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3-1975年以赵青云为代表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界对禹县钧台钧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为先导,2001年秦大树等对禹州市神垕西南白峪河刘庄窑、下白峪窑等唐、宋、金、元古窑址群的考古发掘,2004年郭培育等对原禹州市制药厂古窑遗址的考古发掘,2011年秦大树、赵文军等对禹州市鸠山镇闽庄钧窑遗址的考古发掘,2013年孙新民、赵文军等对禹州神垕镇建设路金元钧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形成钧窑硏究的“考古学派”。这些考古硏究成昊,一方面试图解决钧瓷创烧地、创烧年代问题和“官钧”烧造地、烧造性质、烧制年代等钧瓷史核心问题;另一方面,因为考古发掘的科学性、客观性问题,也为钧窑史研究进一步带来了新的极富争议的学术悬疑问题。

赵青云关于钧台窑钧官窑的发掘结论认为,钧瓷创烧于北宋早期,钧台窑是北宋“官钧”烧造地,试图建构起钧窑早期历史框架。但是由于窑址的破坏和考古发掘上科学局限性或不足,反而对“官钧”的烧造年代问题留下更多争议难题,至今未决。加以2004年禹州市原制药厂钧窑遗址发掘,发掘者初步认定该钧窑属于元代晩期烧造,似乎又为“官钧”“明代说”提供一些类型学的线索,进一步加剧了官钧“明代说”与“北宋说”的对峙,聚讼无休。秦大树等关于神垕西南白峪河下白峪窑、刘庄窑考古发掘认定钧瓷创烧于北宋晚期,但是以李民举为代表的官钧“明代说”学者依然认为钧瓷创烧于金代,是仿汝官窑的结果。2011年秦大树等对禹州市鸠山镇闽庄窑址的考古似乎也寄望由此坐实“官钧”“明代说”的考古学基础,但依然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钧窑史学问题悬而未决。

不可否认的是,其实在中国学术界,考古学者原本就是历史学人的组成部分,其在研究材料、方法与手段上与文献史学家有所不同,但研究目的则是一致的。考古学材料的物质性和破碎性,决定了这个学科在钧窑史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狭隘的“科学观”和既有常识,或许会阻碍钧窑史研究的创新思维发育。由于历史记载的缺席,很多钧窑史硏究者寄望通过古窑址的地下考古发掘来建构真实的钧窑史真貌,以至于相当一部分考古学者过度仰仗于钩窑的考古发掘及素材梳理,过分相信考古学的“类型学说”和“地层学说”能够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钧窑史的诸多悬疑冋题。实际上,我们逐渐会发现,钧窑考古学者的考古素材整理、史学过程分析以及研究结论,常常因为难以升华到“大历史”或“大文明”的层面,不仅未能根本解决钧窑的史学悬疑,反而引起新的钧窑史学问题。以至于每次的钧窑古遗址考古发掘都会引发不少文史学者、民间古陶瓷学者加入钧窑历史悬疑的论战,使钧窑研究成为中国古陶瓷研究最具吸引力的窑口。

当然,随着钧窑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发现,考古学者在运用考古资料的同时,也大量地结合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学者也大量地援引考古新发现,论证自己的历史结论,钧窑历史研究呈现出一种结合考古资料、历史文献的综合性趋向,但由此引发更多的钧窑史实争议和反思,反过来也促动或动摇了“考古学派”和“历史文献学派”的钧窑史研究结论。深圳文博学者任志录、郭学雷、刘涛等结合2006年初起收集到的一批钩台窑遗址流散的“官钧”瓷器标本(数量大致有几千件,其中可修复的约有160件)中发现的一些特殊时代特征的罕见器类与器型,以此为“物证”(如独有的新修复的“方流鸡心扁壶”),结合历史文献真伪辨析以及历代陶瓷器型、釉色对比,批验了“官钧”“北宋说”的立论基础,试图建构起其“官钧”“明代说”的历史和学理可能性;上海博物院的陈克伦、陆明华则通过对2004年钧台窑出土钧瓷标本的热释光测试,在综合考古资料、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形成与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类似的学术见解,这也影响到北京大学考古学者秦大树、故宫博物院学者王光尧乃至河南考古学者孙新民对“官钧”“明代说的倾向性。当然也有像耿宝昌、王莉英、冯小琦、王健华、吕成龙等为代表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学者,依据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坚守“官钧”“北宋说”的史学立场。台北故宫博物院学者余佩瑾、高校学者谢明良及其硕士生罗慧琪,乃至日美学者等则在这些研究基础上逐渐跟随“官钧”“明代说”的观点。学院派学者与公办或民间的文博学者的诸种繁杂的立论依据、结论体系纠结在一起,钧窑古代史研究呈现出考古资料、历史文献及科学测试分析的综合性趋向。

不过这种综合性取向由于“情感”因素的介入,致使钧窑史的表述呈现出迴异的结果。换言之,在关于钧窑历史的研究上,除了学术规范问题外,其中恐怕主要还是情感因素。为什么“我们的”钧瓷不能是受汝窑影响而衍生却可以受中原或北方唐代花瓷的影响而产生?为什么中国古代文明钧瓷一定要土生土长、“自力更生”于禹州或神星才能让钧瓷原产地文博学者、原产地官员或长期浸淫钧窑研究并持有旧论者感到满足?为什么“官钧”烧造年代一定是北宋晚期宋徽宗朝而不能是金代、元代甚或明代旱期,否则就会使“我们的某些乡党”感到不适甚至自尊心大大受挫?说到底恐怕还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兀然进入钧窑史学研究的“新来者”或者极力表达自己学术上的“特立独行”而期待引起古陶瓷界的垂注;或则有学者渴望期待自己快速在古陶瓷学术界的影响而强自编织“别具一格”的学术见解,迎合某种文化权力或“地方利益”的考量,实际上其主旨已经失去了追求钧窑历史真相的科学精神,走向了史学研究的反面。于是,在关于钧窑研究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少浓郁感情色彩、学术或文化权力以及“地方”利益的纠葛,摇摆于建构认同和追求真实之间。尤其在“人人都是学问家”的古玩、工艺品领域,这确是一个急需严肃思考的现实和学术问题。

                                                                         2022年4月27日