辨证及方证体系是破局的关键，是未来中医辨证体系精确化、处方规范化、疗效确定、经验可复制化的基石和核心。六经辨证体系是张仲景《伤寒论》辨证的体系，方证则是六经辨证体系下的诊疗单元的具体化实施。张仲景《伤寒论》全书极少论及脏腑医理的阐释，而多为症候规律的分析和决断处方的症候要点。黄煌教授说，《伤寒论》以其极强的实证性，临床的有效性，成为中医学与现代科学的一个交汇点。正如陆渊雷说：“大论用药之法，从之则愈，违之则危，事实也；其必有科学之理存焉。”六经辨证体系是确保经方屡试屡效的根本。
六经辨证体系与方证
这里我们说的六经辨证不是脏腑化的六经辨证，而是方证的六经辨证，是经方体系的六经辨证。六经是一种最精简的针对所有疾病反应的归类方法，是八纲辨证的具体化，是八纲之间的融合与发展。六经将八纲的表里再细化，分为表、里、半表半里，以此再与阴阳结合，便得到了六经的最基本框架，表证、阳证为太阳病，里证、阳证为阳明病，半表半里的阳证为少阳病，三阴病则依此类推。六经辨证体系每一经都包含了病位与病性，言太阳病，则知其为表证的阳证、热证，但六经辨证体系虽然比八纲辨证体系更加细化，确定了正邪交争的大体范围（即六经病），但其仍不能精确到具体的方剂，此时便需要通过患者此时伴有的病理产物如血毒、水毒等进一步判定方证。
方证，即方剂的适应证。《伤寒论》中有桂枝汤证、柴胡汤证，是以方名证的范例。辨方证是在六经八纲辨证体系的一般规律指导下的具体化运用，是诊疗单元的体现。比如，某患者头痛、发热、鼻塞、有汗出，舌淡苔薄白润，脉浮缓数；按六经辨证则知其为太阳病，依法当发其汗，但是可用于发汗的方剂很多，是否任取其一即可呢？答案是否定的，不然则又陷入一证（一病）多方难以择取的境地。此时，则应当据“有汗出、脉浮缓”辨认方证，确定其为桂枝汤证，用桂枝汤方能取得预期的疗效，若与麻黄汤，恐怕则汗出过多，终成坏病。因此可知，方证辨证是六经辨证下的具体化实施，是确立精确辨证的方法，是摆脱一证多方困局的利器，是确保疗效的手段。这种通过对患者当下时空所出现的症候、体征进行判断，并依据不同症候之间的逻辑关系来判定方证的辨证体系，如黄煌所言是“注重形象与直觉，不看重脏腑病机概念及其推理”，强调“有是证则用是方，有是证用是药”，重视方证、药证的鉴别和取用，所以具有客观性、规律性和可复制，或许这些将是中医未来发展创新的基础。
辨证论治应当是诊疗的统一，其起点是症候，终点是治疗。辨证论治背后体现的是思维的逻辑，是中医人与疾病斗争千年来实践总结的宝贵思想体系。辨证论治不是为某一种或某一类疾病立法，而是针对所有疾病，所以辨证体系要有普遍规律性和适用性。在中医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六经辨证一直彰显着它的规律性与普适性，成为历朝历代的中医大家们常用的辨证方法，它不但在国内遍地开花，涌现出一批批的经方大家如许书微、徐大椿、曹颖甫、陆渊雷、胡希恕等，还在异国他乡扎根繁荣，像日本的吉益东洞、汤本求真、丹波父子等都是善于应用六经方证的经方高手。
张仲景的《伤寒论》已经指导了中医临床逾千年，现在也依然是临床医生的必读之书，其中的方剂也仍然被现代人广泛使用。古今中外，无数的案例证明着《伤寒论》背后辨证方法的正确性和可实践性。当今，在现代化、科学化的时代号角下，经方体系下的八纲六经、方证的辨证方法将会因为它理论的规律性、客观性、可重复性、有效性，而促进中医学的传承、创新、发展。
系统中医学是中医现代化的可行之路
(2022-03-26
14:47:01)[编辑][删除]
摘自2022-3-25中国中医药报
马淑然 北京中医药大学
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进入近代阶段，西医被引入，这是现代中医学的开端。在此之前的“经典中医学”开辟了正确的研究方向，即研究人的生命健康与疾病的复杂性。但由于时代局限，当时的科学技术还没有为中医研究人的复杂性提供相应的理论和手段，导致了经典中医学只能看清总画面，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也成为中医现代化必须要解决的一个瓶颈和问题。
系统科学是破解人的复杂性的“武器”
目前的中医学现代化有两条路。第一，传承研究。即就中医论中医，正本溯源、理论诠释、临床验证等，这些方法都是在经典中医学的“天花板”下做研究，不能冲破天花板，很难突破创新。第二，中西医结合。现有西医是还原论医学，它把人分解为九大系统，去解剖生理系统的具体构造，并了解其机能，但由于割裂了各系统及各系统与整体及环境等的功能关系，虽然也认识到各部分相加和的“合整体”，但也同时失去了不能分割的“元整体”的全貌。可以说，用西医研究中医只能是部分解释中医学中与西医学有共识的部分，而大量在西医视野之外的、描述人体内部及人天关系的“精髓”，单靠西医是不能解释的，因中医注重的“功能关系”恰是西医视野的“盲区”。有人说，西医研究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不是也注重关系吗，怎么说只有中医注重关系呢？事实是，西医近年来注重的关系是基于“实体中心论”的实物关系，而中医认识到的关系是基于“关系中心论”的功能关系，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中医现代化的关键点有二：一是坚持研究和调理人的复杂性，这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二是攻克经典中医学遇到的发展瓶颈，即破解人的复杂性。
中医学现代化必须要沿着经典中医学开辟的思路，利用现代系统科学的思想与方法，把中医提高到现代水平。
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开始探索世界的复杂性，标志性成果是贝塔朗菲的系统论、维纳的控制论、坎农的信息论、哈肯的协同学、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以及艾根的超循环理论。利用系统科学的新理论研究中医学，才能揭示中医学的深层内涵。
1980年，钱学森最早倡导要建立系统科学，他的一系列见解引领和指导了系统中医学的研究。钱学森认为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中医的优点，它的突出贡献，或者它的成绩，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从整体出发，从系统出发。”山东中医学院（现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祝世讷于1980年开始系统中医学的研究。提出中医学的整体观是元整体观，不同于西医认识到的部分相加的“合整体观”，这是两个原则性不同的整体观。
祝世讷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研究。一是中医系统论研究，研究了中医学到底认识了人的哪些复杂特性和规律。二是系统中医学研究，研究了中医学如何认识和调理人的复杂性，中医系统论的原理在人的健康和疾病的防治中有哪些系统调节的方法。2021年，由祝世讷主审、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马淑然主编出版了“十四五”创新教材《中医系统论原理》，在高等中医院校开设本科选修课，介绍中医系统论7大原理，即非加和原理、元整体原理、天生人原理、有机性原理、功能性原理、有序性原理、自主性原理。这些原理分别从人的系统质不等于要素质及其相加和、元整体不等于合整体、元整体是天生人的天人本一、相互作用是健康与疾病及其治疗的深层本质、疾病首先是功能性的而非器质性的、健康不仅是稳定而是有序稳定、疾病本质上是自愈而非他愈等方面论述了中医学对人体复杂性原理的认识。
中医学复兴关键在人的复杂性原理的新发展
为什么提到中医复兴？有三大原因。第一是内在动力，在中西医结合过程中发现，西医学虽然对人体微观认识越来越清楚，但由于忽略了人作为元整体的内外“功能关系”，因此，中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在西医那里无解。第二是社会基础，21世纪生产力水平快速发展，已经达到了研究和破解中医复杂性所需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可以启动中医学的复兴。第三是科学杠杆。现代科学已经达到能够解决医学研究人的复杂性的水平，如作为基础科学的力学已经进展到量子力学，物理学已经进展到相对论，生物学已经进展到系统生物学等。特别是新兴的横断学科——系统科学老三论和新三论等的快速发展，已经为解决医学复杂性问题指明方向。所以基于内在动力、社会基础及科学杠杆，中医的复兴指日可待。
笔者认为，中医学的复兴首先是基本理论的变革。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没有理论的创新，就没有实践技术和方法的创新。
所以，要想开辟和深化系统中医学的研究，除了要掌握中医学基本知识，还应该学习现代系统科学的技术和方法，用它来认识中医学，提高中医学的理论，这是中医现代化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人的复杂性是医学研究的根本方向，无论西医中医，都要走这个方向。人类医学将走向何方？有三种选项。第一是走西医还原论之路，现代西方医学尽管提到了系统生理学，但他还是以还原论思维为基础，其认识到的整体是基于“实体中心论”的合整体，原则上区别于中医基于“关系中心论”认识到的元整体。第二是走中西医结合之路。中医是研究有机的、整体的、复杂性的，而西医是研究还原论的、局部的和基于还原基础上的合整体的，要想实现中医与西医结合，要走很长的路，一是中西医各自独立发展到一定阶段，二是现代科技发展到能够对人体复杂性做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阶段。
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的可行之路就是中医的系统论。还原论医学要从还原论思维转向系统思维，从以人体为本转向以生命为本，从解剖研究转向超解剖研究，从人体“病”的研究转向人的生命之“证”的研究，从对抗治疗转向生态调理，从特异性的治疗转向复杂性的调理。中医复兴的本质是突破和创新，由中医基本原理的新研究、新发展来推动新的医学革命。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看中医和西医，或者看中医现代化的时候，如果不了解现代系统科学的武器，只能是雾里看花，而如果我们掌握了系统中医学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就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以说系统中医学是中医现代化的可行路径。
中医自信源自“知与行”的有机统一
(2022-03-26
14:45:59)[编辑][删除]
摘自2022-3-25中国中医药报
薛松 丁林国 河南省濮阳市中医医院
几千年来，中医药在维护人类身心健康、繁衍后代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医药人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具体实践，更彰显了祖国医学在世界医学上的独特魅力。在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中医人接续奋斗、顽强拼搏，中医药在预防和治疗新冠肺炎中取得积极效果。
中医的自信源自几千年的丰硕理论成果。中医四大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难经》是中医药工作者的“活字典”“密码本”，很多中医诊疗的理论渊源都来自经典古籍。《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距今大约2000多年，其内容囊括了中医养生、中医治疗等方面的海量信息，指导着我们后人在中医道路上笃定前行。当然，除了以上经典著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现存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中医优秀书籍。
中医的自信源自实践经验和临床疗效。随着中医药的发展和进步，中医理论学说甚是广泛，其中有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等等。《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辑录1840年以前就有826条记录，其中有不少疫情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过重要影响。在古代，中医药是唯一维系中华民族繁衍、治病救人的宝贵医学。以中医治疗瘟疫为例，从远的来说，《三国志》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赤壁之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瘟疫”。从近的来说，2003年“非典”暴发，中医药积极发挥治疗优势，在降低发热时间、减少后遗症等方面取得很好的效果，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当前新冠肺炎肆虐神州大地，中医人在“疫”线战场，发挥自身优势，针对不同的人群制定了不同的中医诊疗方案，指导各级医疗机构使用中医药，在缩短病人住院日、缩短临床症状时间、提高临床治愈率等方面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中医的自信源自国家层面的支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认可和大力支持，确立了不同时期的卫生工作方针。新中国成立时“团结中西医”，动员广大中医人员投入到卫生工作中来。1956年中医研究院成立，一批中医药院校相继成立，招收中医、中药学生。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中医药传承和发展的浓墨重彩的一笔。时至今日，中医药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大好时机。
中医的自信源自国际社会上的认可。在国际上，中医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普遍信任，中医在世界上的“铁杆粉丝”越来越多。中医药的亮相是2022北京冬奥会亮点之一，反映出近年来中医药在国内外不断升温。针灸已被证实在减轻手术后疼痛、怀孕期反胃、化疗所产生的反胃和呕吐、牙痛方面是有效的且其副作用极低。
中医的自信源自民间的传承和使用。中医的传承和弘扬，一方面来自各类中医药院校培养大量优秀的中医药毕业生，他们经过正规的系统的学习和实习，掌握了中医药的理法方药，从事着中医药工作；另一方面来自民间的沿袭，他们有的是从祖辈、父辈中继承下来的一技之长或祖传秘方，有的是拥有刻苦钻研、认真挖掘总结出来的中医诊疗技能，在治疗疾病方面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另外，我们还能看到民营中医诊所等，也颇受患者欢迎，足以说明群众信中医、用中医。在历史年代的更迭中，中医药这把带有沧桑味道的“宝剑”历久弥新、闪闪发光。
中医的自信源自中华民族的自信。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延续传承下来的国家。而中医药是中国文化中耀眼夺目的一颗“星”。
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作为中医药的继承者、发扬者和推动者，我们要勤求古训、博采众长，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让中医药在世界舞台上释放出持久的、迷人的芳香。
——《中医古典目录学概论》推介
摘自2022-3-16中国中医药报
余瀛鳌 中国中医科学院
目录是为学人指示治学门径的重要工具，它反映了历代文献整理和传承的轨迹，也反映了学术的积累和分化，即通过目录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我国古代非常重视目录的编订以及利用目录整理文献，因此在两千余年中为我们留下了宝贵而丰厚的目录著作。历代从事目录编订者，既有官方又有私人，目录中凝聚着他们对于文献书目、版本、学术、校勘、辑佚、辨伪、考订等方面的知识、技术和方法，这些隐寓其中的聪明才智，若能被系统地发掘和整理出来，便可以揭示目录传承和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目录学。事实上，近现代以来，有关目录学的思考和架构，从事图书文献整理者不乏真知灼见。如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言道：“凡读书最紧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得其门而入。”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姚明达先生在1936年撰刊的《中国目录学史》详尽总结了中国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并定义目录学是“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专门学术。然而，尽管如此，目录学却未在其发展中发挥“名正言顺”的应有作用，正如余嘉锡先生在其《目录学发微》中所说的那样，“吾国学术，素乏系统，且不注意于工具书之述作，各家类然，而以目录为尤甚。故自来有目录之学，有目录之书，而无治目录之书”。姚明达先生也指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特点是重分类而轻编目，强调撰写解题而忽视编制索引。他主张统一分类，编制主题目录，使寻书之法易学易做，目录学成为人人共知的常识。
有鉴于此，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文献研究工作者纷纷致力于总结与发掘目录学之内涵及功用，并以此为专门之学在高等院校开设目录学课程。与此同时，《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文学目录学》等专科目录学亦如雨后春笋般编刊问世。利用目录、重视目录学方法与实践的大好形势也促进了传统文献与学术的传承发展。然而，在中医药文献领域，这一研究尚付阙如。
令人欣慰的是，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中医科学院李鸿涛、张伟娜、佟琳编著的《中医古典目录学概论》，弥补了中医专科目录学这一领域的空白。这部有关阐介“治目录之书”的专著，吸取了历史上有关目录学的相关知识、经验与方法，既重视目录学所涉及的分类、提要与序例等基本问题，又重视目录学在文献传承中的方法与应用，同时还注意与现阶段的古典中医文献编目、索引等基本工作相结合，从知识到理论，从方法到应用，阐述详明而切于实用，给人以启迪。书中还介绍了历代官私目录和近现代目录工具书，延伸了此书的应用范畴，给读者进一步了解目录学的应用提供了线索。
总之，作为中医专科目录学著作，这是一部有理论、有方法、有实践的中医文献学领域新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性，谨以上述浅识向读者荐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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