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扁鹊学术开新篇著之竹帛成经典
(2022-04-14 03:15:08)摘自2022-4-13中国中医药报
曹东义 张培红 张明泉 河北中医学院扁鹊文化研究院
扁鹊是春秋末期的医学家，司马迁称他是中医学开宗明义的大师。《汉书•艺文志》记载，《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与托名黄帝、白氏的七部著作一起被称为“医经七家”。研究扁鹊的学术特色，离不开对于他学术著作的探索，这样才能守正创新，传承中医学术。
古人不私著书，六经皆写历史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云：“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先生所说的“古人不著书”，是春秋之前没有私人著作，只有官方文书，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印刷术，只有手抄的文件，写在竹简、木牍或绸帛上。
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云：“《汉志》谓‘诸子出于王官，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是则春秋以前，并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其他诸子在三代以前者，多出于依托。”余嘉锡所谓“春秋以前”即西周之前，不包括东周春秋时代。因春秋之世逐渐出现了“王道既微，诸侯力政”的局面，并且《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私人著作，已经逐渐现世了。
孔子是一位文献整理大家，也是历史记载中最早编书的人。《论语•述而》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他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谓“述”就是只阐述前人成说而自己无所创作。王充《论衡•对作篇》云：“或曰‘圣人作，贤士述’，以贤而作，非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
朱熹注《论语》云：“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言如此。”这与我们现今所谓著作的概念不一样。
如今所说的撰著，包括编定某书，集成某册，皆谓之著作。以此为标准，则孔子生时曾著成了不少古籍。孔子“述而不作”的言外之意，当时“作而不古”的书籍已在世上有所流传了。他所删订的《诗经》，原有三千余篇，他取“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据《史记•孔子世家》）。
《汉书•艺文志》云：“《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左传》中各国诸侯大夫聚会时，往往要吟诗诵赋以歌咏言志。春秋时期诗歌创作是很繁荣的，《诗经》中有许多诗歌，都可考知作者的姓氏或名字。
医书在早期流传中被视为珍宝
人类的历史很悠久，关于疾病的记载就见于甲骨文之中，除了疾身、疾首、腹疾等病名之外，还有关于病因的推测：“齐侯热，弗其祸风有疾？”因此，医学内容的文字表达和积累，有着悠久的传统，绝非只在春秋之后才有。
周王朝和各诸侯国都有官医，他们的医疗状况和业绩考核都需要文字凭证。《汉书•艺文志》云：“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周礼•天官冢宰》云：“医师上士二人（杜预注：医师，众医之长），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食医中士二人，疾医中士八人，疡医下士八人，兽医下士四人。”《国语》说：“固医官也”，有职位，有俸禄。对于有职守的官医，《周礼》也规定必须考核的内容。因此，医疗档案很早就必须保存，“史二人”应该是专门管理医疗文书的官员。
《史记•扁鹊传》更明确地指出：“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长桑君）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长桑君把珍藏的“禁方书”全部授予扁鹊，“尽与”说明非一种医书。
所谓“禁方书”，即官医在宫禁之内专用的医书，这与后来民间医生珍藏的所谓祖传秘方不一样。
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公乘阳庆使仓公淳于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先秦古医籍传承的情况，还可以从《素问》《灵枢》中的描述看出来，其中提到“著之玉版”“藏之金匮”“藏之灵兰之室”“此先师之所藏”“非其真勿受，非其真勿教”等语，说明医学书籍在早期流传过程中皆视为珍宝，不轻易外传。
扁鹊医派源远流长
中医文化和学术源远流长，女娲炼石补天重视天人相关，伏羲画八卦开创哲学探索，炎黄“合符釜山”，易经、龙文化等，都可以启迪扁鹊的思想，而具体的医学案例，也揭示出春秋时代的医学已经相当发达。
扁鹊公元前497年为赵简子诊病，处于春秋末期，当时医学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完全具备撰写医学著作的现实可能性。
据《左传》所载医学史料分析，《左传•僖公三十年（公元前630年）》载：“晋侯使医衍鸩卫侯。宁俞（卫侯的臣子）贷（贿赂）医，使薄其鸩，不死。”晋杜预注云：“衍，医名。晋侯实怨卫侯，欲杀而罪不及死。故使医因治疾而加鸩毒。”《国语•鲁语》也记载了这件事，并云：“晋人执卫成公，归之于周，使医鸩之，不死，医亦不诛。”
这些记载说，晋侯让医衍借为卫侯治病之机，往汤药中加入毒药，谋杀卫侯，医衍于心不忍，减少用量使卫侯免于死亡。这说明当时对于能致人死亡的猛烈药物的用量，已经有相当精确的标准。这同《尚书•说命》所云“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有相似之处。
当时博学广识如孔子的人却不敢轻尝药饵，《论语•乡党》云：“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礼记•曲礼》云：“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说明用药知识的积累是极为可贵的。
《左传•文公十八年（公元前609）》云：“齐侯戒师期而有疾，医曰：‘不及秋将死。’”齐医能断定齐侯的死期，说明其诊断疾病的水平也是相当高的，这也是扁鹊望桓侯的医学基础。
《左传•成公十年（公元前581）》云：晋（景）“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秦国的医生缓来到晋国会诊，“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后果如其言而死。
“膏肓之疾，不可救药”成了千古传诵的名言。文中所述治疗方法有攻之、达之、药，可知其时治疗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非仅饮药一法。
公元前552年，楚医断定绝食卧冰而装作大病不起的人，其病情“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晋杜预注：“瘠，瘦也。”而“血气未动”的描述，有可能是诊脉之后的结论，极力装病变得面黄肌瘦的人，不可能在望诊的时候满面红光、喜形于色。虽然司马迁说：“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我们不可想象扁鹊的脉诊会“辟空从天上掉下来”，而应当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总结提高，从而使脉学水平提高，进而成为影响久远的学术思想。
如今中医和西医都可以摸脉，但是指导思想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西医的脉诊只和心律、血压、速率等血液循环有关系，中医却能凭借“独取寸口”，而像扁鹊那样通过脉诊，“尽见五脏症结”，不只是与心脏、循环有关系。
扁鹊医学思想在传承中不断积淀
扁鹊之前的医学理论，其发展水平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医和会诊晋侯时，所阐述的医学道理，就足以说明当时医学理论所达到的高度。
《左传》云：晋平公有病，“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医和的论述之中的“是谓”内容，最有可能是引自此前的医学书籍。前人积累了经验，并且上升到理论高度，才形成了“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的文字概括，也可以叫古代医生的“专家共识”。
《左传》中涉及的医学家，有名字或无名字者，皆为各诸侯国的官医，而不是像扁鹊那样周游列国的民间医生，他们成为医生所受的教育绝不草率、简单。
《周礼》有官医的分工协作规定，有对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具体要求。其中说：“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凡食齐眡春时，羮齐眡夏时，酱齐眡秋时，饮齐眡冬时。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稔（稻），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神农尝百草，而后有“药食同源”的认识。周王朝对于饮食的这些规定，即使今天来看也绝不落后，甚至有过分奢侈之感。其中反映出来人的饮食与天地四时相关，万物和谐相助而不为害的“食疗思想”，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周王对于内科大夫的要求也不低：“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做一名内科医生，必须熟悉四季的传染病，诊断的时候注意病人气色与季节的关系，治疗的时候依靠药物的五味、五气，即使没有治好也要“书其所以”，分析和记录死因。
外科医生也不简单，“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凡有疡者，受其药焉。”
这些医政设施虽为周王而设，但“凡君子之食恒放（仿）焉”，各诸侯国皆有官医，并且互相会诊，彼此有交流学习的机会。晋侯有疾，不到周王朝请医生，而是去秦国请医和诊治，可知医学发展水平并不平衡，最好的医生未必出于周王之朝。
扁鹊高徒著书，凝练理论精华
中医界有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很多特色，其中医术很高明的医生可能不认字，国医大师也可以学历不高。但是，写成名垂千秋的经典，流传后世的医学著作，绝对不是只会祖传秘方和跟师抓药就可以做到的。“一分文一分医”“秀才学医，笼中捉鸡”的谚语，大家耳熟能详。
经典传承，必须等待名师高徒，这也是必须的条件。尤其是扁鹊所处的春秋时代，如果扁鹊本身不具备深厚的医学素养，没有合适的弟子帮助，他要完成医学经典的创作，那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扁鹊救了虢太子，虢太子把扁鹊当作重生父母，离开生活安乐的宫廷，跋山涉水，来到扁鹊的封地，成为扁鹊的弟子，这为他们师徒问对、传承经典创立了条件。这就像老子西出函谷关，被关尹子招待，恳求写成《道德经》一样，《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的创作，一定经历了师徒之间漫长的“问对”过程。他们身后的《素问》《灵枢》《难经》都是“师徒问对”的结晶。
当然，“医学问对”不一定局限于师徒之间，也有可能是君臣问对、医患讨论，但都是“案例讲述”，这里有理论，有经验，也可能有鲜活的病例。
《左传》记载的晋平公与医和在公元前541年的“问对”，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甚至是可以流传千古的历史讨论。“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
医和不但说“非鬼非食，惑以丧志”的医学道理，而且还用宫中音乐、先王之乐来讲述养生治病的道理，甚至把周易蛊卦的道理、六淫的自然变化，都讲给晋侯听。
“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晋侯对于医和的医学道理心服口服，言听计从，所以他养生治病，又生活了十年才故去。当然，晋侯周围的大臣们未必信服医和的判断。赵简子的爷爷赵孟就不太相信。因此，“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左传》所载医和论述医理的大段文字，不可能是作者的“创作”，而应该取之于当时流传的医学著作。《国语•晋语》对晋平公有疾，请医和诊治之事也有载述，而文字有所不同。
各国皆有官医，虢太子所在的虢国，“中庶子喜方者”的医学素养也很高，作为“世子”“太子”的人，他的医学追求应该不在中庶子之下，因此虢太子成了扁鹊的弟子之后，很有可能帮助扁鹊写成《扁鹊内经》《扁鹊外经》而流传后世。
据说《子仪本草》的作者也是扁鹊的徒弟。那个时代，医学家追求的是“传道”，而不是“著作权”。即使把抄在竹简上的医学著作运到市场上去卖，也未必有“识货”的买家。
扁鹊医学智慧泽被后世
余嘉锡《古书通例》认为，周秦诸“古书不题撰人”，不仅四书五经如此，周秦诸子亦然。《史记•韩非传》云：“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也。’”秦始皇见到了韩非的著作，不知道作者是谁。汉武帝也是这样，他读了司马相如的文章，也不知道《子虚赋》的作者，因此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他身边的臣子杨得意告诉他：“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这让汉武帝很震惊，就召见了司马相如。元代马端临在《文史通义•言公》中说：“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
因为先贤有大爱，所以为师者“著述成书之外，别有微言绪论口授其徒，而学者神明其间，推衍变化，著于文辞。”于是师徒之所著，汇集在一起，“不复辨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观之者，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而不复辨其孰为师说，孰为徒说也。”
扁鹊述长桑君之学，虢太子等人帮助其完成著作，皆有可能奉献了创见与补正，但是其所著医书不自署姓名，这也可以推而知之。 ．
那么，司马迁云“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其根据从何而来呢？这是因为扁鹊医学也是一种专门之学，师徒授受皆有渊源，即使是口传心授，也往往能知来自扁鹊。
《灵枢•口问篇》云：“黄帝闲居，辟左右而问于岐伯曰：余已闻《九针》之经，论阴阳逆顺，六经已毕，愿得口问。岐伯避席再拜曰：善乎哉问也！此先师之所口传也。黄帝曰：愿闻口传。”这段论述与扁鹊师徒问对、公乘阳庆与仓公之传承，场景一样，如出一辙，并无二致。
《灵枢•师传》云：“黄帝曰：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可得闻乎？”托名的“黄帝”，欲得“先师”的心藏，“闻而藏之”。此“藏”则有可能是著之竹帛，藏之金匮，把口传变为书籍。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先师之学“客观化”必不可少的措施。
周王对于内科大夫的要求也不低：“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做一名内科医生，必须熟悉四季的传染病，诊断的时候注意病人气色与季节的关系，治疗的时候依靠药物的五味、五气，即使没有治好也要“书其所以”，分析和记录死因。
外科医生也不简单，“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凡有疡者，受其药焉。”
这些医政设施虽为周王而设，但“凡君子之食恒放（仿）焉”，各诸侯国皆有官医，并且互相会诊，彼此有交流学习的机会。晋侯有疾，不到周王朝请医生，而是去秦国请医和诊治，可知医学发展水平并不平衡，最好的医生未必出于周王之朝。
扁鹊高徒著书，凝练理论精华
中医界有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很多特色，其中医术很高明的医生可能不认字，国医大师也可以学历不高。但是，写成名垂千秋的经典，流传后世的医学著作，绝对不是只会祖传秘方和跟师抓药就可以做到的。“一分文一分医”“秀才学医，笼中捉鸡”的谚语，大家耳熟能详。
经典传承，必须等待名师高徒，这也是必须的条件。尤其是扁鹊所处的春秋时代，如果扁鹊本身不具备深厚的医学素养，没有合适的弟子帮助，他要完成医学经典的创作，那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扁鹊救了虢太子，虢太子把扁鹊当作重生父母，离开生活安乐的宫廷，跋山涉水，来到扁鹊的封地，成为扁鹊的弟子，这为他们师徒问对、传承经典创立了条件。这就像老子西出函谷关，被关尹子招待，恳求写成《道德经》一样，《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的创作，一定经历了师徒之间漫长的“问对”过程。他们身后的《素问》《灵枢》《难经》都是“师徒问对”的结晶。
当然，“医学问对”不一定局限于师徒之间，也有可能是君臣问对、医患讨论，但都是“案例讲述”，这里有理论，有经验，也可能有鲜活的病例。
《左传》记载的晋平公与医和在公元前541年的“问对”，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甚至是可以流传千古的历史讨论。“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
医和不但说“非鬼非食，惑以丧志”的医学道理，而且还用宫中音乐、先王之乐来讲述养生治病的道理，甚至把周易蛊卦的道理、六淫的自然变化，都讲给晋侯听。
“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晋侯对于医和的医学道理心服口服，言听计从，所以他养生治病，又生活了十年才故去。当然，晋侯周围的大臣们未必信服医和的判断。赵简子的爷爷赵孟就不太相信。因此，“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左传》所载医和论述医理的大段文字，不可能是作者的“创作”，而应该取之于当时流传的医学著作。《国语•晋语》对晋平公有疾，请医和诊治之事也有载述，而文字有所不同。
各国皆有官医，虢太子所在的虢国，“中庶子喜方者”的医学素养也很高，作为“世子”“太子”的人，他的医学追求应该不在中庶子之下，因此虢太子成了扁鹊的弟子之后，很有可能帮助扁鹊写成《扁鹊内经》《扁鹊外经》而流传后世。
据说《子仪本草》的作者也是扁鹊的徒弟。那个时代，医学家追求的是“传道”，而不是“著作权”。即使把抄在竹简上的医学著作运到市场上去卖，也未必有“识货”的买家。
扁鹊医学智慧泽被后世
余嘉锡《古书通例》认为，周秦诸“古书不题撰人”，不仅四书五经如此，周秦诸子亦然。《史记•韩非传》云：“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也。’”秦始皇见到了韩非的著作，不知道作者是谁。汉武帝也是这样，他读了司马相如的文章，也不知道《子虚赋》的作者，因此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他身边的臣子杨得意告诉他：“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这让汉武帝很震惊，就召见了司马相如。元代马端临在《文史通义•言公》中说：“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
因为先贤有大爱，所以为师者“著述成书之外，别有微言绪论口授其徒，而学者神明其间，推衍变化，著于文辞。”于是师徒之所著，汇集在一起，“不复辨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观之者，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而不复辨其孰为师说，孰为徒说也。”
扁鹊述长桑君之学，虢太子等人帮助其完成著作，皆有可能奉献了创见与补正，但是其所著医书不自署姓名，这也可以推而知之。 ．
那么，司马迁云“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其根据从何而来呢？这是因为扁鹊医学也是一种专门之学，师徒授受皆有渊源，即使是口传心授，也往往能知来自扁鹊。
《灵枢•口问篇》云：“黄帝闲居，辟左右而问于岐伯曰：余已闻《九针》之经，论阴阳逆顺，六经已毕，愿得口问。岐伯避席再拜曰：善乎哉问也！此先师之所口传也。黄帝曰：愿闻口传。”这段论述与扁鹊师徒问对、公乘阳庆与仓公之传承，场景一样，如出一辙，并无二致。
《灵枢•师传》云：“黄帝曰：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可得闻乎？”托名的“黄帝”，欲得“先师”的心藏，“闻而藏之”。此“藏”则有可能是著之竹帛，藏之金匮，把口传变为书籍。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先师之学“客观化”必不可少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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