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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瘅”——现代医学之糖尿玻

(2022-04-03 10:58:31)
《黄帝内经》记载的脾的重要病症为“脾瘅”,《素问•奇病论》有记载,言“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
从病名看,其“瘅”字,按照《说文解字》:“瘅,痨病也。从疒,单声。”《尔雅》:“瘅,劳也”,因此,脾瘅,亦即脾劳,为脾的劳伤病。从病因看,系数食甘美多肥引发;症状表现为口干、消渴。所有的描述,皆与现代之糖尿病符合。是属于胰腺的内分泌功能衰退引起的病变。
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糖尿病的临床特征。《灵枢•本神》对五脏虚实病症有一段经典记载,关于脾,言:“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实则腹胀、泾溲不利。”即脾气虚则出现四肢不用、五脏皆病的临床现象。如果单从脾为消化器官、主气血的化生、精微的疏布来解释,显然牵强,因为临床消化功能差的患者,与四肢无力甚至不用的征象不存在紧密关系。相比而言,其他脏气功能衰退,如心气衰、肺气衰、肾气衰等,出现四肢乏力、不能运动、甚或不用的情况更多见。
但如果从脾为胰腺、脾病主要为糖尿病来解释,则群疑冰释。糖尿病即消渴病,传统的典型临床症状为“三多一少”,即食多、饮多、尿多,但身体、四肢肌肉消瘦,临床早期可见四肢乏力,晚期可见四肢失用(糖尿病坏疽),并继发其他脏腑的病症,如冠心病、脑血管病、糖尿病肾病等,是一脏之病可以累及四肢、五脏最典型的病症。
《黄帝内经》多篇文章,以“脾主肉”阐释了脾与五体的关系,应是基于“脾病则四肢不用”的这一典型病症推演而来。
(脾)实则腹胀、泾溲不利——胰腺炎的临床特征。《灵枢•本神》对脾的实证描述为“实则腹胀,泾溲不利。”对本句经文中“泾溲”的解释,后世医家的分歧主要在“泾”字上,存在经水、小便、大便的不同解释,但对“溲”解释为“小便不利”统一的,即症状中存在小便不利。如马莳注:“实则腹胀,泾溲不利,以脾之脉行于腹,而土邪有余,故小便不利。”张志聪注:“泾溲不利者,不专输其水也。”对脾气实对应的临床病症,后世多从脾胃实热笼统论述,但责之临床,大便的不通、秘结常见,小便不利的症状鲜有,其“溲不利”的症状无从解释。同样,脾气实的临床表现,如果将脾从胰腺定位,则其实证为临床常见的急慢性胰腺炎,胰腺炎的临床表现为:腹痛、恶心、呕吐、全腹胀气、炎性腹水、二便不利,与脾实证的描述甚为吻合。
基于以上,可以得出基本结论,脾的解剖学基础是胰腺,诸多关于脾藏象的认识,如果以胰腺来解释,则简单、清晰、明了。
基于解剖认知的胃功能与地位的描述
如果对脾与胃进行文献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黄帝内经》诸多篇章中,对胃的重要性描述是远远大于脾的,如《灵枢•五味》言“胃者,五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藏六腑,皆禀气于胃。”《灵枢•玉版》言“人之所受气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决气》言:“六气者,各有部主也,其贵贱善恶,可为常主,然五谷与胃为大海也。”这一定位亦延续至《素问》多篇,如《素问•玉机真脏论》言:“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素问•平人气象论》曰:“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素问•玉机真脏论》对于五脏虚症,提出“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等等。而相反,对脾的这种重要性表达并不甚多,仅在《素问•太阴阳明论》提到“脾不主时,……各十八日寄治,故不独主于时。”在《素问•玉机真脏论》提到“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
那么,为何胃被赋予如此多的重要称谓而不是脾,这一点其实是很容易从二者的解剖学特点来解释,即通过解剖发现,胃为容纳饮食水谷的重要空腔脏器,故《灵枢•五味》言“胃者,太仓也。”《说文解字》言“仓,谷藏也。”故胃是人体营养的主要来源,其大小、容量、功能是否正常,对气血的化生、周身组织的营养至关重要。因此,被《黄帝内经》反复强调的是胃而不是脾。
《素问》以模型推演为主对脾藏象系统的建构
与《灵枢》重实证、重解剖的藏象理论建构方法不同,在《素问》全书,几乎难以找到任何以解剖学为主要内容的篇章,其对人体藏象理论的描述,在《灵枢》的实证基础上,转向借助于古代哲学思想,如阴阳思想、五行思想、天人合一、河图洛书、社会人事体制关系、自然现象等进行模式推演而形成的藏象系统。
《素问》之《上古天者》《四气调神》《生气通天论》《金匮真言论》《阴阳应象大论》《六节藏象论》《八正神明论》等篇,是以精气、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建构医学体系的重要篇章;而《素问》七篇大论,更是将视野置于更广阔的宇宙和时间周期中,形成了融人体生命与天之日月星辰、地之飞虫走兽为一体之博大的宇宙系统,是“天人合一”思想应用的极致。《灵兰秘典论》则是将人体脏腑置于社会、人事、官制体系,赋予脏腑不同的角色和功能,并确定彼此之间的主次关系;《五脏别论》则将脏腑纳入阴阳属性中去标定各自的功能,五脏为实体、藏精、属阴,六腑为中空、主传导、属阳;《刺禁论》则是将五脏纳入河图,即西汉时期的十数图,表达其相对的位置与功能等。
在这些篇章中,五脏的功能是作为关系中的角色去进行任务的分配与标定,其功能与其独立的解剖位置或结构关系不甚密切。全书更以五行作为五脏功能模式推演的基本依据,即《素问•五脏生成》所谓“五藏之象,可以类推。”对此,王冰注曰:“象,谓气象也。言五脏虽隐而不见,然其气象性用,犹可以物类推之,何者?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静,肺象金而刚决,肾象水而润下。如是皆大举宗兆,其中随事变化,象法傍通者,可以同类而推之尔。”
我们可以看到,《黄帝内经》的“天人合一”体系是以五行系统进行划分的,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因此,五脏的功能便按照五行属性进行了推演和定位,其中,受这种认知方式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肝与脾。
五行模式对脾功能的定位——脾属土,主于四时
为何将脾归于五行之土? 按照中国农耕文明的属性,土能够长养万物,是生命得以生存的根本,因此五行以土为贵。基于胃容受水谷对周身营养提供的重要性,以及脾与胃以膜相连的解剖基础形成的脏腑相合关系,在五行与五脏结合时,将脾归之于土,同时,由于脾归属于土,其功能被赋予了土的地位与作用。因此,《黄帝内经》虽然在数个篇章皆强调心为君主之官,对生命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其具体应用,包括对人体营卫气血化生的作用、对五脏气机的转枢、诊断疾病方法以及预后疾病等,无疑皆重视归属于土的脾胃的作用。
《黄帝内经》唯一专论脏腑的文章是《素问•太阴阳明论》,在《素问》为数不多的论及脾作为长养人体脏腑组织的经文,是将之与五行属土、与胃相合的特性联系。《素问•太阴阳明论》言:“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素问•玉机真脏论》亦是如此,言:“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五行五脏配属,脾属土,是《素问》提出脾“不得独主于时”功能的原因所在。如果基于临床实际,这一理论的合理性就存在歧义,其他四脏,心、肝、肺、肾,亦皆时刻需发挥功能,而不仅仅是脾。
河图模式对脾的定位——居中焦,主五脏气机转枢
将脾胃定位于中州、主脏腑气机之升降,则是河图模式思维推演的结果。《素问•刺禁论》曰“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本段将脾胃作为斡旋气机的枢纽提出,亦成为后世医家将脾胃视为人体气机运转枢轴的理论根源。而这一脏腑气机分布,显然是河图模式思维的结果。河图的图示,即是三八木在左,四九金在右,五十之土位居中央。在《黄帝内经》五脏与数字的匹配上,五数为脾土之数,在《素问•金匮真言论》等皆有记载。
精气学说主导下的脾胃功能移易
基于人体脏器的解剖学认识,胃内容纳水谷,继而化生人体各部组织所需精微之气,因此,胃是人体营卫气血、五脏六腑、肌肉四肢营养的核心,《黄帝内经》诸多篇章皆是以胃为主体论述其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点在《灵枢》的体现最充分。但之后,伴随着古代道家学派精气学说思想的纳入,在解剖学上作为实体脏器的五脏被赋予藏精气的功能,因而医学体系中呈现出重脏轻腑的学术特征,五脏核心地位凸显。因此,胃的化生气血的核心功能,需要有五脏之一承担,则基于脾属土以及脾与胃的表里相合关系,自然将胃的功能转移到脾脏上。因此,《素问•灵兰秘典论》在表达十二脏腑功能时,与其他十个脏腑不同,系将脾胃合称,言“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后世医家亦将脾胃定位为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如李中梓《医宗必读》“脾何以为后天之本?盖婴儿既生,一日不再食则饥,七日不食,则肠胃涸绝而死。”
解析《灵枢》《素问》认知方法有助于将理论回归实践
从以上解析,后世脾的功能属性,在《灵枢》中主要是解剖学之胰腺、胃功能的综合,在《素问》中,则是五行重土模式、阴阳思想、精气学说、河图模式等渗透、推演的结果。后世容纳这几方面的内容,笼统将之称为脾胃功能。如果不作还原解析,则无法对其有客观、落地的认识。
对脾藏象进行系统解析,其意义在于,一是对脾的所有经文描述,皆可以作出合乎客观临床实践的解释,如脾作为后天之本与《黄帝内经》大量重胃气理论的统一;对脾恶湿、脾之官为唇的合理解释;对脾的系列病症特征的合理解读等等;二是可以对现代临床病症治疗进行有针对性的处方用药,如糖尿病,属于脾瘅,从补益脾气治疗是重要的方法,张锡纯之玉液汤即是效方。
一直以来,受仲景《伤寒杂病论序》“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之语序定位的影响,以及历代医家注释《黄帝内经》重《素问》轻《灵枢》的引导,我们在解读《黄帝内经》理论体系时,亦基本祥于《素问》而略于《灵枢》,导致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方法的解构亦是侧重象思维、模式推演等传统哲学思维方法,而对《黄帝内经》自身的解剖学、临床实践的作用近乎忽略。
这一认知倾向,导致对大量《黄帝内经》理论解读的错位、与临床实践的脱节,乃至出现中医理论玄虚化倾向,失去其临床指导价值。解析两书不同的认知方法,确定二者的本末关系,有助于我们将理论回归实践,更好地指导实践。
(本文转载自《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年12月刊)

               北京中医药大学 硕士 李铮 作客《养生堂》

   请大家看下面的一组数据
           [转载]千古名方(10)玉液汤

   这个数据是最新获得的数字。9240万是中国目前已经确诊的糖尿病人数。1.482亿是糖尿病前期,已经接近糖尿病了的人。
第三大杀手是糖尿病现在已经继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三大杀手。5000多亿美元是中国消耗的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因为糖尿病消耗掉的财力。所以现在联合国把每年的11月14日订为联合国糖尿病日,今年提出的口号是:控制糖尿病,刻不容缓
   现在降糖药物很多,中成药消渴丸是比较有名的了,但是它只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方面。
   糖尿病的基本病机是什么?中医如何调制?
   古代名医叶天士有个方子叫玉泉散,治疗消渴病。
              [转载]千古名方(10)玉液汤

    葛根 青花粉 清热生津敛阴。麦冬 养肺阴。生地 滋肾阴。糯米 养脾胃。五味子固摄津液。甘草调和诸药。这个药体现了金水相生的理念。
   该药的适应症:口渴,包括糖尿病的三多一少。
              [转载]千古名方(10)玉液汤

   肺属金,肾属水。肺主通调水道,它能够通过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能够调整水液代谢的问题,把人体的水液津液代谢能够让它下降。肾主水,帮助肾来调节水液代谢。
   肺主一身之气,还朝百脉为府傅之官 主治节,它帮助心 君主之官来主治节。治节就是辅佐心来调节五脏六腑的气血关系。
   肾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肾阴精滋养肺,这就是金水相生,肺肾相生,就像母亲(肺)和儿子(肾)的关系。
   到了近代,非常有名的医生张锡纯,总结了一个方子叫玉液汤。
                   [转载]千古名方(10)玉液汤

   玉液汤与玉泉散比较,完全一样的药是:葛根 五味子 天花粉。天花粉和葛根是清热生津,五味子敛肺肾之阴。
                   [转载]千古名方(10)玉液汤

   加减玉液汤是张锡纯在他的玉液汤的基础上加了几味药。 山药 黄芪 山萸肉,一个补脾固肾益气生津,黄芪是益气的,山萸肉是补肾的,山药补脾肾的。人参和黄芪一样补气补脾,生津养液,我们用的时候可以换成党参,人参有点贵。但是如果一个人气亏的非常厉害,或者他经济条件允许,可以用人参。知母主要清虚热。天花粉就是生津养液的一个药。天花粉不是花粉,是瓜蒌根,是不能和乌头川乌 草乌附子同时用的。葛根清热生津止渴。鸡内金助脾健运,很像补中益气汤里用了很多黄芪党参补益脾气的药,又加一点陈皮调理一样。五味子固肾生津。黄芪山药 葛根偏于补肺。偏重于补肾的是山萸肉。
 天花粉不但能生津,还有续绝伤的作用。就是能够活血化瘀,能够生肌肉。天花粉鲜品捣碎沉淀到水里后,那个东西叫玉露霜,是清热养阴的比天花粉好。
    推荐一个阴虚燥热为主的食疗方。
                      [转载]千古名方(10)玉液汤

   这个方子体现养阴的作用。肺肾同补。麦冬 山萸肉养肺阴肾阴。山药养脾阴。有关津液的,肺脾肾都养。黄芪益气,固摄津液。鸡血藤对末梢神经病变手脚麻木有好处。剂量可以根据自己用大米的数量加减。
     对于一些阳气不足的,推荐一个食疗方。
                        [转载]千古名方(10)玉液汤

每味药大约10克左右,可以加点枸杞子。可以加点白萝卜。

薪火赓续治消渴
摘自2024-8-5中国中医药报
王续琨 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消渴”作为病名,源自《黄帝内经》,另有脾瘅、消瘅、肺消、膈消、风消、消中等称谓。消渴病是一种以口渴引饮、善饭多食、尿频量多或见形体消瘦为主要临床症象的常见疾病。两千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医家为了解除消渴病患者的痛苦,不懈探索、薪火相传,创制了许多适用于不同消渴病证型的传世名方,积累了丰富的诊断治疗经验。
非医家的消渴病叙事
西汉时期成书的《淮南子》,其“说山训”篇中有云:“嫁女于病消者,夫死后难复处也。”这里的“病消”即指消渴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女性嫁给消渴患者,一旦丈夫病亡就会被人怀疑她克夫,以后就很难再嫁为人妇了。《淮南子》不是医书,“病消”一语没有成为后世通行的医家词汇。
西汉辞赋大家、汉武帝时任文园令的司马相如(字长卿),是第一位在史书中留下记载的消渴病患者。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写道:“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与卓氏婚,饶于财。”班固在《汉书•司马相如传》里沿袭了司马迁的上述记载。晋代葛洪在《西京杂记》中写道:“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也就是说,司马相如因消渴病而与世长辞。
基于司马相如在文坛上的地位,魏晋南北朝以后,文人们常以长卿病、长卿疾、长卿渴、司马病、司马渴、相如病、相如渴、文园病、文园渴等作为消渴病的代称。“长卿病犹在,修龄疾未祛。”(南北朝陆倕《以诗代书别后寄赠诗》)“元凯癖成官始贵,相如渴甚貌逾衰。”(唐代卢纶《酬崔侍御早秋卧病书情》)“相如病渴应须此,莫与文君蹙远山。”(北宋黄庭坚《以梅馈晁深道戏赠二首•其一》)“每怜司马病,深忝叔牙知。”(元末明初丁鹤年《静乐》)
消渴病是一种病因复杂的慢性消耗性疾病,古代士人阶层中患此病者较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华诗词网”收录的清代以前诗词,有1200多首涉及消渴病。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峰巅时期,唐诗中有不少描述疾病的篇什。有研究者对《全唐诗》做专门统计,其中写疾病的诗作,眼病排在第一位,共37人91篇;消渴病排在第二位,共18人35篇。其中,诗圣杜甫是留下消渴病作品最多的古代诗人。
杜甫中年以后颠沛流离、贫病交加,饱受消渴病以及“病肺”“病脚”等并发症的折磨。他先后写下10多首同消渴病有关的诗作。“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示獠奴阿段》)“闭目逾十旬,大江不止渴。”(《七月三日戏呈元二十一曹长》)“我虽消渴甚,敢望帝力勤。”(《别蔡十四著作》)“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同元使君舂陵行》)“飘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秋日夔府咏怀》)“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无。”(《过南岳入洞庭湖》)杜甫叙写自身病况的诗歌作品,成为古代疾病社会史的一道特有风景,为研究消渴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代代出新的消渴名方
消渴病的辨治,理论基础奠基于《黄帝内经》,组方施治肇始于《金匮要略》《伤寒论》,辨治体系初成于唐宋金元时期,成熟于明清时期。面对难治的消渴病,历代医家在锲而不舍探索病因病机、病性病位、治则治法、预后转归的基础上,在医疗实践中精心遣方用药,不断创制新的方剂。有些方剂,成为经久流传的名方。
《黄帝内经》作为“医家之宗”,有十多个篇目论及消渴病。其中,《素问•奇病论》不仅首创“消渴”病名,而且针对饮食甘美多肥的病因,提出具体的治疗方法:“治之以兰,除陈气也。”兰即兰草、佩兰,味辛性寒,主开结利窍、解热止渴,具有芳香化浊、消胀除满、醒脾化湿的功效,可除脾经陈久蕴蓄之热。后世内经研究者将使用兰草治消渴之法,称之为兰草汤或佩兰汤,列为“内经十三方”之一。这个已有2000年历史的古方,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设“消渴小便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篇专论消渴,对症列出白虎加人参汤、文蛤散、肾气丸等方剂。白虎加人参汤先后出现在《伤寒论》的5个条文中,主要用于治疗邪入阳明而造成的气津两伤之证。该方由石膏、知母、甘草、粳米、人参等组成,能够共奏清热益气生津之功,因而《金匮要略》亦将其列为治消渴的一个主方。应用白虎加人参汤治疗消渴病,在汉代以后医书中多有记载。
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系统整理了唐代之前治疗消渴病的经验和自身的医疗实践,列有茯神丸方、黄连丸、猪肚丸等70多首方剂。在这些方剂中出现频次高的药材依次是栝楼根(天花粉)、甘草、麦冬、黄连、茯苓。茯神丸方源自南朝姚僧垣《集验方》的宣补丸方,治下焦消渴疗效显著,宋代以后的方书中多有引录。孙思邈首次提出消渴病的饮食节制疗法,告诫人们慎“咸食及面”。今人称誉他为低碳饮食之祖。
金元时期医家四大流派在消渴病辨治领域各展其能,形成以清热泻火、养阴生津、补气升阳为基础的一套治疗法则,各家均有独具特色的消渴方剂。朱震亨《丹溪心法》所载的消渴方,主要成分为天花粉末、黄连末、藕汁、生地黄汁、牛乳。此方应用较为广泛,被清代汪昂编入《汤头歌诀》:“消渴方中花粉连,藕汁地汁牛乳研,或加姜蜜为膏服,泻火生津益血痊。”
明清时期,医家治疗消渴病的思路更为丰富多样,有从脾论治、从肾论治者,又有从痰论治、从瘀论治、从热毒论治者。应用较多的方剂,有玉泉散、还津丸、玉女煎、玉液汤等。玉泉散出自清代名医叶天士的《种福堂公选良方》。关于这首方剂的来历,还有一个传说:某地玉泉寺一位医术高明的高僧,听说上门求教的叶天士诚心行医、口碑极好,遂将治疗消渴病的医方传给了他。叶天士求得秘方后,查阅典籍,融合多年的行医经验,对此方进行化裁改进。他为了铭谢玉泉寺高僧的传授之恩,结合该方“如玉泉注身,以治消渴之症”的特性,将此方命名为玉泉散,后载入书中公之于世。
治渴中成药的现代研发
尽管中医消渴病与西医糖尿病的所指范围并不完全重合,但由于占糖尿病患者总数九成以上的2型糖尿病与传统消渴病的症象相同,因此现代疾病诊疗学通常将消渴病、糖尿病放在一起予以论治。中成药具有便于服用、携带、贮藏保管的特点,因而深受民众欢迎。为满足消渴病(糖尿病)治疗的需要,经过长期临床检验、疗效确切的知名消渴方剂,通常加工成不同剂型的中成药。
消渴症是一种病因复杂、起病隐匿、病程较长、迁延难愈的疾病,既有阴虚燥热、上热下寒、气阴两虚、阴阳两虚、阴虚血瘀等证型之分,又有兼瘀证、兼湿证、兼痰证、兼浊证之别。消渴病不同证型以及兼证的治疗,需要多种多样的中成药。最近几十年来,中医药界在广泛挖掘治渴古方的同时,汲取和借鉴西医的糖尿病研究成果,研究开发用于治疗消渴病的中成药及中西药复合制剂。
以《临床中成药速查手册》(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为例,第一章内科疾病“消渴”项之下列有21种治疗消渴病(糖尿病)的中成药,如十味玉泉胶囊、七味消渴胶囊、玉泉丸、玉盘消渴片、甘露消渴胶囊、芪蛭降糖胶囊等。其中有些来自于传统名方,例如玉泉丸、十味玉泉胶囊源于叶天士玉泉散;有些是基于医学研究成果研制出来的中西药复合制剂,如消渴丸、消糖灵胶囊,均以中药材为基础加入西医降糖药格列本脲。
消渴丸的研制开发,有一个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有关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时任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身患消渴病,他遵照医嘱限食,口含参片以解口渴,但收效不大。他自己查资料,巧遇叶天士的玉泉散,照方服药一段时间后,病情明显好转。1959年7月,谢觉哉在北戴河疗养期间写下七言绝句《喜渴病愈》:“文园病渴几经年,久旱求泉竟及泉。辟谷尝参都试过,一丸遇到不妨千。”20年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十老诗选》,此诗被收录其中。正在酝酿开发治渴中成药的技术人员在《十老诗选》中读到谢觉哉为这首诗所写的自注,其中提及玉泉散及其成分、剂量。技术人员一下子找到了新药开发思路,决定以玉泉散入手,走中西医结合之路,开发中西药复合制剂。1981年,以“消渴丸”命名的消渴降糖新药正式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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